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个承认

所谓水平不能靠自我吹牛，我们的小儿外科水平，可以反映为四个阶段的社会承认。所谓四个承认，虽然都是以我个人事迹发展为标志，但反映的内容却代表着中国小儿外科的水平与社会影响力。

（一）小儿外科医生自我承认

1964年6月，第六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诸福棠主任委员特邀我组织小儿外科医生进行专题讨论。全国各地20多位小儿外科医生代表首次相聚在一起，公推上海年资最高的马安权为组长。会上提出成立小儿外科学会及创办《小儿外科杂志》。1964年秋，《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双月刊）由童尔昌在武汉正式出版。这就说明此时中国小儿外科医生们自认为在工作上、人数上、地区范围覆盖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医学专业，不但有了要求，并且已有行动。虽有此认识和愿望，但当时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还很低，随后又赶上“文革”，因而被搁浅。不管怎样，与会代表有这种认识和要求，至少说明他们在工作成绩与规模上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二）中国医学界承认

“文革”已过，1978年第七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在桂林召开，会上通过成立小儿外科学组。1980年在哈尔滨，由何应龙、张世恩承办首届全国小儿外科学术交流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小儿外科学组。我和佘亚雄、童尔昌分别被选为正、副组长（当时马安权已故）。同时批准正式出版《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由童尔昌任主编。1983年济南的张学衡承办第二届全国小儿外科学术交流大会，并提出成立独立学会。经过不断努力，小儿外科学组举办多次学术会，按期发行杂志。就学术内容、会员人数与专业单位数及教授人数，都已达到中华医学会公认的专科学会标准。总会批准成立小儿外科学会，与当时的儿科、外科等分会为同一等级。1987年在苏州由朱锦祥承办第三届小儿外科学术交流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我被选为主任委员。两位副主任委员为佘亚雄（负责儿科学系教科书的编写工作），童尔昌（主编《中华小儿外科杂志》）。潘少川、马承宣分别为秘书与财务。学会的成立说明了中国医学界承认了中国小儿外科专业已经成熟，已经达到中国临床医学的一个专业水平。

（三）全国科学界承认

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科胡亚美于1994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1995年积极推荐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中国工程院大多数院士根本不了解小儿外科，认为有了儿科院士就包括了小儿外科院士。胡亚美的努力虽然失败，但她在会上对我的介绍使中国工程院很多人知道了国际上有独立的小儿外科，也了解了我国小儿外科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第二次胡亚美联络了我在上海医学院的校友外科的盛志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的姜泗长共同推荐我，获得通过。

1997年我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时佘亚雄已过世，童尔昌长期卧床），这说明中国小儿外科专业在全国各种科学技术专业中被列为水平较高、贡献较大的应用科学专业。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以代表国家水平为条件，虽然院士的入选是以每个院士本人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为评选条件，但是必须落实到一个公认的高水平的学科事业上，否则你这个科学的院士代表的是什么学科？所以我的入选标志着中国小儿外科水平达到了中国科学界的要求。

（四）世界小儿外科界承认

2000年我荣获“Denis Browne金奖”，该奖项原是英国皇家学会为纪念英国小儿外科泰斗Denis Browne而设置的国际奖项，每年在全世界小儿外科学者中推选一名国际公认的对世界小儿外科事业贡献最大的人作为获奖对象。从1967年开始，每年在全世界只选拔一人。1967年第一位获奖者是美国的Gross，人称“现代小儿外科之父”。以后的获奖者为巨结肠手术的发明者Swenson；无肛门系统开发者来自澳大利亚的Stephens；做过美国卫生署长、费城儿童医院外科主任Koop；波士顿儿童医院外科主任Hardy Hendren；《美国小儿外科杂志》主编Gans等，他们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小儿外科专家。亚洲有三人获奖，即日本发明胆道闭锁手术的葛西，印度小儿外科创始人甘地和中国的张金哲。

我的入选事迹：代表了13亿人口大国的3000多名小儿外科医生，作出了国际认可的技术水平；所领导的小儿外科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贡献，如肠套叠的气灌肠、水灌肠，新生儿硬膜外麻醉以及新生儿一期结肠拖出手术。张金哲本人发明的“张氏钳”“张氏瓣”“张氏膜”也丰富了国际小儿外科的技术。

我是第33名获奖者，这意味着中国小儿外科水平被国际同道认可。因为我的获奖是代表我所属的小儿外科的成绩与水平，因此我本人也被誉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