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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下午一点离开劳瑞斯顿花园3号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带我去了最近的一家电报局，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然后才截住一辆出租马车，吩咐车夫送我们去雷斯垂德说的那个地点。
“什么都不如第一手的资料管用。”他说道，“说实在话，我对案情已经有了确定不移的看法，但我们还是应该把能了解的情况都了解一下。”
“你可真让我吃惊，福尔摩斯。”我说道，“要我说，对于你讲给他们听的那些细节，你心里肯定不像你刚才装出来的那么有把握。”
“我说的那些绝不会错。”他回答道，“到现场的时候，我第一眼就发现，靠近街沿的地方有两道出租马车留下的辙印。好了，之前一个星期都没下雨，下雨是昨天晚上的事情，所以呢，那么深的辙印只能是晚上下雨之后留下的。除此而外，地上还有马蹄的印迹，其中一个蹄印的轮廓远比另外三个清晰，说明那块蹄铁是新的。既然那辆车是下雨之后到那里的，格雷森又说整个早上都没看见它，那它到那里的时间只可能是夜里。由此可知，就是它把那两个人送到了那座房子跟前。”
“这一点听起来还挺简单的。”我说道，“另外那个人的身高又是怎么回事呢？”
“咳，人的身高十有八九可以通过人的步幅来推断，计算的方法也相当简单，只不过，我没必要拿那些数字公式来讨你的嫌。屋外的黏土和屋里的灰尘都为我提供了资料，让我得到了那家伙的步幅。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检验计算结果的方法。往墙上写东西的时候，人总会本能地把字写在跟自己眼睛差不多高的地方。既然墙上的字迹跟地面之间有六尺出头的距离，就连小孩子都可以猜出那家伙的高度。”
“他的年龄呢？”我问道。
“呃，一个人若是能轻松跨出四尺半的大步，那也就不太可能老态龙钟。花园小径上那个水洼就有这么宽，而他显然是跨过去的。穿漆皮靴子的人绕了道，穿方头靴子的却是一跃而过。这当中压根儿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我只是搬出我在文章中倡导的观察演绎之法，用了一点儿在日常生活当中而已。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还有指甲和崔克诺帕里雪茄的事情。”我给他提了个醒。
“墙上的字是有人用食指蘸着血写的。我借助放大镜发现，那人写字时在粉壁上留下了轻微的划痕，如果他的指甲经过修剪，那样的划痕就不会出现。我从地板上收集到了一些散落的烟灰，只有崔克诺帕里雪茄才会留下那种片状的深色烟灰。我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的烟灰——说实在的，我还以此为题写了篇论文呢。话说得大一点，只要是我知道的牌子，不管是雪茄还是烟丝，我都可以根据烟灰一眼判明。高明的侦探，之所以跟格雷森和雷斯垂德之流有所不同，区别正是在这样的细节当中。”
“面色红润又怎么说呢？”我问道。
“哦，这是个较比大胆的猜测，不过我还是确信自己没有猜错。案子还没办完，这个问题你以后再问吧。”
我以手加额，叹道：“我脑子里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你越是去想这个案子，越是觉得迷雾重重。那两个男人——要是真的有两个男人的话——干吗要走进一座空屋？送他们去的车夫又怎么样了呢？用什么手段才能强迫他人吃下毒药？血又是从哪里来的？既然没有抢劫的迹象，凶手的目的又是什么？现场为什么会有女人戴的戒指？最要紧的是，逃走之前，第二个男人为什么要把德文‘RACHE’写在墙上？说老实话，我完全想不出办法，没法把所有这些事实联系到一起。”
我同伴赞许地笑了笑。
“你等于是对这个案子的难点做了一番总结，既简洁又完整。”他说道，“不清楚的地方确实还有很多，可我已经对主要的情节有了相当的把握。可怜的雷斯垂德发现了墙上的字迹，可那只是凶手对警方施的障眼法，目的是引他们往社会主义和秘密社团那方面去想。那些字根本不是德国人写的。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字迹当中的那个‘A’多少有点儿模仿德文字体，可是呢，真正的德国人只会使用规规矩矩的拉丁字体。因此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写字的并不是一个德国人，而是一个做得过了头的拙劣模仿者。他这个花招，不过是想把查案的人引上歧路而已。这件案子的情况，我不打算跟你深说了，医生。要知道，魔术师若是把自个儿的戏法说个明明白白，大伙儿也就不会叫好啦。我的工作方法要是让你知道得太多，你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归根结底，福尔摩斯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而已。”
“我绝对不会那么想。”我回答道，“你已经把侦探工作推到了近于精密科学的高度，这世上再没有人能让它更进一步了。”
我同伴开心得脸都红了，不光是因为我说的话，也因为我说话的口气非常认真。之前我已经发现，他很喜欢别人夸自己的侦探手法，就跟女孩子喜欢别人夸自己漂亮一样。
“再跟你说件事情吧。”他说道，“漆皮靴子和方头靴子坐同一辆出租马车去了那里，然后又一起走过那条小径，要多友好有多友好——很可能是手挽着手。进屋之后，他俩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准确点儿说的话，踱来踱去的是方头靴子，漆皮靴子只是在旁边站着。我可以从尘土当中看出所有这些事情，还可以看出方头靴子越走越激动，因为他的步子越来越大。他一边走一边说，越说越来气，最后呢，毫无疑问，怒气就达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再往后，悲剧就发生了。眼下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部倒给了你，其他的都只是猜想和推测了。话又说回来，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可以着手查案了。咱们得抓紧时间，下午我还要去哈勒的音乐会听诺曼-聂鲁达拉小提琴哩 [1] 。”
我俩说话的时候，出租马车一直在一长串昏暗街道和阴郁小巷之中钻来钻去。走到最为昏暗阴郁的一个街区，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那边就是奥德利巷。”他指着黑压压砖墙之间的一条窄缝说道，“你们去吧，我在这里等你们。”
奥德利巷可不是什么引人入胜的所在。走过一条狭窄的巷道，我们进入一个方形的大院。院子的地面是石板铺的，四边都是污秽不堪的房屋。我们绕过一群群邋里邋遢的小孩，穿过一排排浆洗褪色的衬衫，最后才找到了46号。46号的门上有一块小小的黄铜牌子，上面刻着“蓝斯”这个名字。我们问了问，发现这名警员正在睡觉。接下来，有人把我们领进一个小小的前厅，让我们在这里等他出来。
蓝斯很快现身，看样子不大高兴，因为我们搅了他的清梦。“我在局里已经写过报告了。”
福尔摩斯从兜里掏出一枚半镑的金币，若有所思地把玩起来。“我们觉得，还是听你亲口说比较好。”他说道。
“我很乐意把我知道的事情全部告诉你们。”警员回答道，眼睛看着那枚小小的金币。
“你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一遍吧，按你自个儿习惯的方法讲。”
蓝斯在马毛沙发上坐了下来，紧紧地皱起眉头，仿佛在暗下决心，绝不能漏掉任何东西。
“我从头开始说吧。”他说道，“我当班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到早晨六点。十一点钟的时候，‘白牡鹿’酒馆有人打架。除此之外，我这个班当得也算太平无事。一点钟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这时我碰见哈里·默切尔，他是巡逻荷兰林路那一片的，于是我们站在亨莱塔街 [2] 的街角聊了会儿天。没过多久，大概是两点钟，要么就是两点多一点点，我觉得应该去转一转，看看布莱克斯顿路有没有什么情况。这条路脏得要命，也僻静得要命，整条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只有一两辆出租马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一边慢慢蹓跶，一边寻思，这会儿要能来上四便士热腾腾的杜松子酒，不知道该有多美。突然间，我看见出事那座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亮光。您瞧，我知道劳瑞斯顿花园那两座房子是没人的。这都得怪房子的主人，其中一座房子的最后一个租客是得伤寒死的，就这样他都不肯请人把排水管道掏一掏。所以呢，看到窗子里有亮光，我一下子吓了一大跳，疑心房子里出了什么乱子。等我走到屋门口的时候——”
“你停了下来，跟着就走回了花园的门口。”我同伴接口说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蓝斯吓得猛一哆嗦，紧紧地盯着歇洛克·福尔摩斯，表情惊愕得无以复加。
“天哪，您说得没错，先生。”他说道，“可您是怎么知道的，那就只有老天爷知道了。是这样，我走到屋门口的时候，觉得四周特别安静，特别荒凉，于是就暗自嘀咕，叫个人跟我一起进去也没什么不好。阳间的玩意儿我倒不怕，怕就怕来的是那个伤寒死鬼，正在巡查要了他命的那些排水管道。我这么一琢磨，心里就吓得够戗，所以我才走回花园门口，想知道还能不能瞧见默切尔的提灯。可我没看见他的影子，也没看见别的人。”
“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吗？”
“别说人了，先生，连条狗都没有。这之后，我鼓起勇气走回屋子跟前，把门给推开了。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于是我走进闪出亮光的那个房间，看见壁炉台上点着一根红颜色的蜡烛，借着烛光，我看见——”
“行了，我知道你看见了些什么。你在房间里转了几圈，还在尸体旁边跪了下来，接着就走出去推了推厨房的门，然后又——”
蓝斯跳了起来，脸上写满恐惧，眼睛里全是怀疑。“当时你躲在哪儿，为什么什么都能看见？”他高声叫道，“要我说，你知道的真有点儿太多了。”
福尔摩斯笑了笑，把自个儿的名片丢给了桌子对面的蓝斯。“你可别把我当凶手给逮起来。”他说道，“我是猎犬，可不是恶狼，格雷森先生和雷斯垂德先生都可以替我作证。好啦，你还是接着讲吧。再往后，你又干了些什么呢？”
蓝斯坐回原位，脸上却依然是一副大惑不解的表情。“我回到门口吹响警笛，听到警笛的声音，默切尔和另外两个警察也来到了现场。”
“这个时候，街上还是没有人吗？”
“呃，没有人，有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这话是什么意思？”
警员的面容渐渐舒展，咧开嘴笑了起来。“我这辈子见过不少醉鬼，”他说道，“醉成那家伙那样的倒还真没见过。我出去的时候，他正好就在大门口，靠着栏杆，憋足了劲儿唱什么‘科伦比讷的新式旗幡’ [3] ，要不就是跟这类似的什么东西。他连站都站不住，更别说给我帮什么忙了。”
“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歇洛克·福尔摩斯问道。
福尔摩斯这么一打岔，蓝斯似乎有点儿不太高兴。“他就是个醉得不成样子的醉鬼。”他说道，“当时我们正忙得不可开交，要不然啊，少不得要把他送到局子里去。”
“他的长相啊，衣着啊，你有没有留意呢？”福尔摩斯很不耐烦地插了一句。
“我看我没法不留意，我还得把他架起来呢——我和默切尔两个人。那家伙个子挺高，红脸膛，下巴上长着一圈儿——”
“这就行了。”福尔摩斯叫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呢？”
“我们哪有工夫管他。”警员说道，声音听着有点儿委屈，“我敢打包票，回家的路他还是认得的。”
“他穿的是什么衣服？”
“一件棕色的大衣。”
“他手里是不是拿着一条马鞭？”
“马鞭吗？没有。”
“那他一定是把马鞭搁在了别处。”我同伴咕哝了一句，“再往后，你有没有看见或者听见出租马车驶过呢？”
“没有。”
“这半镑给你。”我同伴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拿上了自己的帽子。“照我看，蓝斯，你在警界不会有什么出头之日了。你得好好用用你的脑袋，光拿它当摆设是不行的。昨天晚上，你本来是有机会捞个警长 [4] 干干的。你们架起来的那个人，不光是身负这宗谜案的线索，还是我们正在追查的目标。你用不着和我争论，我已经说了，事情就是这样。走吧，医生。”
我俩就此撇下这名线人，一起走回出租马车。线人虽然还在疑信之间，沮丧之情却已经一览无遗。
“好一个没头没脑的蠢货。”回我们住处的路上，福尔摩斯咬牙切齿地说道，“想想吧，眼前摆着这么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竟然不知道利用。”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对那个醉鬼的描述，确实跟你对案子当中第二个人的推测对得上。可是，既然他已经离开了那座房子，干吗还要回去呢？这可不像是罪犯的惯常举动啊。”
“戒指，伙计，想想那枚戒指：那就是他回去的原因。就算用别的方法逮不住他，咱们也保准儿能用戒指引他上钩。我会逮到他的，医生——我可以跟你打个一赔二的赌，赌我能逮到他。这回的事情，我真得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可能还不会去呢。那样的话，我就赶不上这个空前绝妙的研习机会啦。咱们就叫它‘暗红习作’，怎么样？用那么一点儿艺术词藻，我看也无伤大雅。生活的乱麻 [5] 苍白平淡，凶案却像一缕贯串其中的暗红丝线，咱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这缕丝线，把它孤立出来，让它纤毫毕现地暴露人前。现在该吃午饭了，然后我就去听诺曼-聂鲁达，她的指法和弓法，简直是妙不可言。有一首肖邦的曲子，叫什么来着，她拉得真是动听极了：哒—啦—啦—哩啦—哩啦—唻。”
这位业余侦探靠在车里，像云雀一般啭了一路，而我禁不住暗自感叹，人类的心灵啊，真可谓玲珑八面。
[1] 诺曼-聂鲁达（Wilma Norman-Neruda, 1838—1911）是摩拉维亚（今属捷克）女小提琴家，哈勒（Charles Halle, 1819—1895）是德裔英国钢琴家及指挥家，二人长期合作，后结为夫妇。
[2] 荷兰林路（Holland Grove）是布莱克斯顿路附近的一条小街，亨莱塔街（Henrietta Street）是作者的虚构。伦敦有名为“亨莱塔”的街道，但不在凶案发生的这片区域。
[3] “科伦比讷的新式旗幡”是“Columbine's New-fangled Banner”的直译，其中“Columbine”（科伦比讷）是英国一种民间喜剧中的定型女角。“Columbine's New-fangled Banner”可能是对美国爱国歌曲《万岁！哥伦比亚》（ Hail，Columbia ）以及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The Star - Spangled Banner ）的讹听，两首歌当中分别有“Hail，Columbia”和“the star-spangled banner”的歌词，发音与此相近。
[4] 警长（Sergeant）是仅高于普通警员的一种低级警衔。英国的警衔系统与香港大致相同（香港警衔是参照英国设置的），故本书警衔译名皆比照香港警衔，由低到高包括警员（Constable）、警长、督察（Inspector）、警司（Superintendent）等级别。
[5] “乱麻”原文为“skein”。写作本篇之时，柯南·道尔起初打算以“A Tangled Skein”（一团乱麻）为书名，后来才改为“A Study in Scarlet”（暗红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