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心怀祖国主要表现为两件大事：办进修班、办杂志。
1957年我在上海编写《小儿外科学》教科书，会上卫生部干部传达了《关于上海北京两地筹办全国小儿外科医师进修班，培养各地外科医师志愿做小儿外科的意见》，我返京后立刻操办。上海因有三个单位派代表（王赞尧、佘亚雄、马安权），需要磋商而迟办了一年，因此最早一批的各地小儿外科带头人多是北京的进修生。
办进修班要有条件：医院与病人、教授与助教、技术与设备。当时正值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我国原无小儿外科的工作基础，一切都要白手起家，自己筹办。
1964年，中华医学会第六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小儿外科组全体人员合影
小儿外科创始时期，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麻醉。长时间医界多数人不愿做小儿外科，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小儿麻醉的危险性很高，很难保障。新中国成立前我受过现代麻醉技术训练，又一直掌管全科的麻醉工作，这也是我敢于承担小儿外科的另一个原因。20世纪50年代末，国外小儿麻醉的安全性主要依靠气管插管与控制呼吸作为技术保证。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对我国实施封锁，要得到不同年龄小儿气管插管与麻醉机毫无可能。我在北大医院时利用各种口径的橡皮管、塑料导管、尿管、肛管甚至电线套管，加工改造成为不同年龄小儿的气管插管；把成人麻醉插管用的简易折叠喉镜锯成单片压舌板式喉镜用于各年龄儿童（包括新生儿）；用铜片焊成简单往复式小儿麻醉机；用外科手术的薄橡皮手套做成小儿控制呼吸囊。于是，利用这些设备开展了现代麻醉技术下的小儿外科手术。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小儿外科，只此一家，无法推广。我的目标是在全国开展小儿外科，于是借鉴了苏联的技术——低浓度局部麻醉广泛浸润（0.25%普鲁卡因，不限量）。当时恰好又有留美归国的麻醉专家谢荣协助，我们创造了肌内注射硫苯妥钠加基础麻醉，使患儿安静睡眠。还设计了各种手术体位固定架，使各种手术都能在局部麻醉下完成，为全国广泛开展小儿手术开通捷径。我调到北京儿童医院后，又发展了基础麻醉下的小儿腰麻、连续硬膜外麻醉、骶管麻醉以及各部位神经阻滞，更为方便、安全。麻醉技术的成熟使我国小儿外科在困难时期也能遍地开花，县级以下的单位都能做小儿手术。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詹振刚参加国际小儿麻醉学术活动。我们的技术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小儿麻醉体系”，很受第三世界国家欢迎。即使在发达国家，他们的常规中枢抑制麻醉，也常使新生儿、早产婴儿术后拔不了管，需要继续辅助呼吸两三天。而我们的浅中枢抑制加区域阻滞麻醉，术后能立刻正常呼吸。当时国际上所谓的先进麻醉技术，在我国各地都已被普遍掌握。然而浅中枢抑制麻醉，仍为我国各地小儿外科麻醉的特点。所谓高精尖技术，只要有人肯做，肯动脑筋，以中国人的聪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二个困难是小婴儿术中保持静脉通道。西方国家已有中心静脉插管，而我们没有，临时外围静脉穿刺常不能保证成功。潘少川创造出一套“婴儿头皮静脉穿刺与固定法”，安全简便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当时，他成了头皮针专家，全院都请他会诊，院外也请他到处示教。现在所有的儿科护士都已能非常熟练地掌握扎头皮针，医生们反倒都不会扎了。潘少川当时扎头皮技术的突破点就是不看回血，只靠眼睛看准刺入静脉，极微量推入液体，注意皮下稍肿急停，用手指压平肿处再扎。推入液体不肿则是穿入静脉，继续穿入1cm，后用事先备好的粘膏固定。婴儿头皮静脉容易看清，穿入后容易固定，颅骨平而硬，粘好后婴儿扭头针也不动。现在护士们扎得很快，又无中心静脉置管的危险。必要时头皮上可扎两三个静脉针的通道备用。
头圈固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小儿外科工作以创伤、感染、急腹症等急症为主。最困难的是小儿不合作，不能告诉你准确的压痛点，特别是对四肢各关节损伤及急腹症病变位置的确定。孩子只是哭闹，妈妈也说不清。我摸索出一套对比检查方法，同时摸两个部位，观察孩子的哭闹反应差异，可以准确诊断器质性病变位置、性质与范围。例如哭闹不能配合的孩子，我能徒手查腹，准确地诊断阑尾炎，配合直肠双合诊，能预知是否穿孔、浸润或局限，手术台上可当场证实。进修大夫称为“北京绝招”，称我是“摸肚子神手”。现在有了B超，有的医生根本就不摸肚子了。诊断技术提高固然是科学进步，但我仍然强调任何高精尖仪器的检查数据，必须在病人身上核实。
当年来北京的外科进修医师有个顺口溜“基加局、扎头皮、摸肚皮”。学会北京三招，回去就能开小儿外科。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全国硬是开展了属于自己的小儿外科。1957年受卫生部委托，北京儿童医院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医师培训进修班，以后历年来培养了数百名小儿外科医生，现已多成为全国各地小儿外科创始人或骨干。1954年受卫生部委托，我参与筹建儿科学系，开展小儿外科教学工作。和全国十个外地医学院校一样，过去40年来我和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医师们任教儿科学系，培养了大批儿科（包括小儿外科）医生，充实了全国各地新建的大型综合性儿童医院的医生队伍，使得小儿外科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迅速发展并达到国际水平。
小儿外科要想提高与推广，必须要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只能靠杂志与学会活动。小儿外科初建之时，学术水平太低，文章很难达到杂志刊登的标准。同时又赶上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连印刷的纸都缺乏，很多杂志被迫停刊。
曾在北京进修的小儿外科学员，回去后开展工作，常来信汇报或询问一些问题。我每个月会把大家感兴趣的内容摘录出几句，再加上我的回答，凑一张纸，刻成蜡版油印发给大家。从1961年开始，每月一张，很受大家欢迎，这说明同道们对学术交流的渴望。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中华外科杂志》暂时停刊后恢复出版，主编吴阶平为了照顾小儿外科这个新生专业特留一页专登小儿外科的信息（短文、小经验介绍），当时由宋建军同志具体负责。1964年因宋建军调任武汉医学会而停止。同年，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期间，儿外科代表提出出版专业杂志，童尔昌得到裘教授的支持，由武汉承办小儿外科杂志。很快宋建军就给我来信表示协助出力。提出要得到正式批准仍很困难，他们建议以《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名义出版双月刊。童尔昌写信问我，我当然赞成，特别是他们还请了郭沫若题写刊名，更是求之不得。“文革”时期杂志被迫停刊。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华儿科学会小儿外科学组成立大会，中华医学会总会副会长施正信与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吴瑞平出席，当场批准出版《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委托童尔昌在武汉组织操办。下面是我在2002年写的关于小儿外科历史中摘录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参考，借以重温小儿外科在我国发展过程的一个侧面。
“作为我国小儿外科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从1980年正式创刊，至今已有22年，和小儿外科学的发展一样它也是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1958—1959年北京、上海相继开办小儿外科医生进修班，进修后回到当地工作，将治疗体会和一些问题写信告知进修班。从1961年开始，北京儿童医院将来信和回答以油印的方式寄给曾经的进修人员。大家称为《小儿外科通讯》和《通讯网》，以此来进行学术交流与联络。1963年由北京的张金哲、上海的佘亚雄、哈尔滨的何应龙、重庆的王赞尧、沈阳的李正、武汉的童尔昌、广州的赖炳耀分别每月各出一期，称为《儿外通讯文集》。1964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上，童尔昌提出由武汉承担出版专业杂志的工作，在《武汉医学杂志》名义下，正式出版了《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并请郭沫若同志书写刊名。1964年8月刊出第一期，以后每两个月一期，至1966年6月‘文革’后中止。‘文革’中，童尔昌勇担风险，克服种种困难仍然组织了四期《武汉新医药儿外专号》。这艰难的四期，显示了儿外科同道们的敬业精神和凝聚力。1978年，在桂林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上正式批准成立了小儿外科学组，同时恢复出版小儿外科专业杂志。1980年，国家科委批准由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承办《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童尔昌任总编辑（第一届至第五届）。从此《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稳步发展起来，成为现在统一形式的中华系列医学杂志。现在，杂志栏目齐全内容丰富，包括高精尖的基础科研、临床创新、成果普及、经验介绍等，代表了我国小儿外科的学术水平、方向及权威性。不论哪位小儿外科医生都能以在自己专业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感到自豪，而更多的是从中受到启发和提高。
随着21世纪的到来，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将面临新的挑战。新的一届编委会即第六届编委会（总编辑江泽熙）中有不少中青年编委，他们将使编委会更加富有活力和朝气。在高水平、高标准的要求下，使杂志更能受到小儿外科同道和医学界同仁的欢迎。2002年初，《临床小儿外科杂志》在湖南正式发行，同年10月《小儿肿瘤杂志》在重庆开始发行，更丰富了小儿外科的交流园地。与此同时，小儿外科学领域的论文也发表在其他医学专业杂志上，包括国外的一些著名期刊、杂志，丰富了世界小儿外科学知识和材料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