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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哲学家卢梭（Rousseau）认为一半人口死于8岁以前，这是自然规律。17世纪末，妇产科医生法修（Fatio）在贝索（Basle）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有关小儿外科问题的书，据载他还成功地完成了第一例联体儿分离手术。1802年巴黎首先建立了有200张床的儿童医院，设有外科，主要由成人外科医生处理四肢创伤。1852年伦敦大奥尔芒皇家儿童疗养所改为儿童医院，但外科问题（创伤）由成人医院处理。1860年库珀·福斯特（Cooper Forster）（英国伦敦皇家儿童疗养所的医生）出版了一本《儿童外科疾病》，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小儿外科专著。在19世纪，伦敦和巴黎设置了小儿外科病房，是最早设置小儿外科病房的城市。在俄罗斯帝国时代莫斯科儿童医院也建立了小儿外科专科。
瑞士的弗莱德（Fredet）（1908）和德国的拉姆斯泰德（Rammstedt）（1922）先后采用幽门环肌切开术治疗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获得良好的疗效以后，小儿的腹部手术才得以推广，医学界对建立小儿外科（手术）专业的思想才逐渐形成。而当时，小儿外科手术都是由一般成人外科医生兼顾。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欧开始出现小儿外科专业医生。在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强调妇幼工作，使小儿外科工作的普及量上有较大的发展。
习惯从德国的拉姆斯泰德（Rammstedt）（1922）婴儿腹部外科的成功与推广算起。首先要提到的是美国的威廉·赖德（William E.Ladd）和英国的丹尼斯·布朗（Denis Browne）。
赖德1927年任波士顿（Boston）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并且成为现代小儿外科创始者。约75%的美国著名小儿外科医生出自他的门下，如第二代小儿外科医生库普（Koop）、索尔（Coe）等，特别是他的第一门生格鲁斯（Robert E.Gross）最为世界知名。1941年赖德与格鲁斯合写了一本《小儿腹部外科学》，总结了波士顿儿童医院外科的丰富经验，成为现代小儿外科的经典，也是后来（1953年）著名的格鲁斯《小儿外科学》的原始蓝本。传播到全世界所谓赖德-格鲁斯体系，成为国际小儿外科技术的主流。
丹尼斯·布朗爵士在英国的功绩是改变了“小儿外科病由成人外科医生施行手术”的传统。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伦敦大奥尔芒街儿童医院（Great Ormond Street Hospital）的院长，并开创了小儿外科，成为“英伦三岛”现代小儿外科创始人。许多术式源于他手，众所周知的如丹尼斯·布朗尿道下裂手术（Denis Browne procedure）就是一例。英国第二代小儿外科医生大多是他的门生。1953年英国小儿外科学会成立，他为第一任主席。为了表彰和纪念他在小儿外科学方面的贡献，特别是他热心于医学教育，1968年英国皇家医学会以他的名字设立医学奖丹尼斯·布朗金奖（Denis Browne Gold Medal），该奖成了世界小儿外科领域最高奖。每年奖励一位国际名人，获奖者均为世界著名的小儿外科医生（表1-1），第一枚奖章授予了美国的格鲁斯，我国的张金哲是第33位获奖者，是我国小儿外科获奖第一人。亚洲获奖人还有日本的葛西森夫、印度的甘地和中国香港的谭广亨，连同张金哲，迄今已经有四人。
表1-1 历年丹尼斯·布朗金奖获得者名单
续表
应该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格鲁斯（Gross），人称小儿外科之父，是赖德的第一代继承人，1947年继赖德之后成为波士顿儿童医院外科主任，至此他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小儿外科医生。1938年他实施了第一例动脉导管未闭手术，开辟了心血管手术的先河。1970年美国小儿外科学会成立，格鲁斯为首任主席。1950年，斯文森（Orvar Swenson）阐明了先天性巨结肠的病理，发明了治疗该病的有效手术。2002年5月，斯文森已93岁，还发表了一篇巨结肠总结性文章。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外科主任库普（Koop），曾担任美国卫生部长（署长），在神经母细胞瘤方面有重要贡献。甘斯（Steven Gans）是美国第三代儿外科医生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开辟了小儿外科腹腔镜技术，1969年他还与日本的骏河敬次郎及澳大利亚的梅耶（Nate A Myers）组建了太平洋小儿外科学会（PAPS），并为首任主席。最重要的是，1966年在库普支持下出版了《美国小儿外科杂志》（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 Surgery ），并担任主编直到1993年逝世。该杂志成为第一本国际流行的小儿外科杂志。1986年沙利（Scharli AF）在欧洲出版了《国际小儿外科杂志》（ Pediatric Surgery International ）成为第二本国际流行的小儿外科专业杂志。
在日本，骏河敬次郎（Keijiro Suruga）是早期创始人。葛西森夫（Morio Kasai）是世界知名的治疗胆道闭锁方面的突破者和开拓者。在印度，甘地（R.K.Gandhi）是创始人。他在1972年与日本的骏河敬次郎及中国台湾的洪文宗（Hung Wen-tsung）倡导组建了亚洲小儿外科学会（AAPS）。2002年设国际小儿外科甘地金奖，第一枚金奖奖给了我国的张金哲。
现代小儿外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蓬勃发展的专业，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自然规律。有了小儿外科技术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小儿麻醉技术和水、电解质平衡理论与技术的提高，小儿外科专业的发展才成为现实。因此，小儿外科的发展标志着“儿科医学”的现代化的水平。
小儿外科虽只是儿科的一部分，但是小儿外科的发展却是儿科现代化的标志。很多现代化的儿内科工作，不少治疗及仪器应用都需要与麻醉和外科技术配合，没有发达的小儿外科，儿内科工作也就够不上现代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儿病种有很大的改变，对小儿外科的要求迅速增长，现在世界上经济文化水平高的国家，儿童医院的内外科床位数目大致是1∶1。
第一个里程碑 从1922年Rammstedt手术推广以后，随着婴儿幽门肥厚性狭窄术后的普遍成活，不少新生儿先天性胃肠道畸形的矫治手术陆续成熟，小儿外科成为专业发展由此开始。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格鲁斯首先为小儿施行动脉导管未闭手术成功，开辟了心脏大血管畸形矫治手术，打破了小儿心脏手术禁区。到20世纪50年代末，食管闭锁气管瘘的成活率已达90%。这是争取新生儿手术成活的阶段。1953年格鲁斯的《小儿外科学》，系统地阐述了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当时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系统介绍了泌尿外科疾病，并且首先介绍了心脏大血管畸形的矫治手术。该书成为第一个里程碑水平的具体记录文件，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小儿外科单位大都以格鲁斯为师，中国的小儿外科也主要是师从赖德-格鲁斯的理论与经验。此后小儿外科在全世界各地纷纷兴起，从量到质有了一个大的飞跃。
第二个里程碑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突出解决了新生儿手术的三个问题：环境温度与湿度控制、监护与人工呼吸、肠外营养。于是，新生儿术后成活已有保障，从而把小儿外科的任务重点由争取成活过渡到恢复和改善功能，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阶段小儿外科水平一般以新生儿外科为代表，人们对一些严重畸形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如“巨大脐膨出”可以一次手术缝合，后改为局部保护逐渐还纳（膨出的脏器迅速还纳入发育不良的腹腔内，可以造成患者呼吸困难，导致手术失败），而后长期人工呼吸、肠外营养，使之成活。恶性肿瘤可以经超大剂量化疗、自家骨髓移植、加以多次扩清手术而提高生存率。先天性巨结肠、直肠肛门畸形的治疗重点应在远期排便功能等。随着现代化小儿麻醉的进步，手术时间的延长可以不受限制。此阶段内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小儿泌尿外科的兴起，它代表了小儿外科手术已无生命危险的顾虑。因为泌尿系畸形不属于立即危害生命的疾病，同时泌尿器官畸形特别是小婴儿管道畸形的手术要求很高，远期功能正常才是治疗的目标。因此，小儿泌尿外科强调手术精细彻底，一期做完，避免分期手术留下问题。“一穴肛”修复术，要一次解决排便、排尿及日后性生活问题，手术可能需要进行20个小时，可见其治疗的难度，但小儿外科医生做到了。美国、日本等20世纪80年代小儿外科著名专家，如美国的韩德润（Hendren）、日本的宫野武（Miyano）等，当年多以泌尿外科为专长。
第三个里程碑 20世纪90年代，小儿外科开始突破生后修复性临床手术的范畴。随着现代影像诊断技术的进步，围生期医学的发展，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学的应用，外科手术基本技术的进步（出血、止血与输血的革命，缝合器的进步，敷料高科技化等）和手术技术的高科技化（包括机器人手术等），胎儿外科、器官移植、微创外科与介入外科等应运而生。目标是消灭外科手术的损伤，恢复正常解剖生理功能。从细胞基因方面达到诊断、治疗与预防的效果，将对人类优生优育起到革命性的突破。当前小儿实体瘤的研究趋势，除进一步引入高科技改进手术方法之外，集中在基因工程的临床应用。在难治的神经母细胞瘤治疗中，已有细胞凋亡疗法在小儿手术中迅速发展。1983年美国哈里森（Michael Harrison）的胎儿双侧肾积水手术的成功，宣布胎儿外科正式登上小儿外科的舞台。现在胎儿镜技术，又把胎儿外科技术提高一步。以上均代表了第三个里程碑的技术基础。
20世纪末小儿外科发展非常迅速，与成人外科其他各专业可以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国际开放与交流空前发达，各国有各自的小儿外科组织与专业杂志，不少跨国家的国际组织，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学术活动。与我国联系较密切的国际著名儿童医院有：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费城儿童医院、洛杉矶儿童医院、辛辛那提儿童医院、东京儿童医院、英国伦敦大奥尔芒街儿童医院、法国巴黎儿童医院、瑞士苏黎世儿童医院、德国海德堡儿童医院、俄罗斯莫斯科第二儿童医院等；有交往的国际性小儿外科学会包括：美国小儿外科学会、英国小儿外科学会、日本小儿外科学会、太平洋小儿外科学会、亚洲小儿外科学会、小儿外科学会国际联合会等；此外，世界各国多有本国的小儿外科学会组织。联系较密切的国际性小儿外科专业杂志有：美国小儿外科杂志、国际小儿外科杂志、日本小儿外科杂志、欧洲小儿外科杂志等。每年颁发的小儿外科学术著名国际大奖有：丹尼斯·布朗金奖（英国、全球性，1968年开始）、索尔金奖（Herbert E.Coe Gold Medal）（太平洋学会，1985年开始）。
20世纪西方现代医学基本观点（basic standpoint of medicine）在“宏观治疗”（general treatment）方面也经历了三个换代，20世纪初在生理解剖知识突出发展的基础上，把疾病视为个体生物性变化，现在称为“生物医学观点”（biomedicine）；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认识身心关系（前苏联巴甫洛夫学说）称为“生物-心理医学观点”简称身心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20世纪50年代后又把身心医学扩大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进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观点”简称“人文医学时代”（humanistic medicine）。小儿外科作为医学的一个学科，必然受到上述认识转变的影响。人们已经认识到治疗一个孩子的畸形，不但要考虑孩子的生理解剖复原，还要满足母亲的要求，并使患者能参加社交活动，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追求远期功能与生活质量就成了现代小儿外科的目标。进入21世纪，有人预计到2050年，除了上述的医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外，机器人手术将会普及，同时备受人们重视的“以人为本”的人文医学观点，将更加深刻地体现在各个治疗环节中。总之，医生要从孩子生前就保证一个健康条件，使人们生活在更美好的时代中。
1.古代中国的医学文献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医药是具有5 000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从古代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现代的考古发现，都表明中国的医药文明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已经发端。《周礼》中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并有了食医、疡医、疾医、兽医之分。从汉代开始，正史中有了专门记载医学的文献。《左传》中记载了“六气病因学说”（阴、阳、风、雨、晦、明）。《史记》里有关于名医“扁鹊”（公元前350年左右，比希波克拉底晚约100年）的故事。“扁鹊”的本人名“秦越人”，他的生卒年月与所记载的医史事实有很多处年代不符，因此，有人认为“扁鹊”是当时名医的代称。
《汉书·艺文志》（东汉班固，公元32—92）著录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的医书多卷，但大多已佚。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却显示出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书中记载了刀刃创伤及由此所致的破伤风、婴儿破伤风等病，描述了痔漏的分类、手术治疗等，其中大多为外科疾病。
东汉以后，《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有较完整记载的名医有张仲景、华佗、董奉，称为东汉三大名医：
张仲景（公元150—219）被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原著佚，弟子晋太医王叔和（公元260年左右）整理成为两册《金匮要略》与《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提出“辨证论治”，并创建了“经方”（方剂学），可称个性化靶向治疗的原始概念。《伤寒论》中分别论述传染病的各论。另一弟子杜度著《小儿颅囟方》为儿科专书之先河。内容以发热传染病为主。
华佗（公元200年左右）被称为“外科鼻祖”。《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记载他曾使用口服“麻沸散”麻醉后切割疗疾。又创“五禽戏”为群众体育锻炼的开始。三国初期，华佗曾为曹操的军医，因性格高傲而脱离曹操，后被捕入狱，死狱中。传说著有《青囊书》被焚无存。流传的《华佗方》为学生吴普所著。
董奉（公元220年左右）为医德楷模。为人治病，不收报酬，对治愈的患者，只求为其种杏树两棵（“杏核两粒植屋外”），数年后竟蔚然成林。后世用“杏林春满”称颂医家。
文字记载完整的名医为唐代孙思邈（公元581—682），被尊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涵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及医德、药物、养生、食疗、解毒、急救、针灸、按摩各章。载方5 300首，以及经、络、腧穴全图，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其中的“大医精诚”篇为医德的千古经典著作。
所谓中国传统医学经典著作是从北宋（公元1000年前后）林亿等人开始，重修《金匮要略》《伤寒论》《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共称为四大经典。然而著名的《本草纲目》（药物学）则为明代（公元1578年）李时珍所著；后来的《医宗金鉴》（从理论到临床各科全书）则为清代（公元1742年）吴谦等人所撰，是收集了各个时代的医学著作加以整理审定，至今奉为当时官方的医学百科全书。然而纵观千年文献，其中有关小儿外科记载，只能见于各书中零散提及。
2.古代有关小儿外科的文献记载
公元前秦汉阉人（宦官）史书中记载“七岁净身”，就是以睾丸切除为主的“手术”。大多数都能够活下来，没有一套熟练的操作技术恐非易事。腹股沟疝是儿童常见病之一。《五十二病方》中描述了“肠積”，即腹股沟疝的病征，并记载了疝的修补术。公元610年隋代巢元方著的《诸病源候论》中，就有关于脐炎的描述：“初生断脐，因浴水入脐或尿湿包裹，风邪侵入，故疮久不痊，风入伤经脉，则变为痫”，形象地说明了脐炎发生的原因和并发破伤风的可能性。对于膀胱结石，巢氏亦有很好的观察。宋代著名儿科学家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其中不少述及小儿外科疾病，如丹瘤（丹毒）、嗓口（噤口）、脐风（破伤风）等。公元3世纪，晋书85卷《魏咏之传》记载兔唇的医治：咏之患缺唇，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需百日进粥，不得笑语”，魏咏之接受了手术治疗，卒获痊愈。宋代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公元1156年）对于先天性畸形疾患，如并指、缺唇、侏儒、肢废等都有阐述，书中记载“儿生下缺唇，亦能弥缝，然不能掩其痕”。元代儿科学家曾世荣著的《活幼心书》中记有：“小儿瘰疬多生于耳后及颈项两旁。初发只一枚，次必连生，大小十数，缠绕项下，累累如贯珠。逐个先肿，作脓穿破。轻者可愈，重者难除。疮穴流脓，终岁不干，谓之瘘管。”公元16世纪，明代医生薛己提出：“小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为拈，香油浸湿，熏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勿令尿湿，以防脐风。”薛己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新生儿破伤风的发病与断脐不洁以及如何预防有了正确的认识。明代医学家王肯堂著的《外科准绳》中，也述及许多小儿外科疾病，多属感染脓疡。还有对肠套叠的描述：“儿生五月至七岁，有结癖在腹，成块如梅核大，来去或似卵大，常叫痛者，左胁下名痃气，右胁下名癖气，如面黑目直视，泻黑血，口鼻手足冷，不进食者死。”关于小儿外科手术，史书上也曾有记录。公元16世纪，明代孙志宏著的《简明医彀》中有肛门闭锁手术记载：“罕有儿初生无谷道大便不能者，旬日后必不救。须用细刀割穿，要对孔亲切。开通后用绵帛卷如小指，以香油浸透插入，使不再合，傍用生肌散敷之自愈。”从我国丰富的古代医学文献中可以看出，人民有需要，医者责无旁贷。祖国医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对小儿外科疾病的防治不能无所作为。
3.世界古老医学多已泯灭，唯中国传统医学引起世界的研究兴趣
中医基本概念：中国医学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认识自然按照《易经》的思路，把自然界归纳为阴阳、五行、八卦的规律。把人的脏器、生理、疾病都用阴阳五行等词汇来代表，阐述彼此间的关系。儒学提倡无神论：谓“命受于天，不能更改；身受于父母，不可毁伤”。因此医学解剖及手术都成禁止之列。儒医的观点：“上医治未病，中医治已病（靠扶正祛邪、辨证论治），下医治病深（不得已才考虑割治）。”儒医（内科）多为高级知识分子，著名者选入太医院，以方药治疗为主，常留有著作；外科“医生”属于技艺，分布在军队与民间，又分伤医与疡医。治疗以针砭、吸吮、推拿、膏药，及内外辅以草药为主。早期的外科医者多为文盲，医病主要凭经验，缺乏文字记载，医术均为师徒间口头传授。
最近考古学家发现新石器时代可能已有开颅手术迹象。在出土的人类颅骨上有整齐的大孔，用现代放射衍射技术证实，并非外伤或自然风化，而是人用工具所为。同时也发现可以开颅使用的各种大小石器及铜器工具，也符合外科的发展是随着人类狩猎生活应运而生的规律，远在儒医甚至文字出现以前。
针灸与经络学说：是中国古代医学突出异于其他古国医学的特有创造，流传悠久不衰。《黄帝内经》“灵枢篇”专讲针灸与经络。当时古代中国医生不了解循环系统与神经系统，但也观察到人体各器官间的功能调节制约与相互交通的联系。发现了12个主渠道，另加任脉、督脉，曰“经”，多处横的联系曰“络”；经络上有350多个点曰“腧穴”或“穴”。经皮刺激可以调节有关的器官功能。用针刺入皮下穴称为“针法”，用艾卷微火烤皮肤穴称为“灸法”。此法在中国及东亚使用2 000余年，始终不衰，并且发展了小儿特殊针刺技术，不断有所补充与完善。虽然至今用不少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仍未能明确经络的物质载体，然而针灸疗法仍在全世界流行。
20世纪70年代，中国医界曾经全国推行针刺麻醉下施行现代外科手术，证实了针刺有关穴位对局部的止痛作用。不少科研单位集中做针刺麻醉研究，也观察到一些现象作了一些科学性的解释。本书著者张金哲在1971年因患慢性胃痛，持续小量出血，诊断为胃癌。选用了针刺麻醉下手术。在耳轮选三个穴，腹壁切口旁各选一个穴位。细针刺入皮下，用节律性6V直流电代替手工捻转做节律性刺激。20min后用镊子试探皮肤失去知觉，开始切开腹壁。无疼痛感，只感到腹壁受重力压迫（为了避免腹内探查引起呕吐，开腹后本人要求在太阳丛注射20ml 2%普鲁卡因）。历时4个小时完成Billroth Ⅱ式胃肠吻合，手术全过程无割裂痛感。然而，从备皮、麻醉到术后包扎，全部清醒过程中固定在狭窄硬板手术台上，长达6个小时丝毫不动体位，虽无痛也难忍受。著名外科医生亲身证明了针刺麻醉可以止痛，但绝不是应予推荐的良好麻醉。20世纪70年代北京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多数手术选用基础加局麻、硬膜外或腰麻（肌内注射硫苯妥钠睡眠后，局部用普鲁卡因注射）。为了响应全国针刺麻醉风潮，在张金哲通过自身采用针刺麻醉手术证明有止痛效果后，在小儿外科手术中推行使用硫喷妥钠使患者入睡，然后改用针刺麻醉代替普鲁卡因注射局部麻醉，也得到成功。张金哲曾在阿根廷14届世界儿科大会上作了报告，并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A clinical analysis of 1474 operations under acupunctural anesthesia among children.Chinese Medical Journal New，1975，1：369）。但是结论只能说小儿使用针刺麻醉可以成功，并无超越局麻、腰麻、硬膜外等麻醉的优越性。特别的困难是麻醉师必须学会生疏的经络学说，善于正确选穴。因此麻醉的诱导期（探索选穴的麻醉效果）多需20min以上，难以推广。然而，以上所述，无论如何都能证明经络与人体器官的联系似乎确实存在。合适的定点针刺可以止痛，鼓励人们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4.中国现代小儿外科临床工作对传统医学的利用
虽然古代文献中没有真正小儿外科的记载，然而中医根深蒂固的“扶正祛邪”（顺势疗法）的观念与思想，已广泛渗入人民群众的医疗行为之中。例如小儿术后调理“三分治、七分养”的观点，所有家长都自发遵循。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中如：①口炎（鹅口疮）；②无名发热；③腹胀满、大便失常（便秘、腹泻）、食欲缺乏等，医生多已司空见惯而多取等待自愈态度。查不出原因，则常服用一些中成药。即使医生不用，家长也常常自用（特别是出院后的患者）。多年来，足以证明药物有效而长期流传，同时也反映家长对现代医生无法处理孩子术后痛苦而不满意、不甘心。
此外，中医旧方法经过改良，也有的用于现代小儿外科。例如新生儿肛旁脓肿与肛瘘形成的“挂线治疗”，就是从中医药捻治疗演化而来。现代外科治疗肛瘘主要靠切开括约肌，敞开瘘管成为肉芽创面，以后瘢痕愈合。但新生儿术后可能引起出血，家长非常紧张。医生止血也非常困难，反而增加患者痛苦，家长很不满意。中医传统使用药捻插入瘘管，药捻用吸水软纸捻成，裹入腐蚀剂、馨香止痛药，使瘘管腐蚀扩大。边腐蚀边生长，逐渐割断括约肌，瘘管敞开。避免切割，避免出血。然而腐蚀较难控制，每天更换药捻也增加痛苦。在此原理下小儿外科医生在局麻下，用可屈性圆头探针，插入瘘管，带入一条细橡皮带，两端拉紧对扎成环，类似西医的Seton深部脓肿引流术（Seton法是用蚕肠线、经皮缝入脓肿，不拉紧，只起保证长期引流通畅作用，避免切开）。靠橡皮带的弹性拉力，渐渐割开括约肌及皮肤，使瘘管敞开，橡皮带自然脱落而愈。5min的手术，术后排便后坐浴清洁，3~5天内橡皮带脱落自然愈合。此外，小儿四肢骨折，一般牵引及固定外，加用中医骨科小夹板的配合使用，按中医动静结合原理，既加强了固定，又保证了关节活动，避免肌肉萎缩与骨质脱钙。传统医学可发展的天地广阔，全世界都期待中国小儿外科医生在这方面的贡献。
1950年以前，我国仅有上海与北京两个很小的儿童医院，主要诊治儿内科疾病。小儿需要手术时，如先天性畸形、急腹症、肿瘤等，都到成人医院由成人外科医生手术和治疗。1950年7月，张金哲在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小组预备会中，汇报了北京大学医院1948—1950年两年间小儿外科患者死亡率为29.6%，而当时成人外科的病死率为4%。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小儿外科水平的一个侧面。20世纪初，《中华医学杂志》也曾有肠套叠和嵌顿疝手术复位的个案报告。1943年诸福棠（图1-1）主编的第1版《实用儿科学》一书中，也包含小儿外科疾病内容，主要是介绍国外知识。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北京）上决定要加快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各省都要筹建妇女儿童医院及保健院；学习苏联建立儿科系，迅速培训大量儿科医生。诸福棠教授提出要有专人建立小儿外科，这是“小儿外科”一词第一次在中国正式使用。于是国内涌现了一批立志从事小儿外科的中青年外科医师。比较活跃者有：上海马安权、佘亚雄，北京张金哲，武汉童尔昌等，在一批著名的儿科、外科、麻醉科的老专家们积极支持协助下，分头在各地创立了中国的现代小儿外科专业。当时西方诸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封锁，企图孤立我们。所以，我国小儿外科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尽管我国现代小儿外科依然是以美国赖德-格鲁斯体系观点为主的西方体系，但引进途径是多语种多渠道的，如张金哲和马安权（英语）、佘亚雄（法语）、童尔昌（德语）。20世纪50年代早期，国家保送留学苏联归国的有：济南季海萍、广州赖炳耀、沈阳李正、西安王修忠（都用俄语）；留学匈牙利的有北京叶蓁蓁，以及留日的沈阳王慧贞（日语）等，医学技术观点各具特色，不完全受美国的传统限制。主要工作与技术发展还是基于本国大量的临床实践。
图1-1 诸福棠
马安权（1911—1977） 男，汉族，广东省中山县人，1911年生（图1-2）。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938年日本攻占上海，他放弃保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的机会，参加抗日战争。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外科医生。奋不顾身抢救伤员，被誉为华侨抗战英雄（他生于澳大利亚）。1945年抗战结束，回上海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该校教授麦克·克拉肯介绍，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在拉夫丁教授指导下进修2年后，分配到费城儿童医院学习小儿外科专业，与库普共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仍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为上海同仁医院外科主任，私立儿童医院会诊医师。1954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与震旦大学合并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成立儿科系，他被任命为小儿外科教研组组长。1954年上海市儿童医院成立，被聘为小儿外科主任。创办了小儿外科专业病区。1956年受卫生部委托主编我国第一部小儿外科学教科书，组织北京医学院的张金哲、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王赞尧、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佘亚雄、过邦辅共同编写。也成了我国小儿外科界跨地区聚会的第一声。1964年中华儿科学会在北京召开第六届全国大会，第一次组织了小儿外科讨论小组。马安权为组长，全国有20多人参加学术讨论并打下组织学会的基础。马安权学术根底深厚，谦虚不傲，平易近人，受到同事尊重和爱戴。“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身患白血病，1973年因病赴美就医，1977年9月病逝，享年66岁。在美卧病期间仍关心国内小儿外科工作。临终时嘱其子女将骨灰送回祖国安葬。1979年7月28日上海市为马安权恢复名誉，并将骨灰安放于上海革命公墓。马安权为我国小儿外科早期创建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小儿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多次负责举办全国儿外科进修班，培养了大量人才。遗著有《小儿外科学》（教科书）、《小儿外科学及护理》《小儿急腹症学》等，以及论文多篇。
图1-2 马安权
图1-3 佘亚雄
佘亚雄（1917—1995） 男，汉族，湖南省长沙市人，1917年10月18日生（图1-3）。1944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曾任上海震旦大学附属广慈医院和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外科主任，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1953年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小儿外科专业。1960年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外科主任，1980年成立小儿外科学组时，当选副组长，并任《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副主编。1987年成立小儿外科学会，为首任副主任委员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小儿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为《国际小儿外科杂志》创刊时第一任中国编委。在腹部外科和食管外科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多数当时国际新技术都由佘亚雄首次引进。如：巨结肠Duhamel手术、肛门直肠畸形的Stephen观点等。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肠套叠的空气灌肠治疗，使得绝大多数婴儿肠套叠避免了手术，推广遍及全国城乡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受到国际上赞誉。特别致力于小儿外科教学工作。中国的《小儿外科学》（教科书）从第2版开始均由佘亚雄主编，多次组织全国专家修订、改编。先后发表论文150余篇，编写著作数十部，其中《小儿外科学》《小儿肠套叠》均为国内最早的专著，获科研成果奖多项，先后培养了大批小儿外科专业人才和近13名硕士、博士研究生，绝大多数已成为各地的业务骨干。曾任上海市政协第四、五、六、七届委员及常委，民盟上海市第八、九届委员。1986年被法国斯特拉堡大学聘为客座教授，1994年获上海市侨界烛光奖。1995年因肺癌逝世，逝世前一周还在病榻上完成小儿外科名词修订稿，如期寄交中华医学会。
张金哲（1920—）男，汉族，河北省宁河县（现属天津市）人，1920年9月25日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现任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1950年在北京大学医院首建小儿外科专业，1955年建立北京儿童医院外科。1958年开办小儿外科医师进修班，学员多成为各地小儿外科骨干。1980年成立小儿外科学组，当选组长，并任《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副主编。1987年成立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分会，为首届主任委员。现为中华小儿外科学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小儿外科杂志》顾问，《美国小儿外科杂志》及《国际小儿外科杂志》编辑顾问。有不少外科技术改进，如肌内注射基础麻醉，腹部手术中的“张氏钳”（巨结肠手术）、“张氏瓣”（胆肠防反流手术）、“张氏膜”（松解直肠外纤维膜延长直肠残端）等为国际同行所称道。各项技术改进50余项，先后发表论文250余篇，著书40余部，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10多项，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小儿外科医生和近20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生。曾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7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英国皇家医学会小儿外科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图1-4），被称为“中国小儿外科之父”。该奖被认为是国际小儿外科界最高贡献奖。2002年获印度小儿外科甘地金奖。2010年获世界小儿外科医师协会联合会终身成就奖。
图1-4 丹尼斯·布朗金奖
童尔昌（1921—2008） 男，汉族，浙江省宁波市人，1921年3月生（图1-5）。194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曾任武汉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小儿外科主任，武汉同济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后从事小儿外科专业，成立了当时全国较早的小儿外科专科。1964年发起并负责编辑全国第一本小儿外科学术杂志——《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使全国同道梦想成真。“文化大革命”期间杂志被迫停刊，童尔昌也受迫害。困难中仍坚持出版了4期《武汉新医药·小儿外科专号》，使小儿外科杂志工作不致中断。1980年成立小儿外科学组，当选副组长。正式组织出版《中华小儿外科杂志》，并任《中华小儿外科杂志》总编辑。1987年成立中华小儿外科学会，为首任副主任委员，并继续担任《中华小儿外科杂志》总编辑。在先天性巨结肠、小儿肠梗阻、肠套叠和新生儿外科等方面造诣很深。发表论文40余篇，编写了第一部《小儿外科手术学》及《小儿腹部外科学》等大型著作多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及《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小儿外科学》的主编。获科研成果奖多项。1980年担任全国首批小儿外科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大批小儿外科专业人才和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科协名誉副主席。
图1-5 童尔昌与张金哲
小儿外科的建立，很快就显示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北京大学医院1949—1950年婴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几乎为100%；而1951—1952年立刻降至10%以下，以后又迅速降至5%以下。全国各地小儿外科开始时，人手很少，他们依靠成人外科各专业及儿内科医师、护士的大力协作和支持，首先对急症患者来者不拒。复杂的专科急症，先做初步抢救，待病情稳定后再请有关外科专家会诊，既积累了危重患者的抢救经验，又逐步学习了外科各专科技术。首先重点开展了难度不大的疾病的诊治，待树立信誉后，再逐步开展复杂的手术。当时小儿手术最大的问题是小儿麻醉，由于全身吸入麻醉必需的气管插管缺乏（国外封锁，国内市场尚不能提供适合于各年龄小儿专用的不同型号插管），当时只有很少的大医院才能开展小儿手术。北京（在麻醉专家谢荣教授帮助下）首先使用直肠注入和/或肌内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加局部麻醉成功并推广后，小儿外科工作才得以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另外，适合于小儿的手术器械也相当缺乏，只好到处找代用品，并需要医生自己动手改制器械。业务开展受了很大的限制。然而小儿外科作为一个新兴专业已迈开了它不可阻挡的步伐。
20世纪50年代小儿外科的发展，主要靠卫生部的直接领导。各大城市建儿童医院，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沈阳、广州，以及全国各省省会等城市的大医院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小儿外科病区。在困难条件下，国家特意选拔保送优秀医学毕业生去苏联、东欧等国留学学习小儿外科学。同时在国内筹建医学院儿科系。1954年在北京，通过儿科系小儿外科教学大纲制定会，使上海佘亚雄与北京张金哲建立联系。1956年及1957年在上海，由卫生部组织编写我国第一本小儿外科学教科书（马安权主编，张金哲、王赞尧、佘亚雄、过邦辅参加编写）。同年卫生部先后委托北京、上海先后举办了小儿外科医师进修班，大量培养了小儿外科专业医师，促进了全国大城市小儿外科的创立与发展。此时小儿外科专业的门诊、急诊、病房、手术室、麻醉、血库、相关的化验、X线检查、教学、查房、进修培训等都有了比较好的管理经验及规章制度，部分医院有了专门的小儿外科进修讲义，使小儿外科发展成了独立的专业科室。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各大城市都有了相当水平的小儿外科专业及带头人，如哈尔滨何应龙，广州赖炳耀，沈阳李正，西安王修忠，济南季海萍与张学衡，上海吴守义、马孝义与金百样，重庆王赞尧、陈文龙等，都是当地各医院的第一代带头人或创始人。这些人加上小儿外科分专业的先驱如小儿矫形外科的潘少川（北京）、小儿泌尿外科的黄澄如（北京）、小儿心血管外科的丁文祥（上海）等，构成我国分科专业创始人及第一代小儿外科医生的杰出代表。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小儿外科工作的重点以急症为主，特别是急腹症。上海佘亚雄成功推出的“空气灌肠治疗肠套叠”，可以称为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成就。90%的肠套叠早期病例可以不行手术而治愈，技术简单安全，很快为全国各地掌握，甚至县医院也达到90%复位率的效果，国际上广为赞许。后来，20世纪80年代，沈阳王光大又成功地推出在B超监视下盐水灌肠治疗肠套叠，更为世界瞩目。
由于小儿外科专业在全国各地的发展，同行们迫切要求互相交流。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上组成小儿外科专题讨论小组，推选组长为马安权。全国各地有20多位小儿外科医生代表，另加北京本地旁听人员共40余人（图1-6），首次相聚在一起，他们提出两条对中国小儿外科发展意义深远的要求。第一要成立小儿外科学会，第二要创办小儿外科杂志。由张金哲、童尔昌分别筹划组织工作。当年下半年童尔昌就在武汉出版了《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
图1-6 第六届全国儿科大会小儿外科学组
1966年6月至1976年，小儿外科工作和其他科学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儿外科专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些人甚至被剥夺了做手术的权利。但儿外科全体同仁并未因此而动摇，在当时可能的条件下坚持开展了一些工作。如中西医结合小儿麻醉，非手术治疗急腹症等。童尔昌在《武汉医学杂志·小儿外科附刊》被迫停刊后，又组织出版了4期《武汉新医药·小儿外科专号》。1973年，解放军总医院率先恢复并且正式建立了较强的小儿外科专业（马承宣、刘贵麟领导）。特别应提到1974年上海丁文祥等，用自制小儿人工心肺机开展小儿心外专业，并亲自带着机器到北京，克服种种困难，争得卫生部批准试用。以后又获许开办小儿心血管外科培训班，帮助全国很多儿童医院开展了心血管外科。“文化大革命”期间，医学教育和学术活动几乎完全停顿，使小儿外科的梯队建设断档时间超过10年。最大的遗憾是，马安权病故。1964年提出的成立小儿外科学会倡议，直到1979年在桂林的第七届全国儿科大会上，才正式批准在儿科学会名下成立小儿外科学组（图1-7）。
图1-7 第七届全国儿科大会小儿外科学组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活动空前活跃。1978年佘亚雄主编的《小儿外科学》（可惜只编了上册）和童尔昌主编的《小儿外科手术学》相继出版；1979年佘亚雄在陈文龙的协助下，在重庆召开《小儿外科学》（教科书）新版编写会议，是当时各地学科带头人的一次跨省聚会：1980年由何应龙（哈尔滨医科大学）、张世恩（哈尔滨市儿童医院）组织，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小儿外科学术会议，正式成立“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小儿外科学组”、有120人参加大会，这是我国小儿外科界空前的盛举。选举张金哲为组长，佘亚雄、童尔昌为副组长。1980年确定在武汉正式出版了自己的全国性的学术专刊《中华小儿外科杂志》，童尔昌为总编辑。由卫生部确定佘亚雄为教科书主编，定期召开会议再版。形成我国小儿外科学术活动张金哲、童尔昌、佘亚雄三人领导的格局。
这个时期，临床工作发展迅速，全国各省市基本上都有了新建的儿童医院或妇幼医院，共约50余个。专职小儿外科医生约3 000余人。技术上发展也日臻成熟，从应付抢救生命的急症，发展到改善功能的细致矫形、成形技术。各个分专业纷纷组成，并都有各自的发展与国内外知名地位。例如黄澄如带头开展了泌尿科畸形手术，并且于1998年被选为亚太地区小儿泌尿外科学会（Asia-Pacific Association of Pediatric Urologists，APAPU）的首任主席。潘少川引进了脊柱矫形与Ilizarov骨延长手术，迅速风靡全国。张金哲设计的张氏环钳（巨结肠手术）与张氏膜松解（肛门成形术）动摇了西方婴儿肛肠根治手术必先造瘘的传统。最值得提出的是，丁文祥开创了小婴儿心血管手术，并且开办多期训练班，帮助国内很多医院开展了心血管手术。由于心血管外科要求内外科以及高级辅助科室的合作，因此把我国小儿外科手术水平，又推进了一个跨科合作的档次。
1980年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为我国加入世界小儿外科界并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了有利的时机。许多国际上著名的小儿外科专家来到我国讲学，我国学者也应邀到国外讲学及交流，广交朋友。如美国的Kiesewetter、Gans、Koop Hendren、Grosfeld等教授，英国的Lister、Young、Spitz等教授，日本的骏河、葛西等教授，以及其他上百位国际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到我国访问，介绍了现代小儿外科的新技术、新观点。同时我国小儿外科医生也纷纷到国外讲学、访问。近百名中青年儿外医生和护士，到美国、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学习与交流。
中国小儿外科的四个承认（four approvals of pediatric surgery of China）：1964年全国儿科大会上小儿外科的代表们提出成立学术组织和出版杂志，反映了小儿外科医师们的自我承认，我们称为第一个承认。1987年正式批准成立小儿外科学分会，和儿科学分会、外科学分会同级的一级分会。隆重提出“为了制订诊断与治疗的方法与疗效标准，反对行业垄断”的学会宗旨。这个批准标志着小儿外科在我国医学界得到承认。我们称为第二个承认。随着全国小儿外科业务的发展与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外的影响扩大，1997年张金哲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国内科技界对我国小儿外科成绩的承认。我们称为第三个承认。2000年7月在第47届英国小儿外科国际年会（BAPS）上，张金哲接受丹尼斯·布朗金奖，标志了国际小儿外科界对我国小儿外科水平与规模的承认。我们称之为第四个承认。张金哲的名字代表了中国小儿外科，与世界著名的格鲁斯、斯文森、库普、甘斯、葛西、甘地等30余位小儿外科名人并列。说明中国3 000余名小儿外科医生已经进入了世界小儿外科的先进行列。
随着医学教育恢复高考与研究生制度以来，大批受过系统训练的优秀新人加入了小儿外科。有关的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成为研究生的热门课题。临床上，腹腔镜与肝移植的发展成为当代的进步标志。2005年李龙、李索林主编的《小儿腹腔镜手术图解》已经展示曙光；2002年湖南省儿童医院创办了我国第二个小儿外科专业杂志《临床小儿外科杂志》，都标志了新的发展方向与多方面的要求。与国际上医学基本观点转变的同时，我国小儿外科也正在进行悄悄自我转变。受到人文医学与透明行医思潮的影响，2002年英美内科学会首先提出新的医师宣言，2005年联合国正式公布，我国医师协会及时加入。2002年重庆小儿外科专家金先庆创办《儿童肿瘤》杂志就体现了改变“以医生技术分科（内、外科）”为“以患者疾病分科（肿瘤）”，以（病）人为本的人文观点。2008年北京儿童医院院长李仲智（著名心外科专家）具体把传统的心内科与心外科合并成为心脏病科。在今天信息时代，国家有关医学条例也规定了患者有知情权、参与权。各医院行医模式也正在逐渐从神秘行医转向透明行医。
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就是人的因素在医疗工作中的认识。疾病的治疗方法很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两条路线，即顺势疗法与对抗疗法。顺势疗法是指扶助人的生命力，增强免疫力，靠自身的抗病能力和恢复能力克服疾病。对抗疗法是指借助外力去除致病的具体病因、病灶而治愈疾病。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原始的医学应该说基本上是靠顺势疗法。病了休息，等待自己恢复。动物咬伤也只有等待自己愈合。后来逐渐懂得要把异物取出，包扎保护伤口。“神农尝百草”才逐渐知道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人体抗病。于是出现了医生研究药物和器械治疗方法。以后更深入地研究了病因病理，发明了很多针对病因的疗法帮助人体抗病。这就产生了对抗疗法。随着科学进步，医学也进入新的时代。病因病理研究突飞猛进，对抗疗法日新月异。疗效显著，立竿见影，引起医者、患者极大的兴趣。致使对抗疗法突出发展。也因为受生物医学观点的影响，忽视人的因素，而使顺势疗法相对的落后和被忽视。现时代的西医进步基本上表现在对抗疗法的先进。而世界各地的传统医学则保留了一定的顺势疗法，并显示了应有的疗效。在今天人们发现顺势疗法偏废的缺点之后，国际上纷纷掀起学习和研究中医的热潮，就是明显的例证。我们是中国的小儿外科，国际上期待着我们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挖掘中医宝库，发展现代顺势疗法在小儿常见外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应该是21世纪中国小儿外科不可推卸的硬任务。
回顾小儿外科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事物发展的规律。首先是人民的需要，就有人意识到并着手解决。人不能脱离社会，工作必须依靠社会领导、依靠群众。创造必要条件，才能进行实践、总结经验、上升到科学规律。21世纪的人民需要、领导和群众基础已是客观存在，只等待有人着手创造条件、进行实践，中国小儿外科医生大有作为。
以下10条经验（5条创始，5条发展）是中国小儿外科创业的历史经验，介绍如下：
天时，地利，人和。客观存在，需有人利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特别是小儿外科从无到有，是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先发展重点，得到了“天时”；北京接近中央，上海、武汉等大城市都得到了特殊“地利”；儿外科的建立得到广大儿科界鼎力支持，因而得到了“人和”。客观条件很难强求，但是客观并无指定授予的对象。具体事业的发展，还必须要靠有人主动能争取，能利用。科学不断进步，人们的要求不断提高，客观条件永远在前面等待利用。小儿外科的发展条件，绝不可能被几个创始人用尽。
奉献人生观，科学劳动世界观，有事业心。
医生职业必须树立奉献人生观。患者追求病愈，医生追求治愈的愉快。这里没有等价交易。医生要有科学劳动世界观。必须尊重科学，以付出劳动取得事业成功为快。有志者应该知难而进。这就是有事业心，有争取利用客观的主观条件愿望。小儿外科与其他临床专业相比，是空白最多、风险最大、要求最高的医学专业，主观修养，尤为重要。
继承，发展，创新。
医疗工作有史以来都是继承前人的经验。人命关天，不容违背。师徒时代如此，学院时代也是如此。然而医学仍不断进步，近年来更是突飞猛进，说明发展与创新不可阻挡。小儿外科在世界上也是较晚发展的专业，当时水平很低。我们首先必须全面继承下来，还要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改进。爱因斯坦有一段名言“Reasonable man adapts himself to the world. Unreasonable man wants the world to adapt to himself. But world progress depends on unreasonable man.”，也是说明先要适应了世界，再要改造世界适应人们的需要，这就是世界的进步。小儿生病牵动父母、祖父母、外公婆三家的心，更需要慎重和创新。
少数典型项目，要绝对有根据，有把握。坚持重复一年、百次，站稳脚跟。
创业要有勇担风险的精神，但不能冒险。特别是开始工作绝不能有失误。开展小儿外科工作，更要慎重。人们看待小儿，特别是妈妈看待自己的孩子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开展工作必须先易后难。先用一定的时间，多做有把握的手术。建立威信与名誉，使外行人看到成绩与稳重，内行人相信已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世界小儿外科的开展也是在Rammstedt的简单幽门切开手术，大家都能做、都能成功之后，才逐渐有更多的人开展其他腹部手术，甚至突破了心脏等手术禁区。Rammstedt以前有不少人做过小儿开腹手术，包括幽门环肌手术，从Fredet开始20来年，都因为死亡率高而不能广泛开展。失败的事实，很难从人们印象中抹掉。我国小儿外科的发展也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人热情开创小儿外科，有的人半途而退，主要原因是没有站稳脚跟。
重复成功，熟练技术，发展基础，奠定声誉。
工作开展后，不能急于扩大，必先稳定战果。成熟的典型工作至少重复百次，坚持一年。既熟练了技术，也完善了有关的基础工作，如：不同年龄小儿的麻醉、输液、各种特殊医疗护理与生活护理等都需积累经验。更重要的是，所治的患者安全疗效第一，打破“小儿手术危险”的传统印象，在同行与群众中都得到信誉。有了一年百例成功的考验与水平，即使以后偶然失败，也会得到谅解。就以北京为例：张金哲创办小儿外科，开始只做8种肯定有把握的手术，两年无失败。群众认可愿意接受手术，同行认可愿转患者。李仲智开展小儿心脏外科，开始只做4种简单先天性心脏病手术，两年200例无死亡。群众放心，同行认为200例手术顺利，经验可靠。其他各地小儿外科的成功发展大多如此。
负责会诊，负责转院，请人协助。
随着事业的发展，声誉的扩大，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只做容易的手术，长期不进步，必令人们失望，反而失去声誉。特别是给人们一个水平低的印象，也很难扭转。因此在开始限制复杂病种的同时，还要做到来者不拒。无经验无把握的患者绝不冒险试治，但要负责会诊、转诊、收入院后请专家协助。使就诊者不觉得碰壁、白跑，同行们给你转诊也感到可托、可靠。虽然暂时只看简易病种，而给人印象是小儿外科专科，包治小儿百病。自己治不了，也负责替你设法寻求治疗的途径。立足未稳时，经过负责的会诊，可以负责地转到高级医院。
依靠外援，引进技术，培训自家，各有发展前途。
有了基础后仍不能擅自开展新项目。必须多请专家，引进成人有关技术，参照成人技术发展小儿技术。这样做，首先表示慎重；拜专家为师，能得到专家支持；使更多专家了解这里是小儿外科专院，对小儿术后有保障。成人专家宁愿把自己的小患者转到你院，由他来手术，你来管理。渐渐他了解你的水平，放心把所有小儿都转给你。业务发展，人员增加，不开展新项目，必将发生同行人满为患的矛盾。小儿外科新专科业务有广阔天地，每个人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有人愿干，自露头角，逐步解决学习、工作、设备、病床、助手与专业护士。
开发新项目，特别是新的分科专业，首先是有人自愿，最好不由领导主观指派。自愿的人表现在多读此类书，多看此类患者，讨论时多愿发言，众人中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知识多，有兴趣。如果有机会，则可争取进修学习，也容易得到领导批准。工作中主动收治此类患者，充实个人经验。别人收了此类患者，他也主动会诊帮助别人。在同事中逐渐自然成为这方面专家。此类患者纷纷转向他的门诊；如果请他会诊的患者各病房都有，为了便于管理，大家都愿逐渐集中。于是自然构成专业门诊、专业病房（或病房一角）。特殊专业器械可以暂时寻求代用品或从别处借用，甚至从外院借用。工作有了成绩自然可以申请添置。有了固定集中床位，自然培养出专业护士。有了固定的工作日程与常规，自然会招来合作助手。于是完整的新专业即告建成。业务发展，同样是先巩固信誉再求扩大。试想任何医院病房都是满满的，你要开展小儿肿瘤外科专业，院长从哪里给你找床？凭什么让你去开展？很多经验证明，院长硬性指派的，很难干好。
发现问题，必须解决。复习文献与病例，制订计划，查书、实验寻根据，争取通过试用计划。
治病基本是继承前人经验，但必须不断创新。新专业、新项目本身自然是创新，成熟的老专业同样需要创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总结了40年15 000例阑尾炎无死亡，自认为成绩满意，然而手术室外的妈妈仍在偷泣。天津市儿童医院开展腹腔镜微创阑尾切除，就医者成倍增加，甚至强求医生必须施行微创手术。说明传统开腹阑尾手术虽很成功，患者仍不满意。凡是患者不满或是医生感到不便、不安全，都需要改进，都是科研课题。复习文献不能解决，就要复习病例摸清情况。然后制订科研计划。临床外科研究至少应包括：查书借鉴历史；机械模型设计手术步骤与器械；尸体试验手术的可行；动物实验检验术后功能与效果。有了充分的根据才能提出试用，根据各单位管理制度的许可付诸实施。实行了一定例数后，要进行总结，写出论文争取发表，以求同道批评与进一步完善。科研创新是体现千方百计为患者的高尚医德，墨守成规甘为二手医生，只是明哲保身。就这点来说，我国医生落后于西方。新发展多来自西方，都有个外国人名。有人说西医来自西方，东方人自然是二手。然而中医几千年来，特别是现代，也未见有突破性进步。创新意识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不断培养而成的，不能只以临床技术熟练、无死亡而自满。
少花钱、多办事，要推广、不要垄断。
西方创新，我们引进、发展有何不好？首先说等待学习别人，永远落后。目前我国“看病贵”问题已经陷入危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研究医学是为了赚大钱，必须研究“投入多、复杂难学而且换代周期短”便于垄断的产品，因此新的药品、器械几乎半年就换代。提高效果并不很高，而售价可高出几倍，至少必须把研究成本在半年内赚回。美国人都感到“看病贵”，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承受。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简单能推广的医疗。如果盲目地紧跟西方，以所谓“高科技”含量为评价标准，显然背离了自主创新的精神。
我们的事业发展要立足本职，面向全国，望眼世界。本职事业不兴旺，则根基不固；不面向全国，则难广泛发展；不看世界，则无先进水平标准。创业不在大小，但要求能存在、能发展、有水平。
20世纪50年代医学界明确提出治病不只是身体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心理问题，称为身心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以后又认识到社会经济问题对医疗的影响，从而提出人文医学（homomedicine，humanistic medicine）。对比过去的医学模式称为生物医学（bio-medicine）。前者是治“病人”，后者只是治“病”。这个转变直至21世纪开始才确定下来。2002年英国 Lancet 首先发表倡议，2005年国际上提出了新的“医师宣言”，我国医师会也正式声明参加。回顾20世纪前半个世纪我国医学的指导思想较为陈旧，很多与现代人文医学要求不符，并且在某些临床医学专业，尤为突出，其中以儿科为典型。
1.两幅漫画
这是20世纪40年代伦敦泰晤士报刊登过的漫画，说明人们长期不满意医生对待孩子的态度。早已萌发了人文医学的要求。第一张是产科医生清理新生儿口腔图“Good slap！”（嘴巴打得好！）。笔者当年在产科实习时，常规施行此项技术，认为完全符合科学要求（图1-8）。第二幅是典型儿科病房，护栏高床内小儿在哭，金丝鸟笼内黄莺在唱“Child crying！Lark singing！”（图1-9A，图1-9B）。都是揭露医生不把小儿看做是“人”。
图1-8 产科医生清理新生儿口腔
Good slap！（嘴巴打得好！）
2.白衣天使在小儿心中的形象
大夫代替了马猴。例如婴儿夜啼，过去农村妈妈说“别哭！马猴来了！”；现在这些妈妈说“别哭！大夫来了！”。
3.医患关系被严重扭曲
人文小儿外科，就是要把小儿当做“人”来对待。为孩子治病要求：无痛、无恐、妈妈安心。然而医院工作者，长期以来受生物医学影响，普遍认为打针、手术岂能无痛，PATIENT（患者）就是要忍耐。医务人员已司空见惯、麻木不仁。医生把孩子当小动物，孩子把医生当马猴，妈妈敢怒不敢言，无可奈何、只能暗地流泪。
1.不能沟通
婴儿不会说话，无要求，被视为小动物。中医称儿科为哑科，动物园兽医院也常请儿科医生会诊。他们不需问病就能诊断，不需合作就能治疗。
图1-9 典型儿科病房
A.护栏高床内；B.笼内
2.任凭处理
认为孩子不合作，痛不痛反正也只会哭，医生只能按照医疗原则处理。事实果真如此？新生儿不懂感情？对1个多月的婴儿，你对他笑，他也对你笑，你怒视他，他就要哭。小儿不懂要求色香味？婴儿只吃自己妈妈奶，人工喂养婴儿换奶瓶就不吃，应该深思。
3.妈妈为第三者
妈妈对孩子病情了解也只是她的主观判断，她也不懂医，常会添乱。试想妈妈认为孩子有病才给你送来，回家后的治疗还要靠妈妈喂药护理。没有妈妈参加就不可能有儿科的存在。
外科手术本身就是很大的创伤，损害了孩子正常生活。人文医学时代的要求，就是要尽量维护各年龄孩子手术期间正常生活。这不是无理要求，而是必须做到。当前急需改进的有下列三项：
1.无痛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现代小儿麻醉应该称为满意。然而麻醉以外的止痛则长期无人考虑。特别是小儿外科，孩子不会提意见，哭闹早已成为自然现象。因此术前准备、术后护理引起疼痛全然不顾。成人外科常用的局部止痛与局部固定等措施，在小儿均已省略。近来虽然使用了术后镇痛药物，目的也是减少哭闹、安静睡觉，不是维持无痛的正常生活。
2.无损
外科就要切开，孩子小，医生的手相对的大，切口至少要能容手探查。为了避免牵拉的损害，切口越大越好。众所周知，创伤越大痛苦越大，恢复也越慢。微创外科的发展应是当务之急，无切口遥控外科（如伽马刀、聚焦超声刀）更是发展的前景。
3.无恐
患者痛苦与哭闹，很大一部分是恐惧，并非真正疼痛。有的伤口换药，孩子自己揭开就不哭，并且揭得很快。但是医护一动，他就哭闹。因此实行透明行医，让孩子与妈妈充分理解。如能实行“参与医学”尽量让妈妈及孩子自己动手，将是小儿外科的先进模式。
（张金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