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为进一步推进乳腺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建立完善我国乳腺癌筛查与质量控制体系，探索乳腺癌筛查的中国经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称为卫生部）、财政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三部委自2009年开始在全国31个省联合实施国家农村妇女宫颈癌及乳腺癌（简称“两癌”）检查项目。其中，在第一周期（2009—2011年），为35～59岁的农村妇女进行了免费的乳腺癌检查。三年间采用以CBE为初筛，检查异常和有高危因素妇女再做BUS和进一步MG复筛的模式，筛查了83万农村妇女，乳腺癌检出率为0.52‰，原位癌比例3%，早期癌（0+Ⅰ期癌）比例为28%，早期癌检出效果优于医院诊断（19%）。然而，第一周期乳腺癌筛查模式的效果和质量控制并不理想。如何规范我国乳腺癌筛查模式、流程和评估及召回标准，包括筛查人群的确定、筛查技术手段和模式及召回标准的选择、筛查频率和时间间隔、检查诊断人员需要的培训和资格的认定、确定评估指标等，以保证筛查工作质量和效果，从而使筛查的成本效益比最大化，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乳腺癌筛查体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参考2009年广州采用的基于CBE和BUS检查为初筛的乳腺癌筛查模式的效果和质量管理经验，第二周期（2012—2014年）全国农村妇女乳腺癌检查采用了基于BUS检查为初筛的乳腺癌筛查模式，即BUS初筛后，其BI-RADS分级（类）为0、4和5级（类）者进一步行MG复筛，其BI-RADS分级（类）为0、4和5级（类）者再行活检，同时初步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全国共计筛查约467.1万35～64岁妇女，乳腺癌检出率为0.7‰，原位癌比例为15.3%，原位癌检出效果优于医院诊断，也优于第一周期的筛查效果。但第二周期的筛查流程中BUS 0、4和5级（类）还需MG复筛才能活检，造成漏检率偏高和BUS与MG筛查结果不一致时的决策困难。第三周期（2015—2017年），进行筛查流程优化，采用基于BUS优化流程的乳腺癌筛查模式，即BUS初筛后，其BI-RADS分级（类）为4和5级（类）者直接行活检检查，BI-RADS分级（类）为0和3级（类）者进一步MG复筛，其BIRADS分级（类）为4和5级（类）者行活检检查，而0和3级（类）者由专科医师评估后决定活检。同时，通过加强基层乳腺癌筛查专业队伍建设和提高人员能力以及加强筛查质量控制体系建设，基层的乳腺癌检查项目实施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2015年全国共计筛查约150万妇女，乳腺癌检出率为0.85‰，原位癌比例为13%，早期癌（0+Ⅰ期癌）比例为39%，检出效果优于第一和第二周期的筛查效果，中国东部地区的筛查效果接近MG筛查。
卫生经济效益比是衡量一项公共卫生措施是否有实用价值的最重要的指标。我国相关研究结果也呈现出其效果，例如2009—2011年广州采用基于BUS的乳腺癌筛查模式（BUS初筛，MG复筛）筛查了28万农村妇女，早期癌检出率高（47%），在40岁以上年龄组有较好的卫生经济效益比。2015年，中国农村妇女基于BUS的乳腺癌筛查多中心数据分析揭示，早期发现成本系数在40岁以上年龄组成本效果较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成本效果优于西部地区（早期发现成本系数1.65 vs. 3.21）。所以，在我国乳腺癌筛查资源并不充裕的情况下，采用BUS初筛、MG复筛的基于BUS的乳腺癌筛查模式，可能更适合我国国情。
不同国家地区的乳腺癌流行病学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很大差异，不同技术方案间成本效益比的计算和研究的意义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也会呈现很大不同。同时，不同国家与地区卫生保健系统的差异也会导致对不同的筛查技术方案组织实施的难易度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地区的具体情况来选择并推行适宜组织实施的技术方案。只要筛查方案能在实施地区有效运作，并发挥最大效能，这便是一个适宜的筛查方案。而且方案要有较好的质控目标，便于综合评价筛查质量和绩效，持续改进筛查工作。
为此，我国选择在农村妇女实施基于BUS的乳腺癌筛查技术方案是可行和有效的，是在建立中国特色乳腺癌筛查与质量控制体系下进行的，尽管还有不足的地方，如质量控制体系还不完善，规范培训不足和召回标准执行还不够严格及筛查效果还未达到MG效果等，但这些问题都将成为我们未来努力完善的方向，比如提高BUS筛查的同质性和解决超声医师不足的问题，可以研发机器人超声检查并使用网上智能辅助阅片等技术，同时也将为未来城市妇女乳腺癌筛查提供宝贵的经验参考。
（王 颀 吴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