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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经过“五四”的洗礼，并及以政治力量为主导设置的学科体制，固然在在为身处其间的后来者打造了知识基底；不幸的是，却同时让在体制性的知识场域里淬炼陶育的知识生产者，往往犹如久居鲍鱼之肆，惯习之至，照本宣科，从不质疑养成并持续支配自我的知识，正当性究竟何在。幸好，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质疑我们承续的知识的正当性，在此际的学术实践里，再也不是滔天大罪。可是，仅仅质疑追问那些在我们生活世界里依旧充满生命力的知识，是否确可千秋万世永不移易，并不足够；我们还必须观照它们的“来时路”，才能知晓这些知识基底，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具体历史时空脉络里被安位定锚，进而成为我们表述思考与开展知识生产之际，指方引路的灯火路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将我们承袭的知识“历史化”，汲引并反思这段历史过程里的教训，绝对不可或缺；否则，我们失丧的，不仅仅是知识创新的能力，更是让人类应该/可以挣脱现实束缚的批判能力。
置诸现实处境，喊口号、贴标语，不是难事；将已成学科体制的知识“历史化”，大不易也。套用章实斋申述“校雠之义”的理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果不是“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张向东教授的这部新著《清末的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期可扭转既存的历史成见，对于浸泡于现存体制之下的读者来说，正是具体的实践展示。毕竟，倘使我们要认识“五四”的主要旋律之一的“文学革命”，居然还停留在既存教科书提供的历史知识，那么这样一种由先行者（甚至于包括它的祖师爷级的人物若胡适）制造生产并传承不已的，显然被正典化的历史叙述（the canonization of historical narrative），不正成了“知识的暴政”（tyranny of knowledge）？即如政治/文化立场都与胡适距离遥远的郑振铎（西谛）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居然赞同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的这番话：“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俨然引胡适为同道。假此一例，以概其余，足可想见，文学史的正典，总是欠缺反思的接棒者层累建构而成的。
当然，我们的先行者不是毫无自觉地依样画葫芦。诸若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1992）、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都是刺激我们走出神话国的思想资源。可是，与其费精耗神于在理论层面耍玩精致的概念游戏，不如从实证的角度，为反省思索如何反抗“知识的暴政”，提供具体的例证。无论是就近取材既存易得的史料，还是开发新的材料，抑或重行勾勒省思具体的历史过程，乃至于揭发历史进程里潜藏的权力/利益勾结的戏码，有心之士，盍兴乎来。一言蔽之，愈能深描细写以求逼近历史的场景，愈能质疑和超越打倒叙史的正典；逼近历史本真供应思想动力，源头活水，必在乎是。我们对“文学革命”的意义追问，就不会是凭空说法，也不至于总是在抽象思维的天空上遨游。
张向东教授的新著《清末的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显示了继承前贤业绩的中壮世代，努力耕耘的具体成果；有意问津于斯域者，再三揣摩品味，自可开卷有益。在向东教授看来，清末的白话报对文学革命的前驱作用，大概无人否定；如何落实考究具体的影响，就得以具体问题的分析为基础。令人瞩目的是，张教授不以文学视域为足，反而尽量扩充一己的知识天地，举凡白话报刊如何培养滋育了新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群体，或是早先白话报刊倡言的风俗改良、“国民性”批判和“身体革命”，怎样为“文学革命”的队伍成员接续音调；乃至其间纠葛缠绕之个人体验与国族前景的多重想象，都有所书写。可以说，文士骚客驰骋遥想的“文以载道”，不再是虚无缥缈的“道”，而是可以化为国族的自我批判和改造的实际行动；用心所在，也不再是臻于圣王郅治之境，而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张教授的论点，读者自然可以商量斟酌；却不能否认他愿意超越知识学科规范与束缚的宏大企图；他描摹的历史细节，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向东教授以新著《清末白话报刊与文学革命》稿本见示，个人受益良多；承蒙不弃，力邀为序，个人敬辞不得。谨此对于向东教授打倒“文学革命”的叙史正典，奉献的智慧与力气，略抒联想，稍示顶礼以敬之忱。惟惭学知有限，文不成篇，倘获向东教授和读者谅宥，自为大幸。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光哲 敬笔
2022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