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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岳父，虽然他给了我这么一个好妻子。他去世很早，只有三十九岁，留下的孤女我存，当时也只有七岁。所以给我的印象止于岳母与我存之间零星的追思，加起来也只是远距离镜头的朦胧轮廓：只知道他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参加勤工俭学留学法国，后来在浙江大学任园艺系教授，并兼主任一年。抗战初年，随浙大迁去贵州的遵义，但因其地阴湿，不适合他养肺病，乃应四川大学之邀，想北上成都，却因病重滞留在乐山，不久便逝于肺病。
抗战时期我存与我都在四川，她在大渡河汇岷江的乐山，我在嘉陵江入长江的重庆，两人并不相识。表兄妹初见，是在南京。从那时到现在，两人之间半世纪之长的对话，一直是用川语。五十多年的川语川流不休，加起来该比四川更长了。
就是用没有入声的川语，她常会向我述忆乐山。那是她的小学时代，印象最深。她最乐道而我也最乐闻的，是岷江岸边的那尊大佛，远在江上就庞然可见。她说那佛像又高又大，乐山人都传说，要是涨水淹到佛脚，乐山城就会淹水了。有一次在沙田，她又对朋友们夸说佛像之大：
“连佛的耳朵——”她正要形容。
“——都藏了一座庙！”我接口说。
朋友们哈哈大笑。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旬，我去四川大学访问。演讲与座谈之余，易丹教授陪伴我们夫妇南下，去眉山瞻仰三苏祠，并重游乐山。
到乐山已经天晚，第二天早上才去朝拜大佛。佛像雕在岷江岸边的石壁上面，坐东朝西，在岸上反而难见法相。易丹带我们登上游艇，放乎中流，好从江面上远远仰观。那天十分阴寒，江风削面，带着腥浊的水汽，天色灰茫茫的，水色也浑沌不清。江上看佛，仍须颇大的仰度，约莫二十层楼高。雕的是弥勒佛坐像，佛手按着双膝，面容宁静中含着慈祥，据称是唐朝开元年间所建，石色年湮代久，也是灰沉沉的，与阴天一般黯淡。
游艇在江上巡礼了一圈，把乘客又还给了岸上。我们到佛脚下又举头伸颈，仰瞻了一番。佛脚大而厚实，上面简直可容百僧并坐诵经。想起“临时抱佛脚”的成语，不禁可哂。晒谷场这么大的脚背，怎么抱法？
接着我们跟随众客，沿着巨像左侧的贴壁石阶，奋力仰攻，攀天梯一般一级级向崖顶爬去。好不容易爬到佛脐的高度，抬头一看，弥勒佛的下巴仍在半空，并不理会我们，地藏菩萨却早已在下面扯我们后跟。渐渐，爬近了佛胸、佛肩，觉得那一双狭长的法眼隐隐在转眼，转向僭妄的我们。此刻我们的惴惴不安，颇像几只小老鼠偷上佛龛，在觊觎油灯一样。终于，攀到佛耳近旁了。单是那贴面的耳垂，就比人还高。不过耳窝之大足可栖僧，还不能藏庙。
从弥勒的兜率天下来，易丹又带我们回乐山城，去寻找我岳父的墓地。
半世纪来，我存对父亲的孺慕耿耿，渺无依附，除了一本色调灰黄的老照相簿，和两张手绘的地图。地图是用当年的航空信纸画的，线条和文字都精细而清楚，不可能是七岁女孩儿的手迹，当是岳母所制。一张是乐山城区，呈三角形，围以城墙，东城是岷江南下，城南是大渡河西来，汇合于安澜门外。另一张则是墓地专图，显示岳父的墓在城西瞻峨门外的胡家山上，坐北朝南，背负小丘，面对坡下的大渡河水。
这两张地图折痕深深，现在正紧握在我存手里，像开启童年之门的金钥。但是像许多地图一样，上面绘的不仅是地理，更是时间。在这多变的世界，哪一张地图是合用五十年的呢，哪一个地址是永久地址？不要说上海大变特变了，连上海人出门都会“欲往城南望城北”，就如乐山这样的城，也早已变得沧桑难认，不可能按图索墓了。
易丹皱着眉头，把两张旧地图跟乐山市区的新图，左顾右盼，比对了许久，才迟疑地说：“这胡家山在新地图上根本找不到了，应该就在这一带了，变成师范学校的校园了。”
我存俯看地图，又仰看山坡上屋树掩映的校园说：“那就开进去吧，上去看看。”
厢型车在师范学校的校园里左转右弯，哪里找得到什么墓地，更无任何碑石为志。不过整个校区，高高低低，都在山坡上面，坡势还颇陡斜，应该就是从前的胡家山了。一连问了几个路人，都不得要领。最后有人建议，不妨问问老校工。那老校工想了一下说：“以前是有几座坟墓的，后来就盖了房子了。”他指指坡上的几间教室，说好像就在那下面。
我们的车在教室对面的坡道旁停定，我帮着我存把带在车上的一束香点燃，插在教室墙外一排冬青的前面。我和易丹站开到一边，让我存一人持香面壁，吊祭无坟可拜无碑可认的亡魂。那天好像是星期天，坡上一片寂静，天色一直阴冷而灰淡，大渡河水在远处的山脚下隐隐流着。幸好是如此，要是人来车往，川流不歇，恐怕连亡魂也感到不安了。
我存背对着我们，难见她的表情。但我强烈感到，此刻在风中持香默立的，不是一个六十五岁的坚强妇人，也不是我多年的妻子，而是一个孤苦的小女孩儿，牵着妈妈的手，来上爸爸的新坟——那时正当抗战，远离江南，初到这陌生的川西僻乡，偏偏爸爸仓促间舍她们而去，只留下母女二人，去面对一场漫长的战争。想想看，如果珊珊姐妹在她这稚龄，而我竟突然死了，小女孩儿们有多么无助，又多么伤心。
易丹在旁，我强忍住泪水。却见我存的背影微微颤动，肩头起伏，似乎在抽搐。
易丹认为我应该过去“安慰师母一下”。
我说：“不用。此刻她正在父亲身边，应该让他们多聚一下，不要打断他们。其实，能痛哭一场最好。”
我存虽然不时提起她的父亲，更爱回忆她家在杭州的美好岁月，但是吉光片羽，总拼不起完整的画图。毕竟父亲亡故，她才七岁，至于杭州经验，更在她六岁以前，有些记忆恐怕还是从母亲口中得来。
不过那两张地图和一本照相簿却是有凭有据的信史。那照相簿在三十年代应该算是豪华的了。篇幅二十五厘米乘十九厘米，封面墨绿烫金，左上端是金色大字Album，右下角是汉英对照的金色小字“杭州圣亚美术馆制”。里面的照片有大有小，大的像明信片大，小的几乎像邮票，当然一律黑白，不过大半保存完善，并不怎么泛黄。我存小时候的照片，独照和跟父母合照的，有十几张，其中有的很可爱，有的豆蔻年华，竟已流露早熟的情韵，“我见犹怜”，有的呢照得不巧，只见羽毛未丰，唉，只能算丑小鸭了。
最令我着迷的却是她父母的合影，尤其是在新婚时期。有一张是在照相馆所摄，背景是厚重的百褶绒幕，新婚夫妻都着雪白的长衫，对称鲜明。新娘坐在靠背椅上，两脚交叉，两手也文静地交叠在膝头，目光灼灼，凝视着镜头。新郎侍立于侧，一只手扶着椅背，戴着浑圆的黑框眼镜，身材高挑而文弱，一派五四文人的儒雅。那正是我无缘拜见的岳父范赉，但是岳母似乎一直以他的字“肖岩”相称。
当时的读书人似乎都戴这种圆形细边的黑框眼镜，不但徐志摩如此，梁思成如此，细细想来，西方的文人如乔伊斯也是这么打扮的。不知为何，现在看来却感到有些滑稽，也许是太圆滚了，正好把眼睛圈在中央，像是猫头鹰。至于岳母的坐姿与手势，似乎当时的淑女都应如此，才够ladylike。更有趣的，是她的乌发是头顶向左右分梳，分发线就在头的中央。民初的女子也常见如此梳发，林徽因在许多照片里也是这发型。岳母老来一直容颜清雅，年轻时候原来丰满端丽，真是一位美人，加上当日的衣妆与发型，竟有几分像林徽因。
照相簿里有一张多人的合照，只有两张名片大小，半世纪后已略发黄，更因镜头是中远距离，人物只有三厘米高，要一一指认，不很容易。我存可能曾向我简述，那是留法同学会某次在杭州聚会，也可能说过其中一人是林风眠，为她父亲好友。不过后来我淡忘了，因为早年我一直不曾体会林风眠乃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画家，而晚至七十年代末期，连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香港版，也未列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的条目。
一九七六年，“文革”总算结束了。次年十月底林风眠才从上海去了香港，直到一九九一年在港病逝，没有再回内地。他去了香港后，又设法为义女冯叶申请入港，一九七八年冯叶乃能赴港与义父相聚，并陪侍他度尽晚年。林风眠擅长的仕女主题，颇有几幅的眉眼情韵就似乎取材于冯叶，画得分外姣好。
在香港时我始终没有见过林风眠，只在收藏林氏作品最力也最丰的王良福家中，观赏过不少真迹。倒是我存认识了冯叶，并由冯小姐陪同，去林氏的画室参观。那天我存见过林风眠，十分高兴，回来时对我说，她曾告诉林风眠她的父亲是谁，不但也是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而且战前在浙大任教，与当时在杭州主持艺专的林氏颇有往来云云。我存又说，她也很喜欢冯叶，觉得冯叶温婉可亲，并说林风眠历经劫难，临老又独客香江，幸有这知己的义女随伴照顾。
谁能不喜欢冯叶呢？中国现代画的一代宗师，幸有她温婉的风姿给他灵感，更有她坚毅的意志给他照顾：凡是林风眠艺术的信徒，谁不领她的情呢？
今年是林风眠诞生百年，高雄市美术馆与《民生报》合办“林风眠百岁纪念画展”，展出他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代表作一百幅，即由冯叶任总策划。她由香港赶来高雄参加开幕典礼，并将我存交给她的照片，留法同学在杭州重聚的那张合照，带回香港，把它放大后再寄回给我们。
那张小照片给放大了四倍，清楚多了。究竟是相中人一下子逼近到我的面前，还是我突然逆向着魔的光阴闯回了历史的禁区？只见里面的十九个人目光灼灼全向我聚焦射来，好像我是“未来”的赫赫靶心。但是说他们目光灼灼，也并不对，因为十九个人全在那一刻被时光点了穴，目光凝定，都出了神，再叫他们，都不会应了。岁月当然在抗战以前，很可能是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相中人看来也都在壮年：我的岳父范肖岩与林风眠同年，今年都满一百岁了。相中这些归国的壮年，迄今也都应在百岁上下，敢说全都不在了。
可是那天的盛会，看来应是秋天，因为台阶两侧摆着好几盆菊花，众人的西服也显非夏装。盛会一散，众人将必各奔前程去了。不久战争的炮火将冲散他们，有的不幸，将流离失所而客死他乡，像我的岳父；有的何幸，历经千灾百劫挫而不败，终于成就一生的事业，像林风眠。
前排最右边的一位，戴黑框圆镜着深色西服而两手勾指者，是我岳父。后排站在极左、方额宽阔饱满而黑发平整覆顶者，是林风眠。冯叶又认出了两人：唯一的女子，长发蔽眉者，是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站在她右边、被唯一的长衫客当胸挡住的，是她的丈夫画家林文铮，也是当日杭州艺专的教务长。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豪俊，是中土所生，法兰西所导，却隐名埋姓，长遁于时间之阴影。但愿有谁慧眼，能一声叫醒英灵。
二〇〇〇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