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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是指人们对于事物和事物间联系的认识过程，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方法是人们通过思维活动实现特定思维目的的途径、手段或办法。中医学的思维方法是在中国哲学思维方式影响下，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些独特方法。这些思维方法，有的与其他学科具有一定的相通性，有的则完全为中医学所独创。
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即运用形象思维，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类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推论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据此推导出被研究对象某些性状特点。
“象”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独特的内容，也是形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与核心，在古代一切具有中国原创性的思想与知识都不可避免地运用到象的观念与思维方式。《周易·系辞》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国古代先民认为现象与本质有着统一的属性，是以借助“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方法，将天地万物的普遍特征与根本规律抽象成简约的“象”，即以象征的方法来代表或区分不同事物的现象或本质。
所谓“象”是某种抽象的象征，是从一类事物的共同特性中抽象出来的典型特征。《周易·系辞》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这“类聚”与“群分”的标准，则正是其所共有的“象”。如《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圜（huán）、为君、为父、为玉、为金”，即天、圜、君、父、玉、金等等诸多事物都具有乾卦之“象”。在古人看来，这些事物虽各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相同的特征，故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些事物都归在同一类中。同时，“象”又是事物的某种本质内涵属性的体现。《周易·系辞》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又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在古人的心目中，象的变化同样就代表了天地万物本身的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种象的背后，都隐含着一套天地变化的公式。因此，古人将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抽象简化为对“象”的把握与推演，即为取象比类的方法。
取象比类的方法在中医学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如《灵枢·经水》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这是以河流属性来类比人体之经脉，是非常典型的取象比类方法在认识人体上的应用。又如在认识病因方面，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开泄，并能动摇树木；当人体感受外邪，出现头痛、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痛、游走性瘙痒等具有自然风气特性的症状时，就是感受了风邪。对于认识中药的功效，根据药物的形体与人体相类推，特定的部位能治疗相应的人体之疾，即以皮治皮，如五加皮、桑白皮等药能治浮肿；以节治节，如松节、杉木等治关节痛；核桃仁酷似人脑沟回，故用其补脑；沙苑子形似人体的肾，故取之补肾。中药的升降浮沉功能，花叶及质轻的药物大都升浮，如辛夷、荷叶、升麻等；而植物的种子、果实及质重的药物大都沉降，如苏子、枳实、熟地黄、磁石之类。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其典型如提壶揭盖法，是以生活中提起壶盖使壶中茶水得以畅流这一常见现象，来形象地比喻运用宣肺利尿法来治疗气郁小便不通；又如增水行舟法，是以增加河道水量以推动行船，来比喻运用生津润肠以行大便之法治疗温病热结津枯的便秘症。
取象比类的方法在中医学实践中有着不同层次的应用。最常见应用是由日常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场景与现象出发，从而获得解决医学问题的灵感。这在中医学的临床实践过程中较为实用，而随着一些具体治法或方药的流传，也逐步积淀在中医理论当中，如前述治法理论中的提壶揭盖、增水行舟等，又如药性理论中核桃补脑、沙苑子补肾等，再如脉象理论中的以鱼翔、釜沸、弹石、解索等形象形容脉搏的波动。然而，这些只是运用取象比类方法的初级形式，虽然也可体现中国传统思维的智慧，但更多的只是如零金碎玉一般孤立、单一的存在，不成系统。更为高级的应用则是对意象思维方法的运用。意象思维是指用某种具象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从而使抽象观念更加易于把握与运用。中医学运用意象思维从众多单独的、个别的事物中抽提出能够代表各自本质属性的象，进行比较和聚类，从而将不同的事物普遍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已知“象”的认识推测陌生事物所可能具有的共同属性。由此，中医学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对人体的生命现象建立起一整套具有普遍联系的认知体系，用于指导实践。如肝属木，即是以植物生长来象征肝具有主生发、主疏泄、喜舒畅等功能与特性，而进一步通过五行理论将五脏的肝、六淫的风、五味的酸、五色的青、四季的春等联系在一起。这一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是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中医学通过取象比类所提取的“象”，虽然以某一具体事物命名，但代表的是一系列相关事物的共同特性，是对人体自身生命现象的一种系统总结。因此，当《黄帝内经》中说“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及“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时，此处所说的“风”并非仅指自然界的大气流动，而是指动摇、眩晕、抽搐等与“风”具有共同特性的症状或疾病。故所谓取象比类的“象”，必须经过医学重新定义，使之与医学经验相匹配，才能成为中医理论的一部分，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医学经验的积累。取象比类不是单纯地对两个个别事物进行对比，而是要在不同事物间提取出共同的“象”，这就使得取象比类方法能够用于分析普遍的一般性规律，从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思维方法。
司外揣内，又称“以表知里”，是通过观察事物外在的表象，以揣测分析其内在变化的一种思维方法。“外”是人体外在的功能表象，“内”则是人体内部的生理功能与病理变化，“司外”的目的在于“揣内”，古人正是通过这些表象，从而认识人体与疾病的。
“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是古人普遍认同的观念，任何显露于外的表象，都有其背后隐藏的本质原因，司外揣内正是通过表象的变化而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司外揣内是中国古代学者常用的认知方法，如《管子·地数》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指明了地表现象和地下情况之间的内在联系。《灵枢·刺节真邪》也说：“下有渐洳（jiān rù），上生苇蒲，此所以知形气之多少也。”通过观察苇蒲的茂盛程度，可以推断其下湿地之大小与肥瘠。
在《灵枢·外揣》中专门论述了这一方法的道理。其曰：“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又曰：“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故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这里以形影、响声等为例，说明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可以从结果来寻找原因，也可以从原因来推求结果，这如同以影知形，以响知声般准确。同样，人是内外统一的机体，如“五音不彰，五色不明”等外在的症状表现，与“五藏波荡”的内在的脏腑病变，也如清水明镜中的影子、鼓槌敲鼓发出的声音一样有着必然的联系。故如果人的声音、气色出现了异常，就说明脏腑有了病变，即司外揣内。相反，如果了解了脏腑病变，也可推知机体外部的证候体征，即司内揣外。
中国古代医者认为，考察脏腑活动的外部征象，即可推知其内部状况，而不必剖腹破胸去直接观察。中医学对于人的生理、病理的许多知识都源于司外揣内的方法。尤其是中医学藏象理论的主要观点大都是这样形成的。“藏象”的概念出自《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包括“五脏”“六腑”以及其他脏器；“象”，则是表现于外的生理与病理现象，王冰注云：“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景岳释之曰：“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古人认为，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一定会在人体外部有所反映，而此二者实为一体之两面，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即为藏象。因此，人体外部表象的变化也一定可以客观反映体内脏腑的功能变化，从而可以作为推断脏腑病变的依据。如《灵枢·本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其所病矣。”临床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症状和体征属于“司外”过程，而对四诊资料进行辨识，以探求病因病机，确立证候，就是“揣内”过程。如根据心开窍于舌，可以通过舌尖疼，舌尖溃疡，推断心火上炎；根据肝开窍于目，可以通过眼睛红肿，推断体内肝火旺；临床上出现两目干涩，指甲淡白、粗糙，甚则反甲（凹甲），依据“肝藏血，开窍于目，其华在爪”理论，可以知道是肝血不足的表现。
“司外揣内”的方法与现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非常类似。“黑箱理论”认为对于内部有着复杂联系而又不便于打开逐项分析，或打开后有可能干扰破坏原有状态的研究对象，可以通过从输入和输出的信息变化，来间接推测“黑箱”内在变化规律。这一方法与“司外揣内”的思维方法不谋而合，对于许多复杂对象，特别是对于人体及生命过程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在学习与运用中医学理论时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司外揣内”还是“黑箱”方法，都有局限性，虽然总体上能够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与变化规律，但并不能真正了解其内部具体发生的细微变化。
知常达变之法，是指在了解与掌握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基础上，举一反三，再去理解事物的特殊性，从而达到全面认识事物的目的。“常”与“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基本规律和一般原则等具有相对稳定性，为“常”。具体事物及其应对方法又有多样性，且随时变化，为“变”。“常”相对于“变”而言，是存在于“变”之中的常道。“常”是根本，“变”是派生。“知常达变”反映了古人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中医临床工作中，知常达变之法是指在认识与掌握正常人体的生理之常、一般疾病转变发展规律之常和诊断治疗疾病的一般法则之常，以及中药、方剂、针灸等治疗手段的基本功效主治之常等基础上，根据具体患者具体分析，确定具体的诊断，提出正确治疗方案，选择合理处方用药。在中医实际临床运用中，知常达变可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正常人为常，达患者之变；二是以疾病的一般规律之常，达不同时间、不同地域及具体患者的特异性之变。
知常达变，以常衡变，是中医诊法自古以来所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健康与疾病，正常与异常，不同的色泽，脉搏的虚、实、细、洪等都是相对的，中医诊法中的望、闻、问、切诸法，莫不据此。诊断疾病时，一定要注意从正常中发现异常，从对比中找出差别，进而认识疾病的本质。如以望色而言，常色是健康人面部皮肤的色泽，其特点是明润含蓄。我国正常人的面色多为红黄隐隐、明润含蓄，说明人体的精神气血津液充盈且脏腑功能正常。如一个人面色萎黄，相比正常明润有光泽的黄色而言，则是病态，提示脾胃气虚、气血不足。如色泽过于鲜亮，也是不正常的表现，如黄色鲜明如橘皮色者，中医称之“阳黄”，这种黄色为湿热熏蒸，胆汁外溢所致；如果黄色晦暗如烟熏者，则称之为“阴黄”，为寒湿郁阻，气血不荣所致。
知常达变不仅体现在诊察疾病上，治疗疾病上也同样需要知常达变。人们的健康与疾病千变万化，疾病不会按统一的途径发生，也不会按同样的规律演变。病有内、外、久、暂、轻、重、缓、急之别，治有标本、先后、逆从、补泻之异，遣方用药既要严守基本原则，又要据情灵活处理，知常达变，圆机活法，以变应变，故称“临证如临阵，用药如用兵”。达变的方法有多种，如药味加减变化、药量加减、药味与药量同时加减、调整“君臣佐使”结构、剂型变化等，中医对待疾病总是在辨证的前提下，对症下药。可以说，凡是临床大家，通常注重辨证论治，很少是一病一方一治到底，用药上真正体现了用药如用兵的极大灵活性。
中医临床常讲“圆机活法”，这是知常达变思维的一种较高的境界。圆机出自《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圆机”之“机”通常指病机而言。临床疾病症状错综复杂、千变万化，须认真谨慎地分析其病机，把握疾病病机发展变化，此为“圆机”。“活法”则是要根据病情的进退顺逆，及时调整改变治疗原则与治疗方法，以便契合病机。“圆机活法”是在深刻理解疾病的一般规律上，针对实际病情做出正确而灵活的应变。圆机活法是医生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追求的目标，它体现在医生的整个临证思维过程中，体现在每个患者的处方中。圆机活法是临床疗效的保证，体现了医生高超的诊疗水平。正如清初医家喻嘉言所说：“医者，意也。如对敌之将，操舟之工，贵乎临机应变。”
微：隐约；著：明显。见微知著，是指见到事情的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实质和发展趋势。在中医学中，见微知著体现在通过隐约迹象的观察，而洞悉疾病的本质，并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与动态变化。
中医学认为疾病是一个具有特定规律的发展过程，当其出现最初的征兆时，就已经预示了其之后的发展变化趋势，从而使人们早期干预疾病、消除疾病于萌芽之中。这与“叶落知秋”和“履霜，坚冰至”的内涵是相似的。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传变，都是从“极微极精”的变化开始，虽然微妙和复杂，但亦有一定规律可循，一旦窥破，就可把握契机，做到先机发制。故《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上工救其萌芽。”以中风为例，在中风发作之前，常有突然黑矇、言语不清、一侧肢体麻木无力或半身汗出等先兆警示，如果能从先期症状中预测到病之将发，给予预防治疗，可大大降低中风对人体的危害程度。
“治未病”最早出自《黄帝内经》，是中医学重要的理念。《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意思是高明的医生，能在疾病未明显发作前，依据微细征象做早期诊断和治疗，使疾病不会发展到危重阶段。从中医学的诊疗实践上来说，“见微知著”与“治未病”是紧密联系一脉相承的，只有在见微知著思维方法的指导下，实践治未病的理念才能成为可能。故清代医家程钟龄言：“病至思治，末也；见微知著，弥患于未萌，是为上工。”（《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
另外，在中医诊断学的理论中，见微知著还具有“局部细微变化可以反映整体状况”的含义。人身之病变可以从多方面表现出来，通过这些微小的变化，可以测知整体的情况。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任何部分都与整体或其他部分密切联系，局部包含着整体的生理病理信息，具有整体“缩影”的特征。如中医脉诊中的独取寸口法，单独切诊寸口脉象（桡骨茎突内侧一段桡动脉的搏动情况），即可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状况，诊知全身疾患。这是由于寸口属手太阴肺经，是人的气血流动最为显现的浅表部位，故能反映全身脏腑经脉气血的变化，从而诊断五脏六腑的病变。此外，如观察面、舌、耳、目等部位，也均可反映人体全身及内在脏腑器官的病变。
随着诊断技术的发展，“微”不再仅仅体现在中医传统意义的四诊信息上，可以借助当今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检测方法，来不断充实和完善传统中医望、闻、问、切的内容。“见微”的手段不断增多，“知著”的准确率就能不断提高。
“因发知受”是通过人体对疾病的反应来分析疾病发病的原理，从而确定病邪的性质、病情及病位。
“因发知受”是在整体宏观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运用望、闻、问、切四诊等方法，搜集患者所“发”之病的病情资料；二是立足于机体当前的整体反应探究患者所“受”袭的病邪；三是综合考察多样化的致病因素，全面分析，整体把握。这种思维方法最初应用在外感病的病因诊断过程中，后来又推广至对所有疾病病因与发病的认识上。
所谓病因，即是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临床没有无病因的病证，任何病证都是在某种病因的影响和作用下，机体所产生的一种病理反应。探求病因的方法，主要的是通过“发”于外的临床表现来分析所“受”的病因。故清初医家钱潢用“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高度概括了机体因感受外邪而发病，医家们再依据发病的症状体征推测病因，从而求得病机、进行论治的思维过程。
中医学认为，人是否发病，取决于外来邪气侵入人体后与人体正气斗争的结果，机体是否感受外邪及感受了何种外邪，在未发病前并不知晓，只有机体表现出疾病的症状体征时，医生再根据所显现出的一组临床资料来推测疾病发生的内在机制和本质。简言之，“因发知受”是一个逆向的思维过程，是“司外揣内”在诊断学方面的体现。中医学将这种探求病因的方法，称为“审证求因”。
这种由果及因的思维方法，基本特征是在思维中将症状作为结果现象，医者循着“发”于外的临床表现，根据有关的医理和借助自身的经验，反推其原因。中医不仅通过临床表现来推测病因、病机，从而确定治则、治法以及用药。比如，在寒冷的天气里，若人体正气健旺，就不一定会生病。而若患者表现出恶寒、头痛、鼻流清涕、脉浮紧等临床表现之“发”，则可判断为风寒表证，是“受”风寒邪气侵袭所致。但如果患者临床表现为流黄涕、咽痛、脉浮数，则是风寒邪气入里化热的表现。虽然同样是受到寒冷天气的刺激，外来的风寒邪气侵入于人体后，是否发病、疾病如何发展？取决于邪正斗争的结果。病邪的性质主要是通过发病后，医生对患者临床表现的辨别而确定，即“因发知受”。此外，在根据临床表现特点反推疾病本质时，还应考虑患者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患者的体质特点、情志状态等因素，这再次体现了整体观念对中医诊断的指导意义。
（卢红蓉 于智敏 张宇鹏 邢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