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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受孕过程是精子与卵子在输卵管相遇，受精后多次卵裂，发育成胚胎，同时依靠输卵管的蠕动，慢慢输送胚胎回到子宫腔内，着床于子宫内膜后，逐渐发育成胎儿。经40周怀胎，分娩出婴儿。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导致为人父母的希望落空。而精子与卵子不能顺利结合是生育障碍最常见的原因，输卵管堵塞则是罪魁祸首，复通手术如果不尽人意，会使输卵管堵塞病人夫妇苦不堪言。然而，世上并不缺乏先驱者们的突发奇想：既然精子与卵子不能在体内相遇，那么，将精子卵子取出在体外受精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G·爱德华兹（Robert Geoffrey Edwards）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潜心研究动物生殖周期与胚胎早期发育。对哺乳动物生殖生物学、内分泌学、免疫学和遗传学方面开展了广泛研究。在美籍华裔生殖生理学家张明觉教授首次报道了动物体外受精成功后，爱德华兹萌生了让人类卵子在体外成熟并受精的设想。1963年，爱德华兹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开始着手人类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成熟的研究。当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主要是靠手术楔形切除部分卵巢组织，妇产科医生莫利·罗丝（Molly Rose）经常为他提供手术中切除的卵巢组织，使他获得较多的未成熟卵母细胞。爱德华兹花费了两年时间反复实验，摸索各种条件下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培养12小时，以期望成熟，但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他延长培养时间到25小时后，才观察到人类卵母细胞呈现成熟趋势的变化。爱德华兹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内分泌学家格雷戈里·皮卡斯（Gregory Pincus）认为人卵母细胞也是体外培养12小时成熟的结论是错误的，人类卵母细胞成熟需要更长的时间。到底要培养多长时间才能成熟，仍需要验证。于是他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这里可提供足够的未成熟卵母细胞来研究。该医院的维克多·麦考西克（Victor Mckusick）教授给予爱德华兹很大帮助，他们对卵母细胞减数分裂各阶段进行标记，认识了卵母细胞成熟过程，终于证实人卵母细胞培养成熟需要37小时。1965年，人类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成熟获重大突破。
回到英国后，爱德华兹继续开展人类未成熟卵细胞体外培养后受精研究。经上百次的摸索和反复调整，终于在1969年，第一次在体外使人类精子和卵子受精成功，成为2个原核的受精卵。爱德华兹与同事正为此而兴高采烈之时，受精卵却未继续卵裂，而是发育阻滞、退化和坏死。爱德华兹思前想后，是否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培养成熟过程中，某个环节导致了受精卵的后续发育障碍？如果用体内成熟的卵母细胞来进行体外受精，就可能会解决这一难题？当时方兴未艾的腹腔镜微创技术引起了他的注意。
帕特里克·斯特普托（Patrick Steptoe）是妇产科医师，对不孕症非常感兴趣，与法国的帕尔默（Palmer）教授和德国的弗兰根海姆（Frangenheim）教授共同研究腔镜技术。作为先驱者之一，他于1967年出版腹腔镜手术专著，1968年在伦敦英国皇家医学会议上，展示了首张卵巢和盆腔腹腔镜照片，却遭到众多同行质疑。正是在这个会上，斯特普托与爱德华兹相见，一拍即合，决心帮助输卵管堵塞的妇女受孕。在获得奥德海姆（Oldham）综合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支持后，两人在该医院开始研究临床体外受精技术。借助来自意大利雪兰诺实验室的“人类绝经期促性腺激素（human menopausal gonadotropin，HMG）”刺激多个卵泡发育，再注射HCG后36小时，腹腔镜下取到5～6个成熟卵母细胞，放入培养基中，加入洗涤后的精子共同培养，第二天看到2个原核受精卵，加入血清或血清蛋白，可以观察到受精卵继续卵裂，从几个细胞发育到几百个细胞的囊胚。根据妊娠后抽取羊水检查来排除染色体异常的报道，让爱德华兹有了后续排查作保障。于1972年首次进行人类胚胎移植，通过宫颈把胚胎回送到宫腔，追踪移植后每日血HCG值，发现有的病人胚胎种植了，血HCG一过性升高几天，但熬不到真正查怀孕那天或B超查看胎囊位置.血HCG就变为阴性，称为生化妊娠。这是艰辛而又漫长的煎熬，一次次的妊娠失败，令病人绝望，也引来更多的反对之声。罗马教皇和大主教以及一些科学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谴责，诺贝尔奖得主，DNA双螺旋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美国国会作证，预测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将导致大量的畸形胎儿的出生。扑面而来暴风骤雨般的社会争议，导致爱德华兹失去政府资金支持，只能靠私人捐赠来维持研究。世人对该项技术的非议，并没有挫灭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两人帮助不育夫妇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他俩分析失败的各种原因，从培养器皿或器材毒性、胚胎遗传问题、胚胎发育异常、移植方法、黄体支持等方面，事无巨细寻找、改进与探索。终于熬到了1976年，最初40例移植失败后，第41例用氯米芬/HMG获卵后培养成胚胎并移植成功，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妊娠成功。然而，好事多磨，妊娠胚胎走错了“房间”，种植在输卵管里，妊娠10周时，行手术切除。第一次妊娠虽然夭折了，但让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们锲而不舍，继续进行实验。
生活于英国布里斯托尔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铁路公司工作，和妻子莱斯利·布朗（Lesley Brown）是一对幸福的夫妻。10年婚姻生活，对孩子的渴望与日俱增，为了能够拥有自己的孩子已经费尽心血。1970年，布朗太太因输卵管阻塞而行输卵管整形造口术，术后仍不孕，1977年2月腹腔镜检查发现双侧输卵管均增粗、闭锁，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6个月后再行腹腔镜，不得已切除了双侧病变的输卵管。没有了输卵管，无法受精，这在当时是无法治疗的，布朗太太几乎因此患上抑郁症。
此时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对如何让精子与卵子在体外受精的临床技术已经研究近10年，饱受世人非议。没人知道这个技术是否能够真正帮助不孕症病人。此前的“治疗”，已进行了102对志愿夫妇，都以失败告终。勇敢的布朗夫妇成为志愿接受治疗的第103对夫妇。1977年11月10日凌晨1点，通过监测布朗太太月经周期LH峰值出现后，斯特普托医生用腹腔镜从布朗太太卵巢里取到了一枚自然成熟的卵子。获卵后1小时，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将布朗太太的卵子与布朗先生的精子一起放在培养液里，卵子成功受精并长成了分裂期胚胎（8细胞卵裂球），随后被移植入布朗太太子宫里。
幸运的布朗太太第一次治疗就怀孕了。妊娠中期（16周）时羊水穿刺诊断结果为一个染色体核型正常的女性胎儿（46，XX）。到了妊娠晚期，布朗太太出现了妊娠期高血压，经讨论，决定采用剖宫产终止妊娠。1978年7月25日晚上11点47分，在伦敦奥德海姆医院，由斯特普托主刀，通过剖宫产娩出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手术过程全程录像。婴儿出生体重2 608克，有蓝色大眼睛，金色卷发，非常健康。她出生时备受世人关注，超过百家媒体在病房外等候采访。有人提议给她取名为“赫拉”，在古希腊神话中，天后赫拉是掌管婚姻和生育的女神。但低调的父母最后给孩子取名为露易丝·布朗。露易丝出生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她的照片登上全球报纸头条，被称为“世纪之婴”。连一向反对非自然生育的梵蒂冈教廷都被触动，教皇保罗一世向布朗夫妇发去了贺电，希望小露易丝能够健康成长，当时来自全世界的祝福贺卡就有400多张。试管婴儿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在胚胎学上取得重大进步。但是，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公立大学、医学研究委员会均持反对态度，各种“扮演上帝”“制造怪物”的指责铺天盖地，斯特普托与爱德华兹不得不在私立医院进行该项技术。1980年9月28日，他们在伦敦郊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IVF中心——Bourn Hall Clinic，全球各地的妇产科医生和胚胎学家都来这里学习和培训。1982年，布朗夫妇再次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下第二个女儿娜塔莉。1988年，Bourn Hall诊所里第1 000名试管婴儿诞生，占全球出生试管婴儿数量的50%，遗憾的是斯特托普教授已去世，没有目睹这蓬勃发展的势头。
露易丝·布朗以一个“天生”名人降临人世，她伴随着父母的企盼、医生的自豪、媒体的关注、不孕者的希望，以及更多的猜测和恐惧，谁都不敢保证她能活多久。许多人担心，“试管”里培育出的婴儿，存在健康缺陷，将成为畸形怪物。当时布朗家收到了很多邮件，有祝福，有不孕女性的咨询；也有认为这是对科学和自然的干扰的仇视邮件。母亲经常被问的问题是“露易丝正常吗？”布朗太太慧黠一笑说：“难道你以为她有两个脑袋吗？”
露易丝一直生活在媒体聚光灯里，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出生10个月后，她开始学习走路，4岁时得知自己是试管婴儿。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父母找出我出生时的录像，播放给我看，然后向我解释什么是试管婴儿。”尽管童年时的露易丝常为自己被孕育的方式所困惑，但是父母的细心照顾和关爱使她的童年过得很幸福。她在人们关注下健康成长着，10岁左右时想象自己是怎么孕育而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困惑了，因为在她之后有数百万名试管婴儿出生。虽然她认为自己很“普通”，但她在人类生育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却是无法否认的。在她25岁生日当天，英国为她开了一个特别的生日聚会，上千名试管婴儿到会。她还经常去世界各地参加一些相关庆典活动。
2004年，露易丝与安保部门官员韦斯利·穆林德喜结连理。结婚2年后，她自然受孕，在2006年12月20日生下儿子卡梅伦。此时，辅助生殖技术已经普及了全世界，共有600万例试管婴儿诞生！但她却不是第一个当母亲的试管婴儿。她的妹妹，17岁的娜塔莉，是世界上第一个做母亲的试管婴儿，在1999年5月13日自然怀孕生下了一个名叫凯西的女儿，创下试管婴儿第一个怀孕生子纪录。她育有两个孩子，且都是自然妊娠分娩，打消了人们对于试管婴儿可能没有健康后代的疑虑。时光荏苒，试管婴儿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并作为不孕症的一种主要治疗手段被广泛接受。其中许多试管婴儿通过自然方式又生育了下一代。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800万例试管婴儿诞生。辅助生殖专家们已观察和随访了41年，跟踪调查报告显示，试管婴儿同正常出生的孩子一样健康，在身体、智力、心理发育及社交能力等方面都很正常。从我国国家原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来看，试管婴儿与自然受孕婴儿在出生缺陷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出生的孩子，在发育过程中体重、新陈代谢可能会受到影响，他们到了一定年龄后，血脂、血糖代谢异常风险会增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发病率会增高。这些异常并不是遗传父母基因，而可能与辅助生殖技术中体外操作或不良宫内环境有关。调查发现试管婴儿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和心理素质，相比自然生育的孩子，他们同父母关系更好。他们婚后大多数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且感情良好。由于来之不易，这些父母比一般父母更加珍爱孩子。
2010年，露易丝·布朗的缔造者罗伯特·爱德华兹终于在85岁高龄获得了迟到许久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2018年11月15日，露易丝在重庆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全国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现身，令我国生殖界的医生们欢呼。这是她第一次来中国，她激动地说：“请让我借这个机会感谢参会的每一位专家，感谢你们为中国千万个不孕家庭所做的努力，你们正在继承着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的工作，而我，则幸运地访问世界各地，亲眼目睹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第一例试管婴儿的出生同样受到了来自医生们的非议，主要因为体外生殖操作过程的安全性。正如第一例心脏移植、第一次剖宫产手术一样，谁也无法预料病人的预后，谁也无法保证病人的安全和健康。辅助生殖技术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业已成熟。实施该项技术的医疗机构，都是经过卫生行政等相关部门严格审批的，具备先进的医疗设备、优秀的临床医生和技术人员及完善的管理制度。实施该技术的夫妇术前都需完成相关的必要筛查，以明确适应证、排除禁忌证。尽管治疗过程中仍可能出现一些风险，如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盆腔感染、盆腹腔出血、附件扭转等，但这些并发症发生率都比较低，且有有效的预防措施，并能被及时发现和治疗。目前，在我国试管婴儿成功率为40%～50%，部分生殖中心高达60%，甚至更高，较之前具有相当大幅度的提高。各生殖中心也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提高成功率和安全性，将单胎、足月、活产婴儿与母亲舒适、母子健康，作为该技术成功的指标，以减少病人身心负担。
生命伦理学家丹·卡拉汉曾说过，尽管在露易斯·布朗这个健康的婴儿出生之后进行体外受精是合乎伦理的，但第一次操作可能是不合伦理的。实际上，许多医学创新都是如此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确保第一个病人不会受伤害。他诠释了第一例试管婴儿出生后，为何人们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因为人们不知道这门技术对人类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这需要时间和实践来证明。辅助生殖技术将性和生殖完全分离开来，是一种非自然的治疗手段，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观念，这也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接受。因此，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生殖伦理争议是不言而喻的，尽管符合辅助生殖伦理学中的尊重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双重效应原则及伦理监督原则等，仍然一直有争议。
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包括配子、胚胎冷冻、遗传学筛查和诊断、未成熟卵母细胞体外成熟等这一系列生命科学创新技术，一次次打破并刷新了人类对其认识和伦理视角，可是，随着辅助生殖技术需求量的增加和人类社会意识的改变，又出现了新的生殖伦理问题。私下卵子、精子和胚胎买卖，无医学指征性别选择，代孕和改变遗传信息设计婴儿等，使辅助生殖技术这项原本纯粹用于治疗不孕症的技术被滥用，变得商业化、产业化，并引发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生殖伦理可以因某些人意志的改变而再改变吗？到底什么才是伦理的底线？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和不断探讨的问题。
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诞生宣告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划时代的突破，也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应对问题，摆在各国立法者面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建立监督管理机构、颁布法律和伦理法则等，对该技术实行规范化监督管理。由于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存在差异，民众对社会的发展缺乏确定的预见，不同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法理问题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都强调权益保障、重视风险规避，综合运用法律、法理、政策、技术规范等多种手段作为调整策略。
繁衍后代是人类的自然使命，无法生育后代对于一对夫妇而言，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病人会因为多年不孕不育而自卑，导致人际关系敏感，不愿与他人交流，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恐怖、躯体化等心理负面反应，也会因此直接影响着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
辅助生殖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人类共享的成果。它不仅满足了为不孕不育夫妇生育子女的愿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帮助和人伦关怀，而且增进夫妻感情，稳定家庭和社会关系。但是，病人夫妇经历多年不孕的苦恼，对孩子的渴望，可能使得他们忽视了安全性问题，认为只要获得妊娠就达到目的，甚至盼望双胎或多胎妊娠等。此时，医务人员有义务向病人说明多胎妊娠的风险，修正他们的错误认知，严格执行现行法案所规定的该技术实施的指征及所允许胚胎植入数量等，杜绝滥用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
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诞生之初饱受争议，许多人认为，这是违背伦理道德之举；同时严重冲击了教会的思想和利益，他们质疑，“只有上帝才能创造人，人怎么可能创造人呢？”基督教等教会，不仅在言语上对爱德华兹和斯特普托进行攻击，并切断了他们所有资助，欲将其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大多数民众则更关心试管婴儿的伦理问题和安全问题。当时人们无法想象，除了自然交配孕育后代，还能像这样将卵子和精子放在培养皿里受精。他们认为：人类违背和篡改自然繁衍和发展规律，有悖于伦理，要遭受惩罚。而这样出生的孩子将来会不会有缺陷，寿命会不会缩短，能不能自然生育都无法预见。直到2006年，露易斯·布朗健康长大并顺利结婚生子，才打消了大多数人的疑虑。
如今，人们普遍接受了试管婴儿这项技术。它为千千万万个不孕家庭带来了欢笑和幸福。但是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研究成果问世，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伦理和社会认知不能如期同步建立，世界首例试管婴儿饱受争议，在宣布爱德华兹获诺贝尔奖之时，梵蒂冈宗教生命科学院最高负责人伊格纳西奥·卡拉斯科·保纳（Ignacio Carrasco de Paula）公开指责“如果没有爱德华兹，就不会有现在人类胚胎交易黑市，不会有许多冷冻胚胎遭到偷卖、遭到研究、遭到扼杀、遭到遗弃和遗忘的现实”。这完全是“是非曲直苦难辨，自有日月道分明”。爱德华兹教授全心致力于学术，心无旁骛地研究该技术，才能克服各方面困难，获得今天的成功。随着时间推移，人们真正感激他在辅助生殖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并铭记在心。正如他生前所言：“孩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孩子更特别的了，我与斯特普托都被那些想要孩子的绝望夫妇深深打动，我们受到许多批评，但我们宁愿如此。”真可谓是“白衣惹灰土，只需心如故”。
世界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引领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和进步，谱写了生命科学新篇章。在为不孕症带来福音的同时，它冲击着各国生命和生殖伦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推动了各国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在医学层面，该技术发展至今，是成熟、安全、有效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需注意该技术可能导致并发症的医疗风险，并采取积极措施预防和治疗；在伦理学层面，该项技术由于日新月异的发展，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和生殖伦理问题，需要现代辅助生殖伦理和技术规范，加以完善；在法律层面，辅助生殖技术帮助公民实现合情、合理、合法生育需求，但需严格遵守本国各类相关法规文件。相信随着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严格的监督管理，辅助生殖技术一定会越来越完善，给全人类带来更加安全、有效的天伦之乐。
（于修成）
［1］PETER R BRINSDEN, PETER R BRINSDEN. Thirty years of IVF: The legacy of Patrick Steptoe and Robert Edwards. Human Fertility, 2009, 12 (3): 137-143.
［2］PONTESILLI M, PAINTER RC, GROOTEN IJ, et al. Subfertility and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er cardiometabolic profiles in childhood. Reprod Biomed Online, 2015, 30 (3): 258-267.
［3］于修成.辅助生殖的伦理与管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4］JG SCHENKER U. 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 monotheistic religious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ynecology & Obstetrics, 2000, 70 (1): 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