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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面对不同时期生存发展和疾病危险因素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人类通过各种有限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维持生命和应对健康风险。早先的人类由于生产力的限制和生产方式的低下，个体的能力十分渺小，因此只能够通过“群体”力量即依赖合作求得生存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早期的企业组织，由于其规模小、人员少，大多只从事一种或少数几种产品的生产经营，分工粗糙，合作成为组织内关系的主要形态。19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专业化分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企业组织相应地建立起金字塔式的集中型管理机制，试图通过组织内专业化分工最大限度提高效益。当企业内部分工与协调效率高于企业之间分工与协调效率时，企业内部分工与协调会外化为社会分工与协调。同样，当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调水平高于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调水平时，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调水平会内化为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调。不难看出，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与协调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分工的细化催生组织协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企业的边界逐渐拓展到企业组织之间的分化与整合。当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逐渐成为生产协作的具体媒介与途径，推进了组织分工和协作在更广泛的层次上进行。特别是在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化步伐的加快，组织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希望通过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协调来促进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组织发展方式逐渐进入了合作竞争时代。信息化为企业与行业间的沟通与联系提供一种快捷的方式，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增加了信息共享机会，一种平面型的信息流与决策网络替代了集中型的组织机构，促进了企业分工和合作以更紧密的方式进行融合。
与企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变迁境况类似，早期的人们为了防病治病，被迫从自然环境中采集药物，从生活、生产实践尤其是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中积累医术。正如欧文·斯通的名言所说“最伟大的药方就是大自然，自然界里蕴藏着治疗一切疾病的秘诀”。因此，疾病诊疗从开始形成就是一部自然医学史，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注重整体的服务提供，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19世纪以后，为应对传染病的巨大威胁以及战地伤员救治的需要，医院作为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组织产物应运而生。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健康成为了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生物医学模式的巨大影响使得医学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国政府都对国民健康给予了较多关注。专业化的分工使得医院组织获得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大型医院迷恋以医院为中心的诊治方式以应对不同的疾病威胁。再加上社会政治、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保护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需要，不同医疗保险筹资项目之间、不同层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以及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之间均存在明显的边界，这使得各医疗服务提供主体均按照自己的设计思路和价值而不是面向患者的思路设计服务流程，导致了不同服务提供者之间缺少沟通和协作，各医疗机构纷纷按照单体式扩张思路和高、精、尖的医学技术服务提供方式行事，患者在多机构就诊过程中分别接受由不同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碎片化的、相互割裂的服务。这种分割提供的、一直徘徊不前的医疗服务提供系统以其独特的方式向前发展。虽然这对患者在单个机构就诊可能是质量更好的服务，但在多机构就诊却不是最优的服务。尽管各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差异巨大，但各国医疗服务体系的组织协作和专业化分工基本都遵从这些规律，并以其强大的组织惯性向前发展。
当医疗服务体系的提供模式由整体转向基于还原论的现代分科化趋势，医学科技和医疗手段能为身体的某些器官组织病变进行修补或外科清除，对专科医生和外科手术的崇拜成为各国医疗服务体系向前发展的动力。医院成为一个健康修补的平台，身体的各个部分犹如机器零件，损坏都可以通过物理疗法和化学药物进行消除或修复。专科化大力发展的结果，使得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患者在一个疾病周期常需到数个专科甚至是多个医疗机构就诊，各种卫生资源大量流向临床服务领域，各医疗机构及其科室越来越倾向于提供碎片化的、各自为政的服务，远离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救治思路。而这种医疗供给结构的变化又创造了大量的专科医疗需求。
这种演进导致医疗机构及相关科室以各自的服务提供为中心，每个组织单元只关注每次医疗事件的就诊效果和自己的利益得失，而医疗服务系统原本关注公众健康的最终目标却被各个利益主体所忽视。百余年来，虽然医学学科和医疗技术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服务效率的极大飞跃，使得医疗服务各环节的技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正是由于服务分工给医院带来的巨大效益，再加上筹资分割、费用支付方式的分散以及其他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缺失或执行不力，资金的分化导致医疗的过度专科化。无论是患者的自费医疗，还是通过医保的报销，都遵从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即按照医疗卫生服务消费的各项服务产品的价格进行交易，这也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实行最为广泛的交易模式。尽管医疗服务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历来受到政府的管制，但是按服务项目交易模式长期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又进一步强化了服务体系的专科分化。再加上医疗市场固有的垄断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不确定性等特征，与基层综合服务的提供相比，医疗服务体系的天平更倾向于向专科服务提供倾斜，医疗费用的不断增长也就成为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
然而，作为一个需要不断调整的系统，随着上述趋势的不断强化，特别是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人口的增长、慢性病的增加以及不断增长的医疗费用，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越发突出。片面重视分工也给医疗服务提供造成诸多“盲点”，日益对当今医疗保健组织结构产生了深刻的挑战和影响。这种过度分化不仅没有提高卫生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反而割裂了完整的服务提供体系，导致较差的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绩效。这促使各国政府不断反思自己的卫生政策思维，纷纷以整合型卫生政策组合作用于服务体系，着眼于建立强大的初级保健系统，加强疾病管理和健康促进，通过初级保健系统协调一系列的服务，并加强纵向医疗机构之间的合作和整合。这样，医疗服务体系逐渐由全科医生和专科医院构成，患者就诊也遵守“先全（科）后专（科）”的就医秩序，“全专分离”的模式有助于实现“未病预防，小病小治，大病大治”，进一步提高了医疗服务的分工水平和系统效率。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化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疾病信息的共享使得医疗服务体系的全科和专科医生逐渐走上分工背景下的协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