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抓住机遇

1950年党中央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我当时是刚完成总住院医师培训的青年外科医生，以北京大学医学院代表团服务人员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上制订了加强妇幼保健方针。儿科专家诸福棠教授提出要开展小儿外科，北大医院胡传揆院长当场推荐我承担此任。1950年国家首先在北大医院开辟了具备专用病床、独立门诊、专科手术室和轮转住院医师的完整小儿外科专业。1955年我与共同创业的潘少川医生一起调任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组建综合性小儿外科。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逐渐发展为全国最大、专业齐全的小儿外科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小儿外科事业中的重要成员。

我开展小儿外科事业的机遇与过程，基本上符合《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提出的“天时、地利、人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是最早一批志愿做小儿外科的医生，是中国小儿外科第一代创始人，这就是占了“天时”。我工作的地点在北京，北京是首都、是中外学者集中访问的地方，与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及人民卫生出版社同在一城，联系方便，这是占了“地利”。我有幸遇到诸福棠、胡传揆、吴英恺这样德高望重、学术权威的老师，鼎力支持，亲手提携教导；又难得有潘少川这样全心全意甘心作我的副手和我亲密合作一生的同事；更有很多学生和国内外朋友的帮助和支持，这又得天独厚占了“人和”。曹操、孙权、刘备各自仅占其一，而我是三利占全。时势造英雄，这使我的事业发展顺利，在国内外知名。然而这只是客观条件的一面，事业的成功也必须有我个人的智慧和努力。分述如下，可供人们参考、批评和借鉴。

（一）如何抓住“天时”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这个“天时”人人可抓。我自愿创建小儿外科也确实有其偶然性。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7月在天坛召开全国卫生教育展览会。当年6月我在北大医院刚做完外科总住院医师，尚未固定专业，暂为胡传揆院长的助手和随从秘书准备参加大会，同时参加了展览会的筹备工作，列席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及预备会。大会讨论和制定了加强妇幼卫生政策，提出全国各省要建立综合性儿童医院。预备会中儿科专家诸福棠教授提出“我国只有小儿内科，对致命的外科疾病均爱莫能助”。当时我刚做满了两年北大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熟悉当时国内的临床现状。在会上我顺便介绍了医院近两年的年终统计，谈到12岁以下小儿外科手术术后一周内的死亡率为29.6%，而同时期成人手术死亡率为5.6%，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诸教授向胡院长要求支援一个外科医生专攻小儿外科。胡院长顺手就推荐了我（因为我正待安排专业），我立即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决定了。诸教授马上向北大医院儿科报喜，儿科全体人员热烈欢迎。儿科主任秦振庭教授把一本从美国带来的由Ladd和Gross合编的《小儿腹部外科学》送给了我，并且在儿科病房内划出5张床专收外科患儿。北大医院外科王大同主任也指派了住院医师轮转小儿外科，给我做助手。并安排了小儿外科手术室和专门的门诊时间和诊室。

1950年8月1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开幕式当天，北大医院小儿外科就正式宣布挂牌成立。赶在卫生会议正式公布妇幼政策之前，全国各地闻风而动。事情的发展确实偶然，但追溯我志愿从事小儿外科的原因，其实早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个人思想基础和技术条件，因此胡院长推荐我做小儿外科，我早已胸有成竹，欣然同意，绝不是赶浪潮、讨好领导。所以说我“抓天时”也是在认真分析、深思熟虑的基础上，自然而及时的决定。

追忆我在上海读书时期，常常寄宿在远房二舅张志广家中。二舅是海关官员，有很多海关同事知道我是学医的，孩子有病常找我看看。那时上海沦陷，看病困难。海关自己有医务室，但没有儿科，不给孩子看病。1942—1945年我在上海读书，每天出入医院，买药、找大夫都很方便。海关朋友家的小孩种痘、打预防针、看病等等都找我。我也有充分的时间能为他们细讲医学知识，为他们买药打针。真有病的孩子，我就陪他们去医院、找大夫、办手续。找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尚未毕业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儿科名医”了。我治好了孩子的病，这些孩子都把我当成亲密的家人。至今仍有不少当年的患儿（现在都老了），每年都来看望我。我在给他们看病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妈妈对孩子的深厚情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年代孩子很容易生病，妈妈对孩子的微小变化，观察很仔细。按照那时的儿科技术水平，6个月以内的婴儿患肺炎，几乎是死路一条。虽然那时不是独生子女，但是妈妈也总是哭得死去活来，几个月没有笑容。特别是那时社会受封建残余的影响，孩子死了，年轻的妈妈在家庭及众人眼中就成了“渎职”的罪人。妈妈丧子无限悲痛，不仅得不到安慰，反而成了众矢之的。公婆、丈夫都侧目而视，妈妈都不敢见人。看到这些让我深感儿科医生的责任与重要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理解，我国提出妇幼保健政策，不是盲目学习苏联，当时的迫切性是现在的人们想象不到的。

1945年我在北京中央医院作外科实习医师。某夜值班，我的一个中学老师抱来他周岁的女儿。孩子患白喉，呼吸困难，全身青紫，应该急行气管切开。我找来上级医师，他说我院无人能做小婴儿的气管切开，并嘱我打强心针。眼看着患儿呼吸窘迫，憋死在急诊室，老师无言，含泪抱着孩子离去。此事使我多日不安，为什么医学书上明确强调此种状况应急行气管切开，而我们的医院却做不了？这里的领导多是著名的医生，难道水平比美国差？只不过是无人肯做婴儿手术罢了。不做，当然就不会做！这是医院的耻辱，也是医生的耻辱。

1949年我在北大医院作外科总住院医师。当年北京各医院产房婴儿室流行化脓性皮下感染。病情发展很快，三日内扩展至婴儿全后背，患儿因败血症死亡，无一例存活，而且互相传染得很快。当时各院每发生一例，就立刻关闭产科两周，进行彻底消毒。我身为外科总住院医师，这类患儿都经过我会诊后任其死去，而当时的我却无能为力。我和病理科林振刚教授研究发现，婴儿对感染无局限能力，小量分泌物的压力就能把脓液压向四方，使感染扩散很快。只有尽早切开、引流减压，才能延缓扩散。但是传统西医公认感染“局限”后才能切开；中医也讲“熟透”才能切开。我要见发红就切开，违反医学原则，无人同意在患儿身上试行。1949年8月，我的女儿（建玫）在北大医院产科病房降生。我怕她被传染，生后第二天就让她出院，但仍然染上此病。我只能孤注一掷，立刻为她切开，深达筋膜，放出一些血水。她竟很快痊愈，伤口一周后愈合。有此一例成活，我敢不经任何人批准，连续切了几个患儿（包括门诊及外院会诊），患儿都得以成活。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各地（各地也都在流行此症），报纸上纷纷报道早期切开的成功病例。治疗过程虽然违反了传统的医学规律，但也说明小儿外科有其特点，需要有人研究。那时西方早已把小儿外科列为一个医学专科，这是有道理的。在我的思想中已经酝酿了我国要有人做小儿外科的想法。

为什么我国一直无人做小儿外科？首先是有一定的难度。婴儿生命脆弱，无法用语言交流配合治疗，麻醉就是第一个难关。无人做小儿外科，当然也没有小儿麻醉技术。要做小儿外科首先要会做小儿麻醉（那时我国尚无现代麻醉专科，麻醉工作由外科医生兼管）。1948年我曾在天津中央医院胸外科跟吴英恺（原北京协和医院名医）学过现代麻醉，对麻醉学技术与理论有些基础，这让我有了敢于开展婴儿麻醉技术的信心，自认为能够在外科基本问题知识的基础上开发小儿外科。所以我从事小儿外科后，首先制定了“先做简单手术，钻研基本问题”的方针（包括麻醉、术前术后的诊断工作）。站稳脚跟后，再逐步发展其他的外科手术。

我虽有想从事小儿外科的想法，但却没有实际落实。正值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恰逢国家政策出台，又是胡院长的推荐，还受到诸教授的欢迎，我遇到了难得的“天时”。我又自恃有些麻醉技术的根底，鼓了鼓勇气立即欣然同意，下定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二）如何利用“地利”

至于利用“北京”的地利，在北京工作的人其实都可利用。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和人民卫生出版社也都是对全国开放。北京有很多高水平的医生，为什么只有我开创小儿外科？首先是我本人想要开创小儿外科，有强烈的兴趣。我考虑了开展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新专业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解决的方法与途径。我意识到创办一个新专业，至少要落实到两个具体条件：一是领导批准，也就是卫生部；二是舆论支持，主要靠医学会与出版社。这些机构都在北京，我也在北京，就占了这个“地利”。

我在北京便于与卫生部联系。我初创小儿外科，专业知识不足，本地没有专业老师，开始几年各地开创小儿外科的同行也都太少，很需要跨地区联系，互相交流，常需要领导的支持、安排与组织。我向卫生部反映，果然，卫生部安排了小儿外科教学大纲会议、教科书编写及组织开设小儿外科医师培训班。卫生部牵头拉线，首先把北京和上海的同道组织在一起，并且向全国的医学院校介绍了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指定的小儿外科带头人，这才使一个崭新的工作得到有序地展开。因为我的工作在北京，很方便与卫生部联系，加上我办事认真、为人热心，实际上早已成了小儿外科的代表。因为是创新工作，必须时常向卫生部领导请示、汇报，让卫生部领导了解我在做小儿外科，也有机会让他们了解我的能力水平。国内国外有关小儿外科访问交流的事，自然就要介绍给我。那个年代，国外交流更需要卫生部安排，连买一本外文书也要请卫生部批外汇。我在北京，近水楼台，得天独厚。

1959年卫生部指派我与张伟逊（从事小儿内科）作为中国儿科代表作学术性回访到保加利亚讲学一个月；1964年我又随钱信忠部长赴开罗参加亚非医学会，并作了关于先天性巨结肠的报告，这些机会是在外地的同事无法获得的。改革开放以后，国际小儿外科名人（Kissewetter、Gans、Bronsther等）来华访问，崔月犁部长指定全部由我来接待。联合国资助中国小儿外科医生作为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半年访问7个城市），这个工作也落到我的头上。从此我自然成了中国小儿外科国际联络的中心人物。

医学会和出版机构更可以作为学者展示、交流和宣传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可以为学者宣传工作成绩，创造舆论。通过学会报告讨论与杂志文章发表，首先能促进自己在工作上创新，否则拿什么内容来发表？只要发表，就有交流，就有借鉴，就会有进步。我不但以自己名义发表过250余篇文章，编写了40余部图书，并且还积极倡导和组织小儿外科专业学会参与杂志工作。因为我在北京，与中华医学会及人民卫生出版社联系方便，所以被选为小外科学会的主任委员和两个小儿外科杂志及《中华儿科杂志》《中华外科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并且组织各地小儿外科专家分头编写小儿外科各分专业的专著（如骨科、泌尿外科等）。

北京什么机构都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最好的“地利”。然而这些“地利”，即使你不在北京也可利用。反之，你住在北京也不一定能想到、能利用。我能抓住“地利”，首先是有强烈的要求，努力实干做出一些成绩，同时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与热心，人家才肯分出一些力量与你合作。这也可能与我自幼喜动与不甘守旧的性格有关。但是遇到实际问题，还是必须动手动脑，努力实干。有些奔走联系的工作，甚至占了一些医疗工作的时间，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表面文章、华而不实。我不赞成“埋头苦干”，为什么不“抬头笑干”？抬头看看人家在干什么，怎样干得更高兴，何必自寻苦恼。

我在北京，卫生部要找人筹备卫生工作展览会，因为我做过两年外科总住院医师，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又有过编纂学生纪念画册的经验，所以领导让我参与这项工作。在这次展览会上，虽然我的活儿不多（只为北大医院临床工作做了几块画板），但很受领导和同事们的欢迎。我经常往卫生部跑，从李德全部长到门房存车处老大爷，都认识我。预备会上宣布我要从事小儿外科只是非正式的闲谈，然而很快各大城市医学院校就都已知道了这个消息，等于替我做了广泛宣传。给人的错觉好像是“部里任命我为小儿外科医生”，也因为有了这个群众基础，后来部里有关小儿外科的事干脆就派我出面。特别是后来频繁地接待外宾，我就成了卫生部的小儿外科代表。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小儿外科国际交往简直成了我个人独揽。我在北京与卫生部联系方便，外地同道们有时也愿意通过我替他们跑跑腿。对卫生部来说，我又成了非正式的小儿外科群众代表。这些工作，尽管占了我不少时间，但我非常愿意做，而且努力做好，让各方满意，久而久之，大家就更愿意找我了。

学会工作更是我利用“地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当时外科学会的实力人物吴英恺、曾宪九、吴阶平，对我的工作能力都很了解，大型学术活动都派我管理影像效果。例如1963年的全国外科学术会议，我就给全国外科同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特别是1964年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我国召开首届亚非拉国际科学大会。大会由聂荣臻元帅主持，非常隆重。医学的分会场就由我负责视听效果，包括幻灯、电影、同声翻译。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后我受到了聂元帅和范天祥的接见和表扬。我热心学会工作，学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对我也很支持，使我在学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地位代表了我的学术地位、同行地位和国际地位。正是在这些的基础上，我后来才有可能组织中国的小儿外科学会，按时召开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邀请外宾、组织国际会议。我本人也能历任学组组长、学会主任委员、荣誉主任委员，在国际同类会议上作为中国的学术代表人、理事、会议召集人或组织者。同样利用学会这个“地利”，我出版了我国的小儿外科专业杂志，全国发行，并进行国际交流与交换。这使我国的小儿外科专业技术迅速在国内推广和提高，学术水平迅速达到国际标准。

书籍编写与出版是学术专业发展的具体标志。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卫生出版社是当时唯一的医学出版机构。我在北京自然与其联系相对容易。我在上海医学院就读时就组织出版过《实习医师手册（英文版）》（ Interns ’ Pocket Book ），在老师心中有着很好的印象。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要出版一套中级医学教科书（包括医士、护士、助产士），吴英恺就推荐我承担外科部分。出版的第一本是《助产士外科学》（因为当时我在北大医院兼任隔壁养蜂夹道助产学校外科教员），这使我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了联系。因为我和出版社的合作很顺利，他们又把《医士用外科学》交给我编写。与此同时他们又出版了由我编著的《实用麻醉学》和《外科实习医师十讲》。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常客。我专做小儿外科之后，出版社非常支持小儿外科的发展，出版了很多专著，除《小儿外科学》之外还计划组织出版一套《中华小儿外科全书》。2014年还出版了以我名字冠名的《张金哲小儿外科学》。大量专业书籍的出版，反映了中国小儿外科的专业水平和专家实力。

说来说去北京是首都，是中国的中心。我利用这个“地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把北京建成了中国小儿外科的“首都”和“中心”。但是“地利”不会自然生出“馅饼”，必须耕种、磨粉、做馅、制饼。有时需要很多人付出一定劳动才能吃到嘴里。

（三）怎样扩大“人和”

应该说“人和”是事业成功的最重要保障，包括老师、朋友、同事、家庭成员以及方方面面有接触的人。朋友支持越多越好，仇人对头越少越好。至于获得“人和”更要靠自己的主动。

工作起步时期，关键是老师。我在协和医学院读书时成绩名列前茅，特别是1944年在上海医学院临床课实习时，组织全班同学编写了《实习医师手册（英文版）》很受教授们的赏识。从上海回北京时，教授们在介绍信中着重提到此事（当时上海医学院的教授多与协和医学院有关系），这给协和圈里我的老师们留下了好印象。我从事小儿外科，主要是靠诸福棠教授的提拔与培养。事实上我与诸教授只是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经胡传揆院长介绍才认识的。而胡老对我的青睐，也只是因为对我在北大医院外科的工作很满意。他觉得诸老要开展新专业，我是个可靠的人才。老师们的支持无疑是“人和”中的重要部分。取得老师这一代人的认可要靠努力的学习和出色的工作成绩。下面是我给几位老师留下突出印象的事例。

1.吴阶平院士与关颂韬教授

1945年我从上海初到北京实习，老师们都不认识我。吴阶平当时是外科总住院医师，某日带着住院医师陪关颂韬查房。当查到关教授的一个手术病人时，要核对当时用的是什么线，于是翻阅病历。手术志是我写的，全部是印刷体英文，并且主要步骤都画了图，居然用什么线都有记载。这件事让关教授对我非常欣赏，吴阶平顺势介绍了我衣袋里的自制查房检验工具匣，小笔记本大小，内有查血、尿、便需要的取标本的用具。查房时关教授提出需要数据，我马上就取标本存下，抽空就查，教授未走就报出数据。关教授看了又看，笑着说可以申请专利。1947年吴阶平调我到北大医院，1948年春节送我到吴英恺那里学麻醉，1948年6月提前任命我为外科总住院医师。这些都反映了关教授对我的信任与希望。吴阶平也一直对我有特殊的关照，特别是在学会工作中，他总是带着我一起活动，因为我能写能画。后来我又学会了做、放幻灯片，拍、演电影。下面是我在中国香港的一个会议上的发言，摘录一小段可以反映一个梗概。

2003年1月1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我在香港吴阶平基金会会议上的发言稿。

“今天，小儿外科会议与吴阶平基金会会议在一起召开是偶然也是历史大事，小儿外科会议在中国香港召开同样是历史大事。回忆我考入协和医学院，吴老当年作为高年级学生代表致辞欢迎我们新同学。1945年我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到北京中央医院实习，吴老当时是总住院医师，第一个接见的我，向我交代如何学习、如何工作。1947年他随关颂韬教授接管北京大学医学院，又动员我调到北大医院。新中国成立后，诸福棠、吴瑞萍两位老教授致力创建儿童医院，希望吴老从事小儿外科。当时吴老由美国回来已经是泌尿外科专家，故推荐我来做小儿外科。诸老马上找到我，我立即同意。1955年全国最大的儿童医院建成，调我担任外科主任，给了我最好的条件发展小儿外科。20世纪60年代初，各地小儿外科医生都渴望有个可以交流的杂志，但当时各地小儿外科水平太低，吴老当时负责外科杂志，特留一角篇幅刊登小儿外科的文章。直到1964年，武汉的童尔昌在《武汉医药杂志》搞了个副刊，1980年才有了现在的《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吴老在小儿外科开创时期的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晓，正好在今天重温。”

2.吴英恺院士

1948年关颂韬介绍我认识吴英恺教授。我在他那里学习麻醉，配合他做复杂的胸外科手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抗美援朝时期，他从《人民军医》杂志上，看到我连续发表的麻醉文章。专门找到我，鼓励我把在天津学习的麻醉技术编写成一本麻醉学书籍（1952年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实用麻醉学》，1954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再版）。我说我的资历太浅，不够写书的水平。他说：“你现在正应该多写东西，多发表。不怕水平低，不怕有错误。有人提意见正是帮你提高。等你学问大了，也有了名气，你就不敢写了。因为你怕丢人，怕误导别人，不常写也就不习惯安下心来写文章了。”同时，他推荐我编写中级教科书，把我带入人民卫生出版社。我做小儿外科后，他经常帮我做小儿胸科心血管手术。虽然他已是50岁以上地位很高的大专家，但对我的邀请还是随请随到。有时我怕他太累，他说：“外科大夫做手术说累，不是真有病就是闹情绪”。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实干”，勇于开展新业务。他70多岁时，辞去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工作，在北京市另外开创一个新的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创出了国际水平。我在他90岁诞辰时作画贺他为“杏林硬松”。

3.秦振庭主任

请看我在北大医院90周年庆祝会上的发言。

“母校、母院，我要称‘中国小儿外科之母’。不是瞎说，有DNA可查。新中国成立前无小儿外科。1950年7月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预备会，我是胡院长、诸院长的助手。会上提起全国大办儿童医院，办儿科系，诸老担心无人从事小儿外科，胡老推荐我，我立刻承担下来。这件事当时轰动了整个儿科界。散会后，秦振庭主任立刻找我，给了我一本由Ladd和Gross合编的《小儿腹部外科学》和五张床，我就在儿科病房内办起了小儿外科。1950年8月1日全国第一个有专人、专床、专业门诊和专用手术台的“完整小儿外科”诞生了。1955年（5岁的小儿外科）全班人马包括病人迁入新建的北京儿童医院，继续发展。1957年受卫生部委托，连续开办全国小儿外科培训班。随着各地儿童医院的建立，小儿外科遍地开花。1987年正式成立小儿外科学会，出版了《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中国小儿外科作为一个成熟的专业，被中国医务界承认。1997年我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标志着小儿外科的学术地位与成绩被中国科学界认可。2000年我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Denis Browne 金奖”，张金哲的名字与 Gross等30位（14个国家）世界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并列出现在同一张光荣榜上，中国小儿外科的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从一本书、五张床诞生的小儿外科，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喜迎母亲90大寿。祝母亲大人松柏常青，桃李满天下。

深鞠躬。

张金哲
2005年6月11日 星期六

4.胡传揆院长

原是北京协和医院的皮肤科教授，新中国成立前任北大医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我和他的接触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围城时外科搬家开始的。

当时我在北大医院做外科总住院医师，外科主任关颂韬已全家去往美国，主治医师陈景云、吴阶平正在美国学习。科主任空缺，无人主事。教授王大同、主治医师朱洪荫二人家在北城，因市内交通管制不能来院。北大医院外科只有我一人带领住院医师维持工作。医院内常常停水停电，也无暖气。我们自备大水缸、煤油汽灯以及取暖火炉做急症手术。当时北大医院的地址在西单商场后的背阴胡同（原万福麟的府邸），这里的条件本来就不适合开展医院工作。关颂韬找到胡适（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争取到府右街北口军阀时代的陆军部旧址，由他的哥哥关颂声工程师改建为新医院。围城时期，内科系统及医院领导班子刚好已经迁入新址。外科因手术室装修尚未完工，仍留在背阴胡同。事实上，当时只有我留守在背阴胡同的医院，成为“总司令”。战乱时期治安混乱，外科急症源源不断。我们在旧式煤炉下做手术，常常有医生被煤气熏倒下台，临时换人继续手术。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我马上奔走寻找关颂声的工程公司，争取在一周内精简完工，并组织院内留守的医护职工一起动手迁入新院。全部设备及病人，按时按顺序转移，未出事故，无大损失，这件事得到了当时院长胡传揆的赞赏。我个人也在外科系统（包括妇产科、耳科、眼科）职工中树立了威信。

1949年解放军进城后，为了避免社会秩序紊乱，一切工作尽量维持原状。我本应将总住院医师职位让与下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受命继续连任一年，到1950年6月为止，也便于让我把因搬家而出现变动的外科工作稳定下来。外科总住院医师的培养对一个外科医生非常重要，连续两年的总住院医师经历使我的手术技术、应变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都得到了双倍的训练，同时也给教授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使胡院长愿意推荐我承担开辟新业务的重任。

5.诸福棠院士

我与诸院士虽然只是在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偶然相遇，他却成为我一生崇拜与学习的偶像。他一心为孩子无私奉献的精神，诚恳负责、与人为善的品德，特别是做事有毅力、有恒心的感人事迹，教育了我半个多世纪。尤其是遇到困难和不顺心时，他的身影、声音，立刻出现在我眼前，给我前进的动力。诸老说：“我要争取工作到80岁以上。”他的话激励我重新振作。

下面是2011年6月1日我在儿童医院院庆上，医院为我和江载芳、杨永弘发奖时，我作为代表的答谢词。

“诸位领导，诸位来宾，诸位同仁，大家好！

我很荣幸代表今天获奖的同志讲话，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奖励。在这隆重的大会上，我感慨万分。我们的所谓‘成就和贡献’，无非是学术上做了些工作，这只反映了诸福棠老院长精神的一个方面。诸老在1943年就自己编写了中文版西医巨著《实用儿科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破天荒’的。以后一生不断再版、修订、完善，并且带动全国同道参加编写。团结了全国同道，领导了儿科学会。他年过九旬，重病缠身，听不见、看不见、不能发音，但还在一直修订《实用儿科学》。这是什么精神！他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全国同道，使我国的儿科学在世界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江载芳在世界儿科大会上荣获‘终身成就奖’，杨永弘在国际感染病大会上荣获‘安万特-巴斯德奖’，我在世界小儿外科学会联合会上荣获‘终身成就奖’，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有人获得的。诸老的学术精神更直接影响了我们北京儿童医院的所有同仁。我院历年来领先出版的儿童医学专著，包括临床各分科以及放射、护理、药物治疗等高级儿科专业书籍和科普作品，不胜枚举。我院曾编纂了内部《儿科医刊》和给病人的‘儿医小册子’，后来有的汇集成书正式出版。现在仍存有内部刊物《儿科药讯》，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北京儿童医院医疗业务压力巨大，人所共知，竟还有如此广泛自觉的学术风气，应该引以为豪。今天为我们几个人授奖，也是要让大家共同感受我院的光荣。让大家饮水思源，更深刻地怀念诸老，意识到我们的责任，要使‘诸老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现在提倡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诸老早就用他的一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以上仅仅是几个具体故事，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他们爱护我、帮助我。似乎没有人鄙视我、仇视我或故意难为我，这是构成我“人和”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既无名气又无经历，既无专业知识又无必要设备，硬着头皮开创一个崭新的外科专业，竟敢来者不拒，而且要创出一流的成绩。我身后依靠的都是一流的专家，我请谁谁都肯来，替我冒险开发。难道说这只是简单的师生间的人缘吗？“人和”需要有共同目标、共同观点、共同兴趣，还有匹配的能力，互相尊敬、互相关爱。要想别人对你好首先你要对别人好。诸院长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使我受益终生，“不要闲谈别人的缺点！既伤人树敌，又滋长骄傲。真心帮助人家，要诚恳正面直言。”

老师一级的“人和”，在关键时刻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是平时日常工作时同事间的“人和”。一个好汉三个帮，工作中直接的助手更是关键。我的好同事、好朋友遍及院内院外、国内国外。同心合作，倾心相助者，不胜枚举。下面仅以两人为例。

6.潘少川教授

我与潘少川教授合作了60多年，共同工作了一辈子。共同创造小儿外科很多新点子，也承担了很多风险。这和历史上的名人与助手情况一样，常常是由我享好名，潘少川受累蒙怨。难得他无怨无悔，始终如一，甘于作我的小儿外科助手。

最令人难忘的是1952年，潘少川轮转到小儿外科做住院医师，我正要去参加抗美援朝。于是我向科里要求，把潘少川留在小儿外科，以维持小儿外科专业的工作不中断。当时另一个比我地位高得多的高级教授李家忠也想留潘少川为固定助手，准备开展心血管专业。在全科大会上，形成僵局，长时间鸦雀无声。潘少川毅然自我表态愿意留在小儿外科。此后，他帮我整理了当时小儿外科常见的8种疾病的培训教材与常规处理方法，替我执笔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献（婴儿皮下坏疽与小儿脑脊膜膨出）。以后又随我调到北京儿童医院，在新医院从无到有开展医疗、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特别是后来在医学会的工作中，我们广泛团结各方同道，扩大国内、国际联络，使北京儿童医院成为中国小儿外科中心。他在这些工作中，始终把我推为中心人物，而自己却永远居于副位。后因工作需要，1958年我找了天津的方先之教授（骨科名师），送他去学了一年骨科。1972年分专业后，他专攻骨科，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小儿骨科专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他仍然协助我全面开展小儿外科工作。现在我们两人均已达耄耋之年，仍然同室工作、同车回家，有事共同商量，彼此互相照应。这样的朋友，世不多见。这样的剖心交友之道，当为“人和”的典范。

7.贾美萍秘书

谈到学会工作不能不提到这位得力助手。贾美萍原为手术室护士，组建心血管外科时被调入新成立的心脏监护室，成立外科学委会后又被调到外科科研办公室，协助谢兴雅办理文牍工作，主要负责打字。她首先利用“张金哲小金库”余款购置了一台四通打字机，自学打字，提高了外科文牍工作水平。谢兴雅退休后，她接替了全部学术事务工作。院方逐渐添置电脑、传真机等各种现代化电子办公设备。贾美萍也通过自学掌握了现代化文牍技术，随着设备的更新与时俱进。与中国台湾地区医生交往后，致力改进现代幻灯编制技术，承担了全科多媒体图片制作工作，成功地用于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1987年，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正式挂靠北京儿童医院，贾美萍被学会委任为联络秘书。国内外联络接洽任务繁多，她能做到来者不拒，及时处理。除处理学会活动、发文件、通知以及经费报销等常规工作外，贾美萍也帮助科内教授们分担编书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承担《张金哲肛肠外科学》英文版专著的编辑工作，在外文出版社编辑的指导下，圆满地完成了出版的全部任务，受到了出版社赞扬。三十多年来贾美萍协助我主编出版的大型专著有《实用小儿外科学》《中华小儿外科学》《张金哲小儿创伤外科学》《张金哲小儿腹部外科学》《小儿门诊外科学》《现代小儿肿瘤外科学》《实用小儿外科新型手术图解》《中国医学院院士文库——张金哲院士集》《张金哲小儿外科学》《张金哲院士从医60年论文选编》等20余部。现在正在编辑《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张金哲自传》，同时协助潘少川出版了《实用小儿骨科学》，协助黄澄如出版了《实用小儿泌尿外科学》。贾美萍负责学会工作以来，先后经过几任主任委员，张金哲、潘少川、刘贵麟、李仲智、孙宁和王维林，将近30年来，保证了按时顺利学术活动（包括全体会、学组会、国际会等）。她广泛团结全国会员及国际同道，成为实际的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联系人。人事繁杂，难得工作顺利，均无意见。贾美萍的工作表现维护了我作为名誉主任委员的声誉，维持了小儿外科学分会的团结与凝聚力，保证了北京儿童医院作为挂靠单位的威信，也提高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学术领导地位与国际地位。因为我的有些书稿尚未完稿，她退休后院方特意留她返聘，仍作我的秘书，同时监管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联系工作。三十年来，她与我配合默契。

除上述工作外，办进修班、组织学术会议、各地交流互访，也是“人和”的重点实例。半个多世纪以来，身边同道密友比比皆是，可谓“朋友满天下，桃李遍全国”。广泛而坚实的“人和”，才真正是事业成功的基础。

《克氏外科学》扉页上印着“先交朋友，后做手术”几个大字。在外科临床工作中，我对每个患儿家属，都尽量做到交朋友。我交朋友的秘诀就是“讲病”。我在医院内的宿舍居住了40余年，夜间常到病房看看，和家长聊聊，谈谈孩子的病，尽量讲透讲深，患儿家长都很爱听，在讲别人的病情时大家也围过来听。开展医疗工作患儿家长就是最重要的“人和”。我在长途火车中，只要讲起病立刻就会成为车厢中谈话的中心人物。既作了科普宣传，又交了朋友。这些虽然只是短暂的朋友，但也都是扩大“人和”的一股力量。

另一方面，必须提一提家庭的“人和”。

8.沈恩濂夫人

我爱人沈恩濂，比我小一岁。她父亲是英国留学的土木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大医院药房工作，工作时间比较规律。工作之余承担了全部敬老育幼、维持安乐等家庭事宜。我们有四个孩子，虽因“文革”辍学，最终也都补齐了大学教育。各自成家立业，家庭和美，都非常孝顺。沈恩濂不仅在家里是一位了不起的贤妻良母，更难得的是在街坊四邻中的口碑也极佳。在北大医院工作时，西四一带邻居商贩都称她为“二姑奶奶”（她在沈家排行第二，自幼在西四大柺棒胡同居住多年）。迁居西单枣林街，马上在该地区成了大家的“二姨”。她57岁退休后，曾在北京儿童医院护校教英语，因此儿童医院同事称呼她为“沈老师”。改革开放以后，她协助我搞医学会及外事工作，活动频繁，国内同行无不称呼她“沈老师”。国际友人的夫人们，都对她很亲切，互相传颂她为“Famous Elizabeth”（“Elizabeth”是她在天津的法国学校读书时的名字）。一生能遇到一个内事外交十全十美的爱人，确实十分不易。在发展事业时，家庭方面的“人和”，也绝对不容忽视。“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奉献的女人”，这话不假。

扩大“人和”，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业余文体生活多样化。我本人兴趣广泛，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也是联系群众、广交朋友的有利手段。我自称文体活动各项全能，老式的琴棋书画，新式的桥牌、跳舞、演戏、打球，什么都会点儿。虽然水平不高，但也从不怯场。能和老师、同学对弈、打桥牌，也能和年轻医护跳舞、演戏、游泳、溜冰。当过北大医院工会的京剧社长，交结了不少职员工友。在北京儿童医院担任外科主任时，我按时组织文体竞赛，安排科内有特长的人负责球队、剧组、歌舞队，鼓励大家参赛，争取冠军。医务工作劳累紧张，文体活动既能调剂生活，又可加强集体荣誉感，促进团结。好汉不提当年勇，我现在年纪大了，患严重耳聋，上述一切都成了“吹牛”。现在有机会只能给朋友写个字、画个画、参加宴会时表演个小魔术，这也使我在衰老后仍不至于被人完全遗忘。

荣誉与“人和”的关系很重要，也很微妙。一个人在业务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常常也会获得一定的荣誉。然而不少人努力一生不一定有成绩，有成绩也不一定能得到荣誉。于是有些人会心里不平衡，甚至因此产生矛盾。共同奋斗时的“人和”，成功后反而失去。一个事业的成功，绝不是一个人的成绩，也不可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荣誉给了某人，这个“某人”只是个“代表”。代表的产生，需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做事要想出成绩，必须争取成功。但荣誉不可强求，也不是做事的目标。而且所谓成绩，还必须要得到群众的认可。60多年前，一个刚出师的年轻医生，要做别人从未做过的小儿手术，同事们和患儿家长都不可能信任他。我能争取到医院领导的委任建立小儿外科，并能在医院内站住脚，至少是得到了周围有关群众的认可。这已经是我在小儿外科专业的第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我被调到北京儿童医院，扩大了业务，开办了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不少小儿外科医生。1964年在全国儿科学术会议上，小儿外科代表们初次聚会，提出组织小儿外科学会。自此以后，我国小儿外科水平取得了国内外的四个认可。这一切都说明小儿外科取得的成绩，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成绩是全国小儿外科工作者半个多世纪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奖章只能发给他们中的个别代表。评奖时，当年和我同时创立中国小儿外科的先驱功臣们，均已去世或病退，我成了无可选择的代表。无论如何，荣誉证明了我们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和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视为鞭策再创辉煌的动力。然而获奖者本人已年老体衰，颁奖的目的更是为了鼓励他代表的集体。大家同心去维护共同的荣誉，更能加强“人和”的凝聚力。

我的名气大了，出头露面的事都是我，并称我为“创始人”，特别是“Denis Browne金奖”的颁奖说明中，称我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颁奖时的原话为“Professor Zhang，for all that you have achieved and particularly for being the father of paediatric surgery in China，we present to you the Denis Browne Gold Medal”）。我当时就提意见说：“中国小儿外科之父要中国人封，你们封了，中国人不一定承认。”他们解释说：“这只代表我们评委会的意见。我们称Gross为小儿外科之父，美国也有人反对，那只代表他们的意见。”

我敢于创办小儿外科并且做出成绩，得到了荣誉。确实是因为天赐我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有健康长寿这个优越条件。认真分析回顾，有些个人的努力、坚持、依靠党和群众的经验，还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 Q/8ExvBpmxpeI1ebex8RdCm/gm5x0wStCHrQC4GKYszebQgSZkWJbfcJMuP3Pt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