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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SRM）发布了一篇名为“供卵经济补偿”的推荐指南，其中要求：对供卵者支付过5 000美元补偿时需要正当理由，而总额超过10 000美元则是不恰当的。这就等于给供卵补偿的最高额度做出明确限制。虽然这一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应，但是鉴于ASRM在生殖医学领域中的权威性，很多生殖中心会参照这一规定执行。2011年4月，一名为Lindsay Kamakahi的年轻亚裔美国妇女，为自己及其他供卵者的利益，一纸诉状将ASRM告上法庭，认为其伦理委员会规定供卵者补偿金额上限的做法，违背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20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驳回被告ASRM提出的罢免动议，这就意味着原告的初步胜利。Kamakahi和ASRM的对峙，会是法律战胜医学伦理的又一案例吗？
因多种因素作用导致自身无卵可用或卵子质量差，越来越多女性不孕患者不得不走上“求卵”之路，但卵子的资源总是缺乏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虽然供卵处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严密监管之下，受者仍然可以比较从容选择供者。主要原因在于允许对供卵者的努力进行补偿，获得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公开供者的病史及相片。从供卵一开始，美国这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一直认为支付给供卵者的款项是对供卵者“时间和努力的公平补偿”，一直反对把这种公平补偿变成对卵子的买卖。因此，ASRM伦理委员会为卵子捐赠补偿做出推荐指南，应该说是无可厚非。而现在ASRM的败诉无疑会给生殖机构今后供卵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的经济补偿环节带来很多困扰。
过高的补偿可能会过度诱导女性将自己投身供卵的风险与不适之中，而当补偿金的额度相对较低时，可以使低收入的女性不受补偿金的过度诱导三思而后行。更何况有些女性为了获得丰厚经济补偿，可能会对自己不适合进行供卵的健康状况有所隐瞒，这相当于供卵IVF过程中的定时炸弹。从经济角度考虑，在美国，不孕症治疗的大部分费用是不被医疗保险所覆盖的，只有15个州的生育治疗是被强制纳入医保范围内的。但是在这些州中，多数的保险并不包含IVF治疗。不孕症夫妇平均每个IVF新鲜周期都要自掏腰包支付过12 000美元（包括药费）。供卵增加了治疗费用，高昂的辅助生殖治疗费用使不孕症夫妇获得一个孩子力不从心。如果给供卵补偿提供一种自由市场环境，额外支出的费用将由不孕症夫妇负担，这将使更多的不孕症夫妇难以负担治疗费用。在中国，不孕症的治疗目前完全自费，若没有一个补偿上限的约束，接受供卵的不孕症夫妇的经济压力会更大。如果取消补偿金额上限，供卵市场将会变成什么样？供卵者获得的补偿将会增加，且区分广泛。对于特定族系或者外形的供卵者，他们获得的补偿金额将会不成比例地增高，这将涉及“优生”问题。卵子价格可能会像大多数外购物品一样，在很大范围内变动，并被视为商品化产物。这也违反了辅助生殖伦理的严禁商业化原则。卵子的遗传特性不是供卵的医学风险，决定着对供卵者的补偿金额多少。
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卵子应该受到道德上的尊重，虽然卵子（或胚胎）并不等同于人类，但他们应该被特殊考虑，因为他们具备发育为人类生命的潜能，并且与工厂所生产的商品不同，它们是有道德地位的。虽然有人甚至极端地认为，只要向供卵者支付费用，就是把卵子捐赠商品化，但规定供卵者的补偿上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这种观点有所抵消。
作为医生，也并不希望将供卵补偿投入自由市场环境中，因为生殖医学正在不断拉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恐将成为只为富有群体服务的技术，这显然是违背医疗原则的。
还有一个有趣发现，在设定补偿金额上限的前提下，所吸引的供卵者很可能是从自由市场中，有资格获得更高补偿的个体，即那些受到过良好教育和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这部分个体被认为能更好地评估供卵风险与经济利益，这使得她们比较不容易受到经济补偿这些“强制性”作用的影响，因为他们很可能有其他的经济来源，注意力也就不会在此。
基于以上观点，制定供卵补偿金额上限是十分有必要的。
但是，为什么ASRM会“败诉”呢？制定供卵补偿金额上限显然也存在很多不妥当之处。有学者对2011年9月～2012年6月来自11个欧洲国家（比利时、捷克、芬兰、法国、希腊、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英国、乌克兰）的63家生殖中心的1 118位供卵者进行供卵动机调查研究，结果发现47.8%的人供卵动机为单纯的无私助人，33.9%为助人+经济补偿，10.8%为经济补偿，5.9%为无私助人+自己治疗，2%为自己治疗。以上数据显示，单纯被经济利益驱使而进行供卵的个体实属少数，因此，并不能认为经济补偿的高低是供卵行为的主导因素，上限的设定更无从谈起。当然，补偿款会是一些女性进行卵子捐赠的原因之一，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将抑制女性的自愿性，并影响自主判断力而过度诱导女性进行供卵。虽然ASRM认为指导方针的存在，是为了保证生育诊所的收费保持在较低水平，是符合进行生育治疗病人的利益的。但卵源短缺，将会使众多等待生育治疗的病人失去治疗机会。而只有在自由市场中，他们才有机会获得这些珍贵卵子，这将驱使“消费者”愿意付大价钱去购买产品，而服务机构很可能成为胚胎的制造商。由于卵子的价格被划定了上限，消费者愿意为此而支付的额外费用将会被生育机构获得。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无疑是受害者，他们并没有从定价协议中获得帮助，而获益增加的也不是供卵者，而是医疗机构。此外，ASRM声称制定补偿上限保证了大多数不孕症夫妇的经济利益，可以使进行供卵IVF的不孕症患者的治疗费用不会过于高昂，从而使供卵IVF更易实施。但得出这一结论起码需要收集等待进行供卵IVF的患者的大致经济状况数据，而不是统一制定5 000美元或10 000美元的上限。
供卵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一项重要衍生技术，无疑为很多不孕症夫妇解决了生育难题，但是供卵的实施，一定意味着在一方获益的情况下而另一方利益受损吗？理想状况下，供卵并不是一场博弈。使供卵补偿走向一个更加公正的模式，第一步就是要摒弃一个概念，即供卵是一种完全无私的行为，供卵者只应该获得少量的经济补偿。很多供卵者进行供卵的动机是要帮助他人获得一个孩子，不能因为一部分供卵者的主要动机是经济补偿而制定补偿限额。如果对供卵进行更多的保险覆盖，或者由于受卵者按比例支付费用，那么供卵者将会获得更多的补偿，并且供卵IVF的费用不会大幅度增加。如果由保险公司而不是受卵者来承担额外费用，供卵者可以获得更接近市场化的补偿金额，并且不限制供卵IVF的进行，供、受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也避免了众多伦理争议。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一部分规定，竞争者之间的定价协议是不合法的，这对竞争产生了消极影响。如果卵子捐赠受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保护，那么，ASRM制定的这一指导方针则是一种赤裸裸的定价协议，是不合法的。但法律和伦理之间往往是存在冲突的。如果法律反对优生的存在，那么，法院可能会以此为由支持ASRM。法律应该体现和反映文化共识，但事实往往并不是这样。
另外，这桩诉讼案件突出了新技术与18及19世纪议会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是1890年通过的用以打击强大国有公司（比如石油和铁路）垄断行为的法案，这比体外受精技术要早几十年。将新技术“套”在旧法律上是否恰当？法律更新和科技发展的同步性很难达成，怎样使两者并驾齐驱给政府管理部门及法律制定机构提出了挑战。
国外纯粹的公益性供卵最可能在亲姐妹之间存在，其次是很好的同事或者朋友之间，这在实际生活中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而在卵子分享模式中，不孕患者在自己取卵多的情况下，冻存一部分卵子，在自己完全完成生育目的后，真的出于爱心，也是可以无偿地进行公益性捐卵，或者仅收取少量的保存卵子的费用（卵子保存是要向卵子储藏机构交纳冻存费的）。其他情况下的卵子捐赠，恐怕或多或少都涉及商业性的捐卵。鉴于卵子相对于其他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特殊性，纯粹的市场化的卵子交易确实容易招致人们在情理上的反感，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应该是个明智的做法。但是，如何限制？限制什么？限制到什么程度等，这些问题恐怕很难有统一的说法和做法。
法院宣判后，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of Ethics ，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等杂志相继刊登文章对此案件进行评述分析，从各方面阐述供卵补偿金额高低的利与弊。
纽约时报也迅速给出社论，认为供卵不是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进行的，这样做对供卵者是不公平的，若不是ASRM推荐指南的约束，供卵者可从这一市场中赚到更多的钱。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卵子很难被认为是谢尔曼反垄断法保护下的普通物品，申请联邦反垄断法的保护也许并不合适。
该案件对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发展和管理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一案件所体现的伦理冲突影响到了临床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评论家已经在寻找加强的行业监管。
（杨琨 张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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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AYEFSKY MJ, DECHERNEY AH, BERKMAN BE. Compensation for egg donation: a zero-sum game. Fertil Steril, 2016, 105 (5): 1153.
［4］于修成.辅助生殖的伦理与管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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