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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的重要特征包括：信任、共情、沟通、倾听和信息分享，这些特征能够促进医患之间产生积极的结果；其中，有效的医患沟通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核心。良好的沟通也会让患者更清晰自己的治疗方案，从而获得更好的满意度，甚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降低医疗诉讼的风险。医患双方均需要认知各自的义务和责任才能构建有效的医患沟通环境。医患沟通的目标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信息交流和达成医疗决策共识。
在20世纪以前，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并没有被普遍关注，但是医患关系和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在古希腊时期的希波克拉底学派中就已经被认识到了。希波克拉底的名言被译文解释为：“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一直被世人传唱至今。因为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古人认识到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医生所能做的更多是帮助和安慰。但是在基督教神学盛行的社会，以神灵医学模式为主，医生也是神职人员，具有绝对的权威，并且自认为有责任引导患者，为患者作出决定和选择。而患者被认为是无知和低能，更无权反对医生的意志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无需考虑患者对疾病的认识和看法，也不征求患者是否同意治疗方案。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5—18世纪，受到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医学科学迅速发展，医生逐渐开始拥有更多的知识与技能，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以及药理学；而且，面向大众的医院和培养医学专业人员的院校建立使得医生专业性更强，主动-被动模式的医患关系更被广泛接受，医生拥有绝对的权威，因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等性，患者绝对服从医生的决策，因此医患沟通的模式仍然是以医生为主简单直接形式。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下，大多数医生更愿意花时间来了解患者的具体症状，通过查体和相关检查，来诊断疾病并制定治疗方案；传统的医患关系也主要是主动-被动模式，以医生为主导，患者被动接受的状态。在这种医学模式和医患关系的背景下，医患沟通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虽然19世纪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起，引起人们关注患者对疾病的心理感受，但是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后期，此时的医患沟通模式仍然是以医生为主，大部分时间是医生单方面向患者传递诊疗信息和对疾病个人的看法和决定，而很少倾听患者想法和关心的问题；医生不会依据患者的需求告知相关信息，也不关心患者对不同治疗方案的理解程度。
直至20世纪80年代，人们逐渐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逐渐开始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将患者看作一个整体的人，而非生病的器官；注重医生运用合理的沟通方式，建立相互信任、尊重的医患关系，才能更加有效的治疗疾病，促进患者身心健康。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的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客观地认识到现代医学发展的局限性，绝大部分疾病并不能得到治愈；同时患者也逐渐开始要求自主权，要求与医生共同参与诊疗决策。尤其在美国开始实行“知情同意”原则（informed consent），强调医生应充分告知诊疗信息的责任和患者有权决定接受何种治疗的权力。如果说循证医学主要强调临床证据的客观性，那么随后提倡的叙事医学（narrative medicine）则更注重患者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患者通过叙事的方法描述疾病带来的主观感受；另一方面医生对患者叙事倾听、解读、共情及反思，真正站在患者的立场，将其置于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患者自主性。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并不矛盾，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变革。医学教育也愈加重视医患沟通的作用，1991年西方医学界发表多伦多共识声明，强调鼓励患者的自主性，要求医生通过倾听和共情来增进医患沟通；1999年由21位北美的医学教育专家达成的卡拉马祖宣言（Kalamazoo consensus statement）中，规定医患沟通的七个主要任务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开始与患者的谈话；从患者那里收集相关的信息；对患者的观点表示理解；与患者就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与患者在对疾病的理解上及治疗方案方面取得一致的看法；结束与患者的谈话。至此，以医生为主的医患沟通模式逐渐转向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模式。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概念单纯，用一种理论无法概括其全部内容，而是需要多种不同的理论根据不同的医患关系背景加以具体解释。Epstein等人提出以患者为中心医患沟通应该包含以下要素：引导并理解患者的观点；理解患者各自的社会-心理背景；医生要使患者理解疾病和治疗方法，并符合患者价值观；帮助患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享受权利并承担责任。但是这并没有广泛达成共识。日本学者广野石川（Hirono Ishikawa）从社会学视角将患者为中心沟通模式归纳为四种基本理论加以解释：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社会构建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
该理论认为社会是复杂的体系，需要各方协作维持稳定和团结。医患关系具有社会属性，医生和患者在其中均有各自的角色和作用。疾病被理解成一种阻碍个体遵守准则、履行正常社会角色的潜在状态。这种理论认为传统的医患关系类似于职业人和客户关系（professional-client），患者需要寻求专业帮助，由医生来决策；而现代医患关系类似于提供商与消费者关系（providers-consumer），患者类似于消费者，自己承担决策的责任。因此，在医患沟通中，医生的角色只是提供信息帮助患者自行临床决策，而患者的角色是制定目标和计划，独立完成决策并为之负责。这种理论将“患者为中心”理解为“消费者是上帝”（customer-oriented），医患沟通的目标是患者的满意度提高。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广泛关注医疗质量，而患者满意度被认为是评价医疗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成为评价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的程度。
冲突理论认为纵观社会历史均是上流阶层在经济、社会地位和心理上剥削下层。医患关系也受到经济和社会阶级的影响。传统认为医生通过学习和临床经验的积累，在医患沟通中占主导地位，掌握疾病相关知识，有权利选择实验室检查和开具处方，进行治疗。按照这种理论认为，传统的医学模式，医生和患者属于社会不同的阶级，行使权利不平等，无法互利共赢，而是利益冲突的双方。并且，医患沟通中，以医生为中心模式（physiciancentered）和以患者为中心模式（patient-centered）是对立的，类似于一条直线的两端。不同于功能主义理论，冲突理论认为医患关系是职业人和客户关系，传统医患关系是医生提问为主，控制沟通进程（physician-control）；相反，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是患者主导提问，患者掌控沟通的过程（patient-control），在医疗决策中赋予患者较大的权力和责任。医生的角色是作为职业人为患者制定目标和计划，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患者的角色是寻求、获取信息并控制诊疗决策。这种理论认为患者自主性是医患沟通的目标。医生要更关注患者的表述，不要中途打断患者谈话；患者要尽可能地从医生那里获得更多需要的疾病相关知识信息，控制沟通过程。
这种理论不重点关注阶层差别和权利不平等，而是提倡双方理性交流，从而达到更好的沟通状态，目标是共同进行医疗决策（shared medical decision-making）。因此，实用主义在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中，医患之间更像是分工不同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医生拥有医疗专业技术，提供给患者可选方案的风险与获益；而患者通过获取和理解信息，决定哪种治疗方案更适合自己实际需要。这种医患关系和沟通模式，更容易使双方达成共识，做出最佳选择。实际上这种模式下，医生是帮助患者清晰表达自己想获得的最适合的方案，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这种医患关系模式又被称为共享模式（shared model），解释型模式（interpretive model）或互相依赖（mutuality），医生需要提供给患者疾病的相关信息和知识，告知各种治疗方案的风险与获益；患者同时需要与医生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去向；在沟通中医生帮助患者清晰认知和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并做出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最佳医疗决策。循证医学应运而生，适应这种理论下的医患关系模式，医生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客观、准确地临床证据，帮助患者做出更适合自己的医疗决策，事实上它是以患者为中心模式的重要组成要素。为更好地实现共同决策，研究者开发出多种辅助决策工具（patient decision aid，PDA），并成立国际合作组织，制定国际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标准（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IPDAS）；1998年，渥太华决策支持框架（Ottawa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ODSF）应用于临床，指导患者和医生共同决策；2001年，《医患共同决策萨尔茨堡宣言》（ the Salzburg statement on shared decision making ）在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 BMJ ）杂志发表，呼吁医患共同决策，促进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发展。
4.社会构建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这种理论认为对社会的理解是通过与他人相互沟通中产生的认知和在社会环境中塑造的行为共同形成的。医生和患者对疾病的理解不同，医生理解的疾病（diseases）是器官或组织发生病理变化；患者理解的病痛（illness）是生活和社会功能下降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核心是将医生和患者的观点和想法整合（integrating）。通过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理解疾病（disease）以外，还要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关注和理解患者的病痛（illness）：患者对疾病的看法；患者的感受，特别是对病痛的感受；疾病对身体功能的影响；患者对如何诊治的期盼。通过关注以上4点内容，有助于医生将患者看作一个整体，医患更容易在治疗中达成共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患者表述的内容往往不十分全面，有时很抽象，甚至自相矛盾。构建主义理论提倡叙事医学模式，鼓励患者通过叙事的方法表达疾病问题，叙事医学将有助于医患相互理解，达成共识。这种理论认为人具有社会属性，患者自主性（autonomy）是依赖于互信的医患关系和有效的医患沟通，是通过协商和共识共同创造的。
沟通方式是依据不同的情况而变化的，因此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是医患双方根据不同的情况相互交流过程，并不是医生或患者单方面不受约束的行为活动。在医患沟通中，权力并不是为了征服对方，而医生具有更多的权力一定程度上也是富有成效的。例如，如果疾病的诊疗和预后对患者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医生在沟通时会选择对患者适度隐瞒和有所保留。因此，区别于家长式的沟通或以医生为中心的沟通模式，这种场景下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方式充分考虑到患者的认知能力、对健康的认识、价值观念以及渴望获取疾病诊疗信息。
这四种理论并不是相互排除，或是哪种更准确、有效；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单独解释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模式，而是根据不同的医患关系背景和情况，选择和采用何种理论模式。实际上，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模式核心特点就是根据不同患者的期望和需求而采取不同的医患沟通方式，并与以医生为中心的沟通模式灵活结合。
（马 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