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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刚刚建立，为了达到“亚洲第一、世界先进”的宏伟目标，医院提出了高起点、高水平的协和标准。自1920年医院筹建开始，协和在可谓“严苛”的征聘要求下，依然吸引了国内外大批应征者。除了职业信仰和个人追求外，协和对员工的关爱，也具有协和水平，让协和的护士岗位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职业。
1921年随着实习护士人数的增加和大量毕业生留用，奥利弗·琼斯（Oliver Jones）宿舍、劳拉·斯贝尔曼（Laura Spelman）住宅和一间未开放的病房全年都在超负荷运转，供护士住宿使用。为了能够接收更多的护士，护理部把附近的一处住宅改造成宿舍，并附加相应设施。这个翻新的建筑为四个护理主管提供了一个套房，为60名学生和一名女舍监提供了卧室、大客厅、餐厅、宽敞的浴室以及厨房。
为了能够让护士们安心工作、按时上班，1922年起医院专门为护士们建造了宿舍大楼，名为哲公楼。哲公楼分为南翼和西翼，可容纳106人，面向中国护士开放，护生和护士们入住后发现，这里不但拥有舒适的客厅、接待室、内院，还为护士们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和社交条件。1925年，哲公楼重建扩大，更名为护士楼。
为了保证夜班护士及护生的睡眠，在四楼顶层设有安静、舒适、具有遮光设备的夜班休息室。宿舍2～8人一室，护士长及临床护理教师1～2人一室。宿舍供应全部床上用品及沐浴盥洗用品，如枕头、床单、毛毯、大小毛巾、肥皂、卫生纸等。哲公楼昼夜供应热水，每周洗衣两次。每次只需填写洗衣单，注明预约日期及需要清洗的衣物数量即可，后期由专门的后勤工人负责收纳、洗涤、熨烫、配送。每日还有专职服务人员负责为护士整理房间、刷洗白鞋、缝补工作服等。宿舍设舍监2人，负责宿舍的管理工作，监督规章制度的实施，检查卫生状况。
哲公楼
内设会客室，供护士休息、娱乐和会客
医院的食堂24小时为护士服务。食堂除供应营养丰富的三餐外，上午另加牛奶或半磅可可，每日有免费的水果及午后茶点，并提供点餐及送餐服务，方便护士随时就餐。建院之初，护士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饮食风格也大不相同。如果护士想吃的菜肴不在食堂的清单之列，也可以付小部分费用，由食堂工作人员专门采购食材制作各地菜肴，家乡的味道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护士们的思乡之苦。
1924年，在奥利弗·琼斯宿舍，医院为外国护士开设招待所，设置套房，这一群体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随着护理人员的增加，1928年开始，一部分已婚男护士被安排住在医院附近，位于三条胡同的花园房。1936年，护理部明确制订了医院与护校宿舍空间分配方案，有11名护士长和90名护士获得额外补助，以代替给予宿舍。这一方案具有相对灵活性，可以满足护士们的不同需求。
建院初期，协和护士的待遇在当时可谓优厚：普通护士月薪最低25元，每年工资稍有增加。每位职工都拥有一份“退休金”保障，即采用健康保险制度，每月工资扣取5%，加上医院预算中提出同量的钱数，一并积存。精通英语并受良好高等教育者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年后，经考察认为是可造之才，可得学费津贴赴美留学深造。据护理前辈们回忆，当时协和护士的收入处于中上等水平，护士们从不会为生计犯愁。在协和附近的街道上，经常能看到下班后的护士穿着精心设计过的旗袍，优雅穿行，成为街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到假日，护士们也会相约出行，由于薪金丰厚，大家多半会选择乘坐洋车。这在工薪阶层眼里，也算是比较奢侈的出行方式了。
除了优厚的薪酬待遇，护理人员在轮班休息期间，也可以有很好的环境去放松身心。医院为此寻找了一个位置便利、可在一年中随时开放的休息场所，使护士们能远离医院恢复体能或休息几天放松身心。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去职后投身慈善与教育事业的熊希龄先生特别在西山甘露酒店附近提供庭院，为协和护士们创造了一个愉快的度假之家，让每位护士都有机会在幽静舒适的环境中疗养放松。
1921年，由于在中国受训的毕业护士数量不能满足临床需求，因此夜班值班时间一直实行10小时制。1923年7月，随着护理队伍的不断扩大，所有夜班护士被安排为8小时值班，一名夜班主管二级助理和一名初级值班夜班护士成为首批“体验者”。这项改革让护士们的工作时长更加合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夜班不再令人抵触，护士们的身心状况也得到明显的改善。经过长达8年的验证，8小时夜班制深得护士队伍的认同。为了提供更有效和令人满意的护理服务，护理部设立了专职夜班护士岗位，其任命周期可以达到至少两个月，并且有护士提交了延长夜班护士岗位任命周期的请求，这充分说明了8小时夜班制的合理性。
此外，为了努力减少护理人员的流动，并尽可能改善护士的健康、生活及工作条件，护理部改革了护士每周的工作时间。1921年护士每周要工作52小时，1925年护士每周工作时间减少至46小时，护士们每周工作6天，有1天是6小时，其余5天每天8小时，每周可以休假1天。
护士们拥有健康身体才能更好地照顾患者健康。1925年底，流感的流行侵袭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护理人员，最多时有25名护士同时因病请假。但整个护理队伍非常团结敬业，那些能够继续值班的人加倍努力工作，患者依旧可以与往常一样得到精心护理。教职员卫生处和学生处一直对护士的健康给予充分的关怀和关注，截止到1927年初，护士群体患病天数较前一年减少了近140天。
在那个时代，我国肺结核处于高发时期，也是不断威胁护理人员健康的主要疾病。1930年，全体护士病假天数较前一年多了143天，有4名护士因肺结核并发气胸而接受治疗，并长期休息。为降低护士的患病率，护理部聘用邵桂英作为健康督查护士。她通过整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早期疾病报告，制订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对大约1 500名雇员及其近亲属进行保健监督，总计4 500余人。利用相关经验，邵桂英还承担起门诊随访工作，为治愈的肺结核患者推荐后续的家庭保健方案，并为当时医院周边社区居民传染病防控提出建议，仅1933年她就完成了1 858次家访和32次健康讲座。此外，她还承担了对医院周边工业区所有地方进行卫生检查的工作。
在1930—1935年，医院认真研究护士的健康问题，并制订预防疾病的措施，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包括：①聘用1名专职卫生护士，协助协和医学院卫生服务部门实施此计划；②更严格地筛选那些健康有问题、但又按月领薪的护士（21人合约终止在1933—1934年；5人合约终止在1934—1935年）；③加强对护理技术的监督，对患者进行不同类型的隔离护理。另外，对所有新入职人员进行胸部X线检查，了解其最基本的健康信息。
通过不懈努力，护理人员患病人数逐年减少，每位护士的平均患病天数在5年内减少了9天。1934—1935年，全体护理人员中没有出现肺结核病例。
在协和任职的护士有定期被保送出国进修的机会，根据本人专长和教学需要，经过推荐及教育委员会讨论后，可纳入全院选送出国进修考察的计划。为了稳固人才，并保证进修成果在工作中发挥作用，协和在出国前对员工有明确的规定：出国进修后必须返回原聘工作岗位并至少工作两年，不得借故不归或离职。这项制度促使护士们不断进取，在出国进修后的学习紧密结合自己的专业，时刻跟紧国外先进水平，大大提高了返院后的临床护理及教学质量。被选派出国的护士，如为国内5年制大学毕业、已有学士学位者，通过进修可获得硕士学位。有部分护士赴英国进修后，获得助产士证书，为我国解放前的助产士教育作出相当大的贡献。
对于当时身处贫苦和动荡岁月的护士而言，协和给予他们像家一样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协和对他们的关怀成为他们更加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时至今日，“待同事如家人，提高员工幸福感”仍是北京协和医院办院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护士们的心感受到温暖，让护理团队一直能够保持团结与奋进，并将心中这份蓄积百年的温暖传递给来到协和就诊的每一位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