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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7日，俄罗斯议员安东·别利亚科夫向联邦议会下议院提交了一份要求禁止代孕的提案，他认为俄罗斯现在已经沦为外国人的“生育旅游”中心。据俄罗斯人类生殖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几年，代孕出生的婴儿每年近10万人。
别利亚科夫说，虽然很多人签了合同，规定了双方的义务和权利，但无法保证各方严格执行。许多规定不够完善，比如出生的婴儿有病或胎儿死亡等问题怎么解决；代孕妈妈把孩子转给“订购”父母时，也没有正规的收养程序。俄罗斯家庭法规定，生物学父母必须经得代孕妈妈同意才能得到婴儿，有些代孕妈妈最后会抬高价钱，勒索“购买者”。
其实，在俄罗斯，是否禁止代孕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俄罗斯《消息报》指出，经济危机导致卢布贬值，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姑娘为生计所迫选择当代孕妈妈，这个数字比前几年增长了50%。据说俄罗斯的代孕妈妈收费并不高，婴儿平安出生后，代孕妈妈能得到80万～100万卢布（1元人民币约合8.5卢布）报酬。代孕妈妈除了年龄有要求——20～34岁之间，还要至少生过一个孩子。
至于外国人涌入俄罗斯找代孕的问题，有数据显示，8 000名外国人2015年来俄寻求“帮助”，较2014年增长16%。当然，俄罗斯不是代孕的唯一选择，美国、泰国和印度等国家允许商业代孕，英国、丹麦等国禁止商业代孕，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则禁止支付代孕妈妈酬劳。此外，价格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代孕至少要10万美元。
代孕，按照后代和代孕者有无血缘关系，分为遗传性代孕和妊娠性代孕，后者即为狭义的代孕。是指能孕育的女性接受委托，同意将他人的胚胎植入自己的子宫，由自己代替他人孕育和分娩新生儿，完成妊娠过程的行为。代孕只是生殖的一个阶段，其胚胎的产生完全由委托者自己经历药物刺激卵巢过程、取卵、体外受精而获得。当女方由于一些原因不能自身孕育孩子，如先天性无子宫、子宫切除、子宫畸形、子宫腔严重粘连、子宫内膜严重损伤等疾病，寻求代孕治疗。
代孕技术是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技术应用和发展的产物，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代孕的成功率逐渐提高。而代孕母亲恰处于适合生育的年龄阶段，子宫环境良好，适合胚胎的生长发育；此外，俄罗斯方面要求“代孕妈妈需已经生过一个孩子”的条件进一步降低代孕的风险。
但是，代孕妇女存在个体风险，最大的莫过于自胚胎种植入其子宫直至分娩完成，而产生的因妊娠对其身体的损害。但凡正常妊娠所产生的一切风险，代孕皆有，如早孕反应、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胎位异常、产时疼痛、产后大出血，甚至产妇死亡等。从个体的自身健康风险出发，医学上不支持代孕行为。
跨国代孕是具有涉外因素的代孕，主要是指委托父母与代孕父母来自不同的国家。跨国代孕的开展为社会某些特殊人群带来了利益，诸如不孕症夫妻在本国禁止代孕，却可以在他国求得生子希望；经济贫困的人群可以通过担当代孕妈妈而获利以改善生活水平；不发达的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跨国代孕服务增加经济收入等。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也为跨国代孕带来了隐患。
跨国代孕具有明显的商业化性质，委托父母往往通过中介来寻求代孕母亲。商业化代孕使得子宫商品化，市场会根据代孕者的智商、外貌、健康状况等为这些女性标价，贬低了女性的人格。代孕母亲的行为可以被描述为“出租”子宫，将自己的子宫物化变为制造婴儿换取金钱的机器，导致生育和婴儿商品化。此外，能够使用跨国代孕的多为经济上较富裕的人群，而愿意代孕的往往是经济上处于劣势的人。尤其是在非法交易中，代孕女性最容易成为被剥夺、利用和欺骗的受害者。因此，代孕商业化有可能进一步形成阶级压迫，给社会带来了更多不良影响及伦理问题，严重违背了严防商业化的原则。
跨国代孕难以保障后代的利益。如果生下的婴儿在身体上存在缺陷或分娩过程造成婴儿损伤，双方当事人可能会互相推诿责任。无论是监护权的争夺还是放弃，婴儿的利益都得不到切实保护。从保护后代原则出发，经由代孕分娩的后代与自然受孕分娩的后代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包括后代的继承权、受教育权等。但现实存在的问题是各国间对于代孕的立法不尽相同，甚至是相互违背。因此，经由跨国代孕诞生的后代存在法律身份的不确定性，难以保障其权益，违背了保护后代的原则。
由于贫富差距及社会阶级层次，代孕供者一般从代孕委托者处收取一定经济补偿，但其所承担的妊娠风险、后代健康风险等难以得到完备保障。一旦供者在怀孕过程中发生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或是诞下具有缺陷的孩子，容易走向人财两空的结局，而跨国代孕的维权历程更是充满了艰难险阻，违背了保护供者原则。
临床医学实践应该受到伦理监督与指导，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辅助生殖医疗行为，应上报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监督审查，对于跨国代孕的行为，超出了本机构伦理委员会的权责范围，因此，需要依据世界范围内统一的伦理规范，加强多中心伦理监督合作，不让监管存在灰色地带。
俄罗斯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全境合法代孕的国家，《俄罗斯联邦健康保护法》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等法律从民法的角度对代孕做出了明确保障规定。并且第三方辅助生殖法律充分尊重了所有人的人权和生育权，不仅允许本国公民享受第三方辅助生殖服务，还允许外国公民在俄罗斯购买商业第三方辅助生殖服务，适用于已婚、单身及各种性倾向人士。助孕母亲不能获得亲权，捐卵人和捐精人不能获得亲权，亲权将直接交给准父母。准父母的名字将被直接写在第三方辅助生殖出生的孩子的出生证上，无论他们是否是孩子的遗传学父母。
我国对于代孕的态度非常明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准则和伦理原则》明确禁止了代孕技术的实施。
德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也禁止各种形式的代孕，甚至以刑罚加以惩罚。但国家的立法管理有时并不能反映该国公民的行为，因此，也导致上述案例中俄罗斯成为“生育旅游”中心的现象。有些国家即便禁止代孕，但允许在他国进行代孕后回国，并认可代孕后代的公民身份。但由此也可能引发利用代孕贩卖婴儿的问题和金融欺诈的问题等。
目前由于市场的需求以及高额的利润，使得非法代孕形成产业链，屡禁不止。跨国代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法代孕的发生。在他国的法律规范下，不孕夫妇与代孕者充分沟通，达成双方的利益互惠，既非胁迫，也无剥削，又未给他人造成不良影响；但是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代孕服务对代孕者没有其他好处，而且代孕妈妈、生育的子女和委托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别利亚科夫禁止代孕的提案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法律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家庭法》可以保障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的权益；生殖学家认为俄罗斯正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因身体原因无法生育孩子的人越来越多，跨国代孕可以帮助很多人享有“天伦之乐”，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俄罗斯东正教信徒则支持别利亚科夫的主张：“代孕生的孩子和代孕者没有联系吗？这说不清。而且，代孕把女性当成一个简单的孵化器，用自己的身体赚钱，对女性很不尊重。”再者，还有人指出，有些代孕女性因此改变了自己固有的家庭职责，对丈夫和孩子的关爱减少，引发并升级了家庭的矛盾，破坏了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目前，仅莫斯科就有56家生育帮助医疗中心，代孕也获得俄罗斯社会大部分人的支持。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曾做过一次民调，结果显示，3/4的俄罗斯人不排斥代孕，20%的人反对。
跨国代孕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它给一些不孕症家庭与贫困人群带来了希望与收入，但其临床应用也引发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道德及法律等问题。跨国代孕的商业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生育”的重新思考，子宫商品化、婴儿商品化对人伦也发起了挑战。同时，不同国家之间代孕立法的差异难以保障后代、代孕者、委托方的利益，甚至可能引发利用代孕贩卖婴儿的问题和金融欺诈的问题。
（郑备红 叶丽频）
［1］于修成.辅助生殖的伦理与管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卫科教发〔2003〕176号，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