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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药是中药传统分类中的一大类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治疗作用，长期以来为中医各科所广泛应用。近世由于各种原因，风药的概念产生歧义，医学界对风药的认识出现不少误区，以致其运用范围日益萎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医临床医疗水平的提高。王明杰、黄淑芬二位教授认为，有必要溯流穷源，梳理风药的概念，剖析认识上的误区，守正出新，阐明其作用机制，拓展其临床应用，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中医理论依据。
“风药”之名，出现的时间甚早。据王明杰教授考证，现存古医籍中，唐代《外台秘要》第十七卷所载“《素女经》四季补益方七首”中，已有“冷加热药，温以冷浆，风加风药”之说。《素女经》是古代一本重要的性学著作，据考证最晚成书于魏晋六朝之际。由此可见，风药的名称，可以追溯到隋唐之前了。唐代《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反映了药王孙思邈对风病与风药的高度重视。至宋代，“风药”已是医籍中通用的称谓，盖泛指治风之品而言。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黑锡丹》：“曾用风药吊吐不出者，宜用此药百粒。”《扁鹊心书》：“服风药渐减……前服风药，乃风胜湿。”
金元时期，易水学派宗师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首创“药类法象”理论，取法天地五运之象，谓“药有气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主治之法，各各不同”，而把常用药物归纳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类。其中“风升生”一类为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收载有防风、羌活、升麻、柴胡、葛根、威灵仙、细辛、独活、白芷、桔梗、藁本、川芎、蔓荆子、秦艽、天麻、麻黄、荆芥、薄荷、前胡等药物。张元素之后，其弟子李东垣光大其说，广泛运用此类药物于诸多病证，尤其是内伤脾胃病证的治疗，成效卓著，成为易水学派一大用药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此后医家言风药，多宗张氏之说。如清代徐大椿《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谓：“凡药之质轻而气盛者，皆属风药。”
二位老师通过考察历代医药文献，认为自金元以来，“风药”一词具有“如风之性”与“治风之用”两层含义。首先，风药是“如风之药”（法象药理名称），可以定义为味薄质轻、药性升散、具有风木属性的一类药物，所谓“在天为风，在地为木”。此类药物多具辛味，质地轻，其性升浮发散，犹如春气之生发，风性之轻扬。《医学启源》以“风升生”归类，即言其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特性。其次，风药又是“治风之药”，即具有祛风、疏风等作用，故又常称为祛风药、疏风药等。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风药的名称与内涵逐渐发生了很大演变。
近代中药开始以功效分类，风药在近现代中医药文献中出现了多种称谓，如疏风药、祛风药、祛风湿药、解表药、祛风解表药、疏风解表药、发散解表药、发汗解表药、发汗药、发散药等。其中以“解表药”最为常用，而风药之名则渐受冷落。随着法象药理的淡出，风药的“如风之性”也被忽略，只剩下“治风之用”还为人知晓。提到风药，普遍认为就是治风之药。
查阅当代文献，目前对风药的定义大体有两种：其一，指能祛除外感风邪的一类药物，即祛风药，包括目前《中药学》教材中的解表药与部分祛风湿药；其二，指能祛除外风、平息内风的一类药物，主要用治各种内、外风证，可称为治风药，除上述解表药、祛风湿药外，还包括平肝息风药以及其他药类中兼有治风作用者，数量当逾百种。前者可称为狭义之风药，大多具有“如风之性”，与传统论述较为接近；后者可称为广义之风药，其中一部分与传统认识相去甚远。老师认为，从学术的连续性与继承性考虑，应以狭义为宜，但需注意其“如风之性”的内涵方为全面。本书所称风药以狭义为主，至于平肝息风药中的蜈蚣、全蝎等则称为虫药；而风药、虫药又统称作治风之药。
二位老师指出，随着风药名称与内涵的嬗变，人们对风药作用与功效的认识也出现了不少误区，进而影响到风药的临床应用。
这种认识与目前将多数风药归入“解表药”有关。从包含药物来看，虽然解表药基本上都可以划入风药范畴，风药却不尽属于解表药（如桔梗、天麻等）。至于二者的内涵，更是差异甚大。《中药学》对解表药的定义是：“凡以发散表邪、解除表证为主的药物，称解表药。”这个表述突出了此类药物解表、发汗的作用，却忽略了疏达木郁、调畅气机、升发阳气、发散郁热、行经活血及引药助补等许多重要功能。即使提到部分解表药兼能利水消肿、止咳平喘、透疹、止痛、消疮等功用，也强调用于“兼有表证者”。这就容易使初学者产生解表药只能用于表证解表的错觉。在此影响下，有的人往往一看到解表药就认为是为表证而设，表证一旦解除，就不再使用了。
实际上，发散表邪仅仅是风药诸多作用中的一种。对于许多药物来说，解除表证未必是其最主要用途。如麻黄之平喘、桂枝之通阳、柴胡之疏肝、菊花之明目等，很难说不如解表应用更多。还有一些药物不以解表见长，甚至并无解表作用，如苍耳子、辛夷之类。相比之下，显然“风药”的表达较为贴切，而冠以“解表药”颇有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之虞。其实风药不仅走表，而且走里。如被称作“发表第一药”的麻黄，《本经疏证》指出：“麻黄非特治表也。凡里病可使从表分消者，皆用之。”《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称其：“轻扬上达，无气无味，乃气味之最清者，故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凡药力所不能到处，此能无微不至。”麻黄的这些功用，显然已远远超出解表范围。
由于“解表”二字难以概括此类药物多方面的功效，近年有学者提出将“解表药”改称“祛风药”，当前的《中药学》教材已将辛温解表药、辛凉解表药改称发散风寒药、发散风热药。
这种认识源于将风药看作祛风药，而祛风就是祛外风，因此风药主要用于风邪伤人之外感疾病，内伤杂病如果无风可祛，自然不宜使用风药。这样一来，风药祛风以外的许多作用，尤其是在调节人体气血津液运行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升阳、畅气、活血等都被忽略了，这是导致风药临床运用萎缩的又一重要原因。
“祛风药”与“风药”一字之差，含义却颇有不同。“祛风”，只是言其功用主治；“风药”则是着眼于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升降特性。从包含药物来看，风药并不全是祛风之品，如桔梗、前胡。从功用来看，风药不仅能用于祛外风，而且能用以升清阳、解肝郁、调气机、散郁火等，与治风并无直接关系，无法用祛风来解释。而祛风湿药中一些苦寒之品也难以归入风药范围。因此，风药与祛风药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祛风药的表述同样不能全面反映风药的性能。
二位老师指出，内伤杂病的基本病机是脏腑功能紊乱、气血津液失调，而风药是一类功效多样、作用广泛的药物，除了祛除外风以外，在调节脏腑功能及气血津液运行方面还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机理，在于风药独特的开通玄府作用（详见第四章）。
作为一大类药物，风药多气厚味薄，味辛或兼甘、苦，性温或凉，多归膀胱、肺及肝、胃经，一般无毒（细辛、苍耳子有小毒）。老师认为，风药法象风木之属性，其主要性能也具有风木之特点，可概括为“升、散、透、窜、燥、动”。
升，即升浮上行、升举、升提。“味之薄者，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内外伤辨惑论》）即指风药生发、激发，和柔而不肃杀，以应春生之气，激发人体气机，升发清阳之气。风药多为花、叶、皮、枝等味薄质轻的药物，法象于风木属性，“风升生”（《医学启源》），兼具风的轻扬、上升和木的升发特征，表现出升浮上行的特性。借助于风药之升，能升发清阳之气，也能引药上行，所谓“高巅之上，唯风可到”。
散，即向外发散、布散、宣散。李东垣指出：“凡治风之药皆辛温，上通天气，以发散为本。”（《医学发明》）风性轻扬开泄，风药也善于发散，开泄启闭。风药多辛味，辛则能散、能行，有向外发散、行散气血津液之功。同时，风药质轻薄，禀木之升发之性，其向外发散、布散之性能较为突出，故能发散祛邪、发越郁火、布津润燥。
透，即透达、透泄、穿透。风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其开泄特性，不仅表现在表层的发散，而且体现于里层的透泄，包括向外的透发与向内的透达。或透里热于外，或透郁结于内，使全身之脏腑、经络、腠理、窍道通畅，发挥开窍启闭、通络散结等作用。正如《神农本草经百种录》论麻黄：“能透出皮肤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积痰凝血之中。”《蠢子医》亦谓：“加上风药便腾达，十二经中皆能透”“况且风药大使用，一窍通时百窍通”。
窜，即走窜、行走、走而不守。风性善行，风药禀之，具有走窜全身之功，不仅长于上行，而且善于下行，尤能旁达四周。如张元素论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本草汇言》论白芷“上行头目，下抵肠胃，中达肢体，遍通肌肤以至毛窍”；《本草备要》称羌活“泻肝气，搜肝风，小无不入，大无不通”。借助风药之通行走窜，以畅达气血津液输布，疏通脏腑气机升降出入运行，发挥调畅气机、活血化瘀、疏肝解郁、通阳化气等作用。
燥，即燥湿、胜湿、化浊除湿。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指出：“圣人立治之法，既湿气大胜，以所胜治之，助甲风木上升是也。故经云‘风胜湿’。”风药多性燥，味辛而散，其气芳香，禀风气胜湿之性，能行能散，能化水湿，亦具醒脾之力，祛湿浊于流散之地，疏郁阻之气，使津液畅达而解停滞之水湿，所谓“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脾胃论》）。
动，即活动、流动、鼓动之意。风性主动，风药禀之而具灵动之性。可以认为，动是对上述升、散、透、窜、燥等特性的总括。《太极图说》云：“动而生阳。”风药之“动”性，最能鼓动阳气，振奋气化，促进体内气血津液流动畅通。举凡脏腑经络、四肢百骸、五官九窍之闭阻，气血津液之瘀滞，皆可使之开通。基于这一“动”性，风药在多种配伍组方中，均能发挥显著的增效作用。这是风药能成为百药之长的基础所在。
综合历代医药文献记载，结合多年临床应用体会，老师将风药的基本功用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风药质轻味辛，具向外发散、宣散之性，能开发肌表腠理，促使病人汗出，而达到邪气从汗而外泄的目的。现在皆云风药发汗解表，其实发汗不仅能解表，而且能透里；不仅能解除表证，而且能治疗里证。
风药通过开发肌表腠理，促使病人汗出，而达到外邪从汗而外泄，外感表证得以解除的目的，谓之发汗解表。由于“风为百病之长”，是多种外邪致病的先导，寒、热、燥、湿诸邪多依附风而为患，使用风药不仅祛散风邪，还能散寒、泄热、祛燥、除湿，使各种入侵之邪，通过风药的开发腠理从表而解，有“擒贼先擒王”之意，这是风药的一大基本功用，故历来备受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解表”一词，现代多释为“解除表证”，这是片面的。查古代文献有关“解表”的用法，许多地方乃指“解散表邪”。如《神农本草经疏·论疟痢宜从六淫例治》：“暑邪为病也……必用白虎汤二三剂，随证增损，解表以祛暑邪。”显然，“解散表邪”与“解除表证”含义是不相等同的。老师认为，风药解表，并非专为表证而设。其解散表邪之功，适用于邪气在表（包括皮毛、肌肤、筋脉、骨节等）的诸多病证，除了外感表证外，其他如水肿、黄疸、痹证及痈疽、风疹、湿疹等多种皮肤疾患，不论是否兼有表证，均可以通过发汗开泄腠理，逐邪外出。正如张从正所说：“《内经》曰：因其轻而扬之。发扬，所谓解表也。疥癣痤痱，宜解表，汗以泄之”（《儒门事亲》）。
风药发汗，功用甚多。汗法不仅可以开皮肤之腠理，亦可以开五脏六腑之腠理，通利三焦，促进真气流通，推荡邪气出于脏腑、经络、肌肤。临床上利用风药的发汗作用，透发入里之邪气，用于多种外邪入侵机体引起的病证。初期邪尚轻浅，有外出趋向时，可起到因势利导、中止病情发展之功。如寒邪客肺之喘咳、风邪上扰清窍之头风、寒湿浸淫胃肠之吐利等，均可通过汗出而解。即使内伤杂病，日久不解，沉寒痼冷闭郁于里，气血津液凝滞者，亦可运用风药透泄，使之汗出而解。此时汗出是体内病邪外达、气血调和的一种表现。正如戴天章所说：“汗法不专在开表，而在乎通其郁闭，和其阴阳。”如小青龙汤之治疗寒饮、荆防败毒散之治疗下痢、麻黄附子细辛汤之治疗癃闭等等，不论有无表证，通过发汗透达均可收到良好效果。所谓“腠理一开，寒凝一解，气血乃行，毒亦随之消矣”（《外科证治全生集》）。
风药质清味薄，具升发清阳之功。所谓“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脾胃论》）。风药禀受木之升发条达、风之轻扬升散之性，有如春气上升，善于生发肝胆春升之令。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阐发《黄帝内经》“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之说曰：“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生，则余脏从之。”脾气的上升与肝胆春升之令的升发有着密切关系，肝胆行春升之令则脾能升清，故在脾胃病证的治疗中，多用风药以生发肝胆春升之令，进而“引脾胃中清气行于阳道及诸经”，配合补中益气之品，达到升举脾阳之功。在其所创补中升阳法中，升麻、柴胡、防风、葛根等风药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代表方有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益气聪明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等。
风药通过升发清阳，还能产生升提下陷的作用。对于脾胃气虚，日久由虚致陷的脘腹坠胀或脏器脱垂，如胃下垂、肾下垂、直肠下垂、子宫脱垂等，皆可在益气健脾的基础上配用风药，升提下陷的阳气，升举下垂的脏器。
郁火，为因郁而生火，或火为邪所郁，皆以郁为主要矛盾。其证候特点在于火热内壅而不得张扬，因其气机郁阻，泄越无门。若径投寒凉，势必冰遏难解，必须以宣散发越为首务。《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火郁发之”，提示郁火治宜发散。风药发散之性，最能舒畅气机，疏解郁结，使郁火得散。举凡人体上下内外、诸脏火郁之证，皆可治之。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脉弦而数者，此阴气也，风药升阳以发火郁，则脉数峻退矣。”创立升阳散火汤，以柴胡发少阳之火，升、葛发阳明之火，羌、防发太阳之火，独活发少阴之火，使三焦畅遂，而火邪皆散。
由于火必兼郁，除郁火外，风药亦常常用在诸多火热病证中。如《小儿药证直诀》中的泻黄散之用防风、泻青丸之用羌防，《东垣试效方》普济消毒饮子之用升麻、柴胡、牛蒡子、僵蚕，《脾胃论》清胃散之用升麻，等等，其风药的运用，皆有发散火郁之意。
风药具开泄穿透之性，不少药物既能开发体表的皮肤毛孔，又能开启体内的脏腑经络及其官窍，使郁闭之窍道开张畅达。前人的相关论述不少。如《日华子本草》记载麻黄“通九窍，活血脉”；李东垣称白芷“通九窍”；明代吴鹤皋《医方考》论羌活胜湿汤“无窍不入，惟风为能，故凡关节之病，非风药不可”；《金匮翼》引用时改为“无窍不入，惟风药为能，故凡关节之疾病，非羌活、独活等不能致也”。
风药的通窍作用，某些情况下可与芳香开窍药比肩。如《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五主治“卒感忤，鬼击飞尸，诸奄忽气绝，无复觉，或已死咬口，口噤不开”之还魂汤（麻黄三两，桂心二两，甘草一两，杏仁七十粒），实即麻黄汤变法，其醒神开通脑窍之功，值得认真研究。现今麝香稀缺，老师经验，在通窍活血汤中以细辛、白芷替代，同样可获佳效。由于风药轻清上浮，对于头面五官诸窍尤为适合。一般以苍耳子、辛夷为通鼻窍专药，实际上多数风药均有此作用。
此外，风药亦可用于下窍闭塞之症。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治癃闭因热壅肺气所致者用升麻黄芪汤（黄芪、当归、升麻、柴胡），以风药柴胡、升麻辛散透达、宣通窍道，领清阳之气趋表走外，使郁阻的肌表开泄，使闭塞的下窍通畅而小便自利。
风药轻扬升发之性，具有舒畅一身气机的作用。与一般理气药相比，风药对气机的调节，具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升散为主，善于畅通由下而上、由里达表的气机，因而最能启发肝胆的春升之性，引提人体生发之气，资助清阳之气升腾；二是作用部位广，既能宣达肺气，又能升提脾气，尤能疏调肝气，可使三焦气机调畅，表里气机通达。
“风气通于肝”。肝为风木之脏，性喜条达而恶抑郁，功主疏泄气机。而风药辛散升浮，禀风气轻灵之性，顺应肝木条达升发之性，能助肝气之升发与疏泄，故有“肝阳不足不舒，风药疏补之”（《脾胃论》）、“风药能疏肝”（《湿热病篇》）之说。不论肝木疏泄升发无力，还是肝木疏泄升发不及，均可运用风药。风药具轻灵透泄之性，可散可升，可内可外，不同于青皮、香附类行气疏肝药，只疏不升。后世只知柴胡为疏肝解郁良药，其实多数风药均有此种作用。如痛泻要方中的防风、滑氏补肝散中的独活，即为畅气调肝而设。
风药通过宣畅气机、推动血行而起活跃血行、通利血脉的作用；不少风药还能直接疏通血络，行散脉中瘀滞而达活血化瘀之效。关于风药的活血作用，古代本草文献中有不少记载，现代药理研究也得到部分证实。基于风药的多种特性与功效，其对血瘀证的治疗效果，往往是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多层次地发挥综合性的作用而实现的，故对头面五官、四肢肌表等部位及寒凝、气滞、损伤等所致血瘀证尤为重要。黄淑芬教授提出的“治血先治风，风去血自通”创新治法，正是着眼于风药在血瘀病证治疗中的独特作用（详后）。
“风能胜湿”，风药多辛香温燥，为治湿病要药，所谓“地上淖泽，风之即干”（《医宗必读》），“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脾胃论》）。临床上不仅可散上焦头面体表之湿，而且能除中下焦之内湿，历来用于多种水湿痰饮病证的治疗。风药治湿的机理，除了辛香温燥化浊除湿外，还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发散祛湿，使湿邪由表汗出而解；二是升阳除湿，使清阳得升，脾运得健，浊阴得化，湿邪自除；三是宣肺畅气，通调水道，以助水湿分消。因其“宣”“散”“升”，风药不仅能使湿邪通过发汗、呼浊而解，而且能激发鼓舞肺、脾、肝之气，使其更好地发挥各自功能而有助于水湿痰饮的消除，可谓作用独特而全面。
风药性燥，临床却又能用于某些燥证的治疗。《黄帝内经》云“辛以润之”。风药之辛散宣通，有行散津液，促进津液运行输布之功，所谓“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素问·脏气法时论》）。风药润燥的机理，一是开泄肌表腠理，疏散袭表之风燥邪气，调节腠理开阖，以通气运津而治燥；又能助肺宣发卫气、敷布津液以润燥。清代石寿堂《医原》云：“外感之燥，津液结于上而为患者，结者必使之开解，非辛润疏利气机不可。”二是宣通五脏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之腠道纹理。借助风药开泄之性，使脾气运化，水精上输；肺气通调，卫气宣发，津液敷布；肝气疏泄，气机畅达，水液通行；肾气蒸腾，气化调控水液；三焦腠道纹理通畅，水液运行而输布全身则使津液滋润濡养之功得以发挥。
临证无论燥邪郁肺之外燥，或水湿瘀血阻滞之内燥，凡津液失布所致之燥，皆可借风药开通作用而治之。即使是津血亏虚，机体失于濡润之燥，在补益津血的同时，亦可辅以少量风药以增强疗效。如治消渴，东垣用当归润燥汤，方中便以荆芥、柴胡、防风、升麻、细辛开腠布津。
凡药均有所偏，所谓“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风药亦不例外，既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也存在某些偏性甚至毒副作用。老师认为，医者临证应用风药治病，既要充分利用其偏胜发挥疗疾之效，又不应忽视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古代本草及近现代中药学著作都对此类药物的弊端与禁忌有过诸多论述，值得引起重视。不过历代有关风药使用禁忌与注意事项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需要全面分析，客观评价，认真对待。
长期以来，围绕风药的使用宜忌出现不少偏激不实之说，常令后学望而生畏。一些本草药物著述对此类药物使用禁忌的过分强调，是导致风药运用日益减少的又一重要原因。仔细阅读古今文献有关风药使用禁忌的论述，存在若干概念混淆之处，有必要加以澄清。
老师认为，风药的运用有一般与特殊之分。发汗乃是风药诸多功用中的一种特殊用法，主要用于祛邪外出以治疗外感表证。风药用后汗出与否，涉及治疗对象之体质、证候与药物配伍、用量、煎法、服法以及将息法等多方面因素。欲达汗出目的，需要配合一些辅助措施，尤其是温覆取汗一环十分重要。以发汗力量最强的麻黄为例，在与桂枝等配伍组成的麻黄汤中，张仲景特地在方后注明“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医宗金鉴》云：“若不温覆取汗，则不峻也。”李士懋指出“临床上常见予麻桂剂，病者并不出汗，甚至有的连服多剂亦不出汗”，认为“必须具备发汗的必要条件，方能汗出”。因而提出“辅汗三法”，即连服、啜粥、温覆。并云：“余在临床中，虽常用发汗剂，若未予辅汗三法，常无汗出；若加辅汗三法，则可汗出。”（《汗法临证发微》）李士懋之言，反映了临床运用发汗剂的客观实际。
据老师多年观察，除了发汗解表这种特殊用法外，风药的一般用法，即用于升阳举陷、开郁散火、通窍启闭、畅气调肝、活血通络、布津润燥，以及在其他各类方剂中配伍增效的应用，凡是未采用辅汗方法者，一般不会引起汗出；有时即使重用也未必汗出，何至于大汗亡阳、伤阴？笼统讲“用量不宜过大，以免发汗太过，耗伤阳气，损及津液”，是欠准确的。
综观古今文献中有关风药的禁忌，多是着眼于用其发汗不当的危害，尤以对麻黄的禁忌为甚。如《本草害利》曰：“汗多亡阳，能损人寿，戒之戒之！春深夏日，以至秋初，法同禁。惟冬月在表，真有寒邪伤营见证者宜之。若非冬月，或无寒邪，或寒邪在里，或风伤于卫等症，虽发热恶寒，不头痛身痛而拘急，六脉不浮紧者，皆不可用。”照此说法，其运用空间所剩无几。现代有学者在“中药合理应用讲座”中提出：“解表药是主治表证的……如遇病程长且脉沉属于内伤证者，当慎用解表药。里证误用解表药，可耗散正气，贻误病情。”［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08，36（6）：17.］这里显然是将解表药与发汗混为一谈了。其实脉沉也好，内伤证也好，里证也好，都不是风药的禁区，而是风药一般用法的主治范围所在，甚至气虚自汗者亦需风药配伍使用，如玉屏风散之用防风，黄芪建中汤之用桂枝、生姜。故应全面分析，才不至陷入一偏之见，作茧自缚。
其次，讲禁忌还应当分清所指是单味药还是复方，注意明辨下面两点。
仔细考察历代用药禁忌，其中不少论述属于风药所组成解表剂的禁忌。如“无汗不得用桂枝，有汗不得用麻黄”，实际上是指桂枝汤、麻黄汤而非桂枝、麻黄。众所周知，药物的功用与禁忌，往往随配伍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以麻黄为例，《伤寒论》中麻黄与桂枝等药配伍组成麻黄汤，用于“无汗而喘”之风寒表实证；与石膏等药配伍组成麻杏石甘汤，用于“汗出而喘”之肺热壅盛证。可见“有汗”仅是麻黄汤的禁忌，而不一定是麻黄的禁忌。正如《本草正义》所说：“麻黄与桂枝并行乃为散寒之用，若不与桂枝同行，即不专主散寒发汗矣。”他如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亦是指桂枝汤而非桂枝。读者须当明辨。
《中药学》教材提出：“汗为津液，血汗同源，故表虚自汗、阴虚盗汗以及疮疡日久、淋证、失血患者，虽有表证，也应慎用解表药。”老师认为，文中所述显然源于《伤寒论》汗家、疮家、淋家、亡血家“不可发汗”之说，但《伤寒论》中所指应为麻黄汤一类辛温发汗峻剂，而非单味麻黄，更不是泛指一般解表药。临床上对于上述气血津液亏损而患有外感表证者，解表药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是适当选择配伍扶正之品。
另一方面，文献中提出的各种用药禁忌，不论禁用或慎用，均是就单味药而言，不应理解为一概不宜，复方配伍当不受此限制，关键仍然在于配伍。因为中药绝大多数是作为复方使用的，单味药存在的一些弊端，通过合理配伍，并不难化解。
如《本草新编》云：“药单用则功专，同用则功薄……夫麻黄，发汗之药也，制之太过，则不能发汗矣。”
又如川芎一味，不少本草著作中均有“久服则走散真气”的记载，而《医学衷中参西录》指出：“诸家本草，多谓其能走泄真气，然无论何药，皆有益有弊，亦视用之何如耳……虽系走窜之品，为其味微甘且含有津液，用之佐使得宜，亦能生血。”《本草新编》亦谓：“此药可君可臣，又可为佐使，但不可单用，必须以补气、补血之药佐之，则利大而功倍。”
又如辛温解表药忌用于风热表证的问题，“中药合理应用讲座”中认为：“若风热表证误用辛温解表药，一可导致汗出过多，阴液损伤；二可因药性温热反助温热之邪，加重病情。若风寒表证误用辛凉解表药，药性之寒凉可以冰伏邪气，使邪困于表，不得发越，延误病期。”［中国临床医生杂志，2008，36（6）：17.］但这也是仅就单味药而言，复方配伍中辛凉用于风寒表证、辛温用于风热表证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号称辛温解表第一药的麻黄，老师经验，如与石膏等配伍组成麻杏石甘汤，或以少量加入桑菊饮中，用治某些风热表证，收效甚捷，并未见到伤阴助热之弊。
《删补名医方论》论升阳益胃汤云：“羌、防辈为散，不知佐于参、芪中，即为补中升也。近世之医，一见羌、防辈，即曰发散不可轻用，亦不审佐于何药之中。皆因读书未明，不知造化别有妙理耳。”可见，单味药禁忌与复方禁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历代文献有关风药副作用的记载甚多，如“风药皆燥，燥复伤阴；风药皆散，散复伤气”（《类经》）。归纳诸家所述，主要有辛散耗气、辛燥伤阴和升阳助火三个方面。老师认为，其中有切中肯綮的，也有言过其实的，需要仔细分析。
风药耗气之说由来已久，诸家本草记载甚多。如《本草求真》：“凡表药多有损于脏腑气血。”《药性解》论防风：“能泻上焦元气。”《本草新编》论羌活：“虽散风邪，而实能损正，邪随散解，正亦随散而俱解矣。”甚至李东垣亦有“诸风药损人元气”之说。足见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风药何以耗气？老师认为，首先在于风药大多性味辛香，类似理气药。其鼓舞、疏通气机作用如果太过，难免对人体正气有所损伤，使用时应当有所节制。故东垣主张“如病去，勿再服”。《本草新编》解释说：“辛散之物多用，则真气有伤，亦可暂用而不可久服。总之去病即已，不可因其效甚而纵用之。”这些论述是有道理的。
其次，是虑及风药的发汗作用。《温病条辨》云：“汗也者，合阳气、阴精蒸化而出者也……汗之为物，以阳气为运用，以阴精为材料。”发汗太过，容易造成阳气的消耗。前人对风药弊端的重视远胜于理气药，原因当在于此。因此，临床使用风药解表发汗时，需要格外小心。张仲景提出“遍身
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为后世提供了使用汗法的典范，值得师法。临床使用风药发汗解表应以汗出邪去为目的，中病即止，不可过汗。尤其对于体弱表虚之人，更应加以注意。正如《本草发挥》引张洁古云：“薄荷能发汗，通关节，解劳乏……新病瘥人不可多服，令人虚汗不止。”
老师指出，发汗解表仅是风药诸多功用中的一种特殊用法。多数情况下，复方中使用风药并不会导致汗出，故其耗气作用不宜过分解读。由于风药品种众多，发散力量各异，“可暂用而不可久服”之说也不应一概而论。如菊花、桑叶之与麻黄、桂枝，显然应当区别对待。
值得注意的是，风药大师李东垣尽管告诫“诸风药损人元气”，却广泛使用风药治疗各种元气虚弱之证。李东垣治疗脾胃气虚、中气下陷证，习以甘温益气药配伍风药组方，常用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等补益中气，少配升麻、柴胡引领阳明、少阳之气上行，或用防风、独活、羌活等辛温之品鼓舞阳气上升。其补中益气诸方，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均体现了这种配伍方法。说明小剂量风药与甘温益气药联合使用，能使阳升气壮，不仅不会耗气，反而有助于益气。故又有“风药壮气”一说，为后世所师法。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焦篇》治“气虚下陷，门户不藏”的加减补中益气汤，就是在补气养血的基础上少遣防风、升麻于方中，意在增强其升发清阳之力，以健运中气、固藏门户。可见风药耗气之说，应当正确看待，不应理解为气虚不宜。
风药多燥，为历代医家所公认。从药物性味来看，辛温之品自不待言，其温燥之性可与苍术、陈皮、草果等燥湿药并论；即使辛凉之品，基于“风能胜湿”之理，亦有一定的燥性。故风药辛燥伤阴的副作用，值得引起重视。当然，风药伤阴受到密切关注还有一层原因，便是其发汗作用。根据中医理论，发汗太过不仅耗伤阳气，而且损伤阴津。这是使用汗法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由于自身属性与发散力量的不同，各种风药的燥性也各不相同，应当区别对待。大体来说，辛温风药的燥性胜于辛凉风药，但也有例外。例如防风，辛燥之性就不太强，因而有“风药中润剂”之称。
清代温病学家特别重视津液的存亡，因此，对于风药辛燥伤阴的问题尤为重视。不仅对辛温之品视为畏途，辛凉之品亦严加防范。盛行一时的“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之说，便是典型代表。由于强调太过，反而引起了不少争论，值得认真反思。
老师指出，尽管风药辛燥，却并非燥证禁药，关键仍然在于配伍与用量。如消渴的基本病机为阴虚燥热，治宜滋阴清热，但往往仍需使用风药。李东垣治消渴，多于滋阴生津、清热泻火之中配用少量风药，借其升发清阳之力，使滋阴生津药得以升腾布散，则津液易生，又制滋阴药之腻滞碍胃。《东垣试效方·消渴门》治消渴的七首方剂，均能体现这种配伍。如生津甘露饮子治上消大渴，饮水无度，以白虎加人参汤为主清热养阴生津；辅以黄连、黄柏、山栀清热泻火，当归、麦冬、杏仁养血生津润燥；再用风药升麻、柴胡、白芷等以升清布津。清凉饮子治中消，能食而瘦，口干舌燥，自汗，大便结燥，小便频数，其配伍亦相仿。和血益气汤治口干舌燥，以石膏、黄连、知母清胃泻火；生地、当归滋阴养血润燥；桃仁、红花活血以除燥结；伍风药柴胡、升麻、羌活升清阳。使清阳上升，津液乃生。谓：“此药生津液，除干燥，生肌肉。”其运用风药的高超技巧，值得后学师法。
升浮上行是风药的一大特色，升发清阳、升提举陷是风药的重要功用。应用风药的这一属性时，不仅要认清升阳的适用对象，还要明辨升阳的禁忌范围。风药升阳使用不当，容易导致气火上攻之害。一般来说，气机下陷者宜升，气机上逆者不宜升；火郁于下者宜升，火炎于上者不宜升；清阳不升者宜升，阳亢于上者不宜升。但是这些主要是就治法而言，对单味药具有针对性，复方通过配伍加以平衡则不受限制，故不应机械看待。
以滋阴著称的朱丹溪虽在《局方发挥》中批评滥用香燥之药，但其论治阴虚燥热并不忌辛燥升散，还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妙用风药的宝贵经验。如对于“肾水真阴虚，不能镇守胞络相火，故血走而崩……轻手其脉数实，举手弦紧或涩……或渴”之阳脱阴燥证，以小剂量防风、羌活、升麻、柴胡、川芎等风药与黄芩、黄连、黄柏、知母、当归、黄芪等相伍（《丹溪手镜·崩漏》），取其升阴液以上济心火，且能引火热之邪从上而散，而无伤阴助火之弊。诸药配合，达到升阴散火、益气生血而止血的功效。
前人对风药升阳助火之弊十分重视，提出过不少警示。以影响甚大的“柴胡劫肝阴”之说为例，叶天士引自张凤逵《伤暑全书》，原是针对小儿暑疟用药而发，含有对当时医者滥用柴胡纠偏之意。此后一些医者盲从而畏用柴胡，致使柴胡在温病中的应用范围一度大为缩小，以至于后世又有不少人对此说提出批评，形成围绕柴胡临床应用的学术争鸣。现代中医界亦多持否定态度，如《中华临床中药学》认为：“从柴胡应用看，其不当为劫肝阴之品。”老师赞同其说，并指出，正确运用柴胡，主要取决于辨证是否准确，方药是否切中病情，配伍是否合理，剂量是否得当。张锡纯说：“若遇阴虚者，或热入于血分者，不妨多用滋阴凉血之药佐之；若遇燥热者，或热盛于气分者，不妨多用润燥清火之药佐之。”诚为经验之谈。
综上所述，对于风药耗气、伤阴及升阳助火三方面的副作用，我们既要充分认识，认真对待，又不应过分畏惧而因噎废食。在准确辨证的前提下，通过合理配伍，正确把握用量及使用时间，仍然可以用于某些气虚、阴虚及火热上炎之证。李东垣曾经提出有治病用药的“本法”与“权法”：“大抵饮食劳倦内伤所得之病，乃虚劳七损证也，当用温平甘多辛少之药治之，是其本法也”；“权者，临病制宜之谓也”，“当临时制宜，暂用大寒大热治法而取效，此从权也，不可以得效之而久用之，必致难矣”。临证运用风药时，应根据病人病情、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灵活变通，且要“中病即止”，不可偏执。
现今《中药学》教材有关解表药使用的注意事项多是针对用于治疗表证发汗而言，难免有所局限。老师综合各家论述，结合个人应用体会，提出以下使用要点：
（1）风药多为辛散温燥之品，单用、重用、久用，有耗气伤阴之虞，应加以防范。尤其对于阴虚气弱者，宜辨证选用较为平和的风药，并需配合益气养阴之品，注意用量比例，长期使用更须谨慎。
（2）有表证者使用风药发汗时，须多饮水（冬季啜热稀粥），并卧床休息，同时适当添加衣被，以助出汗。正确掌握服用量，中病即止，不可过汗。对年老体弱患者尤须谨慎，并注意配伍扶正之品。
（3）风药作引经报使或配伍增效用时，一般药味不宜多，用量不宜重，以免喧宾夺主。
（4）风药品种甚多，性能功用有别，使用时要注意根据病情合理选用适当药物。
（5）个别风药有一定毒副作用，使用时应当留心，正确把握剂量、配伍及煎服方法，尽可能趋利避害，扬长补短，达到既能祛邪却病，又不至对人体造成伤害的目的。
（6）风药多属芳香轻扬之品，一般不宜久煎，以免有效成分挥发而降低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