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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英国妈妈Annie Peverelle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但匪夷所思的是，她与孩子们并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她生育孩子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拥有他们。现在，Annie唯一留下的也只有刻有4个孩子名字的定制手链而已。
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6年前她参加的当地公益组织以“for love，not money”为宗旨牵头的代孕活动。在英国有三大公益性无偿中介组织，主要负责为各种原因不能够生育产子的合法伴侣（如不孕、同性夫妻等）提供匹配的代孕志愿者。对怀孕充满了好奇的Annie由于单身无法体验怀孕的感觉。在她看来，参加公益组织牵头的代孕活动既能满足自己的好奇，还能够无偿地帮助不孕不育家庭实现期盼宝宝的梦想，是两全其美的事情。Annie很欣喜地表示“怀第一个宝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很爱孕育生命的感觉”“我真的太喜欢怀孕了，欲罢不能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孕吐过，分娩的产程都特别短，除了第一次稍长，后面几次愈生愈快，轻而易举。”
2019年1月，Annie生下了第4个孩子，这也是她为Amanda和Jason夫妇生下的第2个孩子。Amanda和Jason夫妇与Annie相识于4年前的一次公益代孕活动。当Annie了解到Amanda因子宫内膜癌切除了子宫，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不得不寻求代孕时，非常同情，于是主动表示愿意成为她的代孕志愿者。Annie说：“与医务工作者先是成为了朋友，慢慢认识了他们，明白了他们的苦衷后，我才作好了准备。这是金钱买不来的东西。”Amanda和Jason夫妇的第一个孩子随后从Annie的肚子里出生。当Annie看到自己代孕的孩子给夫妇俩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后，又主动表示愿意为夫妻俩再次代孕一个孩子。
目前，Annie正计划为一对同性伴侣代孕，将是第5次代孕，她说：“当看到那些有生育困难的朋友迎接新生命时的喜悦，我觉得幸福至极。”
Annie的4次代孕形式，均是将不育夫妇（委托人）的胚胎植入代孕妈妈子宫，由代孕妈妈替委托人完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过程。代孕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应用和发展的产物，其胚胎的产生完全由委托人自己经历药物刺激卵巢、取卵、体外受精而获得，即必须通过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自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出生至今，代孕技术发展已很成熟。
代孕缘于帮助因某些疾病导致子宫无法正常孕育胎儿的人群，像本案例中Amanda因子宫内膜癌切除了子宫，失去孕育能力，不得不寻求代孕；另外，在法律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国家，男同性伴侣因缺乏子宫，无法完成生育过程，对于此类患者，代孕确实是一种圆其生子愿望的临床选择。
但代孕妈妈为委托人代孕，不仅利用了自己的子宫及生育功能，而且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其身体及精力的耗损。如整个孕期所涉及的可能是全身各系统、器官的变化，孕期可能出现的妊娠剧吐、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分娩可能出现难产、剖宫产、产后大出血、产褥感染等并发症。这些无一不是对代孕者身体的伤害和生命的考验。尽管本案中Annie表示代孕过程让她愉快而且分娩过程很顺利，但不能因此认定她以后的每一次孕育都是如此幸运。何况，她目前已经40岁高龄，相对妊娠来说，已属高龄。高龄妇女妊娠后，上述的妊娠期合并症和并发症发生率均增加。随年龄增加，多脏器功能趋于衰老，罹患内科疾病的风险进行性增加，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均可影响妊娠后母婴的安危。芝加哥大学妇产科医生及伦理学家David Cohen博士在ABC新闻上说，对于老年妇女来说，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她们的心血管能否负荷怀孕期间体内额外的血流量。在怀孕期间，孕妇的血容量是平时的2倍，由于老年女性的血管弹性变差，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更大。高龄妇女子宫血管随年龄增长出现弹性差，致血流阻力增加易产生供血不足，致胎儿宫内发育受阻的比例增加，导致成年后代谢性疾病发生率增加。
代孕的需求可分为医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两类，其中社会学需求的代孕由于是满足某些人独特的需求而被唾弃和鄙视。而医学因素产生的代孕需求（如：先天性无子宫、子宫腔严重粘连、子宫切除、子宫畸形、子宫内膜严重损伤等）虽然具有部分正面价值意义，但仍然存在着伦理争议。
具体到本案例，主要涉及辅助生殖伦理学基本原则中的知情同意、尊重原则、保护后代原则、保护供者原则等。
Annie与Amanda和Jason夫妇是在完全知晓代孕过程的风险与受益的情况下自主选择的，虽然符合知情同意与尊重原则，但是Annie的子宫作为“生育器官”“借”给了Amanda，容易导致人伦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复杂化，甚至产生混乱。
从保护后代原则出发，代孕难以保障后代的利益。尽管本案中代孕母亲Annie不可能与契约母亲争夺婴儿的监护权，但若新生婴儿如果有出生缺陷，也可能会相互推卸责任。无论是争夺还是放弃监护权，这对无辜的新生命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从保护供者原则考虑，代孕母亲所承担的妊娠风险难以得到保障。一旦供者在怀孕过程中发生危及生命的并发症，或是生出具有缺陷的孩子，容易产生纠纷。
Annie成功进行多次的无偿代孕是与英国的代孕政策息息相关的。英国是试管婴儿的发源地，目前，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人工辅助生殖立法。英国率先于1985年、1990年颁布了《代孕协议法》和《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加强了包括代孕在内的人工生殖和胚胎研究的法律规制，现在正在酝酿制定针对代孕的专门法律——《代孕法》。在英国，商业化的代孕服务被严格禁止，但无偿型代孕有法可依，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在英国，代孕者的选择必须经过权威组织的体检和评估，并且在申请、入选、代孕、产后等环节里，也得遵照一系列的法规，例如是否提供卵子，或是代孕受精卵等。Annie体验怀孕的愿望并非随意实现的，而是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进行的。
代孕满足了某些类型的不孕不育夫妻生育后代的愿望，但在这份美好的表面下却潜藏着难以回避的风险。在Annie进行无偿代孕的英国，对无偿代孕是允许的，原因在于除了直接配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外，在国民的需求和接受度上都比较成熟。代孕的出现可能将破坏传统家庭结构完整性，打破这一血缘亲情秩序，另外，不可避免的医疗风险将由谁来承担？代孕的委托人其实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代孕者的生命风险上，俗语说女人生孩子好比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从这个角度来说，委托人是非常自私的。因而，有着独特的传统道德、文化、宗教、习俗的国家往往拒绝代孕。
能否为生育力欠佳的女性实施代孕技术，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一部分人表示理解，他们认为：当今社会，有很多女性由于某些医学原因（如：先天性无子宫、子宫切除、子宫畸形等）无法自身孕育孩子。还有些女性患有不宜怀孕生子的疾病，如心脏病病程较长、子宫内膜癌病史等，如果有代孕者一拍即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何乐而不为呢。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每个人都有生育的权力，那是自然生育权，当不能生育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以不能凌驾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或可能有巨大的代价为底线的。代孕，近10个月的怀胎，其风险不可预知，尽管孕妇的死亡率已明显降低，如果代孕妈妈因分娩而逝，有良知的委托人会煎熬一生。
医源性的代孕解决了极少数特殊家庭的生育问题，即使是在有着完善的法律法规之下的国家里，仍存在严重的伦理问题。
（于修成 郑备红）
［1］于修成.辅助生殖的伦理与管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