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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中华传统文化，就没有中医学。中医学从中华传统文化这一肥沃的土壤中，源源不断地吸收养分、凝聚精华，积淀起深厚的内涵。
在先秦远古原始社会时期，巫文化盛行，医巫不分，催生了祝由等治疗疾病的方法。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医巫分离，后世许多中医医家坚决反对巫术，但不可否认的是，巫文化中的一些实践活动曾经对中医药学有过重要影响。秦代以后2 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中医药学理论及技术体系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道、儒、佛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从多个层面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学大规模传入，西方文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人们常常道家、道教相提并论，其实道家与道教并不相同。道家是由老子、庄子开创，并在魏晋发展起来的哲学思想流派。道教是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奉老子为教主的一种宗教。道家与道教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不同，但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一并叙述，以道家为主，道教为辅。古人云，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虽然儒、佛都对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比较而言还是道家、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更加密切。道教为追求长生求仙，在内修外养过程中，积极继承和汲取中国传统医学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和技术，包括服食、外丹、内丹、导引以及带有巫医色彩的仙丹灵药和符咒等，与中国的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其医学和药物学的成就，也成为中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中医界历来就有所谓“医易相通”“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为用”之说，中医药学、道家（道教）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以易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老庄思想等最为重要，故有“医易同源”之说。
《周易》所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中国哲学理论的根基，既影响着道家（道教），又影响着中医学。中医学旨在研究人体阴阳消长的机制，易学则主要阐述天地万物阴阳动静变化之理，两者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共通之处，都源于对事物阴阳变化的认识。
以老子和庄子为核心的道家思想，是道教的主要思想源泉，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有着重要影响。被奉为中医理论圭臬之作的《黄帝内经》一书被冠以“黄帝”之名正反映了这一事实。汉初，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兴起，世俗之人多数推崇古人。因此，讨论道的思想者们，为了传播自己的认识，而将自己的行为托名在神农、黄帝等古君名下。历史上黄帝、老子被尊为道家之祖，《黄帝内经》作者们为了表示自己学说的思想渊源，托黄帝名与臣子岐伯等问答的文体来阐明医理，以老子哲学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广泛渗透到《黄帝内经》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最原始、最基础的存在，是事物变化最根本的动力，正是“道生万物”这一思想促进了中医“天人相应”整体观的构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的生理结构与自然环境相应，人的生理过程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同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四时气候及环境变化，影响人体内阴阳平衡。因此无论诊断、治疗，还是养生预防，都必须把人放到整个自然环境的背景下考察分析，注意观察四时气候变化对疾病的影响。
受老子因势利导等思想的影响，中医学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祛邪趋向等，顺应其势，尽量减少对人体的干扰，从最佳的途径祛邪外出，达到在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的目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论述了“其高者，因而越之（病位在上部，如咽喉、胃脘等病证，可用升散或涌吐的方法治疗）；其下者，引而竭之（病邪在下的病证，可用泻下、渗利的方法，引导病邪从下祛除）；中满者，泻之于内（引起中焦积滞、胸腹胀满的病证，可以用消导理气等法治疗）”等治疗法则。
“养生”一词源自道家。中医的养生理论和方法都受道家、道教影响。老子、庄子等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恬淡虚无、无为而治，对中医养生保健观影响深远。
道家将“精、气、神”看作是人身三宝，非常重视对它们的养护。《黄帝内经》受其影响，也运用精气学说来阐述生命过程，指导人们防病延年。道家对于中医养生学的影响偏于理论方面，后世道教则侧重于技术方面，中医养生学里面的气功、服食、房事养生等多有道教色彩。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专门设食治、养性、辟谷、退居等卷，内容涉及服食方药、养性服食、养老食疗、道林养性、按摩和调气等方法，对后世中医养生学影响深远。
服食，又称“服饵”，指通过服用某些动植物、矿石或经特殊炼制的所谓丹药，以达到强身健体、祛病延年，乃至长生不死的一种古代养生方术。道教服食方术数量十分庞大，不仅著录在道书上，流传于道教内部，许多效果显著的服食方术还流入世俗社会，上至朝廷帝王、下至民间百姓，用于保健养生或治疗疾病，经历代传承演变而著录于中医著作，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医学四大经典之一的《神农本草经》载药 365 种，并将之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将许多金石类药物列入上品，认为它们具有延年长生功效，这表明《神农本草经》与秦汉时期服食丹药的方术思想盛行密切相关。《汉书·艺文志》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典籍归属于“方技”部分。医家有时也直接被称为“方士”。房中养生、神仙服食与医经、经方一样，逐渐成为中医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家关于生命、精、气、神以及养生、炼丹的理论，在历代医籍中多有反映，特别是东汉道教兴起后，性命双修与服食对中医本草学、方剂学的影响愈加突出，各代本草著作或方剂著作中多将养性、神仙服食、辟谷之类的内容单列成篇，以示重视。在漫长的服食实践中，人们不仅发现了许多新的药物以及药物的新功效，而且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药物配伍原则和经验，创制了具有道家特色的服食方剂，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本草学、方剂学的内容。明代皇帝服丹药中毒，使道教丹剂由内服转为外用，因此，丹药对于中医外用药物的剂型转变有较大影响。炼丹家虽然未能实现炼取仙丹，却无意间丰富了中医学用药的剂型，如散剂、锭剂、丸剂等。道医用丹药治疗疮疡、痈疽等外科疾病，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当代中医外用丹药的炼制方法和组成等也大多是由道教服食方剂衍化而来。
儒家文化由孔子开创，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一跃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化。从此之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东亚各国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医药学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首先，儒家“中和思想”对中医的健康观、疾病观及治疗法则产生了深远影响。受这个思想影响，中医学认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标志，人体阴阳之间的和谐平衡维持着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阴阳失和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产生疾病，甚至引起死亡。这也就是《素问·生气通天论》所说的，阴阳动态平衡，人就身心健康；阴阳离散决绝，精气就会耗竭，人就会死亡。既然疾病产生的原因是破坏了阴阳平衡状态，中医学的治疗法则就是想办法使阴阳恢复动态平衡。
其次，儒家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动了中医药学整体观念的形成。《周易·上经·乾卦第一》中就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人生的理想境界，认为真正的君子具有与天地一般的德行。《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则把阴阳五行和天、地、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天有阴阳二气，人也有阴阳二气，天与人的阴阳二气相互感应，如太阳升起的时候，人的阳气也开始生发。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学一方面认为人的生理受自然所制约，另一方面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体，人与自然万物遵循着同一运行规律，所以可以将自然规律推及于人，用其认识和解释人体脏腑生理病理现象。
其三，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也对中医学理论的构建有一定的影响。如儒家礼制讲究君臣上下，尊卑有序。《黄帝内经》也借鉴官制，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个国家，以朝廷的官仪分封各个脏腑，包括将心视为主导各脏腑的君主——君主之官；将肺视为辅佐君主的宰相——相傅之官，将肝视为具有智勇兼备的将军——将军之官，将胆视为刚正果断、无所偏倚的判官——中正之官，将膻中（dàn zhōnɡ）（平第4肋间，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视为代君行令的臣使——臣使之官，将脾胃视为掌管粮仓的管理员——仓廪之官，将大肠视为传导水谷糟粕的运输官——传导之官，将小肠视为进一步消化吸收食物的接收大员——受盛之官，将肾视为主宰运动和动作技巧的官员——作强之官，将三焦视为负责疏通和管理河道的官员——决渎之官，将膀胱视为水库管理员——州都之官。而在方剂配伍理论中，也有君臣佐使的说法。这种重视制度、秩序的思想，对组成一个配伍清晰、药物协同作用的方剂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此外，儒家崇尚刚健有力、盛大勃发的“崇阳”思想，对于中医药学重视人体阳气的观念也有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赋予了中医学浓厚的人文色彩，特别重视和强调“医德”。古代的医家多是读书人出身，他们深受儒家“仁”“孝”思想影响，以仁爱他人、孝敬长辈的思想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努力学习和掌握好医学，把救死扶伤、祛病疗疾的行为当作充满慈爱之心的表现与推行仁心仁德的手段和途径。这种思想要求医家以“仁爱”为怀，秉承修身、济世的精神，以仁心、仁术给予病者救治，看到对方因疾病而苦恼，要从内心对病人有同情感，一心一意地去帮助他。可以说，儒家所极力倡导的“仁”“孝”思想，是中医学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论来源和核心，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和鞭策着无数医家努力钻研医术，救治百姓。
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仁义道德，促使不少读书人推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儒家强调忠孝，为了更好地尽忠尽孝，许多文人积极学习医学，刻苦钻研医术，以医术推行“仁心”“仁德”。随着文人学医人数的增多，中医学史上的所谓“儒医”群体开始出现。这个群体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和医学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医籍的质量和数量。由于“儒医”群体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善于汲取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且具有较强的著书立说的意识，因此中医学的著述比以前更为丰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用“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高度概括了儒学与医学各自学派分立的时间。继宋代儒家学术的百花齐放，自金元起出现了医学的百家争鸣。儒家对医家的影响从治学方法逐渐深入到学术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促使医家不拘泥于传统，发展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自北宋始，书院林立，山人、学者在各地书院借六经阐述己意，改变了之前对六经述而不作的传统，儒家治学方法的改变很快影响到了医家对古典医籍的研究，如朱肱、郭雍、庞安时等便运用了义理之学（讲求儒家经义）的治学方法来区别伤寒与温病。温病病因病机理论创新，以及治疗温热病方剂的创立，都得益于这种新的治学方法。至金元时期，这种影响逐渐明朗化，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丹溪等四大名家均不拘泥于古训经典，创立了新的学说。如朱丹溪出生于书香旺族，世代习儒，曾经拜师许谦开始接受理学思想，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得益于儒家理学。
总之，儒学对中医药学的知识体系、从业队伍及学术流派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儒学的部分思想也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如《孝经·开宗明义章》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对中国古代解剖学的发展有不利影响。《黄帝内经》虽有过一些解剖知识的论述和记载，可是在此以后的两千年间，解剖学几乎停滞不前。再如清代名医陈修园提出：“儒者不能舍至圣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师之书以治疗？”这种尊经崇古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学的创新。
与土生土长的儒、道不同，大约在东汉末年，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对中医药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医学素称“仁术”，仁爱精神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要素之一。佛教盛行后，它的慈悲、平等的观念又融入其中，丰富了中医医德的内涵。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提及医者应有慈悲观念，诸如“大慈恻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等，对所有患者应秉持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特别是不分华夷、贵贱、贫富，“普同一等”，无条件地“一心赴救”，在当时条件下，实在难能可贵。佛家追求一种自利、利他的解脱之道，所谓“利他”，是“愿代众生，受无量苦”，而“自利”则是“修行布施，得到善名福报”。自利必须在利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利他是自利的前提，没有利他很难自利。为了救治患者，医者应该不避道路险阻、天气恶劣及自身的饥饿、疲劳，不怕臭秽和传染，即不“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这正是佛教救助众生、勇于牺牲自我、乐于奉献利他主义的体现。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许多有效的医术、药方，而且其教义也对中医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佛教认为地、水、火、风四种物体（佛教称为“四大”）是构成人体的四种基本要素，同时也会变成伤害人体的四种致病因素，这种观点对中医学的病因学说产生了影响。像《千金要方》中就指出：“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病一生。”《医门法律》中则试图解说“四大”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佛教名篇《清净道论》提到引起疾病的八种原因是风、痰、饮食不调、业、外伤、非人、鬼、魔。我们认为中医学“痰”作为病因的思想可能来自佛教。
在佛教“五戒”“十善”中，“不杀生”排在第一位。这种思想贯彻于佛教徒的生活行为中，表现为不吃肉、不穿丝绸衣服（因制丝过程中要烫蚕茧）、皮革等，这些禁戒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部分信仰佛教的医者。如唐代孙思邈就在他的医著中反复申述“不杀生”的思想。另外，佛教所提倡的素食养生、强调饮食节律和注重饮食禁忌，以及禅定、沐浴、揩齿、焚香避秽等方法都对中医学的养生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医骨伤科、妇科、眼科等分支学科都深受佛教影响。《理伤续断方》（后人改名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中医骨科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医骨科理论方药的基础。一般认为该书作者是晚唐的蔺道人，是一个“头陀”（僧人）。后来的很多著作包括《少林寺秘方铜人簿》等都和佛家有关。不仅如此，很多中医从业人员同时也是佛教人士。佛教与骨伤的这种亲密关系，还产生了少林骨伤等重要的学术流派，名家辈出，影响深远。与少林骨伤齐名的是竹林寺女科。浙江的竹林寺，以善治妇科疾病而出名，至清朝末已绵延107世，所传妇科专著数十种。与骨科、妇科一样，眼科与佛教也关系密切。隋唐时期，随着中印僧人的互相交流，印度眼科的知识和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唐代刘禹锡在《赠眼医婆罗门僧》中反映了这种情况。鉴于印度僧人对于眼科的贡献，借印度大乘佛教创始人龙树之名的眼科著作《龙树眼论》在此时期问世，它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眼科专书，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医眼科的基础。
除了儒释道之外，兵家、农家、法家、玄学等文化对中医药学也有影响。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言：“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言：“《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均表明了兵家对医药学的影响。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在不同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下，起源于不同地域的早期经验医学，逐步形成了不同的医学体系。近代，西学东渐，特别是伴随着列强的入侵，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我国。尤其是进入20世纪，西方医学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中国传统医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中西医学的碰撞、交流与互补，形成了中国医学近代发展的时代特征。
近代西医学在我国的逐渐发展，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中西两种异质医学体系的交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具有不同历史背景和知识结构的学者，先后提出了“废止中医”“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等多种不同的主张，形成了长期而激烈的学术争鸣，争鸣的焦点在于面对西医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应当对中国传统医学采取怎样的态度。在近代时期，全盘否定西医或中医的两种极端思潮固然存在，但中西医学之间融合、借用西医学诠释和改造传统中医等，是当时的趋势和主流。在此情况下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派”这一学术流派，其基本观点是：中医、西医虽属两种各有优劣的不同学术体系，但二者研究的客观对象都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所以两种医学应该是能够相通互补的。从认识论的原理来看，人们对于同一客体的认识，往往表现出层次和角度的不同，而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认识，只要研究的客体相同，就能在交流过程中实现对客体本质认识的统一。唐宗海的“折衷归于一是”、朱沛文的“华洋医学各有是非”、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和恽铁樵的“新中医”是其中的代表性观点。
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科技界著名学者又发起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中国科学化”运动。“中医科学化”就是在中国科学化运动中提出的一种改良中医的主张。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学者虽然充分肯定了中医经验，但对中医学理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者虽然同中西医汇通派医家一样，认为中西医两种医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因而可以取长补短、融会贯通，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所要创立新医学的目的却与汇通派有着本质的区别。现代中西医结合研究者，是立足于中西医两种医学，用现代科学的方法，阐释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发掘中医学的理论精华和经验真知，使之与现代医学体系交叉融合，建立统一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新医学。应该说，“中西医结合”对“中西医汇通”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随着西医的传入，中医的发展有了对比的参照物，人们开始反思中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医界对经典著作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重新诠释，对中医原有理论的内核也进行了深入解析。医家开始正视由于中医理论存在的缺陷而导致学术发展缓慢的问题，大胆提出改革，试图使中医理论有所突破，以适应时代的挑战。如秦伯未尤其重视对《黄帝内经》的研究，著有《读内经记》等五种专著，并按照现代医学的体系，将《黄帝内经》整理成生理学、解剖学、诊断学等章节，同时对中西医学理论对比分析，探寻二者的特点和异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中医政策重新明确了中医学的地位，中医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毛泽东主席多次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有力地推动了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几十年来，通过广大中西医工作者的努力，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突出的体现是丰富了中医理论，显著地提高了许多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如中西医结合对“血瘀与微循环障碍”的研究，揭示了血瘀与微循环障碍的关系，以及血瘀形成的生理病理基础。活血化瘀药的研究又为血瘀证的改善找到了有效药物。而对于阴阳、藏象、经络、针灸、针灸麻醉、气功、养生等理论研究、临床实践及现代阐述，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通过中西医结合研究，有的深刻揭示了一些病理机制，有的则被接纳为科学证据而被世人广为公认。在这一过程中，现代生物实验方法、统计学方法、循证医学方法等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中医临床科研之中。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障，是影响科学能否良性、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具体表现为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进行科学交流的专业科学社团的产生、科学出版物的创办、科学教育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专业科研机构的创建等。作为近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医学体制肇始于近代西方医学体制在中国的移植，并逐渐成为中医学体制化的重要参考蓝本，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医学体制的形成。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中医药学知识的进步，中医药教育的开展，中医药学术团体、中医药研究机构、医疗机构和管理机构等的形成，都受到了西医学的重要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探索中，近代中医学体制化得以实现。
以中医药教育为例，近代一些中医人士认识到要发展中医教育，扩大影响，就必须采用规模化教育方式。加之当时“教育救国”思潮的流行，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中医学校。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了第一批中医学院，同时在西医院校中开设了中医系或增加中医药课程。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现代的中医药教育体系，教育类型和教育层次不断完善，不仅有以高、中等中医药院校教育为主的普通专业教育，还开展了继续教育、师承教育、西医学习中医教育、岗位培训、高等函授和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的中医药成人教育。在教育层次上设有中专教育、本科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教育，还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为博士后人员提供了更好的继续深造和研究条件。
“科学”一词在中国是舶来品，原词源于希腊，中译名则是从日本而来。在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一词，因此，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也就不存在关于中医科学性的争论。在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一词首次由陈独秀等人以“赛先生”引入我国，并在中国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种思想更高的社会文化地位。诚如胡适所言：“这30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胡适文集》）彼时，西医的稳步引入已对中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又因为中西医本身体系不同、时代局限性及利益关系等因素，引发了中医学是否科学的思考与争论。争论可以成就一件事物，也可以抹黑一件事物。近百年来，中医发展道路迂曲坎坷，但对中医学科学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
实践是检验科学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医学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美国于2007年2月发布《补充和替代医学产品及FDA管理指南》，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从“补充和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中分离出来，认为中医不仅仅是对西方主流医学的补充，首次认同中医药学与西方主流医学一样，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2014年12月19日，《科学》杂志出版了《中医专刊》，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中医专刊》传达的信号是，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医学已进入现代科学研究的视野，其魅力不但没有衰退，反而会因其独特价值比之前更加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何玲 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