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目前已知，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应答的多个环节均可能参与乙型肝炎慢性化的过程。机体免疫系统对不同类型的肝炎病毒发生应答的能力不同，参与应答的免疫细胞与免疫分子亦存在差异。因此，通过不同的免疫学检测指标，可以反映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有助于病毒肝炎发病阶段的判定并为临床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T细胞是一个功能和表现型都很复杂的细胞群。按T细胞抗原受体（T cell receptor，TCR）分类，可分为αβT细胞和γδT细胞；按表面分子分类，分为CD4 + T细胞、CD8 + T细胞和NK T细胞；按功能分类，分辅助性T细胞、杀伤性T细胞、调节性T细胞等；按分泌细胞因子分类，分为 Th1、Th2、Th3、Th17细胞等；按接触抗原分类，分为初始 T 细胞（naïve T cell）、效应T细胞（effector T cell）或记忆性T细胞。常用检测细胞表面分子方法为分为非流式细胞仪测定法及流式细胞术两种。流式细胞术分析T细胞亚群具有快速、多参数、可定量、操作简便等优点，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及科研实践中。
应用CD4和CD8单克隆抗体可将外周淋巴器官或外周血中的T细胞分为CD4 + CD8 - 和CD4 - CD8 + 两个主要的亚群。每个亚群按照某些表面标志和功能又可分为不同的功能亚群。年龄对CD4/CD8T细胞亚群比例有一定影响，婴幼儿CD4较高、CD8较低；老年人CD3、CD8较低，男、女性T细胞数与亚群无显著差异，但女性CD4/CD8比值明显高于男性。健康人群T细胞表面标志的参考值：CD3细胞阳性率为（71.5±6.2）%；CD4为（45.7±5.3）%；CD8为（27.9±5.0）%；CD4/CD8为1.66±0.33。
见于以下几种疾病：①甲型肝炎、乙型肝炎及部分慢性肝炎、肝硬化，CD4细胞减少，CD8细胞增多，CD4/CD8比值明显降低。CD4/CD8比值降低亦见于其他病毒感染疾病，如麻疹、水痘、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②肿瘤如消化道肿瘤、肝癌、肺癌患者等，CD4细胞明显减少，CD8细胞明显增加，CD4/CD8明显降低，CD3细胞亦明显减少；③再生障碍性贫血和粒细胞减少患者，CD4细胞减少，CD8细胞增高，CD4/CD8比值下降。
见于自身免疫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类风湿关节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由于CD4细胞数量增多，CD8细胞数量减少，致使CD4/CD8比值增高。
T淋巴细胞是免疫应答的中心环节，因其识别抗原的过程极其复杂，如何检测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一直是免疫学界长期探索的关键性问题。首先，T淋巴细胞利用T细胞抗原受体（TCR）识别抗原，TCR本身如同抗体一样具多态性。TCR识别的抗原必须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或HLA在一起。MHC也存在多样性，每个MHC分子只与抗原蛋白中的8～10个氨基酸短肽（或称T淋巴细胞表位）结合，而1个抗原蛋白又由成百上千个氨基酸（含有不同的T淋巴细胞表位）组成。随着基因工程学、生物信息学等技术的不断完善，这个谜团才逐渐被解开。目前，主要的检测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的方法有以下2种。
1996年Altman 建立了用MHC-Ⅰ类分子-肽四聚体复合物测定CTL的流式细胞仪检测法。该测定CTL的技术如同“钓鱼”，MHC是“鱼钩”，抗原是“鱼饵”，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就是“鱼”。最早报道的MHC-肽四聚体技术（tetramer技术），被赞为研究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及记忆性T细胞领域的一场技术革命，目前已成为定量检测特异性CD8 + T细胞的“金标准”。多个公司参与合成和构建针对不同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MHC-肽多聚体染色试剂盒，检测的技术从最早的四聚体扩展到多聚体（multimer），检测抗原从病毒类抗原延伸到肿瘤特异性抗原及免疫动物所用的多肽抗原（如OVA等）。该方法比传统流式细胞术检测敏感性高，可以检测所有抗原特异性T细胞，无论是祖细胞还是效应细胞，无论其是否具有功能。新近，将MHC-肽多聚体技术与不同T细胞表面标志分子（如CD3、CD4、CD8等）、胞内效应分子染色（如各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等）结合，可以更好地界定抗原特异性T细胞所属的亚群，用于评价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活化、增殖及效应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抗体（如CD8抗体）会干扰或抑制阳性T细胞与标记的MHC-肽多聚体结合，需选择非阻断性的标记抗体。
迄今为止，MHC-肽多聚体技术已被用于研究病毒感染性疾病及肿瘤等，如HIV、EBV、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HTLV）、HCMV感染及白血病等。国内韩亚萍等尝试应用MHC-肽五聚体技术检测HBV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显示了HBV抗原肽与T淋巴细胞受体结合亲和力。
酶联免疫斑点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pot assay，ELISPOT assay）是将传统的ELISA技术与细胞培养技术相结合，实现在单细胞水平检测细胞因子或抗体的分泌情况。其检测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基本技术原理是：将针对某种待测细胞因子（如IFN-γ）的抗体包被在细胞培养板上，加入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并用抗原肽进行刺激，通过检测抗体捕获培养液中特异性T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并以酶联斑点显色的方式将其表现出来。通过分析细胞的含量可间接反映产生该细胞因子的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水平。目前，各种常见细胞因子的检测都有了商业化的试剂盒。我国多个课题组使用ELISPOT试验检测HBcAg或HBsAg刺激PBMC分泌IFN-γ的水平反映HBV感染患者不同时期的免疫应答状态。
检测淋巴细胞增殖能力的实验方法包括CFSE染色法、 3 H-TdR掺入法、BrdU法和单向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等，各有优缺点。在临床实践中因涉及细胞培养较少使用。在科研工作中，常结合HBV或其他肝炎病毒特异性抗原肽的刺激作用，用于观察病毒特异性淋巴细胞的增殖水平。
杀伤功能是机体免疫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免疫系统中有多种具有杀伤功能的效应细胞，如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NK T细胞、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具有ADCC作用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
检测效应细胞杀伤效率的方法除了传统 51 Cr释放法及LDH释放法外，新近发展了报告基因转染、荧光检测法及GrB ELISPOT试验法等方法。
在HBV特异性杀伤性T细胞的细胞毒试验中，效应细胞为被检者外周淋巴细胞，靶细胞为自身的体外培养的肝细胞，共同培养时，靶细胞被HBV致敏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杀伤。除了传统的 51 Cr释放法外，已有文献报道ELISPOT试验法测定IFN-γ的水平，间接反映HBV特异性活化CTL的杀伤效率。由于影响CTL杀伤活性的影响因素多，如分离外周血淋巴细胞的活力、抗原特异性CTL的含量、效应细胞和靶细胞比例的不同（E/T=20：1～100：1）等。因此，目前HBV特异性CTL细胞毒作用的参考值尚无法作为临床乙型肝炎患者诊断或疗效的评断指标。
微量淋巴细胞毒试验，属于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中的血清学测定方法。应用已知型别的HLA抗血清在微量反应盘中与人的淋巴细胞作血清学反应以测定被试人的HLA抗原型别。此试验用于Ⅰ类基因A、B、C位点的抗原和Ⅱ类基因DR（包含DQ、DP）位点的抗原测定。淋巴细胞毒试验为依赖补体的反应，此试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使试验对象的淋巴细胞与已知型别的HLA抗血清作用，第二阶段是加入补体与之作用，如果淋巴细胞膜上的HLA抗原与特异性抗体相应，就相互结合，活化补体而引起细胞膜损伤，渗透性改变，一些活性染料（如伊红Y）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使细胞被染色。在相差显微镜下可明显地与活细胞区别开来，当被检查细胞有50%损伤时，这种细胞即被认为具有和抗血清相应的HLA。
HLA-Ⅰ类抗原在肝炎患者的单核细胞上的量有显著变化，与病毒复制和组织学活性密切相关。在HBeAg 阳性的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中表现最强，也可用于药物疗效的观察。CD4阳性HLA-Ⅱ类抗原限制的CTL可以集中在实体瘤和其他组织的单核细胞渗出物中。慢性乙肝患者的细胞渗出物中，除CD4阳性HLA-Ⅱ类抗原限制的CTL外，还包括CD8阳性的T细胞。在提呈病毒抗原到细胞毒性T细胞上，HLA-Ⅱ类抗原的表达可能比HLA-Ⅰ类抗原更重要。
成熟T细胞表面具有特异性识别抗原并与之结合的分子结构，称为T细胞抗原受体（T cell receptor，TCR）。TCR是一种双肽链分子，按肽链编码基因不同可分为两类：①TCRαβ，大多数成熟T细胞（95%）表达这类受体；②少数成熟T细胞表达TCRγδ。TCRβ链基因座是由V、D、J基因片段和C基因组成，分别编码β链的可变区（variable region，V区）和恒定区（constant region，C 区）。TCRVβ由3个互补决定区（CDR1、CDR2、CDR13）和间隔的四个骨架区（FR1～FR4）组成，其中以CDR3变异最大，决定TCR的抗原特异性。一种CDR3序列代表一个T细胞克隆。识别不同抗原表位的T细胞克隆具有不同序列或不同长度的CDR3基因，形成多样性的CDR3基因谱型，反映TCR表达谱的变迁。测定CDR3表达频率可以反映特定T 细胞克隆扩增的程度，从而反映T细胞功能状态。在TCRβ链上，这些基因的不同排列组成了24个Vβ基因家族（其中Vβ10和Vβ19为无功能基因）。目前，检测抗原受体谱的方法主要有巢式PCR法、基因扫描技术、高通量测序法和流式细胞术。上述方法用于鉴定T细胞的TCR抗原识别谱的单克隆或多克隆扩增反应，可反映不同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在体内增殖及其变迁。通过比对健康人群和不同疾病状态TCR谱的差异和变化，反映机体细胞免疫应答的能力。已有大量文献报道多种自身免疫病患者疾病进展期存在特异性TCR谱的改变及寡克隆的扩增，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全身性硬皮病等。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在慢性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HBV特异性抗原产生的克隆性增生主要见于CD8 + T细胞而非CD4 + 细胞。国内张光文等对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及炎症活动期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TCR受体谱系进行分析发现：所有患者外周血T细胞TCRVβ的CDR3基因谱系出现偏移并呈现单克隆或寡克隆增生；不同患者中出现不同Vβ亚家族的克隆性增生。熊英等研究证实慢性乙肝活动期患者TCRVβ的CDR3基因亚家族均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单克隆或寡克隆增生，其中Vβ8、Vβ11、Vβ12出现单克隆增生的频率相对较高；而正常对照组则均为多克隆性，未出现克隆性增生改变。这些研究结果提示，在HBV感染的活动期T淋巴细胞存在明显克隆性增生，在HBV特异性抗原的刺激下，TCR Vβ基因存在优势性取用倾向。
NK细胞的细胞毒效应，无需抗原的刺激，不依赖抗体与补体，也不受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基因复合物的限制。经非特异性活化，能直接杀伤多种肿瘤细胞。既往用 51 Cr释放法和乳酸脱氢酶释放法可测定NK细胞活性，新近有文献报道使用荧光检测法。检测人的NK细胞活性常用的靶细胞为体外传代细胞株K562。检测小鼠NK细胞活性常用的靶细胞是YAC-1细胞株。
51 Cr释放法测定乙肝患者外周血而NK细胞杀伤活性为（30.78±11.98）%。
NK细胞活性明显增高，恢复期恢复正常。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NK细胞活性明显下降。在慢性HBV感染的不同阶段，NK细胞功能不全，可能使HBV清除不足，而NK细胞功能增强，可引起慢性进行性肝损害。
可见于各种恶性肿瘤、自身免疫病、病毒感染、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等。
NK细胞活性随年龄增长而减退，女性月经期也可见降低。
NK细胞可以通过Fc受体与结合在靶细胞上的抗体Fc段结合，杀伤靶细胞，这一过程即为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antibody dependent cell 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既往常用 51 Cr释放法测定。
根据各实验室条件，依靶细胞不同而异。靶细胞若为鸡红细胞，正常值为（51.7±9.6）%或（79.2±1.7）%；如为P815细胞，为（61.4±11.6）%；人红细胞（免抗人）为（34.8±11.2）%；人A型红细胞（人抗A抗体）为（46.9±10.7）%，人B型红细胞（人抗B抗体）为（31.9±11.0）%。
用于诊断免疫缺陷病，反映组织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和估计恶性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状态。肿瘤、肝衰竭、慢性乙型肝炎等，ADCC活性明显降低，活动性肺结核、ADCC活性增高。
免疫球蛋白是指一组结构上与抗体相似的血清蛋白。抗体能特异性与抗原相结合，从而有效地清除入侵的病原体，中和其产生的毒素，或清除某些自身衰老的细胞，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进行自我调节的重要因素。所有抗体均是Ig，而Ig并非全是抗体。肝脏是体内蛋白质代谢场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与调节机体免疫状态。Ig检测，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肝脏的疾病与损伤，随访免疫球蛋白水平及类型的变化对判断病情和疗效有一定帮助。一般说来，当机体受肝炎病毒侵袭时，IgM首先增加，继之IgG增加。在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病例，IgG、IgA、IgM常都增加。本节主要介绍不同类型免疫球蛋白的主要特征及其在肝病发展过程的水平变化，有关不同肝炎病毒血清学诊断相关的Ig变化水平参见本篇第二十章第二节相关内容。
IgG是唯一能通过胎盘的免疫球蛋白，与抗原结合后形成的免疫复合物能激活补体的经典途径，活化效率依次为IgG3＞IgG1＞IgG2。IgG4则能激活补体的替代途径。IgG是再次体液免疫应答产生的主要免疫球蛋白，易通过毛细血管壁，在体内分布极广。慢性肝炎时，IgG增高，以活动性慢性肝炎为著。IgG和肝组织的炎症反应呈正相关，IgG的持续升高是肝脏活动性炎症的证据。
在肝炎早期，测定IgM水平有助于重型肝炎的诊断；肝炎慢性期，连续观察IgM值的变化，对判断慢性肝炎属活动性和非活动性、肝硬化是代偿期或失代偿期具有一定意义。此外，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时IgM常明显升高，肝外梗阻黄疸或氯丙嗪引起的肝内胆汁淤积时大多正常，这有助于鉴别诊断。
急性和慢性肝炎时，IgA仅轻度增高，且缺乏特征性变化。肝硬化特别是酒精性肝硬化时，IgA显著增加，IgA升高可能与肝脏的纤维化有一定关系。IgG/IgA比值正常或增大提示病毒性肝炎，比值低于正常提示肝硬化。
IgD在血清中含量极低，而且很不稳定，易被蛋白酶降解。IgD是B细胞主要的膜免疫球蛋白，与B细胞的活化和B细胞发育阶段有关。IgD也是B细胞抗原受体之一，在B细胞对抗原处理中有一定的作用。IgD在肝病中的临床意义，国内尚少报道。陈紫榕等曾对96名健康人和157例病毒性肝炎进行了血清IgD测定。健康人、急性肝炎、慢性迁延性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和重型肝炎的IgD值分别为32.9IU/mL、39.3IU/mL、45.7IU/mL、22.6IU/mL、51.5IU/mL和37.1IU/mL，除慢性迁延性肝炎外各型肝炎均较健康人高，以肝硬化为著。
IgE主要由黏膜下淋巴组织内的浆细胞分泌，具较强的亲细胞性，可结合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表面的FcεR，促使这些细胞脱颗粒，释放生物活性介质，引起Ⅰ型变态反应。IgE又称反应素或亲细胞抗体，正常人血清中含量仅0.1～9mg/L，一般需放射免疫测定才能测出。陈紫榕等用RPHA法对健康人、急性乙型肝炎、慢性迁延性肝炎、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炎肝硬化和重型肝炎测定血清IgE值分别为552.2IU/mL、1082.5IU/mL、1777.4IU/mL、1863.9IU/mL、1648.0IU/mL 和2690.5IU/mL，各型肝炎均升高，以重型肝炎为著。
细胞因子是指一类由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和相关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等）产生的、能调节细胞功能的、高活性、多功能的蛋白质或多肽，不包括免疫球蛋白、补体和一般生理性细胞产物。在调节机体免疫、炎症反应组织细胞生长、发育、修复乃至肿瘤形成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正式命名的有数十种之多，与免疫学诊断密切相关的分为四类：①抗病毒活性细胞因子：主要是IFN。②免疫调节活性细胞因子：包括IL-2、IL-4、IL-5、IL-7、IL-9、IL-10、IL-12和 TGF-β等。③炎症介导活性细胞因子：包括 TNF-α、IL-1β、IL-6及IL-8等。④造血生长活性细胞因子：包括IL-3、集落刺激因子（CSF）、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干细胞因子（SCF）等。肝脏是多功能的重要脏器，多种细胞因子参与肝脏生理及病理过程。细胞因子的检测，对病毒性肝炎诊断、转归及预后判断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检测细胞因子的技术，大致可分为检测细胞因子含量和细胞因子活性两大类型。检测细胞因子含量除了传统的ELISA双抗体夹心法外，还可利用流式细胞仪进行细胞因子微球检测技术（CBA）。
干扰素γ（IFN-γ）是一种重要的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主要由活化的T细胞和NK细胞产生。应用ELISA或生物活性测定方法检测，急性肝炎、慢性肝炎、重型肝炎和原发性肝癌均可见IFN-γ诱生能力低下。慢性丙型和丁型肝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体外诱生IFN-γ能力更明显下降。这与产生IFN-γ的活性细胞功能降低、病毒感染影响IFN-γ的诱生能力及IL-2分泌减少有关。
肿瘤坏死因子（TNF）有TNF-α、TNF-β两种分子形式，为多功能细胞因子。具有杀伤肿瘤细胞及病毒感染细胞、增强巨噬细胞吞噬和杀伤功能、诱发炎症反应等不同的功能。其检测方法有生物学法、ELISA、微量酶反应比色法等，各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取决于实验和检测目的。
白介素是由多种细胞产生、作用于多种细胞的一类细胞因子。目前已发现39个白介素，按发现顺序分别命名为IL-1至IL-39，新的IL还在不断发现，对病毒性肝炎诊断具有实用价值的，主要有 IL-1、IL-2与 IL-2R、IL-4、IL-5、IL-6、IL-8、L-10、IL-12、L-18等。
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一类多肽生长因子，通过与其受体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TGF-β在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同时抑制其降解。其机制可能与其通过不同途径增加胶原基因表达和刺激肝星形细胞增殖有关。慢性肝炎患者血清TGF-β浓度升高与肝纤维化组织学程度平行，与血清Ⅲ前胶原Ⅳ端肽、Ⅳ胶原7S碎片及Ⅳ胶原中心三螺旋结构呈正相关。
急性或慢性肝炎患者，无论HBsAg（+）还是HBsAg（-），都可能检出血清抗肝特异性脂蛋白（LSP）活性。肝衰竭检出率可达75%，慢性肝炎45%。对LSP的细胞免疫多见于有明显肝功损害的患者，似与病情轻重相关。自身免疫性肝炎由于自身免疫性所致。更多的肝脏疾病，包括病毒性肝炎，只是有程度不等的自身免疫现象，可能是对肝损伤释放的自身抗原的应答，是肝损伤后才出现的。乙型肝炎的一些合并症也可能有自身免疫参与。
自身抗原（交叉反应性抗原）可刺激一些自身反应性B细胞产生自身抗体，交叉反应的自身抗原也可刺激自身反应性T细胞增殖应答。特异抗原并不能作用于这类自身反应性T细胞，表现为免疫学的无识别性，被HLA-Ⅱ（DR）抗体阻断。在免疫保护的个体只对个别肽段有高度特异反应，出现优势的Th2型细胞因子谱（IL-4、IL-6）。自身免疫患者，可对许多肽段发生反应，出现优势的Th1型细胞因子谱（IFN-γ、IL-2）。
虽然乙型肝炎肝细胞损害的主要机制，是CD8 + CTL对感染肝细胞的细胞毒效应，但也可能涉及对自身抗原的免疫应答，包括自身抗体应答和自身反应性T细胞应答。
病毒性肝炎常伴自身免疫性组织损伤，常能检出自身抗体。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也与自身抗体相关。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主要有抗核抗体（ANA）、抗线粒体抗体（AMA）、抗平滑肌抗体（SMA）、抗肝/肾细胞微粒体Ⅰ型抗体（ALKMⅠ）、抗GOR抗体和抗可溶性肝细胞抗原抗体（抗SLA）；另一类是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主要有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nti-TG，抗-TG）、抗甲状腺微粒抗体（抗-TM）和抗骨骼肌抗体（抗-actin）。
在许多自身免疫病的国际或国内诊断标准中，常常把相关的自身抗体作为重要的指标之一。美国风湿病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制定了SLE诊断标准，二十多年中经过多次修改，唯一改动之处就是增加了相关的自身抗体检测，如抗dsDNA抗体、抗Sm抗体、抗磷脂抗体及抗核抗体。可以预测，今后如果要进一步修改诊断标准，自身抗体仍然是重点之一。通常而言，检测自身抗体最大的临床意义是对自身免疫病进行辅助诊断。毫不夸张地说，抗线粒体抗体Ⅱ型（AMA-M2）阳性是诊断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最重要指标。甚至有人提出如果AMA-M2持续强阳性，即使肝功能正常，也强烈提示已经发生或将会发生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当然，在AMA-M2阳性或阴性的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也会出现多种其他自身抗体，如抗gp210、抗gp100、抗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PML）抗体等。有些自身抗体，如抗gp210抗体甚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肝衰竭）有关。值得关注的是，最近有人提出“预测性自身抗体”的概念，即某些自身抗体的出现预示着将来很可能会发生自身免疫病。如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中的抗gp210抗体、AMA-M2，又如糖尿病中的抗谷氨酸脱羧酶（GAD）抗体、抗胰岛细胞抗体、抗胰岛素抗体，都具有预测性自身抗体的特性。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诊断糖尿病之前多年，甚至十多年前，常有一些自身抗体的存在；从自身抗体出现到临床诊断糖尿病的时间，往往随自身抗体数量的增加而缩短。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副肿瘤综合征，即肿瘤发生后出现了原发肿瘤部位以外的组织或器官的功能受损，而这些功能受损与自身抗体相关。许多肿瘤患者中检测到各种自身抗体，是机体对肿瘤免疫应答的结果，可作为肿瘤早期诊断或预测性指标，同时也为肿瘤治疗的靶分子筛选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手段。当然，在检测自身抗体时，应考虑到少部分正常机体也存在自身抗体，且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多。
抗原和相应抗体结合形成的复合物称为免疫复合物（IC）。在正常情况下，体内免疫反应产生的IC可被单核巨噬细胞系统（MPS）的吞噬细胞吞噬清除。但如果IC因某种原因不被迅速清除，则在局部沉积，从而激活补体，产生活性介质，并在血小板、中性粒细胞等参与下，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而导致组织损伤，出现临床症状，称为免疫复合物病（ICD）。肝脏是最大的MPS器官，血流量最多，肝循环血压最低，血窦巨细胞的接触面大，所以绝大部分IC，均被肝内的库普弗细胞及脾、肺淋巴结等截留、吞噬和清除，在急、慢性肝脏疾病时，MPS的清除功能降低，往往导致ICD。检测循环免疫复合物（CIC）对肝脏疾病尤为重要。目前，检测CIC方法尚无标准化程序，评价也有困难，常采用几种方法来联合检测CIC，以提高阳性检出率。
（张秋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