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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的医患关系取决于所在时代的医学发展和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政治形态和科学风气）。不同时期的医患关系与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医学模式密不可分。社会环境和医学模式的变化简单归纳为几个时期。古代医患关系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古埃及时期（公元前4000—公元前1000年）；古希腊启蒙时代（公元前600—公元前100年）；中世纪欧洲宗教审判时代（1200—1600年）；法国大革命时代（18世纪后叶）。近现代（18世纪至今）医患关系阶段包括心理学兴起（19世纪）；巴林特理论（1964年）和以“患者为中心”医学模式（21世纪）。
图1 社会环境和医学模式的变化
古埃及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1000年）；随后是古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3000—公元前2500年）。在当时蒙昧的社会中，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对病痛、死亡充满困惑与恐惧，试图用超自然力量解释一切无法理解的事物。例如，埃及法老建造神庙，祭司祈求诸神保护埃及免受灾难。因此，巫术、神学等随之出现——即神灵主义医学模式，医生或称为治疗师，同时也是法师或是祭司，通过巫术治疗病人，例如，运用星占术预测疾病，占卜诊断疾病，咒语、巫术和忏悔治疗疾病。当时主要治疗一些外伤、骨折，而对机体内部疾病无法诊断和治疗。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对自然的认知，随后通过效法自然、总结积累经验，合理的医术相继产生，例如著名的埃德温·史密斯（Edwin Smith）纸草文书被誉为“世界第一部外科学”著作，记载了解剖学知识；卡亨（Kahun）纸草文书记载了妇产科医学理论，艾伯斯（Ebers）纸草文书记载了草药、眼科、消化系统医学知识等，这为西方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著作仍不免充斥着巫术与神学内容，验证了医生/治疗师同时也是法师或祭司的说法。Edelstein等人（1937年）提出当时医患关系是法师或祭司与祈求者的关系（priest-supplicants relationship）演变而来，因此保留了家长式观念，医生全权决定如何治疗患者。因此，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古埃及时代的医患关系是以医生为中心的“主动-被动”关系为主。也正因为当时社会形态和人类的认知水平，使得这种医患关系长期保持不变。
古希腊时期仍然崇拜神灵的庇佑，希腊神话中将阿波罗之子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us）奉为“医神”，能够医治百病，起死回生。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时期，古希腊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探索并吸取了古埃及、亚述以及古巴比伦等多民族医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希腊医学成就。希腊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自然哲学的冥想和思辨提供了较为开放和稳定的环境，推动自然哲学为理论背景的古希腊医学发展。自然哲学建立在反思思辨的基础上，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哲学体系。古希腊医学受自然哲学影响，并互相融合，与巫术、神学和宗教分离，主张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强调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实践和经验积累，形成了“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希腊医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誉为“西方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他创立了“四液体”学说：人的生命取决于四种液体（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液体平衡就会保持健康，反之则多病。他主张医生需要观察患者，用哲学推理的方法诊治疾病，因此希波克拉底被誉为西方“临床医学的奠基人”。希波克拉底的伟大成就不仅局限于临床医学的理论和实践，而且规范了医生的品行和道德。从医患关系和其与社会、政治形态相联系的角度来看，《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不仅体现当时社会的民主和平等，甚至超越当时的伦理思想，体现出更高层次的人文主义。
《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人文主义体现为“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医生要为患者的切身利益着想，拒绝任何伤害患者的行为。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遇到男性或者女性，又或是富贵或者奴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除此之外，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包括的《古代医学论》《箴言论》《法则论》《礼仪论》和《医师论》等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医德的重要性，尤其是《箴言论》提出医患关系问题：第一，报酬问题：医生不应计较报酬。计较报酬使患者过于担心，不利于患者的疾病救治；第二，态度问题：医生不应该因为患者的过分要求而心怀不满，怪罪患者；第三，医生的作用：医生应处于主导地位，不能不作为或乱作为，对患者的疾病造成不利影响。另一位对古希腊医学影响颇深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他也将医患关系提升到较高的地位，提出患者具有知情权。他在《政治学》中写道：“如果患者怀疑医生的诊治对自己不利，可以查找药书的疗法和药剂。”因希腊文明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时期，还是罗马帝国时期，医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包括药学、病理学、解剖学、内科学和外科学等）并出现众多著名的医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罗马帝国时期的盖伦（Galenus），他继承了希波克拉底学派，并重视药物治疗和解剖学研究，深受罗马人民的信任和爱戴，甚至成为罗马皇帝的御医。据记载，盖伦通过闲聊，诊断一名女性因过度兴奋而出现的心率增快等表现，认为其患上一种心理疾病。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医学已经开始关注了身心健康，和医患之间沟通的重要性。当然，研究认为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只是少数贵族和上流社会人群，并非代表广大医生群体的医技和医德水平；当时社会医生与铁匠等手艺人一样，是谋生的手段，社会地位并不很高；在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有的医生是被解放后的奴隶，但这恰恰使得医生倾向关注患者的要求和想法，获得信任而进行医治获得报酬。可见当时的医患关系重视医学人文精神，强调患者拥有的权力，医生一切为患者的需求、幸福和利益；将医学伦理置于阶级和地位自身利益之上。这种更加关注平等的医患关系，为今后的医患关系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罗马帝国灭亡，宗教和神学信仰复辟，自然哲学被禁止，哲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遭到审判，甚至处死；国家之间战乱、猎巫审判、十字军东征和黑死病流行使欧洲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欧洲文明进入“黑暗时期”。在封建君主制统治下，天主教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484年兴起猎巫审判运动（Witch-hunts），将精神病患者等同于罪恶，并关押迫害。民主平等的社会关系退化，不平等和剥削日益加深，这为18世纪“法国大革命”争取自由斗争埋下历史种子。当时社会等级森严，基督教教士、贵族地位尊贵；农民、犹太人、穆斯林和妇女地位低下。修道院建立医院，为宗教服务，医疗功能则退居其次；医生是教会里的神职人员，被赋予神力，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社会地位，这导致了中世纪欧洲医患关系弱化和退化，又恢复到类似主人和下人（lord-serf）的“主动-被动”关系。教会禁止修道院医生研修医学及从事医学，否则被认定为“异化”，需要接受审判；被誉为20世纪著名的医学史家纽贝格（M.Neubugrer）曾经评价说：“这一时期医学已经退化到原始医学的时代”。
中世纪后期，欧洲文艺复兴（1300—1650年），科技革命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想掀起西方医学革命浪潮。幸运的是，同时期，源于古希腊医学的支流阿拉伯医学得以发展，而十字军东征将阿拉伯医学以及古希腊医学典籍又传回西欧，得以盛行。教会医院的逐渐衰落，正规的医院、系统的医学教育、标准化的医学训练课程、行业执照、行业法规等相继建立；医生成为中世纪自然哲学和科学的实践者，从此修道院医学开始走向学术性医学。这时社会因为战争和传染病（瘟疫和黑死病等）的影响，不仅贵族，社会一般收入者对医生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具有医师资格的学院派医生数量很少，更多的是在医疗实践中成长起来无证的“江湖医生”（外科医生和理发师）。但是，当时的医生分等级和地位，进入医学院的内科医生地位较高，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外科医生和犹太医生地位较低。地位低下的医生更关注患者的需求；患者可以轻松地选择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所以他们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医生”之间进行选择，而最终的治疗效果又直接决定了哪些“医生”受欢迎，哪些“医生”无人问津。这种医患关系类似于如今所谓的“共同参与型”医患关系模式。即便如此，医患之间的矛盾显现，社会舆论抨击医生缺乏医德，只看重报酬，医技不高，容易出现医疗事故；医生抱怨患者拖欠医疗费用，不信任医生，经常出现医疗纠纷。被誉为现代解剖学奠基人的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提出“医生地位的低下是阻碍医学发展的原因”。医学院对入学条件的限制，以及为获取报酬而无证行医者无法完全消除，导致社会对医生的评价褒贬不一；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对医生的贬低之词，主要集中在医术不精和品德败坏两方面。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医患关系不和谐的问题已经出现。尽管如此，文艺复兴对医学的深远影响，导致了近现代西方医学快速的发展，医学史学家将西医学发展概括为在16世纪解剖学的基础上，出现17世纪的生理学，18世纪的病理解剖学，19世纪的细胞学、细菌学等的发展以及19世纪末至今的临床医学。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重新开始追求自由、平等、尊严和科学，并被随后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基督新教成功挑战罗马天主教的地位、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阶级斗争）对医学态度、医学行为产生深远影响。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提倡人权和机械唯物主义，精神病患者从牢笼中被解放，重获自由；批判宗教、反对封建制度，推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医学革命。
虽然“医学革命”崇尚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了解人体，解释和治疗疾病的医学观念；但历史发展表明理论的发展与医疗的实践并不同步，18世纪前的医学模式仍是以“症状为中心”，大多数医生通过“四液学说”认识疾病；医生数量有限，而患者主要是上流阶层和贵族人群。因此，这种地位不平等的社会确定了患者占主导地位，而医生却争相取悦上流社会的贵族。这种医学模式是建立在解释个人症状基础上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不懂得疾病来源于内在病变的器官，只能关注患者的需求和感受以增加患者的满意度从而获得报酬。在这个时期，以症状为主导的医学模式确定了患者主导地位。在18世纪后叶，治疗贫困人群的场所——医院大规模出现。医院成为医疗发展的基石，伴随着病理解剖学和生理学发展，新的疾病医学模式出现，不仅仅关注症状，而是通过探寻身体内在器官的病变获得更准确的诊断。这种新的理论抛弃“四液体学说”，认为症状并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病理特征。也正是从18世纪后叶开始，以“器官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兴起、发展并影响几百年之久，也正是从这时起形成中西方医学发展的分水岭。这种新医学模式强调医生需要临床查体，运用更专业的临床知识对疾病做出诊断，临床医学开始兴起，叩诊查体出现（Auenbrugger L.，1761年），医生逐渐开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患者非常依赖医生，变得更被动。这种医患关系是以医生为主导，患者完全被动接受，即“主动-被动”关系模式（父权式或家长式）。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精神病学改革家平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年）提出精神病也是特定的组织或器官疾病，提倡精神病患者重获自由，不应该将其作为囚犯关押，约束患者的自由（free mental patients）。虽然，当时并未被广泛接受，但随后的支持者开始考虑患者的地位和医生的态度问题，这也为医患关系向“指导-协作”模式转变提供了基础。
19世纪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欧洲和美国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提高，积累大量资本财富；同时，推动了医学科学发展，恩格斯曾说：“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是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基础医学蓬勃发展促使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这时人们将身体比作机器（machine），而医生则是工程师（engineer），这时的医患关系强调患者遵从性和依赖性（dependency and inferiority）。19世纪后叶，布鲁尔（Breuer）和弗洛伊德（Freud）提出了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理论，这推动了将患者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器官的学说发展。精神分析理论的兴起，使原来的“主动-被动”模式，逐渐向“指导-协作”模式转变。医患关系在医学模式下，主要演变为医生需要更注重倾听患者的诉求。医生更愿意与患者建立坦诚的沟通关系，希望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作为积极参与者；这种早期的医学模式，提倡医患共同参与治疗，为“患者为中心”医学模式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铺平了道路。医生开始更加关注患者的人格特征：患者是一个整体人而非器官，他们更需要对疾病知识的启发教育和情感上的安慰。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医学教育报告中指出：“在临床医学教育之初，应该鼓励医学生将患者人格特征与症状学放在同等地位学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医患关系领域的影响深远，其弟子费伦茨是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人物，而费伦茨的学生巴林特（Balint，1898—1970年）将精神分析理论与临床医学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巴林特理论（the theories of Balint，1964年），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巴林特运动，出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巴林特提出疾病不仅是器官损伤的表现，还是环境冲突和适应障碍的表现，这也与后期提出的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异曲同工。而之前的生物医学模式使西方医学教育仅仅集中于疾病本身，而忽略了患者是一个具有情感的人。这种“远离人，集中于病”的培养模式使医生保持中立，隔离感情，将患者理解为产生疾病的器官。早在20世纪50年代，巴林特就开始研究医患关系，他认识到患者求医问药并不是单纯就医过程，而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同样重要，即疾病状态不仅仅需要从生物学角度加以解释，同样也需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医生不应该只关注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更要关心每个患者特有的心理和社会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患者就医的“真正”原因。医患关系是医患之间独特的情感关系，是临床诊断和治疗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林特先是质问：“为什么医生努力问诊、查体、开具处方有时却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目标”，进而提出“医生即药”概念，强调了医患关系的特殊性质，医生不仅仅是用药物治疗患者，更重要是医生自身对患者的影响作用。但是，我们医生对自身这一味药的“药理学”特征知之甚少，例如合理的剂量（求医的次数），成瘾性（患者对医生的依赖），副作用（医生对患者可能造成的伤害）等。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互相投资合作（mutual investment company）与Siegler提出的医患相互包容（accommodation model）模式类似。他认为多数患者会反复多次就医，医生会逐渐取得患者的信任，深入了解患者的个性，身体状况和社会背景，医生也了解患者的真实需求；同时患者也能理解医生的实际要求，这种相互体谅、包容和共同进步的医患关系使双方都会获益。这些理论和概念的提出，为以“患者为中心”强调患者自主性（patient autonomy）的医患关系变革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巴林特为英国全科医生的培训创建了训练-研究小组（巴林特小组前身），由医护人员组成，讨论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唤起医生对患者的情感，为医护人员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进行自我反思，提高对医患关系的认识。随后，这种形式被命名为“巴林特小组”，在各国成立协会，并组成国际巴林特联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巴林特运动，对欧美国家医生提高医患沟通的效率，促进医患关系和谐产生深远影响。近年来，巴林特小组也逐渐在我国实施，对改善我国医护的医患沟通能力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自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医学革命所带来的生物医学模式影响至20世纪后叶。在巴林特理论提出之前，西方医学主要是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至20世纪70年代开始，医学界才逐渐开始认可并接受“以患者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其实早在1956年，与巴林特同时期的萨斯（Szasz）和霍伦德（Hollender）将现代医患关系概括为三种基本的关系模式，即“主动-被动”模式（active-passivity model），“指导-协作”模式（guidance-co-operation model）和“共同参与”模式（mutual participation model）。前两者是完全的父权形式（家长式），以医生为中心；而共同参与模式是主要强调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
（1）主动-被动模式：
主动-被动模式是完全的家长式形式，类似于父母与婴儿的关系。医生和患者之间不存在互动，医生主动实施治疗方案，患者被动接受；无助的患者急切地寻求医生帮助，医生不期望患者为治疗过程做出多大贡献。这种模式在现代适合于急诊室医患关系，如果在抢救生命的时刻，还在讨论知情同意或让患者自由选择治疗方案，那么无疑会浪费抢救时机，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这种医患关系是将医生置于控制地位。
（2）指导-协作模式：
指导-协作模式应用在非危重情况之下，患者仍然有意识，自主呼吸，感到病痛和焦虑，急切地寻求医生的帮助；患者有准备有意愿配合医生，与之协助并认可医生的主导地位。同时，医生也会进行积极指导患者，拟定治疗方案，并期望患者积极配合，避免提问，这样的医患关系也被称为父母和青少年的关系。
（3）共同参与模式：
共同参与模式是建立在医患双方平等互利基础上，即医患双方拥有同样的权力，相互独立，同样满意的基础上，共同参与临床诊疗过程，最终达到治疗的目的。这种模式赋予患者更多的责任，医生将患者视为朋友和伙伴，体现更多的共情，提供专业的医学建议。因此，医生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因为高高在上的地位，拥有绝对的权力和控制力而获得满足，而是来源于他所提供的是无可取代的人文关怀，这种模式特别适合慢性疾病的诊疗过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循证医学的兴起，提倡应用临床试验证据对患者作出谨慎而理性的诊治决策，从而具有针对性的制定完善合理的治疗方案，这种更为科学的医疗逐渐取代了经验医学。循证医学综合现有最佳的研究证据、临床经验和患者的选择，做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其主旨更是以患者为中心，患者通过接受医生的指导，也可获得循证医学证据，参与临床诊治决策，提高患者自主权（autonomy）。因此推动了医患关系的变革，即以传统“疾病为中心”的模式向“患者为中心”模式（centrality of patients）转变；患者不再是简单地遵从医生的要求，接受治疗；而是能够获得更多的疾病信息，参与制定治疗方案。“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要求医生不仅要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更要追求促进患者身心康复；其体现的医患关系特点主要包括相互尊重、坦诚、信任和共情。医患关系从家长式的“主动-被动”模式转向体现患者自主性的“共同参与”模式。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已经成为西方医学主流，我国也在近20年开始接受，并试图推行这种医学模式处理医患关系，指导医患沟通。以“患者为中心”模式的概念可以通过以下五个元素概括和描述：
（1）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观点（biopsychosocial perspective）
恩格尔（Engel，1977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观点，将患者的个人情况与社会环境和疾病特征相结合，才能作出全面的诊断，从而提供最佳的治疗方案，这一观点是由传统的生物医学进化而来。文艺复兴至资产阶级革命促进了医学科学迅猛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解剖、病理、微生物基础知识甚至基因层面来理解和治疗疾病。但是随着社会和环境的改变，人们认识到疾病不仅仅是机体病理改变，而且还受到人的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现代西方医学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疾病发病机制，而且大部分疾病仍然是无法治愈。因此，西方学者开始思考和理解新的医学模式，Lipkin（1984年）强调挖掘患者内心真实（hidden agenda）的重要性，这也是受到巴林特（1964年）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Gro（l1990年）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模式中，医生同时具有关注患者非医学方面问题的责任”。斯图尔特（Stewart，1995年）提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不仅需要医生关注疾病所致的生物医学问题，还要重视疾病所致的其他方面的困扰”。他将“患者为中心”模式概括为：探索疾病与患病的过程；从整体了解患者；寻找与治疗方案相关的共同因素；预防与促进健康相结合；重视医患关系，承认医生的局限性。他认为促进身心健康（health promotion）是患者为中心医学模式的关键部分。
（2）患者是一个整体的人（patient-as-person）
单凭生物-社会-心理视角仍然无法完全知晓疾病带给患者的全部感受。例如，同样是冠心病心绞痛，不同的患者对疾病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他们同时也指出临床诊治（甚至治愈）疾病，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缓解患者的病痛。因此，医生想要完全解决患者的病痛，需要理解每一个患者对疾病的不同感受，才能有针对性地治疗。Mead和Bower（2000年）认为想要完全理解患者的所有想法并非易事，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高龄低收入患者迫于经济压力，不太情愿向医生完全诉说自己的症状，不愿为儿女增加经济负担。因此，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将患者视为一个人，而非一组症状或某种疾病。在倾听患者诉说疾病，引导患者表达真实的期望，对疾病的感受和恐惧的过程中，既要总结症状，也要了解导致患者发生疾病的生活环境。根据巴林特理论，以患者为中心医疗模式的目标是“理解患者的主诉、症状和体征，不仅是疾病的表现，还是患者独特的个性、矛盾冲突和问题的表现”。因此，医生想要完全弄清楚患者的病史，并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需要努力了解患者生活背景和社会环境，例如家人、朋友、同事间关系、学历、宗教、文化程度和医疗保障情况等。
（3）赋予权力和承担责任（shared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Byrne和Long（1976年）提出“患者为中心”模式是要求医生重视患者需求和偏好倾向，鼓励患者表达想法，耐心倾听患者的诉求，并及时反馈和积极协作；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比较，“患者为中心”模式的医患关系鼓励患者更多地参与诊疗过程。Mead和Bower（2000年）提出“患者为中心”是要建立民主、平等的医患关系，有别于父权式的“主动-被动”型医患关系，促进医患关系从“指导-协作型”向“共同参与型”的转化，医生和患者共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4）建立治疗同盟（the therapeutic alliance）
治疗同盟（the therapeutic alliance）最早是弗洛伊德1912年在描述移情与反移情概念中所提出的理念，即医生和患者对彼此态度的潜意识情感。后来的研究者提出的相似理念是建立一种治疗关系纽带，既具有功能性又兼具内在价值取向的医患关系模式，这将医患关系提升到更高的地位。博尔丁（Bordin）提出建立同盟关系的三个关键因素：第一，对治疗目标达成共识（agreement on goals or collaborative goal settingg）；第二，对治疗方案达成共识或共同决策（agreement on interventions or shared decision making）；第三，建立有效的治疗关系纽带（effective bond between patient and therapist），医生的态度（认同、共情、关心等）是建立关系纽带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友好和谐的方式更能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相反，医患双方的负面情绪（例如，愤怒和抱怨）可能引起医疗差错（例如，误诊）或导致患者对治疗的抵触。对治疗方案的目标和需求达成共识对身心治疗都是非常重要。
（5）医生也是人（the‘doctor-as-person’）
巴林特将“生物”医学模式喻为“一个人的医疗”，因为满意的就诊体验并不需要考虑医生的感受。相反，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是“两个人的医疗”，医患相互影响，不能分开，医生也是完整的医患关系中重要部分。在诊疗过程中，需要医患敏锐地洞察彼此的反应。巴林特提出患者特定的表现同时也会触发医生的情感，从而有助于治疗效果（称之为“反移情”）。在巴林特小组的工作中，也是将利用反移情的原理为医护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表达自己的情感，自我反思；这充分肯定了医生也是人，不是治疗工具，发挥其潜意识情感，提高医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建立和谐医患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深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推动医疗技术的进步，但是我们却发现医患关系的进化和发展不是直线性的，而类似于螺旋型或波浪型变化。在医学伦理方面，我们大多数医生仍然沿用几千年前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伤害原则，但是随着西方民主化的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21世纪进入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关系时代，患者和医生平等、互信、相互尊重，共同决策，促进健康；医生的角色从决策者变成了共同参与者。这种思想和理论也逐渐影响我国的医患关系模式，越来越多的患者也会通过积累信息和就诊经验来选择自己认为信任的医生，这无疑推动了医生对医疗技术和职业品德的追求；但是，医学革命真的能推动医患关系发展吗？例如，在ICU使用呼吸机的脑死亡患者可以生存数年甚至数十年，但这真的胜过平静的死亡吗？器官移植可以拯救生命，但是谁来决定捐献者？基因工程可以使一些遗传性疾病得以攻克，这种情况下，医生是应该作为一个主动的决策者还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呢？这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但事实上是医学伦理问题。那么，我们医生真的重视医患关系问题吗？医患关系与精确的诊断、精准的治疗同样影响患者疾病的疗效。良好的医患关系需要我们医生充分了解患者的价值观、需要医患之间充分的互信，更需要高效的医患沟通。进入21世纪后，全球多元化、自由贸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5G时代所带来的科技飞速发展，必然带来医学技术的革新，甚至是医学革命。医患关系将如何适应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我们将如何掌控，将是一个十分重要且永恒的话题。
（马 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