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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后我上了省一中。省一中在清朝时期叫“官立中学堂”，因为校址在天津城西北角的老铃铛阁，所以人称“铃铛阁中学”。我在省一中，学业根底扎实，特别是能应付考试，所以后来总能轻松地考入前三名。
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上高二，5月份全省学校的高二学生都集中到保定接受军事训练。七七事变后天津被日军占领，省一中被日军霸占，我也失学了，暑假后正式考入耀华中学做插班生。
耀华中学除了常规中学的正式课程之外，多方面的课外教育一向很突出。特别在七七事变之后，天津各学校的活动都受到了极大限制，耀华中学因受到英国人的保护，在课余时间组织文体活动仍然很活跃，那个时代可怀念的事不胜枚举。耀华中学有个高级体育馆，室内运动开展得十分好，尤其是女篮，在全市还是冠军。学校有中西乐队，还有自办的校刊，当时的主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高庆琛。我们班毕业时还在他的组织下编制了一本精美的毕业纪念册。因为我会画画，他让我加入编委会，参与编辑工作。在1938年那本纪念册的水平算是比较高的，受到学校的表扬并出资，印刷装帧都很高级，现在仍陈列在校史纪念室内。后来我编书出版的意识与观念也与那时有关。我在大学组编小团契纪念册，在上海医学院编印《实习医师手册（英文版）》，新中国成立后我很快就和出版社取得了联系。1952年抗美援朝时期，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实用麻醉学讲义》一书。1953年反细菌战时期，在外文出版社编印了《反细菌战调查报告》（孟继懋、陈景云担任主编）。从人民卫生出版社建立至今，我不断和他们打交道，出了不少书，我现在还在积极出版《张金哲小儿外科学》。
我在小学时期，经历了北伐战争，中学时代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冀东22县（宁河县在内）“自治”，虽然蒙难学生享受免交学费的待遇，但在我心中仍落下了“亡国奴”的耻辱。七七事变后母校省一中被日军占领，南开中学被炸。天津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利用学生下课后的时间，开了一个各年级的“特班”，让天津所有的失学学生都有学上，大家得以中学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