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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模式是临床对疾病的认知方式。当代中医药界及中西医结合界最为普遍应用的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的方式。这种诊疗方式是在对疾病做出确切的现代医学诊断后，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确定为符合临床实际的某个证型，在此基础上遣药组方。在临床的运用中，如果没有对疾病的中医病因病机的总体认识，仅仅限于在西医疾病基础上进行中医辨证论治，必然受西医临床思维的主导，中医疗效仍会受到一定影响。因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其中医的核心病机，且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同的阶段性表现，中医称之为“证候分型”，中医重视疾病辨证突出共性治疗，为解决这一问题，病证型结合的诊疗模式应运而生。
病证型诊疗新模式是在明确西医疾病诊断后，根据诊断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用中医理论分析该疾病的核心病机，确定基础证选择基本方，针对疾病关键环节进行治疗。同时，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依据特征信息辨别各种特异分型，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精准选择治疗方药，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从理论萌芽到模式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实践完善，在逐步推广使用过程中初步提炼形成了一套具有示范作用，便于临床操作的方法学模板。为了方便临床医生的使用，将临床实践模式的具体步骤概括如下。
宋代名医朱肱在《南阳活人书·序》中说：“因名识病，因病识证，而治无差矣。”清代名医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序》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名，而后求其病之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由异，然后考其治之之法。”可见，古代医家先贤非常强调辨病为先的重要性。国家《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条规定：“病历书写中涉及的诊断需包括中医和西医两种诊断，其中中医诊断包括疾病诊断与证候诊断。”要求必须明确西医诊断，病例书写中包括中医、西医病名。在目前医疗实践过程中，病证结合的诊疗模式已经渗透到临床各科中，运用于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的临床具体操作中。
在辨病的基础上，根据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确定其中医核心病机，据此辨别基本证候，即疾病的基础证，为确定治疗疾病的主方提供依据。在辨别基础证时，首先查阅文献，若有对疾病经过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并经数据处理分析的研究成果，临床可选用研究提示的该病种中医核心病机的基础证；若疾病未经上述研究，医者可根据诊断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通过中医基本理论结合自身临床经验的分析，提出该疾病的中医核心病机，确定基础证。以高血压病为例，患者临床出现头痛、头胀、颈项痛、头晕、目眩、精神萎靡、面色无华、失眠、忧思郁闷、善悲欲哭、心悸、胸闷、步履飘忽等症状，但其中诊断高血压病的最主要症状为头痛、头胀、颈项痛、头晕等。根据中医理论分析，其病位在脑，病性为阳亢，病机为阴虚阳亢，基础证可概括为阴虚阳亢证，该病的基础证表述为高血压病阴虚阳亢证。
根据疾病的特异症状，在明确基础证之后，进行特异型的辨别。操作方式也有两种：①该疾病经大样本临床流调研究、统计学处理后，根据不同分类的特征信息辨别特异分型；②若该疾病无临床研究文献可查，临床医生可根据自身经验，结合中医辨证分型理论，提取临床特征信息进行证候要素分析，明确病位、病性，确定特异型的命名。以支气管扩张为例，若基础证为痰热壅肺证，病人在咳嗽、咯黄浓痰、口干苦等症状的基础上又出现胸胁疼痛、烦躁易怒、痰中夹血等特征信息，根据证候要素分析，病位在肝、肺，病性以火热为主，概括特异型的命名为肝火犯肺型，那本病新诊断模式可表述为支气管扩张痰热壅肺证肝火犯肺型。
中医学长期被人诟病之处，多集中在“不规范”上。尽管我们一再强调，中医学自成体系，理论复杂，不可能用还原论的观点将其量化、标准化，或者实现所谓的“医学的自然科学化”，但面对病患，医者“千人千方”、缺乏一种规范制约的“无序”状态仍然会让中医陷入争议之中。病证结合的方证相应中的“证”是指“病”中的“基础证”和“特异型”，其扩大了临床的应用范围。这个“证”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证候，应理解成一种特异性高、指向性强的“症状群”，方证相应是对基础证和特异型的整体临床辨证用药思路，它不是传统的以经解经，而是直接面对临床实际应用。这种以方证为中心的临床思维方式将强调中医临床的实践性、有效性，对总结古代医家的经验成果和提高中医学的临床疗效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在精确辨证的情况下，根据辨证型立法、方证型对应的原则，方从证型出，症药相合，配伍灵活，可切实提高中医辨治的临床水平。仍以支气管扩张痰热壅肺证肝火犯肺型为例，痰热壅肺证应清热泻肺、化痰止血，选用清金化痰汤为基本方，常用药物为桑白皮、瓜蒌皮、黄芩、栀子、桔梗、麦冬、贝母、橘红、茯苓、知母、甘草等；肝火犯肺型则在上药的基础上加以清肝泻火，用泻白散合黛蛤散加减，如地骨皮、甘草、青黛、海蛤壳、龙胆等，若咯血较重，再加白及或三七粉。
病证型的临床特点是辨西医病的基础证与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特异型相结合，为中医辨证论治注入现代医学科学的新观点，为中医发展提出新思路、新方法。西医重视疾病诊断，突出有特性的治疗；中医重视疾病基础证，突出共性的治疗，同时注重不同型的特异治疗，既有为病寻药，又有辨证分型论治，二者相互配合，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
病证型诊疗模式的研究、确立与推广有助于在西医病的基础上总结探索中医辨证论治规律，发展中医临床思维，提高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能力，为当下中医诊疗体系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式与路径。
传统中医辨病多根据病人的主症来命名，如胃痛、胸痹等，其涵盖的西医疾病范围过广，因不同疾病的诊断标准差异甚大，发展过程和临床预后也截然不同。若是中医病名，多不利于临床中医师对疾病本质的把握。病证型临界诊断模式对疾病的本质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更精准的把握，因“疾病”和“基础证”有较为清晰的内涵。西医疾病的诊断有症状、体征及辅助检查等明确的依据，而这些外在的四诊信息可以根据中医的理论进行基础证和不同证型的分类辨证，这和中医“有诸内者，必行诸外”的理论相吻合，可以在知其外在表现的同时了解疾病的内在本质。这种通过现象去认识本质，进而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发展预后从整体上把握，以表知里，执“外”以知“内”，是中医学精髓的体现。病证型结合的临界诊断方法可以更便捷地实现临床辨病明确、证型分类清晰的需求。通过研究，有助于系统观察及探讨西医疾病的中医核心病机及其演化规律，揭示疾病的基础证和不同的证类分型的理化指标变化规律，防止单纯从证候切入引起的指标变化的矛盾，寻找更有针对性的病证型结合的证候分类诊断指标，这种表里结合的研究，丰富与完善了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与临床诊疗方法。
辨证分型是病证型临界诊断模式的重要内容。“型”即为传统中医辨证时的证候分类，但不同于一般证候的是这些分型都由具自身特征信息的证候要素构成。对临床中医师来说，在明确疾病诊断和确定疾病核心病机基础证的前提下，能够了解疾病的轻重缓急，明确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证候要素的地位，从而使中医证候分型的演变规律更加清晰，同时也将不同阶段的中医分型贯穿起来，突出了各型之间的临床特点。临床上症状是复杂多变的，在病证型临界诊断方法中，我们通过对证候分型特征指标的识别，病性、病位的分析，证候要素的确定，辨别不同的特异分型，进一步细化了型与型之间的鉴别要点，更有利于临床中医师掌握疾病基础证和证型分类的鉴别诊断。
中医临床辨治疗效提高的关键在于方证对应，即每一种证对应一个最佳方剂。如此才能证治相应，理法方药一致，方剂本身并无优劣之分，重在辨治相合。在病证型诊疗模式思路的指导下，临床医师辨病为先，抓基础证，再分特异型，层层递进，步步紧扣。基础证对应基本方，不同证候分型确定特异型的小处方、角药、药对加减，方证（型）对应，以提高中医辨治的临床疗效。
在病证型诊疗模式的运行中，基础证常常包含疾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的中医证候分型表现与疾病的临床症状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临床诊疗具有整体调节抓根本、动态诊治抓分型的特点。根据中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临床治疗原则，疾病的缓解期应根据基础证选择主方加减用药，以治疗疾病的根本；在疾病的发作期，可根据不同证型分类所对应的治疗处方，以治疗疾病的标；如果疾病标本兼在时则标本同治，这样可以使疾病在任何阶段都会得到有效的治疗。
君臣佐使是中医方剂学术语，是中医数千年来临床用药不断演化的处方组成规则。它高度概括了中医遣药组方的原则，从多元用药的角度论述各药在方中的地位及配伍后的药效变化规律。
君臣佐使最早源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元代李杲在《脾胃论》中再次申明：“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历代医家对各药物在方剂中扮演的主次地位与从属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强调组方的基本结构，要以君臣佐使来分清主次，这是组织方剂关键的制方之要。我们根据临床的实际运用经验，结合病证型的诊疗模式，重新认识方剂结构与临床用药组方之规律，对处方构成方法进行了相应的改良。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其药力居方中之首，用量比臣、佐药应用时更大。在一个方剂中，君药是首要的，是不可缺少的药物。临床上采用小复方、角药、药对作为君，以深化主病之谓君的分量，使君药在组方中真正起到带头作用，不仅针对疾病的核心病机（基础证），还针对疾病进行治疗，当然主要针对基本证候，针对核心病机。如果疾病是发作期，组方时的君药（小复方、角药、药对）则应根据发展过程中在基础证上派生出不同分型的证候要素来选择，而原来治疗主病和主证的君药可能会转移为臣药，为发作期不同分型新处方的君药服务。这样对疾病诊治时动态的组方，既体现了药物之间的配伍关系，又重视了药物配伍和病证的针对性，做到以法统方、方中有法、法中有方。
臣药辅助君药，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也是针对兼病或兼证起治疗作用的药物，它的药力小于君药。在病证型诊疗模式中，如果疾病是缓解期，采用与君方用药功效发挥方向一致的药物，且占比较重要地位，将协助君方进一步发挥功效。
这样动态的由多个小复方组成的大复方，分析时只需按其组成方药的功用归类来解析，分清主次即可。中医的类方、小复方、角药、药对很多，这些方药都可以作为整体来分析，使得整个方剂主次清晰明了，从而拓展组方君、臣、佐、使的临床运用。
病证型诊疗模式是从评价疾病的基础证开始，到评价疾病发作期不同阶段的病性、病位、正邪关系所表现的不同证候分型，对这些不同分类的治疗效果进行分析，并确定是否继续用药治疗还是改变原有治疗方法和方药的动态评估过程。在诊疗中，每次辨证实际上都包含了疗效评价的实质内容。因此，病证型结合的辨证论治疗效评价应该具有针对疾病即基础证和特异的中医证候分型的疗效评价指标和方法。中医药临床实践中重视人体的禀赋、体质、心理活动以及周围环境对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因而在人体健康与疾病的衡量、治疗效果的评价上，重视自身整体功能调节及对于环境适应能力的同时，尚需观察生物学微观指标的改变，所以在进行病证型结合的疗效评价研究时，应结合中西医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诊疗特点形成符合中医药自身特点的，针对病、基础证和各分型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
从《内经》开始，医学典籍中就开始有关于中医疗效评价的内容，不过当时的技术手段尚较落后，疗效评价的内容仅停留在对患者症状改善程度上。随着西方医学的兴盛，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发展，中医学为融入医学潮流中，开始借助现代医学手段对中医药的疗效进行评估，利用科学方法对证候、症状进行量化分级，以保证疗效评价的质量。
中医在数千年的临床活动中，已经发展为公认的、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独特诊疗方法的稳态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经验为主的疗效评价模式，即以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舌象、脉象等一系列软指标的变化作为评价依据，医生的个人经验为评价方法，来判断疾病的向愈。这种方法以患者的切身感受为评价的主要依据，评价的关键环节在于医生个人经验的积累。如《伤寒论·伤寒例》曰：“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此皆愈证也。”此言得病后，经过服汤药治疗后，根据脉象“脉浮大减小”，神志变化“初躁后静”来判断疾病是否治愈。“此皆愈证”四个字虽少，却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证实疗效评价的依据，其中脉象作为重要指标之一，与其他证候合参来评价疗效，判断疾病转归。“脉浮大减小，初躁后静”不仅提示了评价依据，而且表明了评价方法，是将病人的脉象“脉浮大减小”和神志“初躁后静”治疗前后的证候表现进行了比较，即脉证的对比，之后给出“愈”的评价。又如《伤寒论·辨脉法》问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答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文中描述的“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意为“诊察疾病而想知道已愈还是未愈，根据什么来判断？”对于判断诊疗效果和疾病的发展转归，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并寻找评价依据的意识已经显而易见了。这种疗效评价方法主观性强，缺乏统一标准，研究结果无可比性，严重影响了中医临床真实疗效的系统评价，故这种方法目前已经较少使用，或仅用于中医药临床疗效观察的初期。
17世纪西方医学崛起，其因清晰的诊断思路、确切的临床疗效、科学的评价方式被越来越多人接受、认可，并逐渐发展成主流医学。这个时期，为了适应医学潮流，中医学界开始频繁效仿西医学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注重各种率（有效率、好转率、痊愈率）的变化以及辅助检查、实验室检测等指标，但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或套用现代医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中、西医学是两套不同的医疗体系，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以及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治疗特点，若完全采用现代医学的疗效评价标准方式，不仅难以反映中医自身特点、优势和实际疗效，而且不能充分客观地评价中医药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归根结底，就是局限在对某一“病”的具体评价上，忽视了中医辨证思维精髓。又或是在运用西医评价方法的同时，简单地对证的评价中加入“望闻问切”等过多的主观因素，其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较低，导致了其评价的科学性不高。
不管是经验性评价还是借鉴现代医学方法的评价，都无法客观、全面、真实地评价中医药临床疗效，故有学者提出融合中西医，以病证结合的方式来评价中医药的临床疗效。陈可冀院士 ［150］ 认为：病证结合疗效评价指标包括终点指标、症状体征、证候计分、替代指标、生存质量和患者报告的结局指标（patient reported outcomes，PRO）等。应当根据临床研究目的合理选择应用，不能有所偏颇。
病证结合诊疗模式 ［151］ 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使中西医优势互补，是中医药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是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关键环节。它使中医辨证不但能够准确把握患者特定的临床表现，而且更能体现中医证候自身的演变规律，并在疾病范围的限定下，使之演变规律更加清晰；同时还可以用疾病演变这条主线将不同阶段的中医证型贯穿起来，突出不同疾病阶段的中医证候分型特点。通过运用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研究中医药学，一方面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明确了中医药的作用靶点，揭示了中医药的治病机制，进而提高了中医药的临床治疗效果，使中医药临床疗效可重复，是中医药学的巨大进步和发展。
在长期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学研究中，病证型疗效评价可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其形式可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即将各部分指标集合成评价指标集，并形成一个评价集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可以针对患者的感受、证型变化、生存质量、疾病临床表现等具体方面而建立PRO量表、证候量表、生存质量量表、临床症状问卷等方法，根据研究目的进行针对性研究或将其作为综合评价方法中的内容。采用何种形式评价，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形成共识。研究中，若无证可辨，可以用诊断疾病的检测指标进行评价；若有证可辨时应进行病证型结合的综合评价。同时在疗效评价指标和方法的研究中应对病的辨证规范进行研究，即疾病所属各“证”和“型”规范了，病证型结合的中医疗效评价指标和方法也会相应地得到规范。
基于以往研究成果及临床经验总结病证型结合的临床诊疗特点，不断完善评价指标，分析疾病基础证的指标分布规律，探讨基础证和临床常见分型的临床特征及其关系；系统总结目前有关中西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体系及评价指标，逐步筛选相关评价指标，为深入研究提供客观依据。
基于病证型的诊疗模式，疾病疗效、中医基础证和各分型的疗效等均是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由于辨证论治强调治疗随证型变化而改变，疾病过程中证型变化及规律是病证型结合辨证论治疗效评价体系的重要内容，因此能否客观反映疾病的基础证和不同特异分型的变化是建立病证型结合疗效评价的关键问题。中医诊疗注重机体整体功能的调节，注重患者的个人感受和患者生存质量的提高，这就要求将基于患者主观感受的PRO和/或生存质量的评价纳入疗效评价体系。病证型结合的辨证论治疗效评价指标研究的基础应包括西医疾病评价指标、反映基础证和不同分型变化的评价指标、基于病人主观感受的PRO指标和/或生存质量指标等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基于PRO和疾病基础证主要症状变化的评价量表与方法是构建病证型结合疗效评价体系的主要内容。
在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中，存在着以病的疗效为主，证的疗效为辅；或以证的疗效为主，病的疗效为辅；或病与证的疗效地位相等多种情况。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患者“病”的指标恢复正常了，但症状仍然存在，如患者服用了能够降低转氨酶治疗肝病药物后，转氨酶下降至正常范围之内，但仍有上腹部不适、食欲缺乏等症状。这就提醒我们仅仅注重病因学治疗而忽视患者的生活质量，完全沿用西医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中医药的疗效，不能充分客观地评价中医药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此时的评价应以证的疗效为主，病的疗效为辅。又如“慢性肾炎”水肿的患者，经中医药治疗后，患者水肿逐渐消退，一般情况见好，而理化检查显示尿蛋白定性、定量均异常，而这时的疗效评价又应以病的疗效为主，证的疗效为辅。诚如张伯礼院士所言：“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要重视实验室检查，更要重视临床观察；重视局部病理，又要重视整体反映；重视近期效应，又要重视远期效应；重视疗效分析，更要重视疗效整合；重视研究数据，更要重视逻辑演绎。” ［152］
病证型结合的诊疗模式中，疾病的基础证是这个疾病发生的根本，治疗基础证就是治疗这个疾病，因为基础证是诊断这个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组成的，是根据中医基本理论对临床症状所属证候要素的判别，是该疾病的核心病机。研究中发现，基础证和反映疾病本质的主要检测指标相关，如更年期综合征的检测指标促卵泡激素、孕酮和临床指标腰膝酸软、性欲淡漠、多梦、健忘等均因载荷系数>0.4聚集在基础证中，说明促卵泡激素和孕酮的改变，可作为更年期综合征基础证的指标之一 ［42］ 。根据中医学“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在疾病的缓解期治疗基础证，如更年期综合征的基础证是肝肾不足，脑梗死的基础证是风瘀阻络。因此，基础证的主要症状和疾病的主要检测指标都可作为中医临床研究选择的综合评价指标。
当疾病在内外病因的作用下，证候会随即在基础证上发展并进入到各个不同的“证候分型”阶段，如脑梗死在风瘀阻络的基础上会出现风痰阻络型、肝阳上亢型等；更年期综合征在肝肾不足的基础上出现肝郁伤神型、肝阳上亢型等。此时的治疗则进入“急则治其标”的阶段，那么干预措施所采用的方药主要是针对“型”。这时构成各“型”的主要症状和体征应作为中医临床研究的主要评价指标。
当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临床表现既有基础证候的指标，又有各证候分型的指标，说明此“基础证”和“证型”同时出现，在选择干预治疗方药时应“标本兼治”。此时，构成基础证的主要症状和各证型的特异症状都可作为中医临床研究评价的选择指标。
病证型的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是根据其临床表现做基础证和各证型的分析，对治基础证（病）、治特异型（证候分型）、基础证和证型共治（病证同治）的方法分别进行客观的疗效评价。综上所述，病证型结合中医疗效评价标准的建立应包括疾病基础证和不同分型临床指标变化的评定标准、针对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证型分类的临床症状改变的评价方法、病人主观感受的PRO指标或者生存质量的评定标准；同时在基础证和特异型评价中应兼顾疾病的疗效评定标准。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拟定病证型结合动态诊疗信息采集表，多中心开展信息收集；运用多因素统计学方法、人工智能技术等方法揭示疾病基础证和常见证候分型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探讨基础证和不同证候分型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疗效评价指标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筛选各评价要素的疗效评价指标，如基础证候指标；初步建立病证型结合疗效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方法，进行多中心临床试验，对于所形成的初步量表进行信度、效度、反应度的考核，进一步对于评价指标的灵敏度、特异度进行考核，对于初步评价方法和标准进行验证。
因此，病证型结合的辨证论治疗效评价方法应是针对疾病、基础证和特异型的中医综合疗效评价指标和方法。
病证型诊疗过程中，证候的动态变化的辨识不仅为治疗提供依据而且也是疗效评价的主要内容，但目前中医临床疗效评价常注重中医临床症状改善方面，弱化了证候变化的评价，这与其评价研究的难度有关。如何构建反映中医证候变化的疗效指标，是衡量所建立的评价体系能否体现中医优势和特色的重要环节。建立中医疗效评价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将病证型结合研究作为切入点，以中医辨证论治诊疗特点为依据，借鉴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研究成果，是目前进行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研究的主要途径，但在研究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学界共同努力解决。
基本症状是疾病构成基础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疾病的中医核心病机及证候本质属性的体现，在诸多临床表现中占主要地位，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他症状、体征起决定作用，也通常是患者最关注的疾病主诉。在中医证候的评价与诊断中，一般规定主症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症状。以冠心病血瘀证为例，主要症状可定义为胸痛、胸闷。
特异症状是对基本症状的补充，对中医证候分型的判断与评价具有鉴别诊断的作用。在中医证候的评价与诊断中，一般要求2项以上的特征信息即可进行证候分型的诊断或鉴别诊断。以心气虚型和心阴虚型为例，病位于心的基础证为心悸、失眠、多梦，而同时兼见的气短、倦怠、乏力、懒言等具有气虚特征的症状则是心气虚的特异症状；同时兼见的五心烦热、口干咽燥、尿黄便干等阴虚生内热的症状则是心阴虚的特异症状。两组特异症状有明确的鉴别之处，可分辨特异型心气虚和心阴虚的不同。
基本症状与特异症状均属于主观判断指标，为使中医证型评价进一步客观、科学，应对此类指标进行量化研究，再以适当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评估。量化方法可参照《临界辨证诊治法》 ［153］ 的描述，以专家经验为基础，列出构成该中医基础证候的主要症状和特异症状，根据基本症状与特异症状在证候诊断中的贡献大小确定其权重。并将症状分为4级：即正常、轻度异常、中度异常、重度异常。最后，根据症状总计分，建立证型轻、中、重的分级标准，用于中医证型的评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基本症状表现该病的核心病机，常被赋予0、3、6、9分的权重，特异症状作为鉴别指标常被赋予0、2、4、6分的权重。可以看出，此种评价指标量化方法简便易操作，直观易理解。但其以专家主观经验为主，可能会出现与真实情况有偏差的现象；同时在评价过程中，将属于计数资料的评分转化为等级资料，也具有一定随意性。因此，此种评价指标量化方法尚具有一定局限性。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临床评价方法。如对以症状为主的评价指标如何量化及赋予权重，通过专家经验与这些客观方法的结合，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例如基于数据挖掘的交互式量表设计、中医证候与客观症状的线性回归分析、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赋值进行评分等。
舌象评估是中医证型评价重要组成部分，对舌象的评价除传统主观的方法外，已有研发的现代科学仪器也可作为评价方法引用。例如把舌象拆分为7个维度并赋值如下（权重评分仅供参考）。
按舌色由浅入深顺序排列（1 淡白、2 淡红、3 红、4 绛、5 青紫）。
按舌苔厚度由薄 /无到厚顺序排列（1 无、2 少、3 薄、4 厚）。
按舌苔津液由少到多的顺序排列（1 燥、2 润、3 腻、4 滑）。
按里热程度由轻到重顺序排列（1 白、2 黄、3 灰黑）。
按舌体由瘦到胖顺序排列（1 瘦、2 正常、3 胖）。
按由无到有顺序排列（0 无、1 有）。
按由无到有顺序排列（0 无、1 有）。
脉象的评估是中医证型评价组成部分。《内经》时代已把病脉的演变，分为微（轻）、甚（中重）、绝（极重）3个量级，以观病证之吉凶，但其量级内涵不清，量级界限模糊，使评价者难以掌握。对脉象的评价除传统基于主观的评价方法外，也可结合现代评价方法综合考虑。例如对脉象进行维度拆分及相应赋值。
按脉位的由深到浅顺序排列（0 伏、1沉、2 正常、3 浮）。
按脉率由慢到快顺序排列（0 迟、1 缓、2 正常、3 数、4 疾）。
按脉体由细到宽顺序排列（0 细、1 正常、2 宽）。
按脉长由短到长顺序排列（0 短、1 正常、2 长）。
按脉力由弱到强顺序排列（0 无力、1 正常、2 有力）。
按脉体流利程度排列（0 涩、1 正常、2 滑）。
按脉体紧张程度排列（0 软、1 正常、2 弦）。
（0 正常、1 匀、2 不匀）。
（0 正常、1 弱）。
以上经量化的舌象、脉象数据可同基本症状、特异症状一起进行量化评估，如单独进行舌象与脉象的评估，也可直接进行组间统计学比较。舌象与脉象数据往往不符合正态分布，此时可考虑使用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某些中医证型具有特殊的体征，例如血瘀证之舌底脉络曲张；证型改善或加重，其中特定的体征会发生相应改变。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转变。患者对治疗的主观感受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观感受和医生的评价、客观检查标准一样，在中医证型疗效评价中同样重要。因此，出现了患者报告结局（PRO）的概念 ［154］ 。WHO将PRO定义为任何直接来自患者的、非经医生及其他人解释的关于患者自身的健康状况的报告。PRO根据所收集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对患者疾病的功能、症状性指标，以及生存质量指标两方面。举例如下：①患者报告的其疼痛、疲劳、精力等与症状表现相关的信息；②患者报告的心理状态、社会活动能力等信息；③患者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行为、医嘱依从情况，例如患者锻炼身体的信息、吸烟/饮酒信息等；④患者对治疗的满意程度；⑤患者对治疗方式选择的倾向；⑥患者报告与医院之间的交流、配合治疗、获得治疗的手段等。因此PRO的内容和特征与中医药的疾病治疗及评价特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及适用性。中医药的特点是以“整体观”“辨证论治”为核心，以人为本；而PRO正是以患者主观感受为核心的指标集。中医的辨证是医生运用“望、闻、问、切”四种方法，在四诊信息采集过程中，问诊所获取的信息量最为丰富。据统计，在常见的症状和体征中，有7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问诊获得的。因此，问诊是为证型诊断获得信息的最主要手段。问诊即是收集患者主观感受，以反映当前中医证型状态演变的过程，可为医生分析病情、判断病机、评估病情变化提供依据。中医问诊的过程，与美国FDA对PRO定义中所描述的“任何直接来自患者的有关其健康状况和治疗效果的报告”十分相似，归纳其相同点有：①资料来源相同。中医辨证时通过问诊获得主观症状的资料和PRO通过量表收集的资料均源于患者本身的报告。②收集资料的目的相同。两种方式的目的均是用来分析患者目前的状况、病情变化及治疗效果。但目前医生在对患者问诊时仍停留在病人主观叙述的表象，临床测量的结果往往与病人的功能或感觉不同步；如果医生对病人的观察结论和病人的感受相一致，这样的研究会更有价值。这也是PRO与传统辨证之间的不同点，这些不同点可弥补传统辨证的不足，可作为中医证型评价的补充：①参与者不同。辨证过程中的问诊由医生和患者共同完成，而PRO的报告由患者独立完成。②参与模式不同。辨证问诊是医生口头提问、患者回答的过程，此过程仍会受医生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受医生经验、问诊习惯、医疗水平的不同而左右。一些患者由于个人偏好或就医环境嘈杂、对医院陌生等情况导致思想过于紧张，或在面对医生时不方便将某些病情说出口等导致资料流失。所以辨证时通过问诊收集的主观症状受医生、患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而PRO评价量表有固定询问模式，并且由患者在安静状态下独立完成量表，记录较翔实，故得到的资料比较符合患者实际情况，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③内容范围不同。PRO包括临床实践中的多项内容，且设计较全面，而通过问诊得到的就诊当时的主观症状仅仅是PRO内容中患者症状报告的一部分。综上所述，PRO与中医证型评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将PRO运用于中医证型评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PRO具有一些优于传统问诊收集数据方式的特点，将PRO运用于中医证型评价，具有使评价客观化、增加可信度的现实意义。
PRO数据的获取是基于PRO量表进行的，中医PRO量表的研制难点在于中医指标的量化、证候的规范化等。所以引入PRO量表创制的理念和思路，对病人的症状描述进行更深一层的量化分级研究，将有益于中医证型的评价。PRO量表的研制过程一般可分为：①初步确定量表条目池；②确定量表每个条目的权重关系；③试用PRO量表；④评价PRO量表的效度。
PRO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患者角度评价临床治疗效果的很好的途径。然而PRO量表收集的是患者某一时点与自身健康相关的报告，反映的多是患者的主观感觉，具有不可回溯性，且是难以用具体的度量单位来衡量的软指标，容易受到测量偏倚、期望偏倚等因素影响。因此在研究的设计、实施阶段以及结论的推导过程中应重视质量监查，注意对各种偏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