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什么是中医学？它与源自西方的现代医学（俗称西医学）有什么不同？这大概是所有希望探秘中医学的人最想了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其实是一个不小的科学难题。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有关中医学的概念
，它们分别从时间、特征、主体内容等不同的角度来定义中医学，如“中国古代的医学”“整体观的医学”“以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的医学”等。事实上，中医学这个名词，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人们为区别外来的西医学提出的一个排他性概念。在西医学传入中国之前，医就是治病的人，东汉《说文解字》言“医，治病工也”，没有中医、西医说辞之分。就像古代以“本草”指代我们现在所说的中药，当时也没有中药、西药的概念。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医学体系庞杂、流派众多，要抽提出所包含内容的共有本质特征是很困难的。
防治疾病和维护健康是医学的根本追求，对生命的认识则是医学的前提。医学是人类在长期认识生命、防治疾病和维护健康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经过理性加工、提炼升华逐步发展起来的。与西医学不同，加工和提炼升华形成中医学的工具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世界观及其方法论，由此产生了中医学认知生命和处理生命健康相关问题的基本法则。
中医学自先秦萌芽，历经两汉，在东汉末年（东汉，公元25—220年，距今大约1800年）基本成熟，并形成稳定的体系。中医学在先秦、两汉文化的指引下构建起基本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在随后的发展中，以此框架为内核，中医学又全方位、全过程地积极吸收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科技等最新成就，许多来自海外的文化（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是东汉末年传入的佛教）和药物、诊疗技术和方法也都融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富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兼收并蓄、多元共存、理论与实践体系完整的医学。所以，
中医学是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视角下，研究生命、健康与疾病变化规律的一门医学，涵盖预防、诊断、治疗、康复和保健。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实践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
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往往取决于其认知世界的方法论的不同，在不同的方法论“映照”下，大千世界往往被投影成唯有族群自己才能够看得见和看得懂的样子。因此，不同文化族群对所见之物的认知往往各自有别，而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便源自于此。尽管中医学和西医学都在研究人，都是为了解决人的健康问题，但它们之间的差异仍远超常人所想。
一门学科的特点，往往由它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体系决定。我们讨论中医学的“特点”主要侧重其“异”，而非直接讨论其“优”。在一些人的意识中，中医学的特点与优势往往被混为一谈，这有失偏颇。特点并不直接等同于优势，因为特点往往同时也决定了事物的劣势。但如若事物平庸毫无特点，其优势便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本书中，我们谈论中医学的特点，主要是谈论其有别于西医学的地方。
以往，内容涉及中医学特点的书籍普遍向读者介绍两点：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而我们认为，除此之外，中医学仍有许多独到之处尚未得到总结，对其特点的认知，正随着文化解析与科技进步不断深化。
谈起中医学的特点，首先得谈整体观，因为它是中医学生命观、医学观的起点和最根本性的认识。
首先，人自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上，人以五脏（心、肝、脾、肺、肾）为中心，通过经络的联系，把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
）、形体（筋、脉、肉、皮、骨）、官窍（官指目、舌、口、鼻、耳五个器官，窍指孔窍，包括头面部的眼、耳、鼻孔和口等七个阳窍，以及前阴尿道口和后阴肛门两个阴窍）、四肢等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配合，共同发挥生理功能。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体各部分之间失去配合、协调，相互影响，共同为患。人体局部的病变，往往与全身脏腑、气血的异常有关，脏腑、气血的病理变化也会从局部的异常表现出来。因而，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可以通过外在形体、官窍的变化，来了解内在脏腑的病变，从而进行有效的判断和处理。这也正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进行司外揣内的理论基础。
其次，人与外在的自然界、社会也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人与自然界息息相通，人必须时刻保持与自然环境协调统一，“天人合一”是常见的表述。古人在认识和推测疾病发生的原因，以及在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都会考虑人与自然界之间的联系，正是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出发的。人类活动产生社会，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个体，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具有社会属性。个体、群体、社会环境，三者互相影响，良好的社会环境往往有利于身心健康，不良的社会环境则有害于身心。
中国古代有“道生万物”“气生万物”之说，还有道即是气、气即是道之说。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道或气一元产生的。中医学认为，人生于气，是天地合气而成，“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人是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也是一个整体，都为“一母（道或气）所生”，且互相包含，密不可分。因此，这种整体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生成整体观”。相比而言，包括西医学在内的现代自然科学多是在还原论
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尽管它们也讲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讲世界的整体性，但它们所理解的整体是由许多独立、异质的不同部分所组装构成的，这样的整体观是“构成整体观”，各部分之间不存在相互包含的关系。这两种整体观导致中医学和西医学在认识生命、诊治疾病以及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时有很大的不同。
取象比类是在整体观指导下，中医学认识和研究人体生命和疾病的重要方法。所谓“取象”，是指提取所观察事物的特征，运用具体的形象或象征性符号进行表述。所取之象，既包括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现象（称为“物象”），也包括代表某种意义的概念、符号（称为“意象”）。物象是可感知的，有声、有色、有气味，动态呈现在人面前，包括自然界的气象、景象，人的神色形态之象、舌象、脉象，生活中的风土人情、世间百态等。意象是抽象的，由事物特征提取而来，如气、阴阳、五行、卦象等。“比类”即比照类推，以某一现象或概念为中介，对两个以上的事物进行比较、归类，概括性认识事物共同点，寻找事物普遍联系及其规律性。
中医学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万事万物存在着联系和相似性，在认识人的生命规律时，中医学采用了取象比类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易传》）
，以万物的宏观表象作为观察对象，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事物归为同类，并通过类比的方法，总结规律，深化对生命现象的认识，并借以指导疾病防治。例如，用自然界的日出日落，类比人体阳气增长减弱的变化规律。用江河之水的涨落，类比气血运行的情况。用古代的君臣关系，来类比脏腑器官在人体的功能角色，也用来说明中药处方中各种药物的主次配伍关系。“用药如用兵”，以兵法来类比遣方用药的规律更是比比皆是。还有以药物的部位、质地、性状等来类比药性、功效等，如野菊花、款冬花、辛夷花等花类中药，质地轻盈而多属升浮性药，它们作用大多体现在人体上部和体表；苏子、车前子等果实类中药，质地沉重而多属沉降性药，它们作用多体现在人体下部和体内；藤类中药缠绕蔓延，形如络脉，所以如雷公藤、络石藤、青风藤、鸡血藤等药大多有通络的功效。
以上类比是需要经过实践验证的，是一般规律的总结。也有例外，如“诸花皆升，旋覆独降；诸子皆降，苍耳独升”之说，意思是尽管一般来说花类中药的药性是上升的，但旋覆花的药性则是沉降的；果实种子类中药药性一般都是沉降的，但苍耳子的药性却是上升的。这正是古代医家对取象比类进行验证的修正，所以中医学取象比类不是简单比附的。
《素问·示从容论》指出“不引比类，是知不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更是提到“智者察同”。中医学及其所属的中国传统科学，在将宇宙视作一个整体的基础上，把有相同特性的事物合并归类，通过“察同”的比类方法，把万事万物关联起来。如果说西方科学长于对事物细分又细分地分析差异，重在“微观”“察异”的话，中国传统科学则重视“宏观”与“察同”，鼓励人们寻找不同事物之间的相同性质，从而把握它们的共同规律，执简驭繁。 “宏观察同”和“微观察异”都是对自然界规律的把握，二者互补，共同丰富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证，是中医学一个独特的概念，它是人在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特征的总体概括，包含了疾病的部位、原因、性质、正邪斗争情况及预后趋势等内容。一种疾病可能由于其发病的时间、地区及患者机体的反应不同，或处于疾病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出现不同的证。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大致相同的证，这就是说，同一种证也可以存在于多种疾病中。辨证论治，又称为辨证施治，包括辨证和论治两个过程。辨证是将望、闻、问、切四诊收集到的病史、症状、体征等信息，依据中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辨清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质及邪正关系，从而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进行针对性治疗。而西医学的临床实践模式主要是辨病论治，重视疾病的致病因素和病理变化，通过视、触、叩、听以及实验室检查，诊断为某种疾病，再进行针对性治疗。中医学也强调辨病论治，但除了辨病论治之外还有辨证论治。
证的提出和辨证论治实践模式的建立，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更是帮助人们认识到人体健康的另一个维度，这就为当代施行个性化医疗提供了有意义的指引。正因为如此，辨证论治受到医学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成为当代持久的研究热点之一。
中医学所说的人体的正气，是指人体的抗病能力、代偿能力、修复能力以及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包括了西医学中所提到的人体自我生理调节能力和免疫力，与致病的邪气相对。精气血津液充足、脏腑功能活动正常是人体正气强盛的基础。
正气虚弱或者邪气强盛都会导致疾病发生甚至发展。中医学一方面重视邪气致病，告诫人们要注意避开邪气，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到“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还发明了蒸煮、烟熏、药浴等许多方法消杀邪气，更是发明了许多名为“解毒”“败毒”的方剂化解、祛除人体内的邪气。但总的来说，中医学更关注人体正气，认为人以正气为本，正气是人维护健康和抵抗疾病的根本。如《素问·刺法论》提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是只要人体正气充足，可保证体内正常功能状态，就具有抵抗力，外面来的邪气就不能够侵犯人体了，人体就不容易得病，即使得了病也容易痊愈。所以保养正气是中医学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所秉持的第一原则和要务。
影响人体正气强弱的因素很多，主要分为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先天因素，如人出生时的元气是否充足，决定了人先天禀赋的强弱；后天因素如精神状态、生活环境、饮食起居、体育锻炼等都影响着正气的强弱。人出生后，先天因素已不可变，后天的调养则掌控在每个人手中。中医养生如调摄情绪、规律起居、劳逸有度、平衡膳食、适量锻炼等，均为后天养护正气之法，以达到“内养正气，外慎邪气”的目的。而这些方法，都赖于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中医学是以提升人体自我修复能力为中心，以促进人体自身平衡、协调，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为目标的主动健康医学。
在许多情形下，立足于扶正气而不是攻邪气来防治疾病，有其独特优势。以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起初病原学不明确，疫苗和特异治疗药物缺乏，西医缺少针对性治疗。中医学重视增强人体自身抵抗力和疾病修复能力，注重维护人体整体平衡，将其应用于防治“新冠”，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可见，中医药在面临一些病原学不明确、又缺乏疫苗和药物的新发传染病时，仍有用武之地。尽管西医学在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分离和控制上，明显超过中医学，但中医学立足人体自身功能的平衡恢复和整体调节，又为我们提供了与仅仅防控病原不一样的传染病控制策略和方法。
中医学与西医学比较，二者的疾病观不同，防治观和防治手段更是迥然有异。中医学防治手段有其显著的特色。
首先，中医防治手段绿色生态。中医药来源于几千年华夏民族治病救人的实践，身边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一虫一兽都可制为良药，能为中医所用。中医学所应用的药物来自植物、动物甚至矿物，其中主要是植物，自然、绿色、生态。经过几千年的使用与筛选，保留下来的都是较为安全可靠的。尤其与化学药相比，中医药相对安全低毒。除了中药药典所标明的大毒药物之外，绝大多数中草药和中成药都是比较安全的，特别是其特殊的炮制方法和多种配伍用药，更是减低中药毒性，保证了用药安全。
第二，中医防治手段丰富多样。中医学既有药物疗法，又有非药物疗法，包括针灸、按摩、刮痧、拔罐、药熨、药浴、气功、食疗、敷贴、水疗、蜡疗、泥疗、导引、捏脊、割治等。中医学有为人们所熟知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大类治疗大法，这八大类治疗大法中又包括若干更具体的治疗方法，再加上中医外科、妇科、儿科等独特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方法多达数百种。具体到某一种疾病，中医治疗方法更是多样化，常常多种方法合用，综合作用取效。
第三，中医防治手段简便易行。中医防治方法不依赖复杂的仪器设备，便利易行。许多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拔罐、刮痧等仅需要针灸针、罐、刮痧板等器具，而且这些器具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操作简便易行，特别适合于推广应用和居家健康管理。
此外，中医药治疗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往往能够发挥综合效应。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病往往是人体内多系统、多器官组织的病变，治疗疾病时单解决一个病变的问题往往疗效有限，常常需要系统性地修复复杂的病理损害，才能逆转病情进展。中医药治疗疾病时多为复方或多种治疗方法并举，好比是配置精良、章法有度的多兵种部队协同作战，能够很好地发挥复合作用，这也是中医药在治疗许多难治性疾病时有较好疗效的原因之一。
中医学主要直接依赖于临床医疗实践及其经验的总结提炼，它是循着一个“实践-理论构建-再实践-理论发展”的轨迹螺旋式上升的。在其理论构建的早期阶段，形成了类似公理性的理论内核，这个内核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医基础理论，类似许多学科的“元理论”。它主要包括中医学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诊察及其防治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在基础理论之外，是应用层面的实践理论部分，主要是具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实践体系。本书主要介绍中医学的元理论，因为它是中医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中医学最为珍贵、最引人入胜的部分。
中医学对人体生命认识的理论，主要包括藏（zànɡ）象、精气血津液和经络三大学说。藏象学说借助以“象”测“藏”的司外揣内等方法，研究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联系，研究脏腑与形体、官窍、情志、体液及外环境的关系。精气血津液理论主要探讨生命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阐述它们生成、运行、功能、代谢、相互关系及其与脏腑之间的关系。经络学说主要阐释人体器官组织之间联络通道的构成、分布、功能及病理变化等。藏象、精气血津液和经络三大学说，共同构成中医生理学的核心，是中医学独特人体生命观的主体。另外，中医学对生命的起源、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特性，以及五运六气等自然环境变化对人体的影响，都有独特的认识，这些也隶属于中医学生命理论的范畴。
中医学对疾病认识的理论，主要包括病因学说和病机学说。病因学说探讨引起疾病的各种原因及其性质等。病机学说主要研究疾病的发生原理、影响疾病进程的常见因素、发病途径与类型以及疾病发展变化的共性规律等。对疾病的辨识即为中医诊断学的内容，是对人体健康状态和病证所提出的概括性判断。中医诊断学是在对疾病认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包括诊法、诊病与辨证三个部分。诊法，是中医诊察、收集病情资料的基本方法与手段，主要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诊。诊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特点与规律进行概括与抽象，进而得出病种判断与病名诊断。辨证，是指医生运用相应的辨证方法，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到的患者病史、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其健康状态与疾病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做出综合判断的过程。
中医防治理论主要包括治则（中医治疗原则）、治法和预防三个方面。治则是中医学治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治病求本、调整阴阳、扶正祛邪、三因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等。在治则指导下，针对病与证的具体治疗方法即治法，具有代表性的治法如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临床实际治疗疾病的具体手段和措施，主要包括中药方剂与针灸两大类，前者涉及药物的采集炮制、药性药效与组方配伍原理，后者涉及经络、腧穴、刺激手法和针灸穴位处方配伍应用原理等。
中医学注重预防，强调“治未病”，注重采取一定措施防止疾病发生、发展和复发。“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与愈后防复三个方面内容。中医养生则是在研究人类生命规律、探索衰老机制基础上，遵循中医理论指导，通过各种调理保养，增强机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抵御病邪的能力，减少甚至避免疾病发生，延缓衰老。养生可以预防疾病，但不等同于预防疾病，比预防疾病的面更广。
（胡镜清 王传池 邢玉瑞 张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