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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医学自身带有浓重传统文化印迹的同时，已置身于世界科学环境之中。新的社会需求，现代科学理念、方法、思维方式以及西医学的现代发展，必然会对传统中医学产生深刻影响。新的时代呼唤产生新的学术理论。新一代中医的心态已不再是闭关自守，而是要求打破界限，兼收并蓄，全方位发展自己，在继承传统辨证论治特色的基础上谋求创新，着力推动辨证的准确与客观化，从而使中医学更有利于临床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在西医诊断明确的前提下，开展中医辨证论治是现代中医临床诊疗的常用方法。临床运用现代病证结合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若能在“证”的基础上增加“型”的分类，则能使中医临床诊断更明确，辨证施治更具针对性与准确性。疾病的辨证分型方案是辨证论治规律的体现，但辨证分型的具体方案是否能真正反映辨证论治规律有待研究。因为除了中医有辨证分型之外，西医诊断中也存在分型或分期的问题。经过对这两种分型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存在一定联系，但由于其着眼点和依据不同，不可能完全对应，这两者不能彼此取代，但却相互联系、优势互补。只有将辨病与辨证分型有机结合，才有利于全面认识疾病本质。
中医临床辨证是中医学的精髓，是中医诊断疾病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也是中医独特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而辨证之关键首先在于识证，诚如《类证治裁·序》所言：“司命之难也在识证，识证之难也在辨证”。证即证候，是疾病本质的反映，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它以一组自觉症状和相关的客观指标表达体内的病理信息。组成证候的每个症状与体征都与病机紧密联系。掌握证候，就能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为中医立法、选方、用药求得依据。尽管中医辨证独具优势，但因传统的中医理论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含混性、笼统性和随意性，使中医临床的每个证缺少统一的诊断规范或辨识标准，很难被广大中西医工作者全面接受和运用。开展中医临床辨证现代化研究是中医药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的需求，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中医现代辨证方法研究应考虑中西两种医学沟通的问题。中医和西医是两个医学体系。西医是基于解剖、生理、病理基础上的分析科学，重视形态机构和病变局部；中医学是在系统论指导下的整体医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重视人体功能状态和整体调节。中西医的融合，不仅有益于传统中医药学的发掘、整理、研究和提高，也是对现代医学的丰富和发展。西医辨病，中医辨证，各有所长，疾病是症状产生的原因，证候是机体的病理反映，两者有因果关系。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发挥中西医诊治疾病的共同优势，这样将可以创造出新的诊疗体系。
病证结合研究新的辨证诊疗体系须以传统辨证结果为依据，充分运用传统和现代医学手段和方法，继承发展中医辨证理论和实践，找准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的结合部，使现代中医辨证研究成果真正“长”入中医辨证体系之中，使现代医学诊断技术和设备成为中医自身的辨证技术和装备的一部分，从而丰富和完善中医临床辨证体系，解决中医传统辨证和现代诊断“两张皮”的问题，在实现中医现代化进程中真正达到“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的目的，并最终形成一整套基于病证型结合的中医现代辨证思路和方法。
病与证之间关系是探索辨证现代化研究的焦点，也是中医辨证规范化研究的难点。以病统证还是以证统病，是回答不同研究问题的前提。
以病统证，即以病为出发点，对同一疾病（包括合并其他疾病或疾病的某个发展阶段等多种情况）的基础证（核心病机）、不同型的分布、演变进行探究。型的分布和演变规律研究有助于认识疾病基础证（核心病机），以及把握临床中医辨证论治规律。通过疾病证和型的分布和演变规律的研究，能揭示该病的核心病机、动态演变及发展转归，还能发现现代医学疾病存在的不同分型中的特异症状可作为疾病不同分类的鉴别指标。特别是当“型”的演变与西医病理过程的发展和转归联系起来，更能为中西医联合干预提供指导，由此确立治疗原则和主要治疗方法，甚至采用“病-基础证-基本方”这一模式。同一疾病患者个体间的差异，则可辨为共同基础证下的不同分“型”，并以主方为基础加减组成不同分型的“类方”治疗。
以证统病，是以证为纲，以疾病为目，对不同疾病中的同一证进行深入研究，综合归纳其证的共性及与疾病相关的特点，以探讨证病关系。在不同的疾病中如何定义出现了“同一证”成为问题的关键。研究中发现，“同”和“异”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是同一种证，由于不同疾病的影响，也可能在证的诊断标准、主症和次症、特异性临床表现等方面存在差异。
无论是“病统证”还是“证统病”，均应在保留中医传统特色的同时，兼容现代医学疾病诊断方面的优势。“病统证”更注重疾病的诊断，紧跟医学发展的脚步，与时俱进，从衷中参西的角度，全面了解、深刻把握病证特征。“证统病”要遵循中医理论，以证为中心，将西医疾病发展的某个阶段归纳到中医证型之下，研究证型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转归，探讨证型与病的诊断和疗效关系。
“病统证”“证统病”均具有不能割舍的优势，“病统证”按“西医病种→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确定该病种的证候分型”的设计路径。通过不同研究形式的比较，可选择更好的研究模式。“证统病”遵循“中医证型→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确定该证型对应的西医病种的某个发病阶段”的纯证候标准研究。
研究思路为引入临床流行病学方法，基于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中医辨证的假设标准（含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用证的“临界状态”理论（详见下文介绍）探索证和型的动态规律；根据假设标准，进行临床回顾性和前瞻性观察，通过临床研究和大样本的数据分析，将长期的临床辨证经验形成更加规范和精确的方法，更有效地指导临床诊疗，并最终建立中医现代辨证分型体系研究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基本框架。
病证型结合模式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和型相结合的模式，根据病与证主从关系的病统证是以疾病作为主体，而诊断疾病的临床症状是基础证，是这个病的核心病机，而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包括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等关系归为型。病的基础证是第一层次，型是第二层次；病决定证，证从属于病；病证是整体，型是局部；病证贯穿始终，型是疾病发展变化的不同阶段。
中医证有“动态性”特点，从有一定量的信息但还不能确定为证的情况开始，到信息刚好满足确诊要求为止的这一证候演化动态定义为“临界状态”；而临界辨证却包括对基础证、临界证、典型证及跨界证的分类识别，即通过中医望、闻、问、切收集临床信息的手段，确定诊断疾病最关键的症状集，即基础证。但此组信息尚不足以确诊为疾病的何种特异分型，若在基础证之上再出现一定数量的特征信息，则形成临界证（型）或典型证（型）。而特征信息量出现的多少，又决定了基础证向临界证（型）还是典型证（型）发展的程度。跨界证（型）则是在已确定某证的型，即临界证（型）或典型证（型）的情况下，出现了另一个“型”的特征信息，表明证型之间开始相互过渡，提示中医师要及时进行截断治疗，防止病情传变。可以说，临界辨证是病证型结合研究中“分类”研究的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医临床辨证现代化研究”项目的构思中，经过专家的讨论、酝酿，提出了有关证候分类研究的原始构想（图2-1、图2-2），现将当初的设计思路和框架，叙述如下。
一般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辨病随证施治，即基于西医疾病明确诊断，采用中医辨证诊疗思维，明辨其基本病机和证候，根据不同病机和证候而确立治则治法并遣方用药，即同病异证异治。二是根据疾病的分期而辨证论治，即根据疾病不同阶段的病机特点进行分期，再根据不同分期的病机特点而辨证论治。三是基本证候、基本方药、不同兼症结合的辨证论治，即疾病常常存在着主要病机和基本证候，这一主要病机和基本证候又常常受到多种外界因素如年龄、体质等影响而出现除主病机和主证候以外的不同兼夹症，治疗上针对主要病机和证候制定基本治法和方药，在此基础上进行辨证加减，即有学者提倡的同病类证、同病类治。
病统证，即西医病种→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确定该病种的证候分类，具体研究步骤为：①先选择一种西医疾病，病种选择应以国际上关注的、西医治疗效果欠佳，而中医药有一定优势的病种（如妇科疾病、风湿免疫疾病、过敏性疾病、皮肤病等）及重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为主。根据文献查阅和流行病学调查，收集该病种的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等，结合西医辨病诊断依据和传统的中医辨证，获得第一手临床资料。②根据前期流行病学调查和文献查阅结果，得出上述病种与中医辨证的常见证有显著相关性，以此作为病统证的研究范围。③根据中西医结合研究成果，结合专家意见，确立研究病种的基本证，对组成证候分类的四诊信息和各病种的现代医学指标进行临床研究。④通过统计分析与理性思维，建立疾病的证候分类中现代医学指标与该病种的证候分类的四诊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2-1 以现代医学疾病研究中医证候分型的原始构想图
图2-2 以中医证候对应不同现代医学疾病研究的原始构想图
在病证结合模式下，以证统病是以证的病机和证候为纲，以疾病为目，突出证候辨识治疗而采用的诊疗形式，为病证结合模式下的横向研究范畴，为以病统证诊疗形式的有效支撑。其核心是以证为出发点，对不同疾病发生发展中某一阶段相同证候进行深入研究，综合归纳其证候的共性及与疾病相关的特点，以便指导临床实践。
证统病，即中医证→症状、体征、实验室指标→确定该证所包括不同的西医病种。研究始终以中医理论体系为指导，把四诊信息和客观指标信息综合分析的结果纳入中医辨证体系中，以丰富和提高中医辨证的内涵和质量，从而确立中医临床辨证的基本证模式。
在疾病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其病机及相关内容必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疾病在发展变化中有时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病机和证候。尽管疾病不同，其病机和证候一致，所采用的治疗方法相同，即异病同证、异病同治。异病同证不仅强调证与病之间的同质性，也注重证与病之间的异质性。临床上出现的一些异病同治现象并不是指在整个疾病全过程中完全采用相同的治法方药进行治疗，现实的异病同治主要是指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一定阶段的同治，且治法大体相同，方药却仍有差异。因为异病同证其证候的临床表现并非完全相同，现实的临床工作中，不同疾病的不同阶段时的主要病机和基本证候相同或相近时，基于异病同治的治疗原则拟订基本方药，并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加减，以适应病的性质和证候的特点，即异病类证、异病类治。
①首先根据病统证的研究中对不同疾病相同证型进行提取，选择在不同疾病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证型”作为研究对象。②对研究的证型相关的所有西医病种中该证型分类出现的四诊信息、现代医学指标进行全面统计分析和理性思维，以确立研究证型的基本信息、基本现代医学指标，以及因不同疾病而出现的各类特征信息、特征现代医学指标。③中医辨证标准模式可以是：基本证加特异型，这里的基本证由不同疾病的共同四诊信息和共同现代医学指标组成。在基本证的前提下，以不同疾病的特征信息和特征现代医学指标为分型依据，以构成基本证合特异型。④在用四字描述基本证的基础上，可加用四字描述特异型，这样既不失同基本证用同方药的异病同治，又可以根据特异型在基本证用基本方的基础上加减用药，使中医诊断更精确，对施治更具指导性。
证统病研究可根据五脏分类，以心系病为例：心病可出现虚证和实证，虚证可能包括心气虚、心阴虚、心阳虚；实证可能包括寒凝心脉、痰浊闭阻、热郁血瘀、气滞血瘀、心血瘀阻等。这些证候可见于充血性心力衰竭和冠心病心绞痛中，如通过资料调研可得出心气虚分属于哪些西医病中以及在各个不同病种中心气虚的共同信息和特征信息（含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这些可作为临床研究的基本证假设标准。但以上模式仍无法解决中西医的融合问题。
病证型结合研究使中西医结合诊断更加紧密。在明确西医疾病证候诊断分类标准的前提下，每一种疾病究竟包括中医哪些特征性的证候分类？各特性证候分类的概率大小及分布情况又是怎样的？这些分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平行的、纵向的，还是因果关系？疾病的主要证候和兼证如何表述更确切？证候的转归及对疾病预后的影响是什么？在对多种病证结合模式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综合各类研究的优势和特点，对病证型分类研究路径逐渐清晰，病证型结合模式应是吸收西医的诊断经验，明确疾病诊断，对疾病进行了本质上的鉴别，确定疾病的中医基础证，再根据疾病出现的特异症状辨别疾病的不同分型。这种模式能更加清晰地认识疾病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更加精准地抓住疾病的内在变化本质，从而更加细致准确地指导临床治疗。
诊断疾病，明确其核心病机。传统中医辨病多根据病人的主症来命名，如胃痛、胸痹等，其涵盖的西医疾病范围过广，因不同疾病的诊断标准差异甚大，发展过程和临床预后也截然不同，若统一使用中医病名，则不利于对疾病本质的把握。病证型结合中，“病”是指有诊断金标准的西医疾病，其诊断有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等明确的依据，而对这些诊断疾病的临床症状、体征（外在的四诊信息），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进行病机的确定，这和中医“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理论相吻合，可以在知其外在表现的同时了解疾病的内在本质，并根据疾病的核心病机明确其基础证。当然，如果是证病结合的研究，那基础证应是不同病种的共有信息，而不同病种的特征信息则构成不同“型”，又称为“同证异病（型）”。
确定基础证、辨别特异型是病证型结合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临床中医师来说，在明确疾病诊断和确定基础证的前提下，疾病的轻重缓急清楚，主、次症地位明确，中医分型的演变规律将更加清晰，同时也将不同阶段的中医分型贯穿起来，突出了各分型间的特点。临床上症状是复杂多变的，在病证型的“临界诊断”方法中我们通过对特征指标的识别，包括病性、病位等，确定特异型，进一步细化了型与型之间的鉴别要点，更有利于临床中医师掌握基础证和“型”进行辨证（型）立法。
定证分型是精准治疗的前提。中医临床辨治疗效提高的关键在于方证对应，即每一种证对应一个最佳方剂，如此才能证治相应，理法方药环环相扣，方剂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重在辨治结合。在病证型结合思路的指导下，临床医师辨病为先，先抓基础证，后分特异型，层层递进，步步紧扣。基础证对应基本方，不同证候要素确定特异型的药物处方，方证、型对应，症药相合，配伍灵活，即疾病的稳定期治疗，以基本方加减治疗疾病之本；如果疾病在发展和变化中，以特异型的表现为主要临床症状时，其治疗则以治疗特异型的方药为主，再加基本方的药物，以急则治其标，这样动态的病证型模式，可切实提高中医辨治的临床诊疗水平，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
病证型结合是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之一，“病”与“证和型”在研究中的碰撞，不仅为进一步优化疾病辨识方法、提高临床疗效奠定了基础，对中西两种医学的互补融合乃至新医学体系的创建也具有重要意义。以病为纲，即强调现代医学的“病”不同于传统中医学辨证的异质性与重要性，临证注重病证同治。病证型结合模式的现代临床运用有以下特点：①病证型结合，共同诊断。可弥补中医辨病辨证直观化、表面化缺陷，从宏观和微观多角度把握疾病。②辨病时共辨基础证。针对疾病的关键病理环节和核心病机处方用药。③辨型为主时，则辨病证为辅。在对“型”治疗的基础上考虑对“病证”治疗，这是一种特异病机结合核心病机的研究模式。④无证可辨，据西医理化检查辨别。仅有检查结果异常，此时虽无证可辨，但需结合患者的个体因素、病史等分析邪正消长，正确辨“型”。病证型结合的研究为中医临床提供可使用的证和型的“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和“剔除标准”，可以使中医证候分类更标准化、规范化，便于确定安全性、疗效性指标，便于设立对照组，减少偏倚和重复，可使中医临床试验研究尽可能地在可以控制的条件下进行。
由此可见，病证和型诊断规范化是中医辨证现代化研究的关键性问题。证和型的诊断包括证候群、舌、苔、脉及相关实验室和特殊检查等多层次指标。实验室指标不是越先进越好，而应适合临床实际，既要考虑到指标的先进性，同时也要考虑到指标的普及性和可行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广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患者。
在病证结合证候分类研究中发现有些临床信息，包括四诊信息和现代医学检测指标，在病证诊断中出现的阳性率虽然很高，但是在区分证候分类时，这些症状和指标却并不表现出来，不能进入某一具体证候分类中。究其原因，推断这组临床信息可能是疾病证候分类的共同指标，根据中医证的“临界状态”理论，结合王永炎院士证候的“内实外虚”理论，确定其为病证结合中的基础证。基础证是支持疾病诊断的主要临床症状和检测指标，这组临床症状为该疾病不同特异分“型”共有的信息群，是寓于诸多个性之中的共性，亦是诊断这个疾病最不易变动的关键性症状，是病中不同分“型”病机产生的核心。
在中医临床思维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构建证候的潜变量模型，可详细阐释基础证在结构方程模型形成的过程及其内涵。这样将统计方法、“临界状态”理论、证候“内实外虚”理论以及中医临床经验有机结合到一起，能切实验证基础证存在的合理性和临床实用性，从而实现“临床—科研—回归临床”的科研三部曲。“治病必求于本”，基础证概念的提出，使临床中医师对标本虚实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对临床疾病的精准治疗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人们在开展科学研究、探索客观真理时，会产生许多不确定的原始想法，这些想法具有突发性、偶然性和瞬间性，研究者如能立刻捕捉，放飞联想，善于比较，那这些初始意念又会在有意识地反复思考、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迸发出一种可供研究的假设。医学科研假说多源于对临床现象的观察，假说的提出可以为后续进一步研究明确方向。
为什么病证结合证候分类规范化研究中诊断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无法在证候分类中出现？甚至有些指标在疾病中出现的频率很高（阳性率在90%以上），但是在证候分类时却没有纳入某一具体证候分类中呢？我们通过分析、思考与探讨，提出了基础证是病证结合核心病机的科研假说。
科学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其目的是解决人类科学认识与实践发展中尚未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在“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中医中风病高危因素”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证的应用基础研究”中，运用临床流行病学（DME）设计方法对脑梗死的辨证标准进行了回顾性和前瞻性群体水平的研究。记录观测到的所有临床指标和信息，用现代数学方法进行盲法的统计处理和分析，并结合“临界辨证”方法，以期寻找脑梗死的证型分布及各证型分类所包含的诊断信息。通过数据分析，总结出每个证型分类都可由与之相应的临界辨证的四诊信息、舌苔脉象及可现指标和鉴别指标构成。然而，“口舌㖞斜、语言謇涩、肢体偏瘫”这几个指标虽然在脑梗死所有信息量中占的比例特别高，却最终未出现在肝肾阴虚型、脾气亏虚型、肝阳上亢型和痰湿内阻型四大证候分类中，亦不能成为临界证或典型证的构成指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经查阅1986年中医内科学会制订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对照“半身不遂，神识昏蒙，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感觉异常，口舌㖞斜”这6个中风病（脑梗死）的主症诊断标准发现，上述6个指标正是脑梗死的主要临床诊断指标，也是构成脑梗死的最基本信息，临床上出现任两个以上主要症状如半身不遂合神识昏蒙，或半身不遂合言语謇涩不语，或神识昏蒙合口舌㖞斜等即可诊断为脑梗死。根据中医理论形成如下假设，即这些指标之所以未出现在具体证候分类中，是因为它们是疾病证候分类的共同指标，是疾病的最基本信息，由这些共同指标构成基础证，可认为是脑梗死的核心病机。
证有千机，病有千变，“证”始终处于运动发展的变化过程中。中医证的“临界状态”认为证从有一定量的信息但还不能确定为证的情况开始，到信息刚好满足确诊要求为止的这一证候演化的动态。“临界状态”主要包含证的“前沿状态”和“临界证”，这一理论为基础证的形成提供了支撑。
中医证的“前沿状态”是指证的前沿共性症状，其特点为：①有一定信息量的指标，是疾病的基本证；②若再出现佐证信息，即可形成临界证型；③有一定的动态变化。以感冒为例，若患者出现恶寒、发热、头痛身楚、鼻塞流涕、新咳五个症状，为外感的基本信息，应为邪犯肺卫证，但难以断定其为外感风寒还是外感风热，可以说无寒热之分。因此，上述五个症状提供的信息组合，只能说是风寒或风热的前沿共性症状。若再出现“恶寒重，发热轻，无汗，鼻流清涕”等佐证信息，即进入了邪犯肺卫证风寒表实型的范畴；若无佐证信息来支撑某一证型的诊断且基本信息正逐渐消退，疾病即走向痊愈。
在中医证候的不断研究中，将证的前沿状态进一步完善为基础证，即将明确诊断该病的一组症状作为该病的基本证候即核心病机。由此可见，基础证所获得的临床信息犹如多个证型的重叠部分，是个性中的共性，是最不易变动和构成疾病各种不同证型的关键性症状，也是构成某种疾病的最基本症状。基础证有灵活的动态变化，基础证若再出现特征的佐证信息，则形成证的不同分型。以慢性支气管炎为例，若患者仅出现咳嗽、咳痰、气喘这三个症状，遇不确定的舌、苔、脉时，只能说它是本病不同分类的基础证，其核心病机为痰邪郁肺，难以确定其为寒饮、痰热、肾虚等。因此，咳嗽、咳痰、气喘三个症状是慢性支气管炎诊断的基本指标，这三个信息的组合是慢性支气管炎的寒饮停肺、痰热郁肺等证临界状态的基础证。
每一种疾病均可有它临界的基础证。基础证多向两个方向发展，不是加剧，就是渐愈。向加剧方向发展出现某一新的信息，它就跨入了基础证的“型”范畴；如果向渐愈方向发展，它的基本信息就渐渐消退，在没有确诊为基础证的型之前疾病就已经痊愈了。
基础证的辨别是“临界辨证”方法中的重点之一，临床应用时首先决定基础证的指标，其次依据特征指标辨别临界证型和典型证型。基础证与临界证型、典型证型的关系如图2-3所示。
基础证是构成临界证型和典型证型的共性症状，是该病的临床诊断指标，但随着疾病的向愈或恶化，其症状的增减又有着活泼的动态变化，基础证若再出现特征性的佐证信息，临界证型或典型证型即形成。
图2-3 基础证、临界证型和典型证型关系示意图
中医证的“临界证型”：①是基本证合特征信息构成某个证型分类的最低诊断标准；②与其他证候分型的鉴别所在；③不具备证候分型的全部信息；④按自身规律演化。即在具有基础证信息的同时出现任何一项特征信息。它具有构成特异型的部分而非全部信息，但它包含“型”的某些特征性信息，可以满足医师对基础证的特异型的识别要求，并据此做初步诊断和治疗。用公式表示为“临界证型=基础证信息+1项特征信息”。以肾虚证为例，若患者仅出现腰（膝、足）酸痛、耳（鸣、聋、听力下降）、性功能（早泄、阳痿、遗精、性功能下降）、月经（闭经、经少），只能说明其为肾虚证，但是归属于肾气虚、肾阳虚、肾阴虚中哪个型尚无法确定。肾虚证结合气虚、阴虚、肾阳中任何一项特征指标，即可构成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的临界证型。所谓特征指标是指该指标处于较大的量级，且有特异性、病理特征明显的信息。每个指标对各型的组成有其特异功能。特征信息有它自己的辨别指数，可用于区分不同证候分“型”鉴别点。如气虚特征指标为气短而喘、声低懒言、自汗、尿后余沥、尿频清长；阳虚特征指标为畏寒怕冷、面肢浮肿、面色㿠白、大便溏薄、夜间尿多；阴虚特征指标为口咽干燥、五心烦热、盗汗、小便赤少、大便干结等。
中医证的“典型证型”是指在基础证信息上，出现两项或以上的特征信息。当确诊为典型证型时，在治疗上医生可大胆使用前人的代表方或自己的经验方施治，必要时可施重剂。用公式表示为“典型证型=基础证信息+≥2项特征信息”。肾虚的基础指标结合特征指标中两项及以上则为肾虚各分类的典型证型。仍以肾虚证为例，如肾气虚：基础证指标两项合气虚证两项，即腰膝酸痛、耳鸣、性功能下、月经不调、气短、自汗可为肾气虚的典型证型。肾阳虚：基础证的症状加阳虚两个症状，即腰膝酸痛、耳鸣、性功能下、月经不调、畏寒怕冷、夜间尿多可为肾阳虚的典型证型。
临界证型和典型证型的关系即不典型与典型、部分与全部的关系。临界证型可发展为典型证型，同时典型证型也可以转变成临界证型。如感冒的风寒表实证的临界证型，在此之上再出现一个及以上的特征信息，临界证型即走向典型证型；同样典型证型也可以发展为临界证型，这种由典型走向不典型的过程，多为疾病缓解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临界证型都能发展为典型证型，典型证型是证型分类的理想状态，在临床实际中，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少。
中医证的“跨界证型”是指肾虚除了基础指标已经形成了肾虚证以外，还同时出现气虚、阳虚各一个以上特征指标，则形成肾气阳两虚证型；若出现气虚、阴虚各一个以上特征指标，则形成肾气阴两虚证型；若出现阴虚和阳虚各一个以上特征指标，则形成肾阴阳两虚证型。这一类证型的跨界现象是出现在已确定为一个“证型”的情况下开始向另一个“证型”过渡，这里诊断中往往是“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
初始想法往往是研究者的一个粗浅和局限的认识，它是否具有创新性，在这个方向前人或其他人是否曾做过研究；如何把初始想法深化，进而建立工作假说，都必须通过查阅文献来了解该问题历史、现状及存在问题。发现问题是第一步，需查阅文献、了解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主要刊物。围绕初始想法，经过文献检索后，在理论上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合理而充分的解释，这种确立有待证实的理论认识就叫作建立假说。恩格斯曾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势就是假说。”科研工作就是围绕假说而展开的，因此又称为工作假说。工作假说的建立需要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进行类比、归纳和演绎推理等方法，所建立的假说要具有科学性、推测性、系统性和验证性。
脑梗死的“半身不遂、神识昏蒙、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感觉异常、口舌㖞斜”6大主症、高血压的“眩晕”和冠心病的“胸闷”等作为相应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为何无法归属到具体证候分类中，说明证候分类是“个性”区分，囊括不了属于疾病的“共性”信息，而这些游离于证候分类之外的指标正是疾病证候分类的共性所在，由此提出疾病基础证的假说。
疾病的“基础证”是指构成某一疾病中各“型”的共有信息群（指标群），是疾病发生发展的共性特点和规律，也是最能反映该病病机的权重最大的关键内容，这组信息群决定了病中证的发生基础。结合王永炎院士对证候“内实外虚”理论的构建，可认为基础证是疾病证候的“内实”部分的体现，亦是疾病“本”的浓缩。同时，病证结合中的基础证是支持疾病诊断的主要临床症状，所获得的临床信息相对集中，是寓于诸多个性之中的共性，亦是最不易变动的关键性症状，是病证各“型”病机产生的核心。同时基础证又是该病中医证候的核心病机，还是构成中医临界证型和典型证型的基础。可以说，基础证假说的提出为病证型结合中医证候分类规范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
一个完整的科研假说必定是临床事实、理论依据和逻辑推论的有机结合。其中临床事实是基础，理论依据是杠杆，逻辑推论是导向，三者缺一不可。在建立基础证假说时将“临界状态”理论、“内实外虚”理论有机融合在一起，可多方位地诠释病证型研究中“基础证”的本质，使得其内涵更饱满，传承与发展并济，更具有说服力。
虽然古代医家没有提及基础证，但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不少医家在辨证过程中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基础证的思想。如张仲景在《伤寒论》少阳病篇中指出：少阳病具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四大症状；同时又指出“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出现四症中的任何一症便可诊为少阳病；二是寒热往来是主症，余三症为副症，有寒热往来之主症，伴任何一个副症即可诊为少阳病。这两种解释均说明，少阳病柴胡证的四大主症是其临床辨证的最基本信息，是诊断柴胡证的最为核心的关键症状，是少阳病基础证。又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治温病时认为，白虎汤证之确立不在于汗出与否，有其他三症（大热、大渴、脉洪大）即可列为阳明病而投予白虎汤。潘澄濂在《伤寒六经指要》也提出：后人所谓白虎汤之四大证候，全具是不多见的，这亦是经验之谈。古代医家已经认识到，临床上的证候并非都是诸症悉具的典型证，实际上在整个病证演变过程中，非典型证所占的比重较大，辨证时如果照本宣科、不知变通，一味寻找证候的所有症状表现，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在实际辨证时，要抓住证候的最基本、最核心症状。确定基础证，掌握基础证的动态变化性，这样中医辨证论治的水平才可以得到提高。他们的这种思想正是病证型研究中基础证假说雏形的体现，也验证了关于基础证的思考自古有之。
20世纪50年代初，任应秋、秦伯未等提出“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色”，使“证候”从中医病症实践应用中分化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随着中医证候理论研究的逐步拓展以及人们对疾病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对证候概念内涵的研究亦在不断变化，其外延也越来越广泛。王永炎院士从中医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证候本质进行了新的诠释：证候是一个多维多阶多变量的复杂系统。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多维界面的共性特点，其中“内实外虚”是证候共性特征的核心。
王院士的“内实外虚”理论对病证型研究中的“基础证”做了非常好的诠释，即基础证是疾病证候的“内实”部分的体现，是疾病“本”的浓缩。
王永炎院士在2003年全国中药临床药理学术大会上提出：“证候是对疾病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应状态的概括，是一个多维多阶多变量的复杂系统 ［17］ 。”证候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多维界面的共性特点 ［18］ 。
动态时空是针对证候的发展变化而言。证候是一定时点与一定状态的产物。时间在推移，状态在变化，证候就有可能发生由此发展为彼的改变。“时”指时间的连续、节奏周期和进程；“空”指存在于空间范围的各种因素、现象、实体和关系；“动态”则指“时”和“空”的变动、演化、迁移和发展 ［19］ 。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时点，不同的干预状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证候，这就是中医“同病异治”的依据；而同时，不同疾病的不同时点，不同的干预状态，可能表现出相同的证候，这就是中医“异病同治”的依据。中医临床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候的动态时空特征，证候随着时间迁移发生变化，诊断和治疗也随之而变化。因此，能够实现对证候动态时空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对于揭示证候实质、准确预防、提高疾病的治疗水平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认为证候是“综合分析了各种症状和体征，对于疾病处于一定阶段的病因、病位、病变性质，以及邪正双方力量对比各方面情况的病理概括”。其内在因素包含了体质特征与机体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等的失衡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紊乱。病因、病位、病变性质、邪正等不同维度又均包含了各自不同的表征信息。
多维界面是针对证候的构成及相互关系而言。“维”是指组成证候的各种因素，一个因素称为一维，多个因素即为多维；“界”则指证候与证候之间的分水岭，亦即边界、边缘；“面”指证候可供医生观察的某个侧面或截面 ［20］ 。证候的多维界面使得证候具有混沌特点，既不同于简单的有序运动（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均可预测），又不同于单纯的随机运动（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均不可预测），而是在绝对的时空演化和绝对的多维界面特性条件下，证候系统的短期行为可以预测，长期行为不可预测，表现出既稳定又不恒定、既可预测又不可拘泥、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特征，为证候“内实外虚”的特点提供了依据。
为此，要求研究者认识中医证候包含了多少维度，每个维度又包含了哪些表征，即依据中医常见证候，辨别主要因素、伴随因素，提取公认的特征性的证候要素，然后对有关表征信息（四诊信息）的适用范围、诊断方法、有关定性定量描述等进行界定，依据临床调查，证实其可重复性、敏感性与可靠性。例如辨疾病的基础证及其不同分型。
内实外虚是针对每一证候的信息群组成而言，是证候最重要的特征 ［21］ 。所谓“实”，是指最能反映该病机的权重最大的关键内容，是群体在某一特定病变过程中所具有的共性规律，是干预的依据。“虚”则指具体某一患者所表现出的一系列个性化症状信息，它涵盖了所有能够表达个性化的内容，如体质、性情、人格特征、生活习惯、生存环境等。事实上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外在表现，对干预原则和方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而“内外”的概念在此缺乏实际的位置意义，以太极图为例，“内实”犹如中间黑白分明的鱼眼部分，指寓于诸多个性之中的共性，是对于证候的诊断最具有权重的，或必须具有的、最不易变动的关键性症状。这些症状决定了证候的性质，如同证候的核心。外周的鱼身部分即“外虚”，指反映个体特征的多种信息的集合，它们对证候的诊断权重相对较轻。这些信息是多变的，可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或有或无，对诊断一般只起到辅助作用，而且越至外周越难界定，逐渐融入与其他证候的交叉。因此，对诊断的意义就越小，一般而言，“内实”总是被包裹于“外虚”中（图2-4）。
图2-4 证候“内实外虚”共性特征太极图
证候的内实外虚是决定整个证候演化的初始条件，不同证候在开始时所具有的极微小的“内实”或“外虚”的差异，都有可能造成难以准确预测的演化结果，这就是辨证论治具有灵活性和具体性特征的根本原因。此外，证候的内实外虚使其表现出混沌特点。其外部层次中的隐性因素，如性情、生活习惯、环境等，均属于个性化极强且难以完全囊括和确定的东西，更难以精确和统一化，从而使得该证候的结构层次由内向外拓展的范围难以有确定的边界，表现出逐渐趋于模糊和不确定的情形，有证与证之间相互跨界的可能，这就是临床上为什么同一证候名称下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症状群的内在原因。
证候要素是指组成证候的主要元素，是对证候病因、病机的表征，理论上来说，所有的证候都可以由证候要素组成。王永炎院士在《完善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等论著中说：“证候是对人体病理生理变化的整体反应状态的概括，以证候要素、应证组合为核心的多维多阶多变量的辨证方法体系，应以象为素、以候为证、病证结合，构建辨证方法新体系，而中医证候要素的研究关键在于降维升阶。”
证以候为依据，候由素来组合，素由象来表现，临床上进行证候诊断研究时，要回到根本上来，把动态的、多变的、复杂的证候降解为数量相对局限、概念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与靶位来研究。
（1）以象为素，以候为证：
象是现象、象征与法式，渗透于医生们可感受到的证候的整体反映之中，表现为舌象、脉象、病象、气象等。证候要素必须以象为依据、为内容，有何象则为何素。素是因素、元素、要素，是构成事物的基本成分，而证候要素是构成证候的基本成分。因此，证候要素的提取有两个原则：其一，同一层面的证候要素必须是同类概念；其二，证候要素必须是不可分解的最低单元，即单要素。不同的要素组合形成不同的证候。
候是动态变化着的可被观察到的外在表现（临床症状），动态情状。与象不同，象是较为单一的一个表现，或一个方面的表现，而候则由要素来组合，或许是单要素，或许是多要素。证是指病机或状态的概括，根据中医诊断特色，证必须以可以观察的候为依据。
（2）分解证候，提取要素：
从宏观范畴讲，证候要素具有以下特征：①低维度性。证候要素是组成证候的最小单元，不能再分解。一般来说，最佳的证候要素应是反映机体的某一方面的病理变化，如阴虚、气虚等。②特异性。每一证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异性症状。证候要素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可以用证候信息群中某些具体的症状体征信息来表达。同时每个证候要素作为最小单元，具备特异性，彼此之间不兼容。③有机联系性。证候要素之间联系的存在是病机关联的结果。在临床实际中，某些证候要素总是与另一些证候要素共存共见，如阳虚往往与内寒并见。同时与证候要素相匹配的还涉及证候要素的靶位，“证候要素”主要着眼于病因，而“证候靶点”着眼于病位，二者分别与症状相联系。如在“寒湿困脾”证候中，寒、湿是证候要素着眼于病因，脾是证候要素靶位着眼于病位。
在提取证候要素时，可从古今文献和大量的临床经验中发掘，也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大规模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证候要素确定之后，以证候名称下面的病机层面的症状内容为依据，进行深入的数据分析。以合理的方法提取各证候要素下属的内容，根据各症状权重，区分出主症、次症与辅症（可现症状）。首先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有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由各证候单纯的线性联系组合的平面，变为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体系。同时借助寻找证候要素表达与应证组合间的规律，使得这一复杂的辨证方法体系具有可控性。
（3）降维升阶，应证组合：
降维升阶中的“维”是指对常见证候进行简化分解之后的最基本的证候要素，如风、火、痰、热、瘀、寒、燥、湿等。在适当的范围内，维度越小，越容易掌握，使用者的可操作性越大。“阶”是指最基本的证候要素相互间的组合及与其他各种辨证方法的组合，证候要素既可单独出现称之为一阶，如瘀血阻络；两种及以上证候要素组合称之为高阶，如气虚血瘀；在维度确定的情况下，阶数越大，体系的灵活性与适用性越大。在证候要素的提取与证候靶点的厘定后，辨证体系的初步框架基本形成，而接下来的应证组合是回归完整体系的关键步骤。
所谓应证组合，就是对应临床证候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组合，关键在“合”，即要“升阶”，达到扩大立体空间的效果，以增加辨证方法体系在临床实践中的适用性与灵活性 ［22］ 。“证候要素”与“证候靶点”都不可能游离于“应证组合”而单独使用。临床证候的情况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应证组合的方式便随之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具体的临床证候可能是单要素，也可能多要素组合；可能是单靶点，也可能多靶点。举实例说明，将病机层次证候要素的下属内容与病位层次的下属内容相结合，即可得出证候层次的症状组合。如脾气虚证的症状表现应当是病机层次的气虚与病位层次脾的下属内容的有机结合——精神不振、乏力、脘腹胀满、纳差、舌淡和苔薄白、脉细。心气虚证的症状表现则是病机层次的气虚与病位层次心的下属内容的有机结合——精神不振、乏力、心悸和气短、脉细。这些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既符合临床证候复杂、多变、动态的特点，亦符合患者特殊个体差异及医生圆机活法的需要。
对应于基础证而言，基础证是疾病证候的本质体现，反映病机的基本状态，是确定干预原则和措施的依据，属于“内实”。而疾病的具体证候分类则是表现于外的个性化症状信息的集合。临床上多根据个体症状对症干预，属于“外虚”。临床上辨别疾病的基础证以及明确证候分类就是辨识、区分病证的“内实”和“外虚”层次，进而将干预的靶向对准于病证结构内部最“实”的部分，同时根据其外部的现实情况确定干预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内实外虚”理论为基础证的形成及其临床运用价值提供了依据。
基础证反映的是病的核心病机，不同分类的“型”是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在证的“临界状态”和“内实外虚”理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可以将复杂系统的高维数据投影到低维空间来进行描述和统计处理，以便进行综合评价及其他转换和利用。至于如何使用降维技术中处理高维数据的方法，不少学者提出应用多因素分析统计方法，例如经典的统计方法中有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近年来也有学者将证候视为不可直接测量的变量称为潜变量处理，通过构建证候的潜变量模型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并对这些模型的研究，结合临床的医理内涵分析，揭示和诠释基础证存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现行中医临床证候诊断资料呈高维性，既包括望、闻、问、切的四诊资料，又有不断发展的实验室指标、影像学资料、生物学资料等。但大多数中医的证候诊断只能通过四诊信息来反映，是不可直接测量的，也无法用确切数据定量表述。研究只能将中医学与统计学、数学交叉结合，把证候看成统计学中的一个潜在的变量，借助潜在变量模型对中医的证和型的分类进行研究。
潜在变量指的是无法直接测量的变量，又称为隐变量。不可测量的变量、因子等是研究者用来表示潜在变量的几个常用术语。潜在变量模型是一类统计分析方法，根据潜在变量与显在变量的连续和离散性质及其关系，可分为因子分析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项目反应理论等。根据假定显在变量类型、潜在变量类型分别为连续与分类，可分为四种潜在变量模型。证候的潜在变量模型，见图2-5。
上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描述显在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度量关系，称为度量模型，即观测指标与证候分类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描述潜在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称为结构模型，亦即证候分类与分类之间的关系。图中左右两边方框均是证实性因子分析（CFA），它是研究者根据理论或经验假设显在变量与潜在变量间存在某种关系，检验这种假设是否成立所应用的统计过程；中间潜在变量间的关系则为结构模型。
在进行病证结合基础证研究之前，首先要明确几个问题：一种病应如何确定其基础证，当分为几个主要证候分类（型），每一证类（型）又由哪些指标构成，证候分类（型）之间有无相关关系、基础证和各型分类之间的关系、如何进行证候分类以及指标规范化的相关研究等。应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证实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可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图2-6）。
图2-5 证候的潜变量模型构建图
图2-6 病证结合基础证的结构方程分析示意图
通过证实性因子分析（CFA）的结果，假设疾病分为四个证类，用F1～F4表示，每一个证类含有若干个四诊信息指标，分别用（X 11 ……X 1j ），……，（X 41 ……X 4k ）表示，不同证类之间可以有相同的四诊信息，其相应的误差记作e ij 。疾病的若干个共同临床症状，用Y 1 ，……，Y p 表示，这些指标阳性率都较高，是诊断疾病最关键、最基础的症状，是“内实”的具体表现。图中凡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变量都用矩形表示，而不可直接测量的隐变量都用椭圆表示。
以脑梗死为例，说明基础证（内实）及各分型发病机制（图2-7）。
图2-7 脑梗死基础证和分型关系示意图
从上图2-7，可以直观看到脑梗死以风瘀阻络为核心病机，而诊断脑梗死的主要症状半身不遂、神识昏蒙、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感觉异常、口舌㖞斜等并不出现在某一个具体型分类中，是“内实”的体现，是诊断疾病的最基本症状。同时，在这一基础证上因疾病的演化可兼见气虚、阴虚、阳亢（火热）、痰浊。每个证候分型（因子）都有各自在疾病中的载荷系数，系数越大表明与疾病的相关性越好，也即所占证候分类比例越大，如在脑梗死中，痰湿内阻型最为常见。同时证候分类之间也有相关系数，图2-4上可以用重叠面积衡量，相关系数越大重合面积也越大，表明两个证候分类（型）之间共有症状就越多，临床上也越难以精准辨别，如肝阳上亢型与痰湿内阻型。与传统模型相比，潜变量模型能很好地反映原因与结果的间接关系，提示各病证和型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将中医学的证候视为潜在变量，采用西医的病与中医的辨证相结合，并用潜在变量模型分析中医证候的规律，对这些难以直接测量的概念进行解释、理解和预测。
仍以脑梗死（载荷系数≥0.4）为例（图2-8），详细阐释结构方程模型的意义。脑梗死分为四个证类，即F1～F4，每个证类有若干个四诊信息，如肝肾阴虚中含有手足心热、舌苔少、口干、耳鸣等主要四诊信息（按载荷系数排序），每个证类中可以有相同的可现症状，如肝肾阴虚和肝阳上亢均可见口干苦等症。椭圆形中即是脑梗死最核心的部分，是其基础证——风瘀阻络证，它是疾病病机本质的体现，包括口舌㖞斜、语言謇涩、肢体偏瘫等诊断指标，同时这三个诊断指标因为属于疾病的共性，故而也进入不了具体证候分类（型）中去。
借助现代统计学方法中的潜在变量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可将无法直接观测的中医证候转换为潜变量，并通过直观图示清晰地回答了疾病与证候分类（型）之间的关系、证候分型与分型之间的相关关系、基础证和各分型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验证了基础证“临界动态”和“内实外虚”的特点，亦为病证结合证候分类规范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图2-8 脑梗死病证型分类结构模型图
基础证是对疾病外在临床表现的中医辨识，是疾病核心病机所在，抓住基础证，临床治疗就更具有针对性。
“治病必求于本”是中医治疗学的精髓，是治病之大法。治病求本对临床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标根于本，根本能除，标亦随之而解。标本先后的治疗原则并非一成不变，需根据病情轻重缓急灵活处置。
基础证概念的提出，可以使临床中医师对标本之间的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凡病必有其基础证，求本即为治疗基础证。病证型结合诊疗模式中，基础证为本、为实，各证候分类为标、为型，疾病的基础证是这个疾病发生的根本，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在疾病的缓解期，以治本为主，即治基础证。同时疾病在内外因的作用下，证候会立即在基础证之上发展进入各个不同的证类（型），如脑梗死在风瘀阻络的基础上会演变出现风痰阻络型，此时的治疗则进入“急则治其标”的阶段，提示临床医师选方用药主要针对证类（型）并结合基础证进行干预。当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临床表现既有基础证的指标又有各证类分型的指标，则在选择干预治疗方药时应“标本兼治”。
对基础证的辨别可以使中医师在临床过程中，充分掌握辨证的核心指标和证候的最低诊断标准，对证和型诊断、演变和转化过程的思路更加清晰明了，从而更准确地指导处方用药；亦能对某些表现不典型的疑难症做出正确的诊断，予以及时地截断治疗。基础证的本质有助于医师认识证的动态变化，临床上对疾病进行辨证论治时，常会出现尚不能精确到型的辨证。如前所述临床上腰膝酸痛、耳鸣失聪、性功能下降、月经不调等肾虚的基础证，虽无法确定肾虚是肾气虚还是肾阳虚，但其已为临床医师的初步诊断及治疗提供了依据，即肾虚应予补肾。特征信息是辨别证候性质的必要条件，是确定证中型的必要指标，可作为型与型之间的鉴别要点，如“舌赤，苔黄糙，口渴，脉数实”等为里热证特征信息。可现信息展示了可能出现的证候表现，也暗示了可能的证候转化方向，有助于临床全面治疗或截断治疗。对可现信息的预判处理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即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
不同于西医疾病诊断的确切性和唯一性，中医会在不同疾病中出现同一证候，那么对不同疾病而相同证候是否可采用同一种治疗方法，即证同则治同呢？大量的临床经验提示，出现在不同疾病中的所谓同证在干预措施上虽有相同部分，却有程度不同的差异。
异病同证之同，是在异病的基础上，是不同疾病发展过程中至某一阶段所具有的共同的临床表现或具有的共同病理过程，但其本质仍有所差异，即不同疾病的基础证是截然不同的。在临床实际中，中医师遇到异病同证时，若是只遵循“证同治亦同”的一般原则，而疏于对疾病基础证的辨别，忽视了对疾病本质的把握，必不能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
如更年期综合征、脑梗死、高血压病的基础证分别是肝肾不足证、阴虚阳亢证、风瘀阻络证，但三种疾病在不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均会出现肝阳上亢型，其证型的基本指标为头胀、头痛、心烦易怒、面红、舌苔黄、弦脉等，但是三个病种同比时，这些共同的指标在不同病中的地位是有差异的。脑梗死和高血压病同属于心脑血管系统，在治疗时可以选择使用同一基础方，然后根据临床症状随症加减。而更年期综合征与其他两种病不属于同一系统疾病，虽是共同的型，但治疗上应当根据疾病的不同症状进行药物的加减。如在治疗时，更年期综合征可佐以补肾宁心；脑梗死可佐以活血化瘀、祛风通络；高血压病佐以清肝泻火。同时，临床上的疾病又是复杂多变的，若有兼夹疾病，如更年期综合征兼夹高血压病，亦可考虑选用和以上两个疾病相同的基础方加减进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