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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历经数千年发展，源远流长，精彩纷呈。为便于大家了解，我们简要地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三个高峰：从先秦到东汉，这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生发展并基本成型期，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经典”问世为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基本形成，是中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从魏晋隋唐到宋金元，这是中医学丰富、体系化和创新发展时期，“金元四大家”成为中医学理论创新第二个高峰的标志。明清是中医学发展的综合集成和深化发展期，温病学的创立是中医学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高峰。近现代则是中医学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既有西方文明和西医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医学的冲击，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学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医学历经跌宕起伏的磨难又迎来大发展的新时期。
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需要获取维持生命所需要的食物，并改进生活条件，于是有了最初的保健实践。同时，古人在与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的斗争中，开启了原始的医疗活动。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提高和改进，人们逐渐发现一些可以用来治病的药物，并学会使用早期的医疗工具，如砭石、石针等。“伏羲制九针”和“神农尝百草”等都是古人早期积累医药知识的真实反映。
在疾病认识方面，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了人体和疾病的部分认识，如记载有心、首、耳、目、鼻、口、舌等器官，疟、疥、耳鸣、下利、疾首、疾耳、疾目等病名，蛊（腹中的寄生虫）和龋（虫蛀导致牙齿窟窿）等病因。秦代名医医和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的“六气病源”学说，用以阐述解释病因。在疾病诊断方面，医生已经能够从病人的气味、说话的声音、面部的颜色、九窍的变化等来判断生死吉凶，表明当时的医生已经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来综合判断病情。在治疗方面，古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探讨疾病的各种有效疗法，当时已经有酒剂、按摩、砭石疗法、针刺、艾灸、食养、药疗等多种方法并行。此外，古人从烹调食物中得到启发，摸索出了用多种中药组合煎煮成的“汤液”治病，为后世中药方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酒被发明并用于医学，不仅可以消毒外伤创口，还可以助力药效的提高。在预防方面，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观察四季气候变化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尽量避免生病，如《周礼》与《左传》都载有“藏冰”（相当于现代的空调）与“变火”（相当于现代的暖气），用“藏冰”来调节四季变化给人体带来的不利影响，用“变火”在四季借助不同燃料生火取暖或防疫。《易经》的“既济卦”载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人们逐渐产生了某些预防意识，并且提炼出“防患于未然”，这也是中医学“治未病”思想的雏形。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之说，我们祖先最先发现的药物来源于植物。由于早期人类多以植物充饥，在采集野果、种子和植物根茎的过程中，会误食某些植物而出现腹泻（如大黄）、呕吐（如瓜蒂），也会因食用某些植物（如生姜）使原有的呕吐症状缓解。经过无数次的观察和体验，人们逐步认识到哪些植物对人体有益，哪些植物对人体有害，进而趋利避害，加以利用。此外，在狩猎动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动物的药用价值。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采矿冶炼业的出现，人们又发现了矿物药的治疗作用，如芒硝可以泻下等。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最早的砭石疗法。当时，人们发现，被石头碰伤后，有时候疼痛反而会减轻，于是有意识地利用锐利的石片来缓解疼痛，也将它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排脓。不仅如此，古人还学会了利用动物骨骼、竹子、陶土等做成像“石针”一样的器具来减轻疼痛，于是产生了最早的针刺疗法。此外，古人在使用火的过程中，发现用火烘烤体表可以缓解部分疾病，就有了灸法；由于艾叶具有疗效好、容易燃烧、气味芳香、种植便利、易于加工储存等特点，也就成为灸法的主要原料，进而形成了后来的艾灸。
除了砭石、针刺、艾灸之外，古人还发明了其他的外治法。在狩猎、劳动等实践中，古人发现舞蹈可以振作精神、解除疲劳、强健体魄，而且还能减轻身上的病痛，于是产生了导引疗法，这也是最早的体育医疗。古人用泥土、香灰、叶子外敷创口，逐渐摸索出贴敷疗法。为了减轻外伤引起的疼痛和流血，古人也会用手抚摸或压迫患处，形成了最早的按摩术和止血法。古人还懂得用兽角进行相当于拔罐的“角法”，用甲壳、兽骨、鱼刺等除去异物，切开脓肿和实施放血。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祖先很早就有了人体解剖学的实践。大约在3 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心”字象形人或动物心的轮廓。显然，古人已经对解剖学有了初步认识。（图1-1-1）
图1-1-1 “心”的各种字体
在周代，我国就已出现了医生的分工，《周礼·天官》载有疾医、疡医、食医和兽医，分别相当于现代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营养师和兽医。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活跃。夏朝和商朝的早期，以“天”为代表的宗教神学具有重要地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文化的进步，意识形态也逐渐发生变化。到了商朝和周朝交替之时，社会急剧动荡，更加注重“德”治，于是有了“敬天保民”。与此同时，精气神、阴阳、五行等朴素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思想被人们用来认识世界万物。
精、气、神是中国古代的宇宙本体论思想，几乎渗透到古人对一切事物的认识之中。古代思想家认为，精和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神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精气神的思想渗透到中医学后，对中医学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以及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阴阳来源于人们对日光向背的认识，向光的一面是阳，背光的一面是阴。《周易》首次记载阴阳，而首次运用阴阳解释地震这一自然现象的是伯阳父。阴阳在这一时期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不仅用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而且渗透到医学、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我国古代医家也借阴阳学说来解释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并用它来指导诊断和防治。五行来源于古人生活和生产的五种基本材料，“水”和“火”是生活所必需的材料，“金”和“木”是生产所必需的材料，“土”则是世界万物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尚书·洪范》首次记载了五行，分析了五行的特性，成为认识事物的思维规范和方法之一，与阴阳学说互为补充，应用到中医学，为中医学认识生命与疾病提供了方法学基础，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各种学说、理论，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说理工具，《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大经典”相继问世，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托名黄帝与大臣岐伯、雷公等人的对话，讨论医学问题，以问答体方式成书。该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由众多医家的论述汇编而成，成书于西汉中后期，成书后也有过修订。《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9卷81篇，共18卷162篇。《内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同时也对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等进行了系统论述，内容既涉及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天人关系、形神关系、养生、生命起源、生命过程、生命要素、藏象、经络等生命现象及规律，又涉及病因、发病、病机、疾病传变、预后
、病证等对疾病的认识，还涉及诊法、辨证、治则治法、药性、组方原则、针灸、汤液、导引等诊治法则与手段，同时还包含行医规范和医德要求等。《黄帝内经》是我国早期的一部医学总集，代表了当时医学理论的最高水平，位列“四大经典”之首，为“言医之祖”。它系统总结了秦汉以前医学与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文学、心理学、逻辑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主要成就，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根基。千百年来，它始终有效地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实践，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难经》，又称《黄帝八十一难经》或《八十一难》，为渤海郡秦越人（扁鹊）所作，成书于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探讨了81个医学问题，故称“八十一难”，包括脉诊、脏腑、经络、腧穴、针刺及部分疾病。其中1～22难是脉学，23～29难是经络，30～47难是脏腑，48～61难是疾病，62～68难是腧穴，69～81难是针法。《难经》在《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是继《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医学经典。它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方面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其中，寸口脉诊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医师最常用的脉诊方法，切压手腕上部桡动脉浅表部位体察脉象变化），以及对奇经八脉（人体经络的一种分类，包括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阴跷脉、阳跷脉）、三焦和命门的论述都被后世继承。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是由许多医家收集各种药物学资料加工整理，托名神农所著，成书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是中医学药物理论的源头，分序例和正文两部分。序例是药物学总论，论述了药物的君臣佐使等组方原则，提出了药物的七情和合（两味或两味以上药物配合使用的不同情形）理论，还论述了药物性味理论，主要包括寒、热、温、凉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药物的采集加工方法，用药原则和服药方法等。正文收载药物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这是中国药学史上最早的药物分类法。根据《本经·序录》所述，上品120种，为君药，主要用来养生，大多数药物性味平和，可以久服，能够延年益寿。中品120种，为臣药，主要用来滋养人的精气神，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部分药物有一定的偏性（与性味平和的上品相比，药性明显），服用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下品125种，为佐使药，主要用来治病，大多数药物具有偏性，不可久服。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张机（字仲景）在《内经》和《难经》的基础上，结合当时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及自身医疗实践而撰成，以六经病辨证治疗外感热病，以脏腑辨证治疗内科杂病，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专著，也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自成书以来，它一直有效指导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张仲景也因此被誉为“医圣”。该书对方剂学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全书实际收方269首，使用药物214味，基本包括了现今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既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组方原则，又将中医学的“八法”运用于方剂之中，还创制了许多不同的剂型，如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和阴道栓剂等。所载之方大多疗效确切，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被誉为“经方”，成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原著因战乱而散佚，后经晋代王叔和、宋代林亿等整理，分为《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共10卷397条，将外感热病按其发展过程概括为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六个阶段，以此作为临床诊治的纲领。《金匮要略》共6卷25篇，应用《内经》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理论，主要讨论了内科杂病、妇科病和外科病的临床诊治。
秦汉时期名医辈出，医著纷呈，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尚存的中医学文献有方技36家、868卷。除了前述的扁鹊、医圣张仲景外，华佗和淳于意等也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淳于意写出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部医案。华佗的贡献更是广为人知，他创用“麻沸散”全身麻醉患者后实施外科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记载最早的麻醉药；他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和姿态来活动肢体，创制了“五禽戏”，开创体育医疗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还总结出了沿脊柱两旁的穴位，创立“华佗夹脊穴”。
值得指出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其中，《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方著作，其特殊医学贡献有：水银制剂治疗癣疥、“三联律脉搏”（每两次正常心脏搏动后接着有一次早搏）、手术治疗痔疮等都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载。《胎产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妇产科专著，《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是我国最早记述经脉学说的两部灸经，《却谷食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脉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提出人体气与脉关系的脉学专著，《阴阳脉死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诊断专著。
此外，云梦秦简（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后期及秦始皇时期竹简）也有重要发现：所载“疠迁所”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麻风病隔离病院，“封诊式”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法医检验鉴定书格式和样本。
从魏晋到五代，既有分裂动荡的南北朝和五代，也有相对稳定的隋唐两朝，这为中医学的体系化发展提供了条件。最终在金元时期，以金元四大医家对中医学理论的创新，成就了中医学第二个发展高峰。
从魏晋到隋唐，在已建立的理论框架下，各门类进一步深化和体系化发展。此时的实用临证医药专著明显增多，不仅有综合性临证方书，如唐代孙思邈（被誉为“药王”）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方》）和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等；而且临床专科著作也不断涌现，如出现最早的针灸专著《针灸甲乙经》（晋皇甫谧）、最早的临床急救专著《肘后备急方》（晋葛洪）、最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晋刘涓子）、最早的骨伤科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唐蔺道人）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作者不详）等。此外，在临床诊断、病源证候分类、药物炮制方法等方面也出现了专著，如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晋王叔和）、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诸病源候论》（隋巢元方）、最早的炮制专著《雷公炮炙论》［南朝雷敩（léi xiào）］等。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呈现体系化发展，并且始终重视临证实用。
早在晋朝，葛洪就记载了许多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发明，如器械加药物灌肠疗法、符合现代腹腔穿刺要求的放腹水疗法、利用狂犬脑组织外敷防治狂犬病（免疫疗法的先驱）等。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就是受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等记录的启发从而获得成功的。
南北朝时期，刘峻的《类苑》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药物牙粉配方，用于牙齿保健。释僧深的《僧深集方》载有用鹿的甲状腺制成“五瘿丸”，可治疗甲状腺素缺乏引起的甲状腺肿大，这是最早服用动物内脏治疗疾病的疗法。陶弘景编撰《本草经集注》则是继《本经》后的又一次药物总结。
到了隋唐时期，唐朝廷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医学专科学校——太医署，编撰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外台秘要》则记述了黄疸的尿检验法和金针拨障术（治疗白内障的眼科手术）。而《诸病源候论》则记载有肠吻合手术、结扎血管止血术、漆过敏症等，还记载有如何鉴别天花和麻疹等。
从宋朝到元朝的400多年间，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文化交叉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科技进步，也推动了中医学的理论创新。
宋金元时期，朝廷很重视中医药事业，均设有较为完整的医药卫生行政机构，并制定一系列医事制度和法规。尤其是宋代对医学教育更为关注，不仅把医学校列为独立机构，而且将它纳入国家官学系统，设立太医署（后改为太医局）。同时，医学校建立医疗档案以提高治病能力，治病十全为上等，十失一为中等，十失二为下等，不及七者降级，不及五者退学。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翰林医官王惟一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针灸铜人”，集针灸教学、考试与针灸临床应用等多用途于一体，考试时在铜人体表涂蜡，体内注入水银，让考生取穴进针，如果取穴部位准确，那么针就能够刺进去而水银就会流出来，如果取穴错误，那么针就无法刺入。“针灸铜人”是世界医学教育史上形象实物教学的重要创举，而且宋以后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宝级文物，多次复制、重铸。
在宋代，我国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药局”，包括“和剂局”（制剂管理）、“药材所”（收购检验和鉴别药材）、“卖药所”（销售药物）和“惠民局”（慈善机构）。此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为了刊发医书，宋代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卫生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集中了很多著名医家，负责收集、整理、考证、校勘历代重要医书，并向全国公开发行。
宋代朝廷组织专人编撰及出版了不少名著。《开宝本草》，这是对唐朝药典《新修本草》的重新修订；《太平圣惠方》，保存了宋朝以前的许多名方和很多失传医书的内容；《本草图经》，这是全国性的药物大普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应是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典，目前常用的藿香正气散、牛黄清心丸、肥儿丸等都是出自本书；《圣济总录》，不仅收集了历代方书和民间方药，还论述了“五运六气”学说等。
这一时期，中医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就。在病因学方面，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在医圣张仲景“三因致病说”的基础上，将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分类原则一直为后世所遵循。在脉诊学方面，崔嘉彦的《崔氏脉诀》，对《脉经》的24脉进行精炼论述，有机联系了脉象与病气，并以歌诀形式编写，易于习诵；滑寿的《诊家枢要》，遵《难经》之旨，简析了30种脉象。在诊断学方面，施发的《察病指南》，绘制了33种脉象图，这是人体脉搏描述的一个创举，比欧洲最早的脉搏描记要早600多年；敖继翁的《金镜录》《点点金》，后合为《敖氏伤寒金镜录》，主要讨论伤寒的舌诊，列舌象图12幅，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图文并茂的验舌专著；刘昉的《幼幼新书》，载有虎口的“三关指纹观察法”，至今仍被儿科临床所沿用。在解剖学方面，吴简的《欧希范五脏图》，主要记述了人体心、肝、脾、肺、大肠、小肠、膀胱等的形状和位置；杨介的《存真图》，记载了人体内脏和十二经脉图。在针灸学方面，除了王惟一所著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铸造的针灸铜人外，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为宋以前所未见的因证配穴、内容丰富的临证针灸专著；滑寿的《十四经发挥》，通考腧穴657个，提高了针灸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闻人耆年的《备急灸法》是常见急性病证灸法的专著；何若愚的《子午流注针经》，这是时间针灸学的重要创举，后世发展的“飞腾八法”“灵龟八法”就是来源于此。在《伤寒论》研究方面达到最高峰，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这是现存最早的《伤寒论》全注本；还有韩祇和的《伤寒微旨论》、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朱肱的《伤寒类证活人书》及许叔微的《伤寒九十论》（最早的医家医案著作）、《注解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上述专题研究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日趋提高。
宋金元时期，中医临床各科的成就也较为突出。在内科方面，宋代太医局专门设有“风科”，明确区分了“真中风”和“类中风”，“真中风”指外界风邪侵入体内导致的中风病，“类中风”是指风邪来自体内的中风病；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为治疗肺痨（肺结核）提供了可遵循的法则。在外科方面，《太平圣惠方》最早记载了痈疽“内消”和“托里”的治法，“内消”即运用消散的药物使初起尚未化脓的肿疡得到消散，“托里”则是通过使用补益和增强人体抵抗力的方药来托毒外出、排除脓液；东轩居士的《卫济宝书》最早使用了“癌”（原指深部脓肿，并非恶性肿物）；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论》较为详细地描述某些癌肿；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强调外科用药应根据脏腑经络虚实，因证施治，对后世影响很大。在伤科（自宋代开始，从外科独立出来）方面，李仲南的《永类钤方》，创制了缝合针“曲针”，这是我国伤科史上的首次记载；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记载的“悬吊复位法”是伤科史上的重大创举。在妇产科方面，杨康候的《十产论》，载有的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位术的最早记载；虞流的《备产济用方》记载了用全兔脑制成的“神效催生丹”（具有与脑垂体后叶激素类似的功效，用于治疗难产）；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是一部总结性妇产科专著，长期为后世所应用。在儿科方面，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系统论述了小儿的生理和病理特点，创制了六味地黄丸等名方；《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记载了小儿脐风和大人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主张烧烙断脐，并用烙脐饼子以防脐风，这比欧洲发现破伤风杆菌早600多年。在食治方面，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
宋金元时期思想解放，儒学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学术主张，这也激发了儒学的近亲——中医学理论的百家争鸣。特别是金元医家打破因循守旧的局面，在理论上独树一帜，极大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创新，被后世誉为“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丹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医家类》就此指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
刘完素 （1120—1200），字守真，号河间居士，今河北省河间市人。代表作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和《宣明论方》。刘完素在五运六气、病因、病机以及玄府、水液代谢等方面的研究建功卓著，突出的学术思想是“火热论”，革新了伤寒学说，强调用寒凉药物治疗热病，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认为，火热是伤寒等病的重要病因。治疗上以“清热通利”为主，善用寒凉药物，被后人称为“寒凉派”，有“热病宗河间”之说。他所创的方剂如凉膈散、防风通圣散、天水散、双解散等，都是效验颇佳的著名方剂，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张从正 （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今河南省民权县人。代表作是《儒门事亲》。张从正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无论天之邪（风寒暑湿燥火）、地之邪（雾露雨雹冰泥）或水谷之邪（酸苦甘辛咸淡，也称“人邪”）都是外来的邪气，发病之后，首要攻邪，邪去则正气自安。他攻邪以《伤寒杂病论》的汗、吐、下三法为基础；如果邪在皮肤、经络，就用汗法；如果邪在胸膈、腹部，就用吐法；如果邪在下焦，就用下法。在临床上，他反对囿于“局方”，滥用温燥之品，倡导攻邪，被后世称为“攻下派”。
李杲 （1180—1251），字明之，号东垣老人，今河北省正定县人。代表作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和《兰室秘藏》。李杲在《黄帝内经》“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基础上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强调脾胃运化水谷，是供养一身元气的根本。他认为，脾胃损伤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不调。在临证中，他善补上、中、下三焦之气，以补脾胃为核心，以“调理脾胃”和“升举清阳”为主要治法，因脾胃在五行中对应“土”，故被后世称为“补土派”。
朱丹溪 （1281—1358），名震亨，字彦修，家居丹溪，被尊称为“丹溪翁”，今浙江省义乌市人。代表作是《格致余论》《局方发挥》和《丹溪心法》。朱丹溪的“相火论”颇具见地地认为，相（xiànɡ）火（中医学的相火是相对心的“君火”而言，来源于肝肾）是维持人体正常功能所必需的，“人非此火不能生”；相火病变，则“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相火之动是永恒的，正常的运动，是完成其生理功能的必需条件；但相火的异常活动，则会对人体产生损害特别是消耗人的元气（他将妄动的相火比如为偷窃人体元气的“贼”），是病态的。这就是相火的两重性。他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阴火是指饮食不节、劳累过度、七情所伤而导致脾胃虚弱、气血阴阳不足、脏腑功能失调、阳气浮动的一种致病因素）。他还认为，人体精血难成易亏，加上“情欲无涯”，相火容易妄动，由此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结论。在临证中，朱丹溪认为，单靠滋阴降火，不能完全解决“相火妄动”问题，他指出收心养性、节制食欲和色欲的重要性，治病以“保养金（肺）水（肾）二脏”为主。他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期，亚洲各国和阿拉伯地区都纷纷引入中医学，促进了中外医药交流。特别是中朝医药交流出现高潮，两国不仅有使节往来、医书赠送，还有很多中国医生远赴朝鲜行医或教学，促进了中医学在朝鲜的推广应用。
明代以前，在世界医学发展中，中医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明清时期，中医学承袭宋金元的良好发展，加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都进入综合集成和深化发展阶段，以温病学的创立为标志，形成中医学发展的第三个高峰。
在药学方面，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78）、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清代吴其濬（jùn）的《植物名实图考》等。这3部著作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属于传统的实用药学，但同时在生物分类学、生物进化论以及植物学方面，提出了许多超越前人而又具有科学意义的认识。特别是《本草纲目》，集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被国外学者誉为“东方药学巨典”。该书收载药物 1 892 种，收集药方11 096个，附1 160幅精美插图，约190万字。被翻译成韩、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版本，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科学资料，还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
在方剂学方面，有明代朱橚（sù）的《普济方》（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方书，载方61 739首）、明代吴崑的《医方考》（历史上第一部方剂论述专著，收集历代常用方700余首）和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在编排、内容、体例及影响等方面堪称医方之典范，载方865首）。在“全书”方面，有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和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等。在“丛书”方面，有明代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和《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有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等。在“类书”
方面，清代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其中的《医部全录》多达520卷，约950万字，是迄今收录医书最多的类书。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疾病流行，社会对医学的需求不断增加。不论是家传师授，还是自学中医，都需要易懂、易学、易记的普及读物。此时期中医药普及类著作应运而生，其中，流行最广的是《药性赋》《汤头歌诀》《四言脉诀》和《医学三字经》，这些著作采用歌赋体裁，简单明了，易诵易记，特别适合初学者。还有一些通俗易懂的医学入门著作，如中药方面的《本草备要》和《本草述钩元》，方剂方面的《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等，脉学方面的《濒湖脉学》；《黄帝内经》方面的《读素问钞》和《内经知要》等。综合性医书有《医经小学》《医学入门》《医宗必读》和《医学心悟》等。陈修园还编写了系列科普读物，如《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时方歌括》和《时方妙用》等。这时，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医学杂志《吴医汇讲》（清代唐大烈主编），建立了我国民间最早的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
此外，明清的寒、温学派之争也比较激烈，或主张寒凉，或提倡温补。明代早期，朱丹溪学说盛行，当时的医生习惯用苦寒凉润药物。到明代中晚期，医生们逐渐发现了过度用苦寒凉润药物的弊端，为了补偏救弊，温补学派兴起，转而重视温补药物的应用，代表性医家有张景岳、赵献可、汪机和薛己等。之后，清代陈修园和章虚谷等则再次指出滥用温补药物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度用温补药物的错误。
在内科方面，有《内科摘要》《医宗必读》和《医贯》等。在外科方面，有《疡医证治准绳》《外科正宗》和《疡医大全》等。在妇科方面，有《女科证治准绳》《济阴纲目》和《傅青主女科》等。在儿科方面，有《保婴撮要》和《幼幼集成》等。在眼科方面，有《原机启微》和《审视瑶函》等。在喉科方面，有《口齿类要》和《尤氏喉科秘书》等。在针灸学方面，有《针灸大成》和《针灸聚英》等。在推拿学方面，有《小儿推拿秘诀》和《小儿推拿广意》等。在医案方面，有《名医类案》和《续名医类案》等。在传染病学方面，有《解围元薮》《温疫论》《温热论》《温病条辨》和《温热经纬》等。这些著作既全面总结了前人的论述，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对后世影响较大。在解剖学方面，历代医著都有解剖记载。如王清任有感于此前古人解剖记载的错误，亲临坟场解剖研究人体，著成《医林改错》。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医学还取得了许多领先世界的重要成果。以“人痘接种术”为例，公认最晚在明代，我国就率先研制出“人痘接种术”用来预防天花，随后不断改进、广泛推广使用之后，天花的危害就大为减轻了。由于人痘接种法在中国普遍使用并取得切实的预防效果，俄罗斯派人来学习，中国的种痘法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又被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1689—1726）传到英、法等欧洲国家。牛痘的发明者——英国的医生琴纳（1746—1823）就是一位英国的人痘接种医师，他本人也因接种人痘而获得天花免疫。他在实践人痘接种法的基础上，于1796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比中国人痘接种术的广泛应用晚了至少150年。随后牛痘接种术在全世界推广、传播，天花得以控制。直至1979年10月26日WHO在内罗毕宣布全球消灭天花，这是人类真正第一次控制了一个烈性传染病。所以说，我国人痘接种法发明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是牛痘发明之前预防天花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向世界贡献了卓越的中国智慧。
温疫、瘟疫，是以传染性疾病为主的一大类疾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在甲骨文中即有“疫”字，秦汉时期对温疫已经有了初步认识和防治方法的散在记载。当时认为，温疫隶属于中医的伤寒病，一直以伤寒病的温热治疗大法为主的治疗体系来诊治。到了晋唐时期，一系列清热解毒方剂，如黑膏方、大青汤、太乙流金散等的创制和实践拓宽了温疫治疗的思路。再到宋金元时期，一些医家开始认识到温疫是一类与伤寒病不一样的温热性质的疾病，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温病”范畴，意识到很多包括温疫在内的温病滥用温性药物治疗的弊端，温疫的治疗从此开始脱离伤寒病治疗体系，尤其是刘完素，率先打破所有的外感疾病都遵从伤寒病用麻黄、桂枝等辛温解表药治疗的窠臼，成为“寒凉派”的鼻祖。
到了明清时期，有关温疫的理论认识和诊断、治疗方药已渐成体系，从而形成了新的以温疫病为对象的独立临床学科——温病学，明代的吴有性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医家。他作为温病学的先驱，总结前人的相关论述，在大量的临床实践后，通过细致观察和认真研究，于1642年写成《温疫论》，卓越地创立了温疫的“戾气病因学说”。他认为，温疫的病因，不是一般的风、寒、暑、湿邪，而是由天地间的一种“异气”所导致。他把这种“异气”称为“戾气”，明确了“戾气”是物质性的，它通过口鼻侵犯人体而引发温疫，具有流行性、地域性与季节性等特点。不同的戾气侵犯不同的脏腑，所导致的疫病也不同。人体感染戾气后是否致病，与戾气的量及毒力、人体的抵抗力等密切相关。此外，他还提出了治疗疫病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吴有性在当时人类无法观察到细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情况下（荷兰人列文虎克1683年最先使用自己设计的单透镜显微镜观察到了细菌，病毒则是人们在19世纪末才发现），通过大量的实践观察，创造性地提出温疫病的“戾气”病因学说，特别是他还指出疫病病因具有物质性特点，是中医病因学的重大创新，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应该得到尊重和敬佩。
清代的温病学家受到吴有性的启发和影响更有创新，如叶天士和吴鞠通分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
和“三焦辨证”
等辨证方法，使温病学逐渐走向系统和完善，成为自成体系的一门学科。除了叶天士和吴鞠通，清代对温病学创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医家还有薛生白和王孟英，他们四人被后世誉为“温病四大家”。
叶桂
（1667—1746），字天士，代表作是《温热论》。他提出温病由浅入深的四个层次，建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体系并论述了相应的治法，补充了传统的“六经辨证”
和“八纲辨证”
。此外，他对通过观察舌象、皮肤斑疹及检验牙齿来判断病情和预后也有独到论述。
薛雪 （1681—1770），字生白，代表作是《湿热条辨》。他对湿热病的发病机理、证候演变、审证要点和辨证论治，都以条文形式进行阐述，促进了温病学说的深入发展。
吴瑭 （1758—1836），字鞠通，代表作是《温病条辨》。提出温病传变是从口鼻而入，从上焦肺开始，再传到中焦脾胃，最后传到下焦肝肾。他创立“三焦辨证”体系，补充和完善了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
王士雄 （1808—1867），字孟英，代表作是《温热经纬》。他以《黄帝内经》和《伤寒论》有关条文为经，以叶天士和薛生白等医家有关温病的论述为纬，对清代以前的温病学说做了一次全面总结。他把温病分为“新感”和“伏邪”两大类，其中，新感温病是指感受温热之邪后立即发病，往往病变部位比较表浅，病情较轻。而伏邪温病则是指感受温病之后没有立即发病，往往病变部位比较深，病情较重。
此外，明清时期的中外医药交流呈现出超越以往的活跃态势。首先，朝鲜、日本等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来我国学习中医药。至今被韩国、朝鲜奉为医学经典的《东医宝鉴》就诞生于这一时期。《东医宝鉴》收方266首方剂，1 400多种药材。主要纳入《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证类本草》等80多种著作的内容。其次，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与欧洲的医药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此时的中外医药交流仍然以民间为主，官方的医药交流大部分以“进贡”与“赐赠”等方式进行。
近代百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声，中华民族饱受欺凌，一些激进人士反思中国落后的根源，传统文化被指为“万恶源头”，弃之如敝履，中医学自此失去了生存的文化土壤，中医学发展日渐式微。这期间，许多中医药学家探索过、抗争过，但收效甚微，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医学才得以重获新生，进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早在明代，西医学就开始传入我国。其后，随着西医学在我国广泛传播，一些中医界的人士逐渐形成了中西医融合的思想，后世称之为“中西医汇通派”，总的来说，他们秉持“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基本原则来讨论和实践中西医融合。如中西医汇通派早期的代表人物唐容川，他认为中西医原理是相通的，可以用西医来印证中医的科学性，著《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则主张中医和西医的融合应以临床验证为标准，求同存异，并著《华洋脏象约纂》。恽铁樵认为西医重视生理、解剖、细菌、病理、病灶的研究，中医则重视功能、气化及四时五行等自然界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中医可以吸收西医的长处以更好地认识临床病证，著《药庵医学丛书》。张锡纯将中西医融合思想应用于临床，他认为西医用药在局部，重在治标，中医用药求其因，重在治本，二者结合，必获良效。张锡纯的代表性著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他创制了石膏阿司匹林汤等一些中西药合用的方剂，开展了中药和西药合用的探索。
清末至民国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抗争图存成为中医学发展的主题。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xiè）提出“废除中医中药”，1925年又拒绝把中医纳入医学教育，使中医学发展陷入困境。1929年，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等人提出“废止中医议案”；紧随其后，出台了一系列消灭中医的政策。在中医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0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召开，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成立，主张“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得到与会15个省132个团体262位代表的拥护，大会选出陈存仁、谢利恒、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和岑志良等6位代表去南京请愿。迫于压力，1930年5月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成为中医学重获生机的历史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毛泽东主席肯定中医应有的价值，制定并落实党中央的中医政策，卫生部“中医科”升格为“中医司”。1955年，成立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全国首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西学中”班）在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 195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开始编纂教材，开启了中医学现代教育的历史进程。 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学中”班的总结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强调了发扬中医的意义和价值，掀起了“一根针、一把草”广泛应用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群众卫生运动。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国家卫生部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高级别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史称“衡阳会议”。同年，“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正式载入《宪法》，从此，中医药事业不仅有了政策支持，更有了法律保证。1986年，国家中医管理局（1988年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专门管理中医药各项事务。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通知，首次确定了包括22位国医大师和159位名老中医在内的181名专家，成为2010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建设项目专家，并由中央安排专项资金落实传承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医药的认识高度、实践深度、影响广度前所未有，并取得了重要成就。党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医药的重要举措和任务。2016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简称《中医药法》）发布，明确了中医药的重要地位、发展方针和支持措施，对发展中医药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2019年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隆重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中医药工作会议，会议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定文化自信、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医药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截至2019年，全国有中医类医院（包括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医院）5232所，实际拥有床位109.2万张，中医药从业人员76.7万，中医医院的诊疗量达6.8亿人次（包括113万人次的家庭卫生服务），开出约3亿张中医处方（数据来源于2019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中医医疗机构一直是我国防治疾病的重要力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医药在传染病的救治中屡建奇功。1954年，石家庄暴发“乙脑”，中医药人创造了“零死亡”，与当时全市35%～60%高死亡率形成鲜明的对比，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2003年，在“非典”防治工作中，中医药人又创造了“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的战“疫”佳绩。2020年至今的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中医药再次成为抗疫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医药科研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特别是2015年10月，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中国人。
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医热”“针灸热”和“中药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逐渐加快。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第62届和第67届两次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传统医学决议》，该决议敦促成员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采纳和实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全球战略2014—2023》，并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各国制定国家政策、标准和法规，加强能力建设，以发展传统医学。目前，中国政府与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主管机构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世界卫生组织也将以中医药为主题的传统医学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医针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截至2018年12月，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已经有103个会员国认可针灸。其中，有29个国家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有18个国家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成员包括53个国家和地区的194个会员团体。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员包括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251个会员团体。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中国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70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并在海外支持建立了10个中医药中心。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了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总部设在我国上海市，已经发布了针灸针和人参等国际标准
。
（林明欣 朱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