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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崇拜渊源上古，故《礼记》言“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既然是神，当各种灾难不祥发生的时候，民心无所依止，便向山岳祈祷，乞求福荫，《左传》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就是这个意思。儒家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祭祀制度，《说苑》云：“天子祭天地、五岳、四渎，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门户，庶人祭其先祖。”五岳四镇，是山岳之大者，祭祀权柄由天子、诸侯掌握，外人不得染指。树立于延熹八年（165）的《西岳华山庙碑》，正可以作为研究东汉山岳祭祀的标本。
《尚书·尧典》说舜巡狩四岳之地，“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与《尔雅》一样，《史记·封禅书》也将华山坐实为西岳。舜作为部落首领，一年之内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想想也不可能，所以《论衡》说：“言其巡狩，虚也。”究竟是巡狩事件为虚，还是诸岳的地理位置为虚，颇有不同的说法。《汉书·郊祀志》云：“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灊山于灊，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上曲阳。”这是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的事，顾颉刚认为，直到此时，“酝酿已久之五岳说，得帝王之实定而归于凝固”，华山的西岳地位始正式确立。
《西岳华山庙碑》碑额
《西岳华山庙碑》（局部）
按照顾颉刚的意见，因为“华山固在关西，而自汉都长安言之，则终属东方”，所以他在《史林杂识·四岳与五岳》中不相信汉武帝以华山为西岳。撇开争论不提，汉武帝对华山的祭祀活动同样高度重视。《西岳华山庙碑》说：“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据《汉书·地理志》云：“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桓谭有《仙赋》咏集灵宫，序云：“集灵宫在华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怀集仙者王乔、赤松子，故名。殿名存仙。端门南向山，署曰望仙门。”这些都可以与碑文互参。
碑文又说：“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节祀焉，岁一祷而三祠。”“仲宗”即中宗，这是西汉宣帝的庙号，正与前引《汉书·郊祀志》说神爵元年“五岳、四渎（祭祀）皆有常礼”相合。所谓“一祷而三祠”，据《周礼》“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贾公彦疏：“祭祀谓春秋正祭，祷祠谓国有故祈请。求福曰祷，得福报赛曰祠。”其后经过东西汉之际的动荡，祠祀制度有所改变，虽然皇帝偶然“有事西巡，辄过亨祭”，但更多的时候都派二千石官员代祭，故碑云“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对照《后汉书》的记载，永平十八年（75）“二千石分祷五岳四渎”，阳嘉元年（132）“敕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可知遣二千石致祭名山，乃是当时的通例。
《西岳华山庙碑》（局部）
《西岳华山庙碑》涉及的两位主角都是秩二千石的弘农太守，延熹四年时任弘农太守的袁逢有感于华山庙中“所立碑石，刻纪时事，文字摩灭，莫能存识”，于是“修废起顿，易碑饰阙”，待工程告竣，袁逢已升为京兆尹，由继任的太守孙璆立碑。历史研究者看重主角，金石家更注意碑中的配角。碑末为参与人员名单，配角在最后：“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颖川邯郸公修、苏张，工郭君迁。”“郭香察书”四字如何断句，历来聚讼，启功《坚净居艺谈》有一篇小文专门讨论，断定书写者为郭香察，于是成为定谳。但从句法来看，此句的主语是京兆尹袁逢，他敕令杜迁市石，派遣郭香察书。市石与察书都是动宾结构，前者是购买石料，后者是审查书法。因为是京兆尹的命令，所以市石、察书者都被慎重记录下来。至于撰文、书丹者，汉碑罕有记录的习惯，此碑也不例外。反倒是刻碑工匠，秉承器物镌刻制作者的传统，留下了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