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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Follett（1949）提出“整合（integration）”概念以来，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文献中，整合一直是个热点问题。Lawrence & Lorsch（1967）将整合定义为“根据环境需要，在组织任务的完成中使得不同部门间通过一致努力而达到统一协作状态的质量过程”。Prahald和Doz（1987）则将整合等同于协调实现一定范围内各种业务的协同效果。由此可见，“整合”的内涵包括协调和合作（Ettlie & Reza，1992）。Pablo（1994）则将整合解释为对合并后的组织职能、组织结构、系统以及文化的改变，以使之成为一个职能整体。根据不同的理论视角，整合可以分为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外部整合和内部整合等概念。其中，纵向整合沿着价值链或服务链垂直方向扩展组织间生产经营或服务的活动领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生产或服务体系。在卫生领域，Shortell等（1994）认为整合的服务系统是向一个确定的人口提供或安排提供协调性和连续性服务的一种组织网络，愿意在临床和财政上对服务对象的健康和产出负责。Grone等（2001）、Spreeuwnberg等（2002）则认为整合型服务系统需要把投入、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组织以及与临床服务有机整合，建立起各类保健部门及部门之间的连接、联合和合作关系，以改善服务可及性、病人满意度和效率。美国The Solution Marketing Group（SMG）将一个整合形成的医疗服务网络定义为“一个组织，通过产权或者是正式合约联合各类医疗服务机构，通过改进质量和降低成本向一个确定的地理区域提供整体的健康保健服务”。Einthoven指出“纵向整合”的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是以一个大型的多专科的医疗组织为核心，连接着众多不同层级的医院、检验所、药房和其他机构。2008年WHO提出了整合型卫生服务，是指对医疗卫生体系内的各项资源进行重组和配置，在患者需要的情况下可以从中获取系统性、一体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产生理想的健康效果和相应的经济价值。Leatt（2002）将医疗服务体系整合界定为创造一个现代的、经济有效的体系，其特征是在医院、长期保健机构、初级卫生保健、家庭保健、公共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学校和其他与健康因素有关的服务机构之间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Niskanen等（2002）、Jeroen（2003）等则从需方进行定义，认为整合型保健是建立在病人整体诊疗观的基础上，寻求一个连续的、完整的、连接和协调不同层次的服务提供者的各个方面，以满足病人需求的一种组织过程。Shaw S等认为整合的医疗服务是关注于改善病人的体验，提高医疗服务系统的效率，实现其更大的价值。目的是解决对病人服务的碎片化，为患有慢性病的老龄人群提供更为协调、更为连续的医疗。张亮教授对健康服务整合的定义如下：通过对健康体系不同层次的变革，能使健康体系以更加高效的方式，提供更有效、更连续、更协调或更经济的服务，使人群健康结果得以改善的理论方法及实践方式的总和。Kodner（2006）从系统的角度将其从层次上分为3类：①宏观层次的系统整合，是指在一个地理区域内或省内、国家内，整合有关规划、筹资、服务购买策略、项目要求和服务范围的活动；②中观层次的医疗机构整合，是指在急救、康复、社区保健和初级保健提供机构或个人之间有关活动的协调和管理整合；③微观层次的临床整合，是指关注医疗机构内部直接的医疗服务和有关的支持服务整合。英国学者Fulop（2005）基于慢性病管理和医疗服务整合的关系指出，服务整合应当包括功能、组织、专业、临床、规范和系统整合。张亮等（2012）在Fulop提出的6个维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增加保健整合和医保筹资整合两个整合维度。Leutz W等（1999）总结了纵向整合后的组织及其服务的几个特点：以病人为中心提供整体的服务为共同目标；非常严密和高度连接的网络；支持通过长期的相互认同感和共同义务融合；相互信任和尊重程度高；联合安排战略和业务是其核心主流，而不是边缘；共享或单一的管理安排；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联合协作。
国外医疗服务纵向整合模式关注医疗系统为患者在合适地点提供合适服务的问题。常规的双向转诊服务模式是其一贯的研究主题。不过，这种转诊往往与全科医师协调患者转诊并遵守临床诊疗指南等服务规范相联系。同时，作为服务提供的创新性活动，EMRygh等（2007）总结了在纵向整合过程中形成的三种新服务模式，即中间医疗、共享医疗和专家延伸服务模式。中间医疗是农村基本医疗和社会保健服务的扩大与二级医疗服务整合而产生新的服务模式。共享医疗主要是有关病人出院计划确定需要改进的医疗信息传递、处方和疾病管理信息共享，但这种共享需要一种文化改变，要求医务人员能够及时分享病人信息并置于更高的优先权。专科医师延伸服务作为复杂干预措施的一部分，涉及与初级保健的协作、健康教育以及与改进健康产出有关的其他服务，如使用有效且一致的医疗指南，更少利用住院服务。Boon等（2004）以连续性标准将整合医疗服务模式分为咨询服务模式、协作服务模式、协调服务模式、多学科服务模式、学科互动团队服务模式和整合服务模式6种，形成一个整合程度逐级增高的服务提供模式系列。在最低端的咨询服务模式中，服务提供者可以非正式分享针对某一病例的相关信息，最高端是完全整合各个学科来提供综合服务的整合服务模式，通常由一名队长领导，团队成员基于共同的观点开展无缝隙、连续性决策并以病人为中心提供保健和支持性服务。我国学者更多从组织整合模式进行分类，如孙凯等（2017）提出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以纵向或横向方式整合资源形成的医疗组织，包括横向、纵向、横纵整合3种模式。根据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医联体可分为紧密型和松散型两类。
医疗服务纵向整合主要是为患者在纵向医疗机构间就诊提供连续性、协调性的服务，以保护公众的健康。因此，研究者对连续的、协调的服务进行较为广泛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基于国外传统的家庭医学模式特点，Folsom Report最先提出了卫生服务连续性的概念，即卫生服务利用者能最大限度地被同一卫生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以便尽可能通过初级保健机构获得一站式服务（onestop service）。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卫生系统的改变以及慢性病患者罹患疾病的复杂性使得其很难停留在同一服务提供者那里，通过两个及以上医疗机构获得更多整合的服务（integrated care）成为服务提供的新常态。总结来看，研究者对本概念的研究主要包括：①从“连续、协调和无缝隙”等连续性服务的过程特征角度进行定义。Shortell（1976）最早指出，医疗服务连续性是指患者获得不同服务提供者提供的与其需求相适应的、一系列的、协调的和不间断的医疗服务。Dreiher（2011）则增加了时间变量，将其定义为各种保健服务提供者能在不同情况下随时提供符合患者需要的、连贯的和无缝的保健服务。Gulliford等将其定义为不同级别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相互合作、协调和信息共享，为患者提供无缝隙、衔接的服务。②从连续性的医学干预角度进行定义。我国学者刘滨等（2008）将本概念界定为从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到康复过程中医学干预的连续性，不因就诊医生或机构的变化而中断或重复提供。即无论在健康或疾病状态下，都能获得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的卫生服务。聂梦溪等（2013）根据时间长度将其分成“大”和“小”两个方面，“小”的连续性服务强调同一疾病周期内的服务连续，“大”的连续性服务强调从出生到死亡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服务连续。前者指在30天范围内的、因罹患相同疾病或因此疾病而引发的相关疾病经历了两级或两级以上医疗机构就诊的再入院患者，后者与客户关系理论将客户作为长期乃至终身合作伙伴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李少冬等（2010）从患者就医时长和层次等角度，将医疗服务连续性分为系统连续性、体系连续性和医院连续性。
对纵向医疗服务连续性概念内涵的界定引发了对其分类的研究。Rogers等（1979）认为服务连续性包括多学科连续性、信息连续性和患者—医生人际关系连续性。Haggerty等（2003）则认为其应包括信息、管理和关系连续性三个维度。Freeman等（2003）则在两者基础上又增加了时间连续性维度，共五个维度。我国学者李睿等（2011）认为本概念应包括信息连续、专业连续、机构间连续和人际关系连续四个方面。李伯阳等（2011）、齐静等（2015）结合我国农村基本医疗服务的特征和对目前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应包括学科间连续、机构间连续、人际层面的连续及信息层面的传递和共享四个维度。还有机构从本概念的某一维度进行强调，如美国IOM（Institute of Medicine）倾向于信息的连续，认为“医疗服务的连续性是指在一组医疗执业者或机构之间有效且及时地传递诊疗信息”。综合上述学者和机构的论述，纵向医疗服务连续性揭示了三个核心要素和内涵：一是个性化的持续服务提供，即以患者为中心，满足患者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接受正确的医疗保健；二是不同层级机构服务提供的协调、连贯和无缝的过程特征；三是从时间长度、专业、信息和管理等多维视角分析其丰富内涵，或侧重于某一维度的重要性如信息连续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契合了在当今服务分散提供的背景下对服务连续性研究重要命题的多维考量。
在对纵向医疗机构服务连续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学界主要从信息、服务、管理三个维度对多机构服务连续性的应用进行研究。
1）信息连续性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研究：
①信息连续性的现状研究。魏来等（2016）等研究发现，农村高血压患者到2家及以上医疗机构就诊超过一半比例，患者上转能够获取基层医生推荐转诊机构的比重最大，纸质疾病信息仅能一定程度上在机构间传递，上级医生根据下级机构相关诊疗信息连续诊疗的不到一半。对于下转患者，下级医生依据前期诊疗信息继续诊疗的比例刚超40%，依据个体经验做出转诊决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张研（2015）通过我国东部、中部、西部7个样本县区的调研，基于县级专家以及信息提取工具对县乡两级病历的衔接开展评价，描述了30天内的跨级再住院率、乡县跨级住院占再入院的比例、病种、再入院形式等特征。卢珊等（2016）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5个县区新农合数据库清理匹配，邀请临床专家对病历信息传递问题进行评判，发现乡县跨级住院患者中1/4病历不反映前次就诊经历，患者传递信息概率虽达70%，但有效传递仅占一半。随着再入院时间间隔延长，信息传递比例下降。其中，自行就诊患者比转诊患者反映前次就诊经历的比例更高。②传播媒介对信息连续性效果的影响研究。Roberto T等（2013）对意大利临床连续性服务进行干预研究，将初级和专科医生组成连续性保健团队，通过识别功能性和可行性的工具，如和初级保健医生每周5～7次的电话或E-mail接触、出院信和依从性等，发现与干预前一年比较，患者入院减少了5.5%，床位数减少了7.7%，住院天数下降了23.5%。这些患者中1/3由初级保健医生转诊而来，6.5%从其他病房转入，仅有1例因疾病严重没有经过住院筛选鉴别直接进入急诊科。Sina W等（2016）以西班牙加泰罗利亚卫生保健系统中三个地区的初级和二级保健整合模式为现场，采用现象学下的定性研究、半结构访谈方法，对患者在初级和中级保健中报告的就医经历进行记录，研究发现电子病历应用实现了信息共享，医生对信息的恰当运用提高了信息连续性。但也有部分临时代理医生对疾病信息利用不充分，也报告了一些不协调的因素。③从不同组织合作模式研究信息连续性提供的差异。李睿（2011）基于医院和社区机构连续性的概念框架，发现直接举办、托管和对口支援三种协作模式都缺乏信息连续性，转诊决策专业性、转诊服务衔接性也存在缺失，学科连续性不容乐观，但直接举办的两级医务人员因更为熟悉，人际连续性较好。
2）服务连续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的内容包括：
①初级保健连续性对纵向服务连续性的影响研究。O’Malley AS等（2008）以拥有初级保健医生并在过去1年内有一次或多次去专科医生就诊经历的患者为对象，通过跟踪调查，发现46%的患者报告其初级保健医生总是关注其接受的专科保健服务，和初级保健医生的就诊连续性能够促进更好的专科保健协调。Uijen AA等（2012）通过对初级保健机构的327名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病历回顾方式，并以个人连续性（每次都看同一位医生）、团队连续性（全科医生护理提供者之间的协作）和跨级连续性（全科医生与医院之间的协作）作为评价指标。研究发现，53%的患者没有联系其他保健提供者，38%和51%的患者体验到最高水平的团队和跨级连续性。总体而言，14%的患者经历了低水平的团队连续性，11%的患者经历了低水平的跨级连续性。个人连续性和药物依从性呈现正相关，但团队或跨级连续性则与药物依从性没有关系。Kyoung HC等（2015）利用韩国健康保险样本数据，运用保健连续性测量指数，发现与对照组（continuity of care，COC得分≥0.75）相比，在初级保健系统经历的保健连续性较低（得分＜0.75），接受住院治疗的可能性增加了2.4倍。中国台湾学者郑守夏（2011）的研究也表明，连续性服务能够降低入院率和急性就诊率。其他如Christakis DA等（2001）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结论。②不同因素对连续性服务的影响研究。梁明理等（2012）以肺结核患者为例，通过山东省16个县的对照研究，发现一体化县初诊患者中主动就诊和乡镇医院中转诊患者的比例高于对照县，确诊患者的就诊延误及延误时间均短于对照县，但仍存在转诊比例低等问题。刘丽红等（2009）分析北京市西城区医共体，发现其有效节省了患者的诊疗用时和药品费用。赖远全等（2013）采用病例查阅、专家咨询、现场考察等方法，发现实施高血压患者双向转诊临床路径与未实施路径效果一样，但能显著减少首次就诊时间，降低再次就诊率，节省医疗费用。丁芳等（2014）研究发现综合医院与社区双向转诊中高血压临床路径的建立对双向转诊患者的服务满意度、血压、血脂、肾功能、新发腔隙性脑梗死发生率等的改善明显。唐文熙等（2016）对重庆市黔江区高血压患者进行连续性服务路径（连续性社区保健路径、临床诊疗路径和综合管理路径）的干预，发现项目实施有利于降低血压值，提高血压控制率。③对纵向医疗服务连续性的评价研究。张研等（2016）结合ICD-10疾病编码分类筛选新农合数据，运用专家病历评判法对两级机构就诊服务的连续性进行评价，发现只有1.3%的乡级诊疗与县级诊疗方案一致，78.0%的乡级诊疗过程对疾病转归有积极作用，37.5%的乡级病历可以优化县级诊疗方案。Wender L等（2010）利用中国台湾的医保数据发现，医疗服务连续性越好，越有利于减少患者急诊入院率和住院服务利用率。
3）管理连续性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的研究包括：
①管理连续性的内容研究。赵允伍等（2016）认为管理连续性包括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对患者疾病预防、治疗过程和治疗后个体化疾病管理的连续性。Sina W等（2016）通过西班牙加泰罗利亚卫生保健系统中三个样本地区的患者观察都发现，不同层级医疗机构均存在临床管理连续性，包括不同层级医生诊断和治疗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患者需要时获得不同机构间的转诊服务以及及时性的预约等可及性服务，但也有患者报告在二级保健中由于特殊的检验导致长时间等待影响了管理连续。Simon等（2002）建立了包括制订协作治疗计划等多个策略来实现管理连续。Smeenk等（1998）通过建立医院和社区的信息共享和持续的电话支持策略对临终癌症患者的居家提供补充保健服务，延长了保健管理的连续链。②影响管理连续性的因素研究。赵允伍等认为基层服务能力影响管理连续性，应通过联合体内上级医院对基层帮扶以提高其能力，通过推进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参与慢性病管理以弥补基层医生数量不足，通过诊疗人次、上转人次、慢性病管理人次等体现多劳多得的指标，作为绩效考核以提高基层医生积极性。苗豫东等（2016）通过对县乡两级医生对分级诊疗中服务提供联动的认知调查发现，农村基层服务能力薄弱对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的连续性管理均有影响，建议组建县乡跨级医师团队打破这一困境。调查的医生中3/4认为有必要组建，且初级、中级职称的医生更看重其必要性。
少数学者也对连续性服务维度自身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刘超杰等（2017）对北京社区700名初级保健患者的关系偏好和连续性保健经历进行研究，发现与关系连续性相比较，患者都经历较低水平的信息和管理连续性。与60%的患者赞成由社区机构控制住院预约相比，80%的患者偏好自由择医，但也维持与医生的关系，持续关系偏好与连续性保健的所有方面都相关，如赞成由社区控制住院预约服务是管理连续性和信息连续性的强有力预测指标，患者偏好自由择医和专科医生的关系连续性积极相关，信息交流的重要性也与关系连续性和管理连续性相关，但与信息连续性的关联却没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王淼淼等（2011）认为，农村三级网存在服务提供缺乏系统性，机构间的合作缺乏衔接机制，保障服务连续性的政策缺乏支持等问题。叶婷等（2011）认为城市社区存在传统医疗卫生观念的束缚、社区全科医生缺乏和患者对社区的不信任、学科间缺乏整合、统一管理机制缺失以及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滞后导致医防融合难等问题。聂梦溪等（2013）也认为，城市存在双向转诊标准欠缺、连续性服务功能缺失、社区医疗水平不足、相关部门缺乏监管，加之医疗保险制度不匹配，医疗资源配置失衡，信息沟通平台缺乏，医院和基层机构之间缺乏了解、沟通等问题。李鹏等（2014）以及王艳军等（2011）指出目前不同层级机构之间的“信息孤岛”造成患者的诊疗信息沟通、传递和共享困难，无法“消化”转诊中的医疗服务信息。同样，医保制度也没有有效控制不连续的服务，更没有显著改善服务效率低下、医疗费用升高等困境。事实上，事实上，医保支付方式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的连续性，不同组织的连续性也需要不同的方式支撑，才能转向服务的连续性。匡莉（2016）认为利益协调难导致纵向医疗机构合作缺乏动力，基层首诊和双向转诊又遭遇自身能力以及“对接”下转能力不足的困境；忽视全科医疗特征功能致使基层医生和专科医生无法形成分工互补，而用不同机构间的行政决策等组织治理取代原本属于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个体的医疗决策等专业治理，又使得制定分工明确的转诊标准困难重重。国外研究中，Leichsenring（2004）通过对9个欧洲国家的比较发现，筹资、组织、系统的发展、职业精神和职业文化对卫生服务整合有较大影响。由此不难看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程、负责的连续性转诊制度还没建立起来，大多是以“碎片式”“断裂式”的服务提供模式为主。
Suter总结了服务系统成功整合的10个关键原则：①在连续性保健统一体中提供综合性服务；②以病人为中心；③地理覆盖和注册；④通过跨学科团队提供标准化的服务；⑤绩效管理；⑥信息系统；⑦组织文化和领导；⑧医师整合；⑨治理结构；⑩财务管理。Caroline等通过文献系统综述整理出一个区域构建整合的初级和二级保健管理需要考虑的10个因素：①联合规划；②整合的信息交流技术；③变化的管理；④共享临床优先；⑤激励机制；⑥聚焦于区域人口健康；⑦使用数据进行度量作为质量改进工具；⑧继续支持联合工作的专业发展；⑨病人、社区参与；⑩创新。Wenzel H，Simmons D等（2017）认为充分整合的系统至少由以下因素决定：①注册的人口；②建立在协议上的提供综合保健服务包的责任；③多个资金流合并的筹资；④一个闭合的网络（选定一组合同或提供薪水的提供者）；⑤强调基本保健和非机构服务；⑥微观管理技术确保合适的服务质量和成本控制（如使用评估和疾病管理）；⑦网络组织中跨学科团队及对临床健康结果负责。魏明杰等（2017）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出了农村医疗服务纵向整合的组织管理、激励机制、政策及配套措施、信息共享和业务交流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Conrad DA（1994）提出了整合健康系统的4个战略：①信息通讯；②健康管理；③共同的临床文化；④一致的教育规划。De Jong I（2013）则提出了3大策略：①改进交流和可及性；②优化文化、价值观和团队合作；③形成提供整合服务的责任和激励。
医疗服务整合机制是指通过互动机制，对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医疗服务机构的生产要素进行协调和管理，实现分级诊疗和有序转诊，发挥卫生资源的协调作用和整体效应，最终达到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经济方便和整体、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目的。国外对整合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构协作机制、医保支付机制等方面，认为预付机制、互通信息机制和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合作机制促进有效的服务提供。较多文献实证医保支付机制对整合的影响是机制研究的热点。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府对部分专科医院采取总额预付，专科医院在医保收入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减少患者入院率来提高医院收入，因而医保支付机制改革推动了专科医院和家庭医生的协作。
国内学者蔡立辉（2010）认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呈现由部门分割、多元主体之间缺乏协同和互动、医疗卫生服务各层级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等一系列“非整合性”和服务“碎片化”问题，严重妨碍了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无法发挥协同效应和整体优势，应发挥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两个作用，重构医疗卫生管理系统，通过首诊、双向转诊、资源配置均衡，推动医疗卫生资源整合，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协同机制。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2011）认为构建整合型服务体系通常包含4个基本机制：①服务提供；②治理机制；③组织管理；④筹资支付。而按项目付费、沟通不畅、提供者不合作影响服务整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尤其注重支付方式改革对医疗服务纵向整合的促进作用。如美国通过整体预付购买促成农村医疗机构形成服务网络。匡莉（2012）给出了体系构建的6大整合机制：经济契约关系、整合制度、组织内部管理系统、互通互联信息系统技术工具、医护人员拥有整合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整合文化。魏明杰等（2016）通过农村卫生服务纵向整合，从对零散的系统和割裂的服务进行整合和调整的角度，提出了组织管理、信息互通、利益共享和激励机制等四大整合理论机制。李茜（2015）、陈玲丽等（2016）、钱东福等（2014）发现医疗机构之间利益分配机制是影响医联体整合效果的核心问题，如果缺乏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区域医联体在内部整合过程中各自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医联体发展缺乏内在动力，从而影响合作成员协作任务的落实。薄云鹊等（2017）在参照点契约理论的框架下，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初步探讨医疗机构管理者对医疗服务体系纵向整合利益分配的选择和反应。结果发现医院方选择分配给社区的比例的中位数是35.00%，社区方选择努力程度的中位数是8.00；选择的分成比例≤50%的比重占98.00%，选择的努力程度为10的比重占23.50%；医院选择的分成比例和社区选择的努力程度呈显著的相关关系，发现整合中努力程度与收益分配比例相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努力程度上存在折减行为。这些结果有针对性地为不同机构进行激励提供了初步证据，可以为建立医疗服务纵向整合中不同机构长久的利益分配机制提供方向性的参考。
国际农村医疗服务纵向整合机制研究关注所有医疗服务阶段的协调计划，因而常聚焦于系统的整合机制构建。多数是通过管理型保健组织集中于应用病人住院的临床路径、守门人机制和病例管理机制。其中，守门机制经常被作为促进整合的重要机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它可以控制农村患者不合理的住院和专科服务，将大量基本保健服务放在基层解决；另一方面可以依据转诊体系和明晰的住院临床路径，全科医生为需要转诊服务的患者提供咨询服务，促使初级保健医生和专科医生直接交流和互动，并且利用患者名单注册制度、疾病管理信息和信息共享协调患者在合适的纵向机构获取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同时可将患者的病历信息完整地存在一处。为增进整合后的服务提供质量和连续性，作为促进服务行为改变的支付激励机制往往更加重要，哈佛前锋医学中心研究证实，只要坚持对跨学科医师团队实行按人头付费，首诊制度的消除并没有明显影响患者对初级保健医生的服务利用率。可见，动用支付方式在内的综合机制和因素对整合服务实践影响更大。医疗保险机构在选择购买服务时，要求地方医院和家庭保健机构共同合作为其协作医疗活动和服务质量负责。一般采用混合支付机制，初级保健体系多数按人头付费或与按项目付费相结合，专科服务则采用按病例组合付费或/和总额预付，或者向农村纵向医疗服务网络实行总额预付，激励约束合作机构间加强自我监管。此外，行业协会、地方政府和病人都可以参与服务提供质量监管。
医疗服务纵向整合是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由医疗服务体系根据功能分工提供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是真正基于价值提供的服务（value-based services）。国际上关于医疗服务纵向整合的评价一直没有系统的、广泛接受的指标体系。基于卫生系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关于纵向整合的初始研究将整合概念及其效果作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聚焦于组织整合和组织活动，或者组织活动和患者保健，这些概念假定这些组织活动能够产生整合的保健。国内学者王欣、孟庆跃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国内外卫生服务整合的研究内容，详细介绍国内外评价卫生服务整合的方法。后期研究多根据研究需要从整合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展开，主要包括：
主要研究组织结构与服务整合的关系。Devers K等（1994）探讨机构协作的4个维度共10个指标：目标愿景（目标、客户为中心的取向）、内在认同（相互认知、信任）、治理结构（向心性、领导、支持创新、连接）、业务规范（业务规范工具和信息交换），四个维度分别是前面两个维度涉及各组织间关系，后面两个涉及组织机构设置。Overetveit J（1996）认为组织或服务的整合程度都是统一连续体上的不同状态，可分成三种水平（连接、协作网络和完全整合），或五种程度（分离、连接、协作、合作到完全整合），并从临床角度设置了患者转诊、临床指南、保健链网络管理者和统一的卫生资源等契合在相应的组织位置，再对连续体赋予等距离的0～100级进行等级打分。或根据组织关系强度分为三个等级（相互协调、联盟和整合）。Ahgren和Axelsson（2005）开发了测量不同卫生服务提供者实际整合程度的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测量了瑞典有关整合的效果。
主要从患者和服务提供者角度评价服务提供中的协调、交流和信息流动程度，如研究团队协调以及团队与患者的关系，从团队内部、团队间、团队和社区资源之间的协调、团队和病人关系的亲密程度、反应性探访、以病人为中心和共同责任等7个维度形成整合保健测量框架；McGlynn A等（2003）从疾病管理角度，用发病率、转诊率、等待时间、多机构检查吻合率研究整合。Gulliford M等从纵向的、灵活的、关系的以及团队和跨边界的连续性等四个连续性子域测量服务整合。Roberto T等（2013）从再入院率和依从性两个指标测量连续性。魏明杰等根据Heidi WR，Reynolds的“M&E of integration”（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理论通过建立一个系统化的方法来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价整合全过程，帮助发现整合过程中的缺陷和不足，对卫生服务整合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M&E”系统其实是一个循环运作模式，规划与实施离不开监测与评价，监测与评价所得的信息反过来可以指导整合的规划与实施。
主要集中于整合正面的产出水平：增加服务可及、协调和连续、减少重复检查和资源浪费、减少非急诊患者数量、下降平均住院日、更好的筹资绩效、更少的组织层级等，降低慢性病住院率、费用，改进了病人健康、生活质量和满意度。Toro（2012）从结构（策略、功能性组织、人力资源、经济和筹资管理）、过程（服务过程管理、信息和交流系统）和结果（中间和最终产出）三个方面构建整合评价框架，评价指标分0～3四个等级。
国内学者对服务整合评价主要集中于组织或资源整合视角，研究了一体化、托管和所有权等模式及其优缺点。少数集中于整合个别关键评价指标如连续性服务测量及方法的引入。万晓文等（2012）站在医疗行业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针对医院战略联盟的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从联盟外部环境、联盟成员自身特性、联盟成员关系特征和联盟信息传递4个角度，构建了13个二级假设命题。龙俊睿等（2016）借鉴经典的“结构—过程—结果”模型，在文献阅读和分析的基础之上，从治理结构、卫生资源投入等方面，涉及人员协作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等要素初步形成医联体绩效评估的理论框架。孙涛等（2016）借助战略联盟稳定性理论框架，通过文献分析收集区域医联体稳定性评价指标，采用演绎—归纳分析范式构建稳定性评价框架，包括结构、关系和运行3个维度。实践评价方面，吴宝林（2011）以江苏康复医疗集团为例，基于平衡计分卡构建了公立医疗集团的绩效管理指标体系，筛选了包括社会满意、内部管理、财务运营、学习和创新4个维度在内的36个指标。汪彬等（2017）基于分级诊疗制度背景下从硬件设备、管理与合作、影响环境、医疗服务、分级诊疗、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等7个维度初步构建了医联体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李伯阳（2012）探讨对于机构与机构服务的整合在常规临床质量上的指标如服务衔接的整体性、连续性、经济性程度指标，通过住院患者的跨级服务进行整合度评价。跨级服务整合度指患者在一个疾病周期内（30天）因同一疾病（包括相关并发症）在两级医疗机构就诊过程，从连续的判断（及时出院、及时转院）和不连续的判断（出院延误、转诊不及时等）获得从侧面反映两级机构服务衔接的契合度。张研（2015）在实际的跨级住院服务评价过程中通过临床整合度、行为整合度、可优化的整合度3个整合度进行评价。
总体来讲，国内外对农村医疗服务整合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从规范研究和文字性描述转向实证，从定性转向定量，从宏观系统转向微观具体，这些研究对本章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就目前而言，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①多局限于资源和组织整合，没有触及服务方式和梯度式服务递送过程的研究，甚至把资源或机构整合等同于服务整合。美国学者研究表明，许多管理型医疗并没有带来连续、无缝的服务提供，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专业人员没有很好结盟及其服务操作和协调方式没有转变。②局限于上下机构之间、以公立机构为主体、以提供双向转诊为核心的内容研究，没有从整体区域、公私机构互动以及患者获得连续服务的目标研究服务网络，降低了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Linberg提出整合服务是整个医疗体系为患者提供一种连续的关系（服务），而无论各个时点上服务的提供者是谁。③多局限于某一或某些因素或机制探讨，缺乏从供方、需方、政府和医保部门等利益相关主体系统揭示服务整合的障碍难题，也未从多重因素对整合服务的影响作出综合解析。整合涉及复杂的系统动态机制，整合服务提供是由多机制产生功能耦合作用的结果。④提出的政策方案虽然表明政策的调整方向，但因原则性太强和政策组合不系统，导致可操作性不强。
同时，从文献梳理来看，目前关于医疗服务纵向整合评价的研究已经从单一指标发展为多种指标的综合评价，从最初的主观衡量尺度，过渡到了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从横向上看，纵向整合评价研究呈现从宏观转向微观、从组织转向服务、从定性转到定量评价及其两者结合评价的研究趋势。但目前评价研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①缺乏一套科学、全面性的纵向医疗服务指标评价体系。虽然整合评价近几年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关于纵向整合的评价要么从组织合作的角度进行结构评价，要么从服务提供角度进行过程评价，或者是从纵向整合的结果进行评价或者三者之间的结合，相关评价指标文献显得较为分散，实证研究的证据积累还存在不足，测评和比较研究还需广泛开展，且指标的可量化和科学性也有待讨论，如对整合程度给予等距离划分显然忽略指标的权重差异；多机构转诊率的高低也不能判断服务整合的优劣。②缺乏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诊断性评价。服务整合是一个多目标下的集合体，其目标指向管理、筹资、组织、临床和服务提供的所有组织水平，这些组织、水平、类型和策略的协调应当是满足患者的需要。有的研究方向虽然正确，但只给出指标评价维度，具体指标设计比较粗糙，有些比较定性化，难于衡量。农村服务整合强调因地制宜，本书集中于典型地区的调查研究，期望从系统视角和微观层面的有机结合，揭示我国县域医疗服务整合现状，深入分析影响整合过程的系统机制，相信也能为其他地区开展服务整合提供循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