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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沟通的目标包括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相互交流以及患者参与医疗决策。事实上，在西方国家中，医患沟通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20世纪70年代开始，患者开始抱怨医生沟通能力远低于医疗技术；1980年代这种抱怨达到顶峰，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被迫施行卫生政策改革以促进医患沟通能力的提高。美国是西方医学最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问题是迅速增长的医疗支出和花销，但却没有带来医疗质量的改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兴起，为了改善医疗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在临床工作中普遍推广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patient-centered communication，PCC），帮助医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欧洲和美国相继出台了医患沟通《多伦多共识声明》和《卡拉马祖共识宣言》，对医学教育中医患沟通能力提出具体要求，提高行医标准，增加了医生的责任。
以患者为中心的概念核心包括以下三点：探寻并理解患者的内心想法（例如担忧、意图、期望、需求等）；充分了解患者的社会-心理背景和文化背景；医生对病痛的理解和治疗方案的选择符合患者的价值观念，医患双方达成共识；具体要求医生充分关注患者的各方面情况，通过开放式提问、倾听、积极关注等具体技巧鼓励患者充分表达意愿和想法，使患者能够积极参与到临床诊疗过程中，共同参与医疗决策。作为高质量医疗的核心内容，PCC已被西方广泛地认可和接受。并且，为提高医患沟通能力，西方各国相继提出多种医患沟通模式及技巧，包括E4模式（engage，empathize，educate and enlist）、三功能模式（建立医患关系、评估患者问题、管理患者问题）、Brown访谈列表（启动沟通、探索问题、进一步引导、关系技能和沟通结束等5点内容的32项细节），SEGUE量表（建立沟通、信息收集、信息提供、评估患者以及结束沟通5个环节，25个小项）、卡尔加里-剑桥指南（开始会谈、采集信息、提供接诊咨询的结构、建立关系、解释和方案制定、结束会谈、病情解释和诊疗规划选择等7个内容和73项具体沟通技巧）、四习惯模式（接诊、获取患者信息、实施共情和结束应诊4项内容）及Macy模式（沟通准备、开始沟通、信息收集、患者评估、医患交流、患者教育、协商与计划和沟通结束等8项内容）。这些沟通模式及技巧，结构相似，均为分层次多阶段沟通；以建立关系为沟通目标，注重达成医患互信；沟通策略相似，充分给予患者话语权，重视患者与医生共同进行医疗决策。各种医患沟通模式及技巧各有侧重，例如Macy模式在医学生教育方面更为专业；SEGUE量表主要作为测试医学生沟通效果的评价工具。其中，卡尔加里-剑桥指南目前被欧美国家广泛应用，并且近年其新版中文翻译书出版发行，在中国部分高校和临床医学院得到应用。而且，美国成立医疗机构评审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JCAHO），对全美的医院进行评估和审核，其中将医患关系和医患沟通作为重要的评审指标。不仅如此，JCAHO还成立国际部，致力于建立医疗联盟，提高医疗质量。至此，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及沟通模式和技巧在西方国家被广泛接受，全面实施，并进行相应的临床和教学研究，旨在切实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提高医疗质量。
在实际临床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阻碍这种沟通模式的广泛应用。
第一，医生抱怨时间不足，无法充分地倾听、解释和交流。有时，患者还未清晰表达诉求时就被医生打断。研究显示，美国家庭医生与患者沟通时，患者被打断的时间平均仅为23.1秒；即使不被打断，在开放性提问的过程中，医生给患者自由叙述的时间很少超过3分钟。共同决策所花费的时间仅仅占诊疗过程的10%左右（例如诊疗时间为20分钟，而共同决策时间仅为2分钟而已）。这可能导致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沦为形式而已，无法达到真正目的而改善医疗质量。
第二，与患者商定循证治疗方案。大多数循证医学的证据均是以疾病为导向（disease-oriented），研究结果的各项指标均是临床检查和化验的客观数据，大多数患者无法理解和参考；因此提出以患者为导向（patient-oriented）的循证研究指标包括发病率、病死率、症状的缓解、住院时间、花费和生活质量等可供患者理解和参考，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目的；另外，循证医学的证据符合纳入研究的人群，而并不一定符合个别患者的需求和价值偏好，因此，循证医学指南应被认为是医患共同决策的指导，而不是束缚医疗行为的规则。
第三，医生的态度。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学教育，长期关注的是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的培养，而忽视医生沟通技巧的训练，没有将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对待，情感冷漠，缺乏共情，程序化的交流等致使医患沟通能力退化。调查结果显示，在多数患者不满意沟通中，医生却认为沟通充分，甚至完美。事实上，医生经常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沟通能力。并且，部分医生难以胜任，所以故意躲避与患者讨论病痛对他们的情感和社会能力的影响，也不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困惑、忧虑和需求；导致患者不情愿向医生倾诉，最终恶性循环，医患难以达成共识，患者满意度下降，甚至导致治疗失败。因此，为规范医患沟通行为和提高医疗质量，美国成立JCAHO，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纳入评审标准，强调患者应具有共同医疗决策的权力。
第四，社会阶层和文化差异。1981年英国的研究报告指出，英国的医疗存在社会等级差别，社会不平等影响医疗质量。社会机制问题（例如医疗资源不平等、社会排斥和贫穷）所致的不同社会阶层健康差别已经成为社会公共卫生重要的关注热点。一项Meta分析研究报道（Evelyn Verlinde，2012年），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中，医生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群的沟通行为存在较大差别，社会低阶层人群很少获得社会情感交流，更多的是冷漠的程序式提问与查体，无法掌控沟通过程，很少获得诊疗信息和参与诊疗决策；社会高阶层人群则会获得更多的诊疗信息、耐心细致的讲解、更多的情感交流，更大程度的参与诊疗决策。另外，文化和种族差异也是影响医患沟通和医疗质量的因素。调查显示（Schouten，2006年），与白人相比，欧美国家医生对少数民族（ethnic minority）的患者很少有情感投入，甚至医疗资源相对匮乏，例如某些治疗方案只为白人提供。因此，不同文化差异的医患沟通中，少数民族患者面临质量不佳的诊疗风险。
第五，网络影响。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全球网民约43.3亿人，北美和欧洲95%人群使用网络，越来越多的人首先选择网络就医，通过网络寻找疾病相关信息。这对于医患沟通来说，既是优点，同时又存在问题。患者通过网络能够了解到更多疾病相关的知识，更清晰治疗目标，这有利于建立有效的医患沟通，并进行共同决策；但是，患者有时无法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容易受虚假信息误导，那么在就诊的过程中，会先入为主质疑医生提供的信息和决策，这就给医患沟通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由于移动设备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就医软件的开发，移动医疗（mobile health，mHealth）的出现，越来越多人选择手机设备进行医患沟通（telecommunication），大量的临床研究开始探讨其对医患沟通和医疗决策的影响。有研究结果显示，患者通过移动医疗方式，可以提高就诊预约率11%，使药物治疗依从性增加20%，虽然改变幅度很小，考虑其低成本和易实施，这种进步对改善医患沟通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慢性疾病的患者随访和治疗获益明显（例如糖尿病、炎症性肠病等）。目前，移动医疗仅仅局限在工具式沟通（instrumental communication），例如医生问诊，分析化验结果，讨论病情，指导用药等；而并未体现情感沟通（affective communication），患者也无法反馈沟通的效果，未来的研究是寻找将其优势最大化的方式。
另外，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主要是规范医生在沟通中的行为，很少谈及患者的职责；默认为患者在沟通中处于弱势（vulnerable），需要保护。但是近年开始关注患者在沟通中不仅享有权力，也需履行责任。2010年，在美国JCAHO的评审指南《个人权力与责任》章节中明确提出了患者的责任问题。为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目标，医患双方应该齐心协力。
（马 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