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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硬件设备在当时已经号称是全国儿童医院第一。对小儿外科的各种疾病能做到来者不拒，手术技术都争取是国内第一流。1955—1965年，是我在北京儿童医院的10年，主要做的是稳定成果，扩大业务，提高技术，创国际一流品牌。
首先是扩大临床医疗服务。1955年，我以借调名义到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任外科主任。在此以前，中国从未有过儿童医院内设小儿外科。1952年吴阶平向诸院长推荐我参加北京儿童医院的手术室建设。因为我在北大医院担任总住院医师时曾参加府右街北大医院外科手术室建设，并且在解放军围城期间领导组织外科人员从背阴胡同搬迁至府右街新址，所以对新建儿童医院手术室的情况了解。室内设备也是我指导鄢裕光（内科医生）和马若飞（耳鼻喉科医生）购置完成的。硬件完备，但是软件是空白。当时手术室工作人员对手术都很陌生。要我亲自从捻棉球、叠纱布、包手术衣、擦器械教起。6月1日开院时，在外科医生中，我是主任，35岁，毕业10年，是最高资历；潘少川是小儿外科住院医师从北大医院调来；韩正德刚毕业，在北大医院小儿外科进修过一年；邹大明从新疆调来，在矿区做过外科；马若飞是初学的耳鼻喉科医生；其他都是未做过外科的刚毕业的学生。护士只有两人做过外科护理工作，但未进过手术室，其他都是新分配的护校毕业生。开院时只开了半个病房，15张床，病人是从北大医院带过来的，无论如何总算是正式开业了。到当年10月，逐渐开齐第一个病房的30张床，护士长为梁若馨；年底又开了第二个病房，护士长为王汝明。手术室、门诊及病房治疗室设备、人员和常规工作用具也逐步备齐。年底又分配来了新毕业的医生朱葆伦、郭哲人、李宗才。手术室新调来了护士长郅馨鄂和护士施曼琳。小儿外科病人源源不断与日俱增（北大医院小儿外科已关闭，病人多是从那里转来的）。1956年是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扩大的一年，从大连调来了黄澄如，哈尔滨调来了贾和庚。新分配的毕业生有王燕霞、王秀媛、詹振刚和薛芬（此时朱葆伦已调回上海）。住院病人迅速增加，特别是外地患儿，不远千里来京就医。于是我们又开了第三个病房（那时每个病房有30张床），护士长为李佩月。门诊和手术室工作也都相应发展起来，就当时国内小儿外科临床工作规模来说，堪称一流而无愧。
1952年，我在北大医院与潘少川合作之后，就形成了“患儿就医，来者不拒”的局面。当时我才做主治医师不久，外科经验很浅，小儿外科更是初始，但是名气很响，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儿外科专家，因为众口相传我做小儿手术效果一流、“不死人”。那时，我只做有把握的手术，细心维护好名声。遇到我无把握或不会做的手术，也不推出，先收进病房再请老师会诊解决。北大医院是一所一流的综合性医院，请老师很方便，成人外科各位专家都可请来协助手术。在当时的小儿外科，我工作的重点是保证麻醉的顺利进行与术前、术后合理与安全的护理，让会诊专家在做了手术后放心。遇到急症同时涉及各分（专）科时，也是有把握的我来做，复杂的我先做初步保命措施，稳住病情，再请有关专科专家协助进行二期手术。因此在来到北京儿童医院以前，我的小儿外科临床效果就保持了那时的“一流”水平。
我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步入正轨后不久，小儿外科病房的医护人员也有了护理小儿手术的经验。外院各科专家也都愿借此基地开展各专科的小儿手术。逐渐，我与潘少川等青年医生也学会了各种专科手术，和专家们配合默契，外院专家们都愿来我们这里做手术。北京儿童医院逐步发展成为各种专业齐全的小儿外科临床中心。当年，胸科的吴英恺、黄国俊，骨科的王桂生、杨克勤，泌尿外科的吴阶平、吴文斌，普外科的黄萃庭，整形科的王大玫，麻醉科的谢荣等，这些北京顶尖、国内外著名的专家，都成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的义务编外医生，都成了当时北京儿童医院实际的专科技术指导或负责人。所以，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从1955年开创之始，技术就是一流的，所做的工作确实都是一流专家的杰作，国内外同行都无可非议。
病人多了技术要求也高了，医生逐渐多了，就算任务不增也难免会出现矛盾，于是有必要“分专业”。首先院里为培养潘少川送他到天津学习骨科，送黄澄如到宣武医院学习脑科（后改为泌尿外科），送詹振刚到北大医院、协和医院及人民医院学习麻醉。至1965年，北京儿童医院外科的硬件与技术力量均已初具国际一流小儿外科的雏形。“文革”后，我们的医生也都学会了各自专科的技术，各自分工，开展了小儿外科各种分专业的工作，均各有建树，维持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一贯的一流名声。2014年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公布的2013年全国小儿外科专业服务质量评价排名，北京儿童医院外科排在第一位。
2013年度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
扩大业务与队伍不能只靠国家分配新人，新分来的毕业生技术不灵，远水不解近渴。请外援、拜老师是重要途径。我们经常请外院专家们到北京儿童医院会诊、做手术。事实上，他们的成绩都变成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的水平，并维护着其声誉。各科专家们在北京儿童医院又分别培养了常陪他手术的年轻医生。由于这种师生关系，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工作遇到任何困难都有老师帮助，专业器械不足也可以向该专业老师借。著名的专家、老师在同行中、社会上都能替北京儿童医院说话、撑腰。只要北京儿童医院的术前、术后和麻醉工作能保证安全，专家们就愿意来手术，甚至把自己遇到的患儿转到这里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以下简称阜外医院）是全国心脏手术技术最高的单位，吴英恺就说过：“新生儿住在我院两个星期，不做手术我都害怕。”他认为北京儿童医院的儿科设备齐全，我有小儿手术前术后的经验，能确保手术后孩子的安全。因为我的背后还有诸福棠、吴瑞萍、邓金鍌等几位儿科权威。但是质量的提高需要人力的保障，国家虽有分配，却赶不上需要的速度。办进修班更是扩大队伍的高效渠道。学员们都是各地优秀的外科医生，义务为北京儿童医院工作，保证了复杂细致的手术正常开展。一批批人员不断前来，等于给北京儿童医院增加了额外编制，共同保证了小儿外科的一流品牌。
此外，各地学员回去后，可以自己开展工作，也减轻了过多患儿集中到北京治病的压力。他们遇到困难复杂的病人，会转到北京或请北京医生会诊，也提高了北京儿童医院处理复杂情况的技术。有时他们在本地开展业务需要我远程会诊协助手术，这更是扩大了北京儿童医院的服务范围，也宣传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品牌。
那个时代，谁请会诊我都会去（那时会诊没有手术报酬，连旅费都是由北京儿童医院报销的，当地医院只管吃住）。1974—2006年，我每月去天津会诊、查房、做手术。无形中为两院外科的联合起到了作用，扩大了两院的服务范围。这对全国小儿外科事业来说，无疑是强强联合，使全国小儿外科水平普遍提高，并得到了国际认可，在国际上也打出了一流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