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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麻醉学是医学领域中一个新兴的学科。它是随着医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临床工作的需要，集中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与其他学科的有关理论，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成果于临床而建立起来的，麻醉学目前已成为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麻醉学经过我国几代麻醉工作者的不懈努力，麻醉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拓宽了麻醉工作的范畴和领域，加强了各级医院的麻醉科室建设，培养了大批的麻醉专业人才，专业队伍日益扩大，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很大成绩。
医学是在人类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以后又衍化出临床医学中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等分支学科。麻醉是在人类遭遇各种伤害和手术引起的疼痛时寻找的解决疼痛方法，是通过药物或者其他方法使患者整体或者局部暂时失去感觉，以达到无痛手术目的的一门科学。麻醉学（anesthesiology）则是运用有关麻醉的基础理论、临床知识和技术以消除患者手术疼痛，保证患者安全，为手术创造良好条件的一门科学。
古文明国家使用捆绑四肢、放血、冷冻、饮酒等方法帮助患者实施手术，我国古代有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李时珍《本草纲目》对曼陀罗花麻醉作用的介绍，古代麻醉处于一个萌芽状态。直到乙醚等麻醉药的发现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才正式开启了近代麻醉学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麻醉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现代麻醉学的基础，麻醉的工作范围和领域进一步扩大，随着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广泛积累和运用，极大促进了麻醉学的现代化。
随着麻醉的发展，麻醉学科在临床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外科（包括腹部、神经、矫形、胸心、血管、泌尿、小儿等）、妇产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等手术患者提供无痛、安全、肌松、无不良反应和知晓、良好的手术条件以完成手术治疗。同时通过它所掌握的复苏急救知识和技术，对各临床科室患者，特别是危重症患者发生的循环、呼吸、肝肾等功能衰竭的处理，并在重症监护治疗病房（ICU）、疼痛诊疗门诊，以及其他有关治疗诊断场合等方面，也都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麻醉学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密切结合的学科。在基础医学方面以药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生理学为基础。近年来麻醉学又以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密切联系，进一步探讨和阐明疼痛与麻醉对机体的影响和机制。在复苏和危重症医学方面研究机体死亡与复活的规律。反过来通过临床实践，验证和丰富诸如疼痛学说、麻醉药作用机制、麻醉对遗传的影响等。随着整个医学科学和麻醉学的发展，麻醉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19世纪西方医学开始传入我国，外国教会在全国各地开办医院，进而招收学徒，创办医学学校。20世纪各地陆续建立公立或私立医学专门学校，大部分设有医院，但这些医院创设之初都没有麻醉科，而从事麻醉专业的人员也是凤毛麟角。当时国内外科手术，也只有少数几个大城市大医院才能实施较大的手术，如胃大部切除术，胆囊切除术等。各医院大部分手术的麻醉均有麻醉科医师或护士兼理，方法简单，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不高，更缺乏创造性的成就。当时国内出版社的麻醉专著也非常少。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国现代麻醉学的开拓者吴珏、尚德延、谢荣在国外学习麻醉，前后回国，在北京市、上海市、兰州市等地教学医院建立了麻醉科，充实了麻醉设备，培养专业人才，开展临床麻醉工作。这一期间还有李杏芳（上海市）、谭蕙英（北京市）、王源（天津市）等也在创建麻醉科室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麻醉医疗，教学和科研活动，为新中国麻醉学科的建设，麻醉专业的创立，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在这些先辈的努力下，培养了大批麻醉骨干力量，以后，这批人员遍及全国各省市，进一步建立麻醉科室。迄今，在我国县级以上医院，大部分建立了科室组织，配备了麻醉学教研室和麻醉学研究室。1989年卫生部文件明确麻醉科是一级临床科室，并指出其工作领域和业务范围，为麻醉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临床麻醉工作发展的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麻醉工作者开始参与手术、急症室，以及临床各科室心搏呼吸骤停患者的复苏急救工作，率先实施胸外心脏按压和头部降温等心肺、脑复苏等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功地抢救了许多心搏骤停，脑缺氧超过临界时限的患者。从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有的医院建立麻醉恢复室，20世纪80年代重症监护治疗病房在国内大医院普遍开展，集中训练有素的专业医护人员，采用先进的监测仪器和技术，对重大手术及危重患者的救治充分发挥了作用，20世纪70年代我国疼痛治疗工作有了新进展，在临床以神经阻滞为主，许多医院开设了疼痛诊疗门诊和病室，对某些疼痛的机制开展研究。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医疗保健事业的需求日益广泛。临床上许多新的复杂的大型手术不断开展。这就要求有更多的麻醉专业人员，以满足临床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有关麻醉的新理论、新技术的学习应用，危重疑难患者的急救复苏，疼痛治疗工作的开展，因此要求不断地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不但要有现代医学及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而且随着各科临床研究工作迅速进展，适应日益频繁的国内外交流和教学工作，就需要不断地更新知识，以满足麻醉学现代化的要求。
当前，我们迎来了21世纪，作为生命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将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麻醉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将顺应医学的发展潮流不断前进，同时也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迎接严峻的挑战。
随着高科技在麻醉工作中的应用，在麻醉机和呼吸器及各种循环、呼吸、神经肌肉等功能监测仪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方面，都不断地采用新的医学工程技术。例如具有微电脑控制的麻醉机和呼吸器。利用气相色谱仪、质谱仪、红外线气体分析仪等监测人体和呼吸回路的气体及药物浓度；利用阻抗血流图、光纤多普勒血流速度仪、超声心动图等监测心功能，利用定量脑电图、诱发电位、经颅多普勒超声技术等监测脑血流和脑功能等，大大提高了麻醉和危重患者的诊断治疗水平。对于临床上应用的高科技医疗设备，例如CT、磁共振、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影像医学，它所提供的丰富便捷的从平面到立体、从定性到定量的诊断治疗技术，亦将为临床麻醉如某些复杂神经阻滞的解剖定位，危重症及疼痛患者的诊断治疗，提供极其精确可靠的诊治手段。在麻醉基础理论方面，医学分子生物学、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神经生理学、麻醉药理学，以及免疫、遗传等各个学科提供了许多新概念，新学说和新理论，临床医学各个学科的发展，亦将给麻醉学提供许多新观点、新问题和新要求。这许多新的科技知识，需要我们很好的学习研究应用。当今，人类正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文献资料快速的发展传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向超高速、小型化、智能化和并行处理方向发展。未来的网络技术将向超高速和多功能方向发展，使信息的传输、处理和交换更加快捷、方便和经济。通过电脑网络可以快速查询掌握最新的麻醉学术动态和科技成果。至于在日常医疗、科研、教学工作中，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帮助我们收集整理分析计算各种资料数据，麻醉记录等，日益成为我们日常工作中形影不离的有力工具了。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学习新科技、掌握新信息，进一步发挥麻醉专业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在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医学模式等发方面将发生新的变化，例如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在老年疾病中的癌症、脑血管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将会上升，糖尿病、高血压和老年性痴呆患者亦将增加，对这些患者的手术麻醉监测治疗等都会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婴幼儿的畸形手术的年龄愈来愈小，目前有些国家进一步在胎儿中施行修复手术，随着胎儿外科学的发展，将对胎儿（包括孕妇）的麻醉如何施行需要研究探讨。医学的工作范围，亦从生命的生到死，扩展到生前（胎儿期）和死后（心肺脑复苏），由于医学模式的变化，将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化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亦将在临床麻醉以及危急症加强医疗和疼痛治疗方面发生影响，例如在临床麻醉某些新技术的开展应用，危重患者的临终复苏，晚期癌症患者的安乐死等，将涉及医学伦理、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问题，不是单纯依靠医疗技术就可以圆满解决的，麻醉科医师必须根据医学发展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张玉莲 姜爱华 王晓丽）
医学行为受到3个方面的约束：医学道德、医学伦理和医疗法律。医学道德是医务人员内心对自己医疗行为的自我约束；医学伦理是外界规章对医务人员医疗行为的约束；医疗法律是刚性底线，不能触犯。从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的角度看加速康复外科，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的核心理念和评价的标准是什么。
医学道德的评价是对医学行为的善恶进行评价，评价我们的医学行为是否有利于疾病的缓解、痊愈和生命安全的保障，是否有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完善，是否有利于群体健康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是否有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凡是有利于疾病缓解和康复的措施都符合医学道德，这是医学道德评价最基本的体系。
医学道德评价有它固有的依据，首先要看动机和效果，其次要看目的和手段。动机好效果不好，要区别对待。医师竭尽全力的救治，但是由于病情复杂，未能转危为安，不能因为效果不好就认为是恶行，就认为是不道德之举。如果医师的经验、业务水平不高，也不能认为是不道德的。医师有治好病的动机，但是若因为疏忽大意而造成事故，这就应该追究责任。要看目的和手段是否一致。在医学实践中，不排除医务人员为提高医疗技术而不择手段，这有可能损害患者的利益。
医疗行为要遵循“有效、最佳、一致性和社会性”4个原则。有效原则是指我们采取的医疗行为是通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最佳原则，即经过实践证明我们所采用的医学行为是最佳的治疗手段。一致性原则，即手段的选择与病情的发展要一致。社会性原则，即我们选择诊疗手段一定要顾及社会影响。
世界各国的医学伦理全部秉承了赫尔辛基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分子利用集中营难民和俘虏进行大量的身体实验，数以万计的难民惨死在所谓的医学研究行动中，战后有10余名纳粹医师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并执行了死刑。为了纯洁医学科学，杜绝此后类似灭绝人性的事件发生，1964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医学大会上通过了《赫尔辛基宣言》，后来经过8次修改，形成了目前医学界秉承的法典，确定了医学伦理基本原则“患者的健康为我最首先考虑的”。我国医师在提供医护时必须遵循4个原则：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际伦理学也宣告，要求医护人员做到患者利益第一、诊疗方案最优、知情同意、密切协作。要使加速康复外科的开展符合医学伦理，必须遵循科学性原则，要维护患者的权益，要履行好知情同意等重要医学伦理原则。
由于加速康复外科策略许多要点与传统教科书推荐意见不相类同，比如术前不常规做机械性肠道准备，术前禁食时间从12小时缩短到6小时，术前2小时可以口服清饮料，术后早期进食和下床活动等这些围手术期的改进措施教科书上没有推荐，这些措施是否违反伦理？如何看待和实施加速康复外科各项措施都应该从医学伦理角度出发。
首先要遵循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强调医疗行为必须符合普遍认可的科学原理，必须建立在对科学的文献和相关知识十分熟悉的基础上，建立在实验室和动物实验的基础上。科学原则还体现在由科学上合格的人员来承担，临床上能胜认的医师来监督。遵循科学性原则，要求医师要保持与时俱进和终身学习的态度。
如果我们开展加速康复外科属于起步阶段，需要遵循从简到繁的原则，但首先原则是维护受试者的健康。有利原则和无伤害原则具体表现在维护受试的权益，我们必须坚持安全第一，任何人体的研究都要预测风险，如果风险大于获益，无论意义有多么大，也不能进行；如果我们要实施加速康复外科，要尊重受试者知情权和同意权，患者有权利了解手术方法和采取加速康复外科的理由，有权了解加速康复外科的好处、风险、可能造成的痛苦及保护措施等。术前必须将上述情况对患者加以详细说明，取得同意后方可进行。如果患者不理解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无法做出决定，在与患者交流信息的过程中，要根据患者的文化素质，理解能力，用通俗的语言确保患者能够理解。
教科书内容是医学科学发展的结晶。医学的发展永远不会停留在教科书上的内容，更离不开动物和人体试验。古代医学科学技术起源于以身试药、以身试针、以身治疗等实践性的科学，现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临床试验。无数临床试验成果形成了教科书内容。我们不能忽略教科书内容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因此，我们既要遵循教科书行医，又不能局限在教科书上，照本宣科，不去开展新技术。如果医学科学没有创新，停滞不前，就不能体现最基本的伦理原则“提高群体健康水平，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医学科学发展”。
麻醉方法的选择要将患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所选择的麻醉方法是疗效最佳、伤害最小、痛苦最小、耗费最少的。应将所有可能发生的并发症以患方能理解的语言告知患者及其家属。如何体现患者利益第一的原则，简单的方法是换位思考。临床上同一种疾病的麻醉选择会有多种方案，假设患者是自己的家人，该如何选择麻醉方案。例如96岁高龄合并冠心病和脑腔梗的患者，需要进行股骨头置换手术，教科书上尚未推荐统一选择的麻醉方法，患者家人也并不了解麻醉，作为麻醉科医师，熟知全身麻醉技术的优势和椎管内麻醉的优点，以及神经阻滞的利处，选择哪种麻醉方法，均有各自的理由，一定要将自己认为最优的方法放在第一位，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案。我们仅仅有好的动机和效果，还不能说明这就是符合医学伦理的，一定要看我们是否履行了知情同意。知情同意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知情，然后是同意。即我们是否用通俗的语言使患者理解我们的诊治方案，患者又是否在真正知情并获得足够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道”：是指加速康复外科针对外科规律的研究，是理论上的创新。“法”：加速康复外科在流程、临床路径的研究，是组织管理上的创新，是外科、麻醉与护理等多学科的配合。“术”：加速康复外科在腹腔镜、机器人、控制性输液及止痛等技术层面的研究，是技术上的创新。目前，多数外科医师还停留在“术”的层面的研究，还缺少对“法”（管理及流程）的研究，更缺乏对外科应激规律的“道”（外科应激代谢调控规律）的探究。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与欧美等医学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手术技术和医疗设备上的差距，而更多地是在管理及理念方面的差距。在加速康复外科研究领域，中国外科同道们不仅需要迎头赶上，更需要早日实现弯道超车。
（姜爱华 张丽娟 王晓丽）
加速康复外科引进中国已有10余年的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8年，由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共同推出了《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及路径管理指南》（2018版），对包括外科学、麻醉学、护理学、营养学等多个科室在实施加速康复外科过程中起到指南作用，标志着中国推动加速康复外科迈出了重要一步，由此也可以看出麻醉在加速康复外科中的重要意义。麻醉学正在向围手术期医学发展。关于加速康复外科，虽然国内外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仍需要开展临床前瞻性研究，提供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刘晓飞 姜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