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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学生课外活动多，上课也比较自由。多是以基督教小团契的形式，同学们自由组织十来个人的小团体，每周定期活动，包括查经（读圣经，对我们非教徒就是学英文），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等。由于组织团契间的竞赛，我很快成了活跃分子。1938年燕京大学扩大招生，学生数增加了一倍，学校的名气也空前大涨。
学校在北平城外，好像世外桃源，让我们能安心学习。然而校车进出西直门，必须下车向日本宪兵鞠躬，接受搜身检查。那时我深感我国科学的落后，下定了日后“科学救国”的决心，同时也孕育了乱世之中“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思想。
在燕京大学仅仅三年，我的思想从封建儒家的循规蹈矩变成了望眼世界、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1941年我考入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学习与生活条件简直是医学生的天堂，可是好景不长，同年12月8日又因太平洋战争，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两校关闭，学生均编入日本控制的北大（原北京大学与北平大学，被日本人合并）。不肯如期报到者，定为抗日份子，不少同学被捕受刑。我虽躲在天津，但也不安全。1942年的大年初二，我匆忙逃往上海，投奔上海圣约翰大学。1943年春，圣约翰大学也被日军接管，我又转学考入上海医学院直至毕业。在上海医学院读书时，我没有宿舍，就寄宿在一个远房二舅家。他叫张志广，是个海关中级员司，因此我有机会结交了不少海关朋友，他们都愿和我交朋友，主要因为我学医，可以和他们谈谈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他们的孩子看病。当时我在医院实习，也有便利条件。他们的孩子种痘、打防疫针、咳嗽、腹泻等都来找我。孩子病好了他们对我是千恩万谢，这一段经历使我对儿科工作产生了感情。
1945年我在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做实习医生。某日值夜班，原耀华中学的物理老师何祚霆的小女儿患白喉，因无人能做气管切开手术，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死在我眼前。1949年我的女儿降生后患皮下坏疽，由我为她做了手术，得救了。这件事让我萌发了创建小儿外科的想法。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我勇敢地提出了要创办小儿外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