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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借这个机会先回顾一下老海派的美术教育，或许有助于思考“新海派”的美术教育。
我们知道，老海派的美术教育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水平，也同步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著名城市的美术教育。如果初加梳理，海派美术教育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形态。
第一种形态，专业化教育。最早的专业美术教育机构是由教会兴办的，从 1852 年的徐家汇美术学校到后来的土山湾画馆，而且一直延续到 1949 年后，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彻底铲除。另外大家耳熟能详的上海美专，开始叫作上海图画美术院，以及新华艺专、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上海艺术专科师范学校等等，都是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涌现的专业美术教育机构。它们当时在全国应属最早也最好，这是一种教育形态。
第二种形态，以大量的私人画室为代表。画室是西洋画家的标配，多数兼有美术培训功能。这种功能还扩展到一些美术社团，像晨光美术会、东方艺术研究会等，培养了许多西画人才。与此同时，中国画界也以私人画室的名义开展教学工作，既衔接传统课徒文脉，又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像赵叔孺的二弩精舍、冯超然的嵩山草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张大千的大风堂，门徒多的以百计，少的也有六七十人。这种方式不仅在 1949 年以前是上海美术教育非常大的一股力量，而且在之后很长时间仍然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1952 年上海曾领风气之先的学院化美术教育已经消失，本地的美术后继力量除了去外地上学以外，就靠这些私人画室培养了。当时很奇怪的是私人画室并没有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受冲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终止。
第三种形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种产学研结合的方式，或者是一种职业化的方式，有职业培训机制在里面。前面杭间教授发言中提到的那些例子几乎都是这类教育成果。比如他说到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在 1907 年起聘请日本人、德国人做教师，第一届是日本人，第二届是德国人，招收练习生进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很多后来的知名美术人才都出身于商务印书馆。另外，20 世纪初最著名的三家烟草贸易公司，一家是外资的英美烟草公司，还有中资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烟草公司，也都设有广告部与图画间，锻炼培养了大批美术人才，月份牌就是在他们那些人才当中酝酿出来的。当时不少需要美术服务的工商企业，尤其是美术广告公司、画片印刷所和连环画工作室，都是美术应用与美术教育一体化的佼佼者，而且数量特别庞大。这种方式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吴友如于 1884 年开始主绘《点石斋画报》，两年后就附设友如画室，有二十多人在他那里为《点石斋画报》长年供稿，并由此开创了中国风俗纪事画的一代流派。
这样三种形态的美术教育，形成了普泛化的教育效果，渗透到社会各个细胞。它们同时又具有多元互补的巨大张力，方式多种多样，各自所持的致力目标、价值观、方法论都不一样，海派美术的繁荣和美术教育机制的发达是分不开的。如果说海派美术的总体构成依托于三个维度——传统美术、外来美术、新生型美术，那么，富有意味的是，杂糅古今中外而成的新生型美术，如画报、漫画、广告招贴、月份牌、连环画、动画电影、舞台美术、现代设计等，则主要借力于第三种美术教育形态。
现在要说“新海派”教育，或者说我们在勾画“新海派”美术教育蓝图的时候，尽管刚才曾院长披露的蓝图极其鼓舞人心，但是是否也应该在回顾老海派美术教育机制的起点上加以梳理和完善，或者做某一方面的对照思考。新老海派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海派时期是中国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的特殊历史阶段，为什么海派美术会成为中国美术现代化的排头兵，为什么人们说现代美术之源在上海，就因为上海这座城市是从农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的率先实现者。上海率先出现了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氛围，三种形态的海派美术教育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它满足了那个转型时代对美术人才的社会需求。
而我们所谓的“新海派”，时代差异已经太大了，即使撇开从农业转型工业的文明样式不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文化背景无法与海派时代相提并论。第一个文化背景是教育方式。现在中国的教育方式已经是全民性的了，是全民普及的学院化教育，几乎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脱离这么一种社会氛围，老海派时期的三大类教育形态，都归到一类里去了。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第二个重大变化的文化背景，是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时代对于美术人才来说，遭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美术人才需要足够的造型能力，通过造型思维来为社会服务，但是造型能力现在被电子技术所瓦解，我们生活在一个图像文化泛滥的时代，人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的反映形式之间，发生了很多混淆、错位和颠倒，真与假、原创与赝品的界限趋于模糊，现在培养新的美术人才和以前需要训练他的手工技巧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本体解构”，美术或者艺术本身所依赖的生产方式、价值取向都会被大大改变。本着这样的背景来规划“新海派”的美术教育，在推进或者拓展传统美术教育方式之外，包括曾院长刚才讲的很多方式之外，是不是能够从三个方向上做一些不同于海派时代的思考。
第一个方向，美术的观念教育。海派时代的美术教育主要是针对于技能的教育。现在到了图像文化时代，技能教育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保留技能教育的同时，有必要增加文明和文化类型、思想观念发展史之类的教育，要将美术人才提升到艺术的层次，仅仅作为人工制品领域的创造者是不够的，还必须作为该领域的思想者而发挥作用。上海美术学院比较早就关注公共艺术，而且用了很多方式，从开设公共艺术专业、培养学生参与市里的文化更新项目，一直到创办《公共艺术》杂志、跻身公共艺术国际论坛，无论在主客观上都带有部分观念教育的性质。这种方向的东西可以在“新海派”教育规划中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第二个方向，美术的素质教育。上海大学为什么把建筑专业调整到美术学院来，就是希望发挥美术学院素质教育的长处。中国古代文化圈中，“晓画”的地位要高于“善画”，其原因正在于前者的文化素质高于后者。素质教育是一种“无用之用”，这方面搞得好，可以拓展我们的视角和触角，可以延伸我们的能力和能量。借用中国文人画的说法，新海派时代的美术教育，不仅要培养“行家”，而且要培养更多的“利家”。
第三个方向，美术的实践教育。老海派的第三种教育形态，就是当时环境条件下的实践教育。它是教育方式的高效体现，也是教育成果突破观念与技术的牢笼，而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先锋队。在“新海派”时代全民教育学院化的形势下，如何吸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比如本科的四年学程，是否前两年以专业分班，扎实美术基本功，后两年打破专业，变成自由选择的项目制，由各教授工作室领衔的美术创作项目分别辅导其创作实践。
总之，“新海派”美术教育应该充分利用海派美术教育的坚实基底，同时又必须是“新海派”这个具体时代的适应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