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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中医学从诞生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而形成了丰富完善的理论体系，这其中观察法、实验法等都是在中医学获取医学知识、构建理论体系的主要方法。
观察法是研究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感官或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观察大自然与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方法。观察法是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之一，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
观察是中医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认识方法。《素问·五运行大论》曰：“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指出对自然变化和人体生理疾病规律的认识始于对现象的观察。中医通过对人的体质禀赋、生活习惯、生理行为、心理状态，以及天文、气象、物候、土地方宜、社会人情等多方面广泛细微地观察，将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环境、人的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健康与疾病状态等多方面的现象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的观察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整体性。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与外界自然环境相顺应的有机整体，对任何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都要将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将人置于整个天地时空的大系统内来考察。二是动态性。中医学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昼夜变化、四季更替都会对人的生理功能与疾病状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疾病的发生发展也是具有规律性的动态演变过程，《素问·三部九候论》说：“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医者对于患者的观察必须根据疾病演变的顺序，重视时间上的动态连续性，才能获得准确有效的信息。三是系统性。系统性是指观察要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综合信息采集。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任何单一角度的观察，都是片面的，需要多种观察方法的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在诊断时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另一方面，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患者不是一个简单静止的客观观察对象，而是始终处于与医生交互的动态过程中。因而，任何临床观察都须在有利于治疗的前提下进行，对临床观察的结果应做全面、系统的分析，实事求是，综合考虑，才能使观察具有客观性与有效性。
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观察法主要包括解剖观察、临床观察、田野调查和内景返观等几种方式。
中医学很早就进行了人体解剖的实践。《灵枢·经水》曰：“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府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这说明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在利用尸体进行解剖学研究了。在《黄帝内经》和《难经》中有着大量相关内容，如《灵枢·肠胃》中食管与肠长度的比例1∶36，与现代人测量结果基本符合，说明当时的解剖学已非常发达。北宋时期曾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尸体解剖活动，积累了更多的解剖知识，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谱的范本。元明以后解剖知识及解剖图谱已经较为普遍，很多医学著作中都对人体脏腑有着详细的描述与图示。清代王清任致力于观察和研究人体结构，曾在瘟疫流行时观察被野狗撕咬而破腹露脏之残尸，又三次前往刑场观察刑尸及其内脏，并解剖了一些家畜对比观察，历时42年，根据观察到的脏腑形态绘成图谱，并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传世，详述其解剖学上的成就及临床心得。解剖学方法是医学研究中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方法，它对中医学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基础性建设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医藏象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临床观察，即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对疾病症状与治疗结果的观察，这是中医学获取经验、提升理论的主要途径。中医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早，殷墟甲骨文中记载如疟、疥、蛊、龋等20余种疾病的名称；战国《山海经》有瘿、痔、痈、疽、痹等23种固定病名；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所载疾病有一百多种，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到了两汉时期，随着《黄帝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中医学对于疾病已经有了一个成熟而系统的认识。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是建立在症状学基础上的，对疾病的划分与命名主要是依据对患者主要症状或证候群的综合概括，如麻疹、水痘、肺痈、痢疾、消渴等。而对疾病症状的认识，除了患者的自我叙述，更多则来源于医者深入而细致的观察。如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记载，用白帛浸染法检验小便颜色的方法以观察黄疸的疗效，消渴患者尿味甘甜等，这都是医家通过主动观察而获得的疾病学知识。
对治疗结果的观察是临床观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早期的观察来源于自然，如老虎被毒箭射伤自觉食用青泥；野鸡被鹰啄伤后用地黄叶贴敷伤口；鼠中毒如醉，却知道饮泥汁，而后迅速清醒。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隐居时发现羊误食某植物枝叶会踟蹰（chí chú）而死，因而注意到此类植物的毒性，从而发现“祛风宣痹，除湿止痛”的中药羊踟蹰。《梦溪笔谈》记载，隐士刘汤看到蜘蛛遭黄蜂蜇伤后会寻找芋梗疗伤，从而认识到芋梗功效。医家在有意识的医疗实践活动中，通过长期观察，不断地记录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如唐代孙思邈发现“以痛为腧”（人们常说的“有痛便是穴”）的“阿是穴”在治疗中的作用，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等，皆为根据临床观察而总结的医学创新。清代叶天士一生都在勤于诊病，他根据长期治疗外感温病的临床观察，发现温病具有“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特点，从而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并在温病诊断上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疹等方法，这也是基于临床观察得出的重要成果。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中的一种实证调查方法，通过记录一个个鲜活的人、事、物，来反映调查对象的本质。它是在实践中对“观察法”应用的延伸。田野调查虽然是到了近现代才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学方法，但在中国古代也有一定的应用，尤其体现在中医用于整理与辨识药物的方面。观察中药材的生长环境、药品质地、四气五味、临床疗效等是认识中药的基本途径。古代药物的认识主要以个人的观察与经验为主，到本草学发展后期，为了使观察获得科学事实，常常采取田野调研的方法考察药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完成。李时珍考察药物时非常注重田野调查法的应用，其调查范围涉及湖广、河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期间诚恳地向农民、渔人、樵夫、猎人、车夫、捕蛇者等劳动人民请教，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在《本草纲目》中有一万多条成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田野调查搜集而来的。
内景返观，又称内观法，即高度集中意念，凝神冥想，可以体会与感知人体之气的运动，实现对人体内部现象（“内景”）的观察（“返观”），内景返观其本质是一种意念活动。早在《黄帝内经》中就非常关注人之心神、心境、心念的状态。在古人看来，人的心境只有处于“恬惔虚无”时，人体内在的精气才会自然流转，即“真气从之”。并且强调“精神内守”“去世离俗，积精全神”“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等调控心神的方法。明代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阴跷脉》中提出：“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认为只有某些通过特殊修炼的人，才能借助返观内视的方法感知脏腑内景与经络隧道，从而肯定了这一古人感受人体经脉循行、发现经络现象方面的重要方法。中医学理论中的气功学、推拿学、针灸学与经络学等学科，都包含有内观方法，内观方法与中医经络腧穴理论的结合成为最重要的验证手段之一。现代某些实验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入静内观可诱发循经感传现象，练习者通过激发和活跃体内的“经气”，结合返观内视，便可体察“经络”的存在。内景返观作为一种方法，在中医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作为一种现象，则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实验，指的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人为地控制或模拟研究对象，使某一些事物或过程发生或再现，从而去认识自然规律。在中医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实验法在认识生命或疾病规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中医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从有关中药神农尝百草久远的传说中，我们也可窥见先民不断地进行实验和探索。早期中药学的发展，主要依赖观察积累经验，后来古人逐渐探索利用动物进行药物实验的方法。唐代张鷟（zhuó）用矾石喂养老鼠，以认识矾石药性。同时代《本草拾遗》记载久食稻米会令人筋脉虚软，因而用小猫、小狗乃至马匹进行验证，发现小猫、小狗出现了运动障碍，马匹脚步迟缓。《食疗本草》进一步验证得到：“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令儿不能行。”
古人不但注重在生活中对动植物药材进行观察和实验，并且对于已知的中药也会设计简单的实验方法验证其作用，甚至运用到了动物实验。唐朝《本草拾遗》中记载，古人为验证续筋结骨，将铜屑研细，用酒给伤折骨骼的牲畜灌服，牲畜死后，将其骨骼解剖取出观察铜屑的愈合效果。三国时期的张举用猪进行试验以鉴别烧死与死后焚尸的不同，发现前者口中有灰，后者口中无灰这一明显的区别。宋代《南部新书》记载检验传入中国的无名异（一种中药）的功效，将鸡鸭脚打折，将此药用酒调和清洗一段时间后，鸡鸭能够行动自如。《本草纲目》记载有以生猪血进行实验，最终验证苎麻水具有使腹内凝血溶化的功效。
除去动物实验，直接进行人体试验也是古人经常用到的方法。如宋代《嘉祐本草》记载“欲试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空口，各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计了。王执中著《针灸资生经》，常亲自体验针灸疗效。如谈及四会穴时曰：“予少刻苦，年逾壮则脑冷，或饮酒过多则脑疼如破。后因灸此穴，非特脑不复冷，他日酒醉，脑亦不复疼矣。”李时珍为了证实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他用自己亲自进行试验。在“发明”项下写道：“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更可贵的是他也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功用和使用方法，即“八月采此花，七月采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不觉苦也”，使这个经验得到了证实。这种直接试验的方法，无疑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对于中医学的发展而言，更为重要的实验方法，应该是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对新方法的试探与验证，这是中医学术创新的源泉。如中风病，自《黄帝内经》以来一直认为是感受外界风邪侵袭所致，治疗时多以祛风药为主，但疗效不明显。金代刘完素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等理论，认为中风一病乃由内而生，并非外中风邪，是因情志失和、五志化火所致的阳盛阴虚、心火暴盛、肾水虚衰而生。根据这一理论，刘完素在临床上大量运用寒凉之药治疗中风，并创制了三一承气汤、地黄饮子等方剂，治疗大获成功。金代李东垣早年遇到一次“大头瘟”疫情的大规模流行，其中一位患者服用了承气汤加板蓝根，治疗无效且逐渐病危，李东垣根据病情处以新方，治疗有效，经过验证后推广至全城，活人无数。此方即治疗疫病的经典名方普济消毒饮，时至今日，普济消毒饮依然是中医药院校教材上常用的重要方剂之一，治疗腮腺炎、脑膜炎等效果突出。
（卢红蓉 于智敏 张宇鹏 李国祥 邢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