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世界传统医学中的一支奇葩，从《黄帝内经》成书的战国时期至明朝中叶（公元前400多年至公元16世纪）大约2000年间，中医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诊疗方法，在防治疾病中有很好的疗效。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前，人们全靠中医药防治疾病，可以说中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领先未能与时俱进，直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基本上仍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经典体系——自然整体医学模式。再看看西方医学，从公元476年古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以古希腊医学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医学也随之自然消亡。直到16世纪（相当于我国明朝中叶）后，才逐渐走向复兴时代。19世纪后半叶，Virchow（1821—1902年）所创立的细胞病理学，Pasteur（1822—1895年）关于病原微生物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是西方医学发展的飞跃，所建立的医学模式是“生物医学模式”。在过去的400年时间里，它对西方人的医疗、保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明末清初时，西方医学由来华的传教士带入中国，至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外科和眼科技术逐渐在我国沿海地区萌生。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性质，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于是教会医院由沿海进入内地。几十年间教会医院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于是，西方医学逐渐成为我国医疗系统的主体。
任何一门科学必须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落后，甚至被时代淘汰。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传统的文化必须汲取先进的元素，不断充实自身体系，才能不断完善与发展，医学亦不例外。笔者认为发展中医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而且还要具有时代的特色。中西医结合的发展离不开中医，中医的发展也需要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既不能取代中医，也不能取代西医。中西医结合是中医学与时俱进中所形成的一个学术体系（亦可以说是一个学派），这是我们国家医药卫生事业的特殊性。
中西医两种医学都是研究和探索人体的生命科学，主要研究和探讨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方法，共同的对象都是“人”。但由于两种医学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哲学思想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模式。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宏观和整体，重视人体各脏腑及其功能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这些脏腑的实体病变。西医学正好相反，它非常重视微观和局部，而忽视了人体的整体性。归纳起来，笔者认为中医学和西医学主要有以下不同点：
1.从理论构建来看，中医学采用的是宏观取象，西医学采用的是微观观察。
2.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医学应用取象比类的逻辑思维，西医学应用抽象逻辑思维。
3.从学术形成来看，中医学是经验的归纳，西医学是实验的演绎。
4.从医学模式来看，中医学是自然整体医学模式，西医学是生物医学模式。
5.从治病方法来看，中医是“辨证论治”模式，西医是“辨病论治”模式。
由此可见，中西医两种医学各成体系，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中西医结合就是要取长补短，发挥优势互补的效应。所以，中西医结合无疑会提高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拓宽治疗的思路和方法，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加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
西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是以病因学、病理生理学、组织解剖学为基础，以实验室检查、影像学、病理学为依据，病名较为规范，诊断标准较为明确，临床应用时操作性较强，容易达成共识。中医受历史条件所限，疾病的命名有以病因命名的，如伤风、伤暑、中风等；有以病机命名的，如郁证、痰饮、消渴、痹证等；而大多是以症状命名，如咳嗽、心悸、头痛、胸痛、胁痛、胃脘痛等，显得笼统而又模糊。而辨证论治才是中医临床诊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辨证论治包括辨证和论治两部分，辨证是中医诊断学，论治是中医治疗学。“证”是中医学术体系中特有的概念，它既不是症状，也不是病名，而是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的病理学概括。辨证的过程是以中医学的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等基本理论为指导，通过四诊所搜集的病史、症状、体征（包括舌象和脉象）等，进行综合分析，辨明疾病的病因、病变部位、病变性质以及邪正双方盛衰状况所做出的综合性判断，为治疗提供依据。如慢性肾小球肾炎是以蛋白尿、血尿、高血压、水肿为基本临床表现的一组肾小球疾病，起病方式各不相同，病情迁延、病变缓慢进展，可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最终易发展为慢性肾衰竭。从中医辨证来看，慢性肾脏病是一种本虚标实的证候。本虚主要是肺、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以及气、血、阴、阳的亏损。标实主要是风寒、风热、瘀血、水湿、湿热和水毒湿浊等，它可以诱发或加重疾病的病情，导致疾病迁延不愈。这些因素在疾病演变过程中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夹杂出现，因此，诊疗时务必审症求因，治病求本。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演变过程是邪正交争，此消彼长，不断变化的过程。疾病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病机特点，所以在同一疾病中可以表现出多种证，而在不同疾病中又可以出现同一种证，这就形成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治病法则。说明证是决定治法和方药的前提。所以，张仲景指出要“平脉辨证”，朱丹溪强调治病应“药证相对”，吴鞠通指出“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这都说明正确地辨证，才能为论治提供重要依据。为此古人归结说，面对患者议法、选方、遣药之时，必须按照“有是证”才可“立是法，选是方，用是药”的原则进行治疗。所以，笔者一贯主张：中西医结合诊疗疾病时，首先要把中医的辨证与西医学的诊断结合起来，即先用西医学的诊断手段和方法，诊断清楚是什么病（包括病理诊断），然后按中医辨证的方法辨明是什么证，病证结合，这就是“中西医双重诊断”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患者的整体状态，明确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病机、严重程度和预后。然后，进一步根据中西药在治疗上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优化组合，进行“中西药有机结合”的治疗，必能取得较单纯西药或单纯中药治疗更好的疗效。所以说“中西医双重诊断，中西药有机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的最佳临床医学模式。
举例来说，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是首选药物，但其不良反应很多，故应采取中西药有机结合一体化治疗，即：GC首始治疗阶段，患者服用大剂量后常会出现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库欣综合征，表现为兴奋失眠、怕热多汗、满月脸、水牛背、生长发育迟缓、手足心热、口干咽燥、血压升高，舌红少津，脉数等证候，中医认为这是阴虚火旺的表现，治疗就应配合滋阴降火的药物（如生地黄、玄参、知母、牡丹皮、地骨皮、地龙等），既可保护肾上腺免受外源性GC的反馈抑制作用，减轻GC的不良反应，又能提高患者对GC的敏感性和耐受性。第二阶段是GC减量阶段，在此阶段，由于长时间服用GC，“壮火食气”，患者常由阴虚火旺的表现逐渐转变为气阴两虚证，表现出疲乏无力、腰酸腿软、头晕耳鸣、手足心热、口干咽燥、易感冒和感染，舌质红，舌体瘦，少苔，脉弦数等，需采用益气养阴法治疗（如配伍黄芪、太子参、生地黄、玄参、当归、女贞子、墨旱莲、莪术等），以调节免疫，减少复发。第三阶段是GC维持治疗阶段，此阶段GC用量逐渐接近人体生理水平，患者逐渐出现脾肾气虚甚至阳虚的证候，如疲乏无力、腰酸腿软、头昏耳鸣、食欲欠佳、小便频数、怕冷甚至畏寒肢冷，舌质淡胖，边有齿痕，苔白，脉沉细等，就应采用补肾健脾的中药治疗（如黄芪、党参、锁阳、淫羊藿、茯苓、炒白术等），以巩固疗效，防止复发。所以说“中西药有机结合”是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方法。
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的方法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要根据当前中西医治疗疾病的最新进展、最有效的方法和药物，取长补短，优化组合，确定最佳治疗方案。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结合点”，结合点找准了，疗效就提高了，否则就会失败，所以，中西医结合的成败，关键看疗效。疗效提高了，或疗程缩短了，或西药的不良反应减少了，或患者的痛苦减轻了，或改善了患者生存质量，等等，都是反映中西医结合疗效的指标，不能只看实验室某一项指标的改善。
慢性肾脏病的中医病机基本上是本虚标实，本虚的病位主要是肺、脾、肝、肾四脏，其中以脾、肾虚损尤为突出，是形成这类疾病的主要病机。标实是指一些致病因素和病理产物，如风、寒、湿、热、血瘀和湿浊等，其中以风邪、血瘀、湿热的危害最大，往往是病变持续发展、迁延不愈、肾功能进行性减退的重要因素。邪盛则病进，正盛则病退，因此，治疗这类疾病务必辨明标本虚实的孰轻孰重，采取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或祛邪安正的治法。笔者在治疗上比较重视祛邪，因为病邪（致病因子）的存在对人体的伤害较大，且祛除病邪比较快；但扶助正气非一日之功，所以，刘宝厚教授主张“祛邪务净，扶正从缓”的原则。采取以祛邪为主，兼以扶正的治法，临床疗效较以扶正为主的效果要好。比如慢性肾脏病过程中，若发现患者有咽炎或扁桃体炎，只要在辨证的基础上选加2~3味清热解毒药，如金银花、桑叶、白花蛇舌草、半边莲、玄参、马勃等，病情就能改善，蛋白尿即可减少。
笔者通过对184例急性肾炎、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液流变学进行测定，并与健康人进行对照观察，结果显示：全部患者均呈高黏滞综合征，只是程度轻重不等，以肾病综合征最重，其次为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竭、急性肾炎。上海瑞金医院对158例肾病综合征、慢性肾炎、慢性肾衰竭患者分别进行了血小板功能、凝血和抗凝血方面的检查，结果显示：三组肾小球疾病患者均存在血液高凝状态，但程度不同，以肾病综合征最显著。上述资料足以表明，瘀血贯穿于肾小球疾病的整个病程，只是程度不等。因此，在治疗上一定要加用活血化瘀药物，以改善肾脏微循环，恢复肾脏生理功能。中医把肾脏的这种生理功能称为“肾气”，所以说“瘀血不祛，肾气难复”。临床上，笔者常用的活血化瘀药有：赤芍、当归、川芎、红花、桃仁、丹参、益母草、泽兰叶、水蛭、三七、莪术等，其中以三七、水蛭、莪术、川芎、益母草、泽兰叶最为常用，因为这些药物既化瘀又利水，既祛瘀，又生新，颇符合肾小球疾病的病理改变，故几乎是治疗慢性肾脏病处方中的必备之品。再者，为了澄清血瘀之源流，消除致病因素，必须兼顾本虚的病机，配伍用药。如气虚者，配以黄芪、党参；阳虚者，配以炙附子、桂枝；阴虚者，配以生地黄、山茱萸；血虚者，配以当归、鸡血藤。
笔者曾通过整理574例慢性肾炎和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资料，对本证和标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在365例慢性肾炎患者中有湿热证者209例，占57.26%；209例肾病综合征患者中有湿热证者147例，占70.33%，足见湿热证的发生率很高。上焦湿热，常兼见急性咽炎、扁桃体炎、上呼吸道感染以及皮肤疔疮疖肿等；中焦湿热，常兼见急慢性胃肠炎、胆囊炎等；下焦湿热，常兼见尿路感染、前列腺炎、盆腔炎等。总之，肾脏病患者体内若有感染病灶存在，临床上就有湿热证的表现，治疗必须根据湿热的轻重缓急，采取标本兼治，或急则治标的方法，彻底清除湿热，才能收到好的疗效。否则，湿热留恋或湿热未净，过早应用温补之品，就会造成闭门留寇之弊，导致患者长时间蛋白尿难消，病情迁延不愈。
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病，充分体现了中西医两种医学优势互补的效应。它既能提高临床疗效，缩短疗程，又能减轻西药的不良反应；既能改善临床症状，又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从而拓宽了治疗的思路与方法。当前，中西医结合在疾病诊断上采用“中西医双重诊断”（即“病证结合”）的模式，并已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共识，但在治疗上仍显得比较混乱，譬如有采用中西药混合治疗的，即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盲目加用中药或专方；有以中药为主，西药为辅的；还有的使用中成药，不是“辨证用药”，而是“辨病用药”，不分寒热虚实等。这些治疗靶向不明确，不是有机结合，而是中西药的堆砌，这些做法不仅影响了疗效，而且浪费了药物资源，加重了患者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所以，笔者特别强调在治疗上必须采取“中西药有机结合”的模式。
中西医结合要想立足于国内，走向世界，关键要在疗效上有所突破，提供一套既安全、有效，且重复性强的诊疗指南。这将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本书就是本着这一目的和原则编写的，是笔者一生的学术经验总结，融古贯今，规范实用，供同道们在临床上参考运用，期望为肾脏病患者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