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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护士（clinical nurse specialist or nurse specialist）是指在某一特殊或者专门的护理领域具有较高水平和专长的专家型临床护士。20世纪初期，美国护理界首先提出并实施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制度；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英国等也开始实施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制度；20世纪末期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制度在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国家开始实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在20世纪末期开始实施专科护士培养与使用制度。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和医疗学科的分科的不断细化，培养与建设专科护士队伍是护理工作发展的趋势之一，使高素质的护理人才投身于护理实践并在专业领域发挥带头人作用已成为新时期护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护理实际现状，建立和发展专科护士培训与使用制度是提高护理专业技术水平和促进护理专业发展的重要方略之一。中华护理学会从2000年开始筹划和实施了专科护士的培养方案，近年来，专科护士培训工作发展迅速。目前已开设了重症监护、血液净化、肿瘤、手术室、急诊急救、儿科、新生儿等专业领域的专科护士资格认证培训工作。
随着二孩政策实施，高龄孕产妇增多，使早产儿、高危儿在婴儿死亡中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儿科医疗及护理水平面临着极大挑战。《“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儿科的医疗护理水平提出具体要求：对婴儿死亡率要求由2015年的8.1‰，降至2020年的7.5‰、2030年的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015年的10.7‰降低至2020年的9.5‰、2030年的6.0‰，2030年消除新生儿及5岁以下儿童可预防的死亡等。为不断提高儿科护士的护理与技术水平，切实提高护理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的规划，2017年在中华护理学会儿科专业委员的积极呼吁下，经中华护理学会批准，我国儿科专科护士的培训工作正式开始。根据儿科为二级学科的要求，儿科专科护士培训，以常见病和多发病为主，总时间为4个月，包含1个月的理论，3个月的临床实践，其中2个月的临床实践须轮转新生儿、门诊、呼吸等儿童常见疾病的6个专业；另外1个月的临床实践可根据学员的工作需求选择临床实践单元。虽然已经开始儿科专科护士培训工作，但在开展专科护理培训的层次、培训专业领域、培训内容、课程设置、再认证等方面都还处于探索阶段。
根据国内的专科护士需求情况和国外专科护士发展的状态，还有一些方面需要进行思考。
根据目前我国人民对健康需求日益提高、全面二孩政策及对儿童健康的关注等情况，都表明急需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儿科临床专科护士，解决临床中遇到的实际护理问题与难题。但现在我国对儿科专科护士培训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虽然，全国各省级护理学会也在开展专科护士的培训工作，但在专科护士起点要求、课程设置、专业领域等多项内容尚不明确，没有统一教育大纲、教学内容、操作标准，不能保证专科护士的培训效果和能力一致性，不利于儿科专科护士的发展。因此，建立统一、规范的儿科专科护士培训课程迫在眉睫。建立全国儿科专科护士培训体系，可以委托给学术团体如中华护理学会儿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制订全国统一专科护理培训总纲职责，各地护理学会依据总纲扩展制订适合地区发展的更为具体详细的大纲，使儿科专科发展具有相对的统一性。这是儿科专科护士规范化的培养的第一步，也是一个有效可行的途径。
儿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涉及急救、专科、静脉治疗等多个领域，但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生理特点，如何界定开展专科的领域，是一个亟待考虑的问题。随着医学科学的分科越来越细化，研究越来越深入，护理的专科化已成为许多国家临床护理实践发展的策略和方向。专科护士已经在适应医学发展、满足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及提高专科专病护理质量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医疗分科的细化，不但需要高水平的专业领域的技术过硬的儿科专科护士，而且还需要一批专业领域的专科护士，如新生儿、急救、重症等。随着我国整体护理水平的提高，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护理交流日益扩大，我国也亟需一批高水平的儿科临床护理专家，不仅在儿科临床护理实践领域具有高度的知识和技术，是护理实践的专家；还应在儿科护理科研，教育方面起到带头作用，具备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并能在儿科医护关系，护患关系以及和各职种的协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及影响。
为满足临床工作和专业发展的需求，儿科专科护士培养应分层级、分专业领域开展。在日本，专科护士培养分为认定护士和专门护士两个层级。认定护士相当于国内的专科护士，重点开展新生儿和急救护理两个领域临床实践；而专门护士相当于临床护理专家，除临床实践工作，还有研究和教育的职能。因此，结合我国护士学历层次现状，分层次和分专业培养可以解决目前我国在儿科护士培养方面的困惑，既满足日益分化的专科需求，又能满足临床工作需求，对我国进一步开展儿科护士培训工作给予很好的启示。
从2000年开始中国已经开展专科护士培训工作，但在更新认证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专科护士已经开展了更新认证工作，更新认证周期3~5年，更新认证申请包括基础理论学习、临床实践等诸多要求。现代医学发展飞速，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才能保证所从事的护理工作的先进性。因此，为了保持并不断提高专科护士的知识水平，在借鉴其他国家的有效经验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儿科专科护士资格更新认证体系，可以结合目前我国护士再注册及护理职称晋升要求，进一步论证护理继续教育的科目，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儿科专科护理人才。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family-centered care，FCC）是适用于住院患儿的理想的护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专家提出，如今FCC已被美国、加拿大及欧美国家的一些医疗组织一致认同为儿科护理的理想模式，各项研究已取得长足进展，其优势也得到了广大研究者的认可。目前，该护理模式亦逐渐被国内儿童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的儿科所接受及应用，并被列入教育目标和实践标准。
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是指在护理患儿的同时关注整个家庭的重要作用，应像关注每个儿童生理需要一样地照顾到其独特的情感需要、生长发育需要、社会交往及学校教育方面的需要。FCC在内涵上秉承了整体护理的概念，但它更强调了家庭在患儿疾病康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FCC的护理理念包括8个核心概念，即尊重、支持、灵活性、选择、合作、信息、授权及力量，都是儿童照顾上不可缺少的要素。护士与家庭建立信任、尊重的合作关系，共享信息，支持家庭参与护理，给予选择权，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信仰，培养他们的独立性，让患儿和家庭参与到医疗护理的计划、实施和评价的各个过程。
FCC综合考虑了患儿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各方面的需要，是适合儿科临床护理的良好模式。家庭在儿童疾病治疗康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儿童的疾病可影响家庭的支持系统及生活质量，因此，开展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是儿科护理的重要方向。FCC的护理理念是儿科护理专业发展的趋势，FCC的开展为提高医疗护理质量、缓解医患矛盾起了重大作用。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需要树立理念、设立标准及建立制度来维持，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时间和耐心。这一崭新的护理模式如能得以推广，将会更好地为患儿及其家庭服务，真正全面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和水平。
FCC是以建立患儿、家庭和照顾者之间的良好关系为基础，传递健康信念，尊重患儿和家庭的选择权，并强调三者间的协作。FCC包括下列8条基本原则。
（1）家庭与患儿存在基本的情感联系，对其影响是基本恒定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纽带远远超过家庭之外，而为人们提供健康服务的体制或人员却是短暂和不定的。
（2）无论是单个患儿还是医疗计划或政策层面，家庭与医务人员的合作都应该是全方位的。
（3）制订护理计划和决策时考虑到他们的知识、价值观、信仰、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等。
（4）患儿家庭的力量和个体性应被承认，不同的家庭应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5）鼓励患儿及其家庭成员参与医疗护理方案的制订，尊重患儿及其家庭对医疗护理方案的选择权利。
（6）患儿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相互支持应得到鼓励和支持。
（7）整个健康维护的计划应是灵活、可行、综合性的，能满足家庭的需求。
（8）政府应贯彻给予家庭情感和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或计划。
FCC的概念于2001年引入我国，引起了儿科、产科等护理界的研究热潮，在儿科护理领域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其结果得到了家长的认同，满足了家长及患儿的基本需求。陆续的研究显示，将FCC应用在先天性心脏病、哮喘、肾病综合征、脑瘫、癫痫、肺炎等患儿，以及新生儿的护理中，都起到了促进康复、提高生存质量等作用。2010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活动，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正是符合了优质护理的要求。2010年全国儿科护理学术交流大会上，儿科专业委员会首次提出在儿科医院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努力为患儿提供安全、优质、满意的护理服务，保障其医疗安全，此建议的提出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成，并迅速在各大医院得到贯彻与落实。2013年1月，中华护理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提出了在全国儿科医院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并将其纳入专委会工作规划中，计划将以家庭为中心的优质护理服务模式在全国儿科医院以及综合医院的儿科全面铺开。目前，在中华护理学会儿科专委会的大力推进下，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模式在全国儿科医院以及综合医院的儿科的开展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国外，FCC已经是ICU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由于ICU的特殊性且有严格的探视制度，护士不能满足患儿家长对护理的一些要求，导致了护患矛盾的增加和满意率的降低。
FCC具体的干预措施：成立FCC医疗护理小组；了解家庭成员的心理、探视等需求；加强对医护人员有关FCC的培训；实行更加开放和弹性的探视政策等。然而由于医疗环境、家庭文化背景及社会背景的差异，FCC开展依然受到很多的限制。Lee通过综合性文献回顾及访谈调查，了解到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开展FCC尚存在的问题，随之通过采取增加探视时间、改善重症监护室环境、改变沟通与教育方式、缓解患儿家长紧张感和压力感、更好地实施个性化家庭护理等干预方法，改进了NICU中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方式。
国内报道显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遵照FCC原则，允许患儿父母到病房内陪伴护理，尤其是那些住院时间12个月的早产儿。多年来的结果充分证明了父母的参与，特别是母亲的参与，有利于新生儿的康复。如母亲采用袋鼠式护理可以明显缩短插管患儿脱离呼吸机的时间。
当患儿父母得知患儿因某种原因需要手术时，无论手术风险如何，其父母都会经历恐惧、焦虑、悲伤和不接受事实等一系列的情绪变化。以往的护理模式只单纯地强调对患儿生理方面的照顾而忽略了整个家庭在患儿围手术期的重要性。通过FCC在围手术期的应用，可以有效地缓解患儿及其家长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利于麻醉和手术的顺利进行；帮助患儿家长积极参与患儿术后疼痛管理；加快患儿术后康复的进度。如允许患儿在实施麻醉过程中由一名家长陪伴；允许患儿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合适的衣服进入手术室；医务人员及时告知患儿家长手术进程等。国内学者顾莺等通过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对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父母围手术期心理影响的研究表明，实施FCC的患儿父母在患儿入院后、手术前、手术等待过程中、重症监护病房护理治疗过程中，以及术后病房康复整个阶段的焦虑程度明显降低。
FCC强调，患儿的疼痛管理应由其父母参与。父母对患儿在疼痛上的安慰比护士的教育更容易让患儿接受，父母也比医务人员更了解患儿的疼痛暗示，这提示父母参与患儿的疼痛评价与护理将增强疼痛管理的效果。
Watt-Watson等通过调查，描述了71名父母对患儿在遭遇急性疼痛时的感觉和观点，其中86%的父母选择愿意在患儿遭遇疼痛时留在其身边，但他们不知道可以为患儿做些什么。Garland等指出，通过FCC可以提高儿童及其家长对疼痛的管理能力，降低使用镇痛剂或镇静剂的比例。
护士可以采用措施来帮助父母掌握处理患儿疼痛的方法。如通过玩玩具、阅读书籍来分散疼痛的感觉；运用儿童的想象力，让儿童把想象中美好的东西大声描述出来以转移疼痛；控制家长本身的负面情绪，以免影响孩子等。
（1）在儿童哮喘病护理及防治中的应用：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期最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可在各种诱因作用下引起反复发作性喘息、气促、胸闷或咳嗽等症状，多数患儿可经治疗缓解或自行缓解，但也有部分患儿及家长对此病不重视，不按正规治疗方案进行医治，造成反复发作和肺功能下降，因此进行良好的临床护理、家庭护理与健康教育极其重要。
早在2005年，Kumar就认识到FCC是儿童哮喘康复的关键。Payrovee的研究认为接受FCC护理模式的父母及家庭会给哮喘患儿带来正面影响，改善哮喘患儿的生存质量。唐利华等认识到实施FCC及延续性护理，可以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住院费用、缓解家长焦虑心理、提高患儿生命质量。国内一些学者采用FCC对哮喘患儿进行健康教育，成立专门的健康教育小组，进行疾病管理、父母情绪管理、优化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儿童行为矫正等方式，提高了患儿生活质量，能提早发现儿童哮喘，减少急性发作对儿童的损害，使家庭成员能应急处理哮喘急性发作，做好预防工作，提升了家庭生活能力，有效促进了儿童哮喘的治疗与管理。由此，可以看出实施FCC对儿童哮喘的治疗与管理可起到积极作用。
（2）在肾病综合征护理中的应用：
据国内统计，在泌尿系统疾病住院的患儿中，肾病综合征仅次于急性肾炎，患病率约为16/10万。肾病综合征病程迁延，治疗困难，并发症多且家庭经济压力大，患儿容易产生持久且严重的心理问题。以往的调查显示，肾病综合征患儿较正常的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高，其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抑郁、情绪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度、社会退缩等。通过FCC的应用，可以矫正儿童行为、促进儿童认知情感和适应能力的发展，同时增进家庭成员间的亲密程度，改善患儿的心理问题。有文献显示，FCC可以通过改善肾病综合征家庭低情感表达、高矛盾性、缺乏集体娱乐活动的现状来促进患儿的心理健康恢复。
（3）在1型糖尿病患儿中的应用：
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是严重威胁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要疾病，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由于患儿年龄特点，对疾病认知不足，部分家长未给予重视；加上注射治疗带来的疼痛等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很多T1DM患儿血糖控制不理想，疾病自我管理状况不容乐观，生活质量状况较差，这给儿童和青少年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在洪颜等的研究中，将FCC理念与个体化管理相结合应用于T1DM患儿，取得了良好效果。注重患儿和家长共同管理疾病，医护人员结合患儿家庭实际情况，多途径地帮助家长和患儿共同掌握疾病健康教育知识，提高患儿和家长对疾病的认知、判断和处理能力。信息平台定期推送的多样化的健康教育知识和视频宣教，进一步强化了患儿和家长对糖尿病知识和胰岛素笔操作的记忆，提高了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率。而且FCC和个体化管理可以有效控制糖化血红蛋白，改善T1DM患儿生活质量。T1DM患儿需要终身使用胰岛素替代治疗，仅仅依赖住院期间的治疗和护理无法达到长期控制疾病的目的。因此，让家庭成员参与到对患儿疾病的护理当中，对控制患儿血糖、防治并发症、延缓病情的发展及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4）在脑瘫康复护理中的应用：
目前，脑瘫仍为难治之症，国内外均采用综合性康复治疗，尚无特效的药物。FCC模式可以保证脑瘫患儿在康复治疗中的长期性、广泛性和实用性，但需要整个家庭，特别是母亲与康复人员的全面配合。患儿父母在家庭康复护理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将对患儿的治疗产生良好的效果。
如由康复医师根据患儿的智能发育筛查测评情况制订出适当的家庭训练项目和计划；教会家长制作简易的康复训练器材如滚筒等；通过日常生活中看图说话、走楼梯、拼拼图等游戏方式帮助患儿达到协调语言、平衡动作和开发智能的目的。这些措施对促进脑瘫患儿康复，最大程度回归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赵群风等指出，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康复训练，经济方便、切实可行，可以显著提高脑瘫患儿的生活质量。
随着医疗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患儿对护理的要求也提高，目前国内外护理界提出在院外或出院后对患儿继续实行护理照顾，可有效降低再次入院率、并发症等情况，节约大量的医疗资源。如何在院外及出院后对患儿实施有效的护理，FCC强调进行出院相关指导及健康教育，责任护士通过电话随访或建立微信联系，设计专科疾病的延续护理计划，规范家长的护理行为，使他们出院后能更好地护理好患儿，让家长积极参与在家庭中的康复治疗，使患儿早日康复，提高患儿的生存质量。
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儿童医院有儿童疾病晚期舒缓护理团队，目的是与医院及社区其他治疗团队成员合作，为即将病死或预计存活期不超过5年的患儿和家庭提供支持，帮助家庭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提高患儿的生活质量和做好症状管理。如在患儿临终前医生会与家长沟通并征求意见，可以选择继续进行哪些治疗，是否需要进行痛苦的生命支持；医院的牧师或社会工作者会帮助家长如何面对患儿的死亡，减轻伤痛；在患儿病死后，在病房门上贴上一只紫色的蝴蝶标志，提示其他人员不要过多打扰家长，让家长有时间处理善后事情，同时提供必要的人文关怀；如果家长同意，医院会帮助做手印、脚印、手模、脚模和纪念册，这些纪念品会保存至家长准备接纳取走时，在之后1年的患儿的生日、母亲节、父亲节、圣诞节，医院给家长寄去贺卡，并进行电话随访。
家庭在儿童疾病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儿童的疾病可影响家庭支持系统及生活质量。因此，实施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是儿科护理发展的重要方向。建立以家庭为中心护理模式应在学习先进护理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逐步让其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达到能真正地为患儿提供优质护理服务。
循证护理（evidence-based nursing，EBN）由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Alba Diconso教授于1991年首次提出，意为“遵循证据的护理学”。目前，国内学者较普遍认可的循证护理的概念为护士在计划其护理活动过程中，审慎地、明确地、明智地（conscientious，explicit，and judicious）将科研结论、临床经验以及患儿愿望相结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过程。循证护理实践（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EBNP）被定义为一种促进证据在护理实践过程中转化的概念性的指导框架。2012年国际护士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ICN）发布《循证护理实践：缩短证据与实践之间的差距》的白皮书，提出鼓励临床护士将循证护理的理念运用于实践，从深刻认识循证实践、证据来源、从证据到实践、开展基于循证的护理变革、护理专业组织在促进循证护理实践中的作用这5个方面强调了循证护理实践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此可见，循证护理实践强调证据应用于临床实践的过程。
（1）促进科学的临床护理实践活动：
护理研究是提高护理服务质量的途径。寻找证据，作出科学的临床护理决策是循证护理的关键。尽管目前世界上许多护理研究成果在不同期刊上发表，但临床一线的护士往往觉得很难将科学研究的结果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其原因包括护士缺乏寻找及评价这些研究结论的能力，而且现行的护理常规或制度中也未纳入最新、最佳的研究结论。而循证护理实践则通过系统查询、严格评价、统计分析等规范的过程，对科研结论进行综合后形成系统评价，再将系统评价结果制作成“摘要”或“临床实践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CPG）”，帮助临床护士迅速地获取最佳、最新的科学证据，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患儿的意愿和需求，形成科学、有效、实用、可行的临床干预手段。从这一过程看出，循证护理实践充分利用科学研究成果，同时促进了科研成果的推广和应用。通过这一过程，促使护士建立严谨的、科学的专业态度和运用评判性思维，促进科学的护理实践活动。
循证护理实践强调护士的知识和经验在寻求科学证据过程中的价值，并与临床实际问题相结合，因此，循证护理促进理论和实践的有效结合，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这对护理学科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2）循证护理实践促进有效的护理实践活动：
有效的护理活动是指能够提高或保持患儿的健康水平，并保证最大限度地运用现有卫生资源的护理实践活动。循证护理实践改变了护士以往按习惯或经验开展护理实践活动的方式，强调护士在作出临床判断和护理决策时，需要遵循来自研究结论的、有效的、科学的证据，并且结合专业实践经验和患儿的意愿和需求。可见，通过循证护理实践可提高护理行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是护理专业向高标准发展的途径。
Archie Cochrane指出，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该对现有的卫生资源进行综合评价、有效利用。在卫生资源有限、护理人力资源短缺、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疾病谱转变的当今社会，消费者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有限的卫生资源与昂贵的医疗消费之间的矛盾使人们更期望高质量、高效率的卫生保健服务。尽管在卫生保健领域有海量的研究结果，但临床护士往往因工作繁忙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获取最新研究成果和学科进展信息；同时部分研究质量不高，需要进行筛选、评价和分析。“循证实践”从临床问题出发，通过对现有所有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归纳总结、指导临床变革并进行监测和评价。因此，循证护理实践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研究资源，避免重复研究，减少资源浪费，并加快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推进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临床应用，以满足人们的卫生保健需求。
卫生保健决策包括关于群体的宏观决策和基于个体的微观决策。决策的科学与否是卫生保健服务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宏观决策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政策制定，微观决策如护士对住院新生儿喂养策略的制订，包括喂养的制剂、途径及方法的选择等。从循证护理的概念上分析，应属于一种决策程序和工作方法。随着医疗卫生资源紧缺压力的增加，全球的卫生决策模式正在由传统的经验式决策向新的循证决策模式转变。社会呼吁和期待卫生决策的透明度和科学性。因此，无论宏观或是微观决策者，都必须依据研究证据才能作出决策。可见，循证护理实践有助于形成科学的临床护理决策。
循证护理实践的概念框架或理论模式被用于指导临床开展循证护理。国外主要的循证实践模式有循证卫生保健中心（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的“证据的临床应用”模式、知识-行动转化模式（KTA）、渥太华证据转化模式（OMRU）、健康服务领域研究成果应用的行动促进框架（PARIHS）。其他涉及证据应用的概念框架还有Stetler研究应用模式及Lowa的循证实践模式。国内复旦大学JBI循证护理中心在2015年提出了本土化的证据应用流程图，即“循证护理实践路径图”。
在JBI Alan Pearson教授2005年提出的JBI循证卫生保健模式（JBI model of evidence-based healthcare）中，在“证据应用阶段”提出了“证据的临床应用模式”。其主要包括3个环节：引入证据、应用证据和效果评价。
（1）引入证据：
应充分考虑所在医院、病房的特点，评估证据的有效性、可行性、适宜性和临床意义，将证据引入系统中，有针对性地筛选出适合于该情景的、有用的证据，制订循证的护理措施、护理流程、护理计划。
（2）应用证据：
依据证据制订护理措施、流程、计划，开展护理实践，进行护理质量管理。JBI的临床证据实践应用系统（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evidence system，PACES）是一种在线临床质量管理工具，可协助卫生保健人员和卫生保健机构将最佳证据应用到实践中指导实践活动，有利于患儿获得最佳效果。
（3）效果评价：
通过动态评审的方法，评价应用证据对卫生保健系统、护理过程、护理效果的作用，并在持续质量改进过程中巩固应用，且不断更新证据，进入新的循环。
2006年加拿大Iran Graham教授团队提出KTA，该模式由两个部分组成，即知识创造（knowledge creation）和实践循环（action）。二者没有明确的界限，相互影响，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1）知识创造：主要包括知识检索、知识整合及知识工具。知识创造的过程被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倒置的漏斗，是一个筛选最佳证据的过程。
（2）实践循环：是指证据应用一个动态循环的过程。该循环主要包括了确定问题、调整知识以适应环境、评估证据应用的障碍因素、选择干预措施、监测实施过程、评估结局指标、维持证据应用，如此循环往复，使证据应用过程成为一个随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以达到质量的持续改进的过程。该模式融合了知识创造的过程，但并没有提供在证据应用过程中的其他详细信息。
由Logan和Graham于1998年，在后期对其核心内容进行了发展。该模式将研究成果的应用分为评价阻碍和支持的因素（assessment）、监测干预措施和成果使用（monitoring）、运用研究成果功效的评价（evaluation）三个环节，这三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反馈，并处于动态变化中。渥太华模式最初是为政策制定者、进行卫生研究的实践者及将研究整合于实践的研究人员使用，后期随着该模式的发展，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管理者、教育者、知识转化的实践者也属于该模式证据转化过程中促进者角色的范畴。渥太华证据转化模式主要侧重于研究成果的使用，其在评价环节提出的12个阻碍或促成研究成果利用的潜在影响因素对促进知识成果转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98年由伦敦皇家护理学院研究所的Kitson教授及其核心团队提出。该模式中整体框架为SI=f（E，C，F）的等式。SI（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为研究结果的成功应用，E（evidence）指证据，C（context）指证据实施时的组织环境，F（facilitation）指证据应用过程中的促进因素，f（function of）指证据、组织环境及促进因素三者之间关系的功能状态。该理论框架核心观点为循证实践行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证据水平及性质、证据应用的组织环境和证据转化为实践的保障促进措施三大元素，且强调三者均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PARIHS模式没有具体的流程图，但详细阐释了各元素在实践中相互促进或阻碍的复杂关系，前瞻性地预测了证据应用过程中各元素的作用。2016年该模式重新进行了修订，将所有在证据应用过程中需要思考、评估、计划的问题考虑在内，并在其结构图外围标注了每一层分别包含哪些因素，以及促进者需要具备怎样的技术和能力等，使得变革促进者能够在整体上对于需要解决的问题有较为清晰的概念。
复旦大学JBI循证护理合作中心根据历年来开展的证据综合、证据传播、证据应用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循证护理实践路径图”。该路径图提出循证护理实践包括证据生成、证据综合、证据传播、证据应用四个环节，同时循证护理实践与开展原始研究密切关联，相互促进。在证据综合环节中，首先从临床情景分析出发，结构化地提出护理问题，再通过检索、质量评价、系统评价等判定研究结果是否是严谨的证据。在证据传播环节中，通过有效的方法在机构层面和个人层面传播证据，证据传播的对象是临床实践中的利益关联人群。证据应用环节包括在证据应用的场所，由利益关联人在证据应用前对证据、情景因素、促进因素进行综合评价，该阶段应充分结合临床情景、患儿意愿、专业判断以及成本考量。对具备应用条件的证据，应推荐开展转化，应进一步构建本土化的试点方案，分析在制度建设、流程优化、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配套上的要求，正式应用该证据，并进行试点的后效评价。该阶段尤其重要的是，在强有力的领导力促进和激励下，通过系统的培训、流程化、构建评估和评价工具等方式，才能真正实现证据的转化，并通过后效评价，分析该证据对患儿结局及护士的知识、态度、行为带来的改变，评价护理系统发生的变革，并可最终将证据植入护理系统中实现系统的良性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以上众多的模式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促进循证护理实践的实施，强调了研究的应用与循证实践的结合。如KTA模式包含了从知识创造到知识推广、使用及效果评价的全过程，其描述较系统全面，但在行动环节，并未提供更多详细的内容；PARIHS模式考虑了证据应用过程多因素的作用，强调团队决策，对医疗机构推进循证护理的开展较为适合。
循证护理问题源于临床实践活动，要求护士熟练掌握专科护理理论知识和技能，从患儿的实际需要和临床需求出发；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具有评判性思维能力。目前儿科循证护理实践已涉及了专科疾病护理、常见症状护理、专科护理技术、护理管理及临床护理教学等几乎所有的领域。
（1）以疾病的系统护理或症状护理为主题的循证护理实践：
如哮喘患儿的护理管理一直以来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2020年7月，日本变态反应学会（JSA）发布了儿童时期哮喘的管理指南，指出应对儿童时期哮喘的管理提供最佳实践指导建议，包括急性加重期的管理及药物和非药物治疗。国内在该领域的循证实践内容包括哮喘患儿吸入治疗、患儿情绪管理及照顾者的管理。
肺炎是儿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国内学者关注循证护理对改善治疗效果、生活质量及体质的效果，尤其在肺炎合并心力衰竭以及难治性肺炎的患儿中开展循证护理实践较多。
2007―2008年，手足口病在儿科患儿中出现流行高峰，重症患儿的护理、合并脑炎患儿的护理、并发症观察、早期预警及医院感染防控等护理问题受到临床儿科护士的关注。
循证护理问题源自临床工作实践活动，往往是该疾病最特征、最关键的护理问题。如儿科外科疾病如发育性髋关节脱位、寰枢椎骨骨折、腺样体肥大、先天性心脏病等的围手术期护理；肾脏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急性肾炎等的健康教育；血液系统疾病的症状护理，如口腔溃疡、化疗呕吐、化疗性静脉炎及心理问题；神经系统疾病，如癫痫和脑炎治疗依从性问题；糖尿病患儿的血糖控制等。这些是临床护士开展循证护理实践的常见主题。流行性乙型脑炎（简称乙脑）高热、病毒性肠炎的饮食护理是专科疾病护理过程中更为聚焦的护理问题。
（2）以罕见或疑难护理问题为主题的个案循证护理实践：
护士在面临无法解决的疑难护理问题，或者很少或从未接触过的罕见病例的护理时，能秉承着循证护理理念，运用循证护理的方法，寻找相关科研结果作为制订临床护理计划的依据。如临床护士在大疱性表皮松解症、血友病B椎管内出血、重症脓疱型银屑病等疾病的护理过程中，遭遇诸多难点、疑点甚至未知，在无法获得常规依赖的规范或流程的指导时，反而较常见病的护理更容易促使临床护士遵循循证的方法学进行实践活动。
血管通路的建立及护理历来是最受关注的儿科临床护理技术之一。临床护士关注外周静脉穿刺技术、外周静脉留置针封管技术、日常维护技术，经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PICC）维护技术、静脉外渗的处理方法等。此外，压疮的循证护理亦偶有报道。
儿科领域的循证护理实践同样也涉及护理管理领域。如通过循证资源的查询，获取关于整体护理模式、传染病预检流程、手术安全管理、门诊输液安全管理、院内感染防控、儿科病房的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证据，结合护理人员临床经验、患儿及其家庭的意愿，制订循证护理计划。
儿科护理教学活动的循证实践对象包括护生及在职护士。教学活动包括理论教学、临床实践带教、护理教学查房、联合基于问题的学习等教学方法。循证实践过程可概括为提出教学问题和查询研究结果，主动获取相关知识并在实践中应用。学者们认为基于循证护理实践的教学活动可增强受训人员的循证实践意识、主动参与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
临床护士在日常工作中会遇到很多问题。简明、准确、具体的临床问题可帮助检索者获得明确的检索目标。在构建循证问题时，可采用国际上常用的PICO格式。P为特定的人群（population），I为干预或暴露（intervention/exposure），C为对照组或另一种可用于比较的干预措施（control/comparator），O为结局（outcome）。
收集研究证据是循证护理实践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十分耗时。其目的是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获取最新、最佳证据。为了更有效地获取所需信息并应用于临床实践，应首先检索经过评价的证据资源，包括临床实践指南、最佳实践推荐、证据总结、系统评价；如果不能找到证据资源，则检索原始研究，但必须进行严格的文献质量评价。
该环节是循证护理实践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要求对文献检索所获得的研究结论进行筛选和严格的质量评价。该环节往往是临床护士开展循证实践最大的障碍。其原因在于该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并要求具备全面系统的临床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等理论知识。因此，容易导致临床护士将该过程简化或省略或进入误区。
该过程中需要考虑：
（1）循证护理实践人群是否与证据所指人群一致，如患儿的生物学特征、病情的严重程度等。
（2）应用证据所带来的利弊风险，权衡对个体造成的益处和弊端。
（3）考虑并尊重患儿的意愿。因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价值观，如有些注重生存质量，有些注重生存时间。
（4）权衡成本效益，考虑循证实践过程所需要花费的人、财、物。
循证护理实践的后效评价即评价应用证据后对卫生保健系统、护理过程、护理效果的作用。与干预性的实验研究所不同的是，循证护理实践的效果评价更多地关注护理过程及护理行为的改变及局部卫生保健系统的改变。成功的循证护理实践是以实践活动或系统发生变革为标志。目前儿科领域的循证护理实践活动大多仍以实验性研究设计的方法，以研究对象如患儿疾病相关结局指标或医疗服务满意度作为后效评价。今后应更多考虑将护士循证行为依从性、制度及流程改变作为评价指标来评价循证护理实践活动的效果。
缺乏科学、规范的循证护理实践过程，不但可能增加护理不良结局发生的风险、危害患儿，而且会将不正确的结论传递给读者。因此，正确的方法学很重要。目前，已有遵循澳大利亚JBI循证护理中心临床证据实践应用系统（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evidence system，PACES）的标准程序，将证据应用于临床实践的项目已在儿科疼痛管理、跌倒/坠床预防、外周静脉留置针维护中开展，可为儿科临床循证实践者提供正确的方法学；同时，应采取有效的策略，推动儿科领域循证护理实践的发展。
由于临床护士对循证护理了解不深，遵循证据的科学观念尚未被广大护士接受。首先有必要在各级护理院校中增设循证护理课程，使护生在成为临床护士之前就掌握有关循证护理的概念及相关知识。在职的临床护士缺乏循证护理相关的理论知识是普遍的现象，可以通过专项的继续教育项目、讲座或书面的阅读资料，普及循证护理的相关知识，使其熟悉更多循证护理知识及实践方法。
不同学历、职称及职务的临床护士对循证护理的知晓度和接受度不同，建议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循证护理知识的普及性教育、实践性操作技能培训及开展循证实践所必备的领导力的培训。
我国的护理队伍人力资源的基数大，不便全面开展循证护理的研究。应先挑选并培养循证护理实践的先行者，组建循证护理核心团队，帮助、支持在不同医疗机构的环境中，带领有教育背景的临床护士开展循证护理实践。
从儿科护理领域开展的循证实践案例中可以看出：临床一线护士开展循证实践的能力仍然有较大的不足；护理研究及相关学科如流行病学的理论、方法与技能、批判性思维能力无法通过短期的培训快速提高。这些不足集中表现为循证护理实践过程中的证据生成或证据综合环节发生问题，如文献检索的不全面、研究结果的评价缺乏或不规范、没有形成明确的推荐意见等，直接导致循证护理实践的重大缺陷甚至错误。
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擅长循证实践的三个环节（证据生成、证据综合、证据传播）的研究机构如大学院系、循证资源中心应与循证护理的最终实践者即临床护士进行积极联合，实现“上游”证据输出，“下游”证据应用的有效衔接，各司其职，共同推动循证护理实践。
目前最佳实践推荐的传播和最佳证据的应用较零星。其原因在于循证实践是复杂、多方面的过程。循证实践行动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证据水平及性质、证据应用的组织环境、证据转化为实践的保障促进措施。临床护士缺乏对循证实践过程中涉及的多元素的正确理解，缺乏对循证实践过程全面、客观、有效的评估。
组织变革准备度的评估和测量不仅可在资源投入之前预测成功变革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通过发现并克服变革面临的障碍而促使循证实践的成功。国外已有学者发展了组织变革准备度评价工具（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to change assessment，ORCA），国内亦有学者研制了循证护理实践准备度评估量表（clinic readiness to evidence-based nursing assessment，CREBNA），均可用于衡量临床循证变革实施前组织准备度并诊断性识别证据应用的需求或条件，促进循证实践变革的成功。
循证护理实践的主要目标是护理过程能持续改善，循证行为能够持续维持。在循证实践过程中，系统发生的改变包括制度建设、流程再造、评估或评价工具研发或引入、人力配置优化、资源配套重组等，其目的是促进护士的实践行为的改善。当这些基于证据的改变植入护理系统时，才能从决策层面保证循证护理行为的可持续性。
临床护理系统可包括护理人力资源调配系统、护理质量管理系统、护理教育培训系统、护理信息系统、医院后勤保障系统等。在医疗机构大力推进多学科团队医疗模式的当今，证据植入的过程需要联合医疗、护理、保健、康复等专业人员，以及行政、信息、后勤等职能部门的共同参与。
（陈建军 杜柯凝 顾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