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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对疫情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产生了积极预防、居安思危的对待态度。如“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避之毒气”的预防主张，以及遮掩口鼻，隔离患者，饮用洁水，远避五毒等传染源。又如大家熟知的《周易·需卦》：“《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周易·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疠），无咎。”后代王弼解释：“处于困难时期，君子要自强不息，不要像见到疫病一样害怕得不要命。如果时时警惕对待，艰苦奋斗，即使情况最后不很妙，但上天也不会归咎下来。”反过来看，即使有疫情，君子也要带头进行防治，不要在疫情面前惊慌失措，要防患于未然。如《尚书·商书·说命中》：“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这几千年的话不正是当下需要深刻反省的吗？当然，《周易》中也提出了很多治疗瘟疫的办法，如隔离措施，远避疫者，如“介疾有喜”“遯遁”“系遯，有疾厉（疠）”。
面对疫情，政府并非坐以待毙，但是鉴于当时的科技水平低下，交通不便、通讯落后的现状，这些措施虽有缓解疫情的意义，但是在重大疫情面前，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先秦时期的《周礼》中就载有专门的官员，“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可见当时君主对百姓疾苦并非置若罔闻。此后历朝历代每逢疫情发生都会有类似的派遣，除此之外还会协同民间药局携手共济。
汉代《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记载：“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即在公元38年的大疫中，由官员钟离意组织，会稽郡地方政府向百姓发放医药，开启地方政府向人民提供医药服务的先河。在后期出现疫情的时候，东汉政府同样派出了专人巡视疫区，并提供医疗服务和药品。如《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记载永元四年（92），“时有疾疫，褒（即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
粥，多蒙济活”。即便在东汉末期桓灵二帝执政阶段，面对疫情，中央政府同样派出了专人巡视疫区并提供医药。《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
隔离是传染病防控中至关重要的措施。《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说明早在秦国时期便已经有了将麻风病患者（图2-1）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如《汉书》载“元始二年（2），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足见汉代已经开始重视疫情的传染问题。《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记载延熹五年（162）军中大疫，皇甫规亲自设立隔离区，及时隔离患病兵士，以控制疫情的蔓延——“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庵庐即现代所说的用于隔离传染病患者的临时场所。
图2-1 古代麻风病患者
杀毒有专门的官员负责。先秦时期《周礼》载：“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当时负责这件事的官员在疫情暴发时期，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凡是国家消毒、灭虫的事情，都由他来负责执行。其实这种思维已经非常先进了，相当于现在的卫生防疫部门。
作为病原微生物寄生的主要载体，尸体的处理往往是关系疾疫控制的重中之重。政府设官员蜡氏掌理清除腐烂尸骨和朝廷有关掩埋弃尸的命令。《周礼·秋官司寇》：“蜡氏掌除骴。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师、大宾客亦如之。若有死于道路者，则令埋而置楬焉，书其日月焉，县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国之骴禁。”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朝代效仿。
我国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辞补注》记有“佩炜”，而佩炜就是佩戴香囊。《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品的熏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天汉二年（前99），“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古人殉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经验，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引《述征记》云：“刘表（按：刘表死于208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307—313）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水经注》卷二十八云：“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严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图2-2）
图2-2 佩药香囊图
面对疫情，东汉朝廷往往会以诏令的形式，指示地方政府减轻疫区百姓的佃租赋税，以安定民心，使民众得以休养。如《后汉书·孝桓帝纪》记载延熹九年（166）大疫，桓帝下诏减轻赋税，“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灾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
免费给灾区提供基本生活用品。《后汉书》记载，桓帝时期“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汉献帝时期对瘟疫之后的鳏寡孤独者，政府可以给他“廪食终身”的特权。《汉书·平帝纪》记录了元始二年（2），“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
《后汉书·孝安帝纪》载元初六年（119）会稽大疫时，汉安帝下令“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田赋”。
《周礼·夏官司马·小司马/司险》：“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郑司农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贾公彦疏：“火虽是一，四时以木为变，所以禳去时气之疾也。”孙诒让正义：“谓五时各以其木为燧，钻以取火。《庄子·外物篇》云‘木与木相摩则然’是也。”
古人防腐保鲜所用之冰是天然冰。当时的王室或朝廷都将其作为一件大事安排，设有专门机构和官吏主持管理。周代掌冰的官吏称为“凌人”，凌即是冰。冬天下令斩冰，主要是征调农民服此劳役。《诗经·豳风·七月》最后一节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写的就是农民在冬天为王室采冰和藏冰之事。所采之冰块还得藏进凌阴（一般这些凌阴都修在河边山谷的背阴处）。凌阴即冰窖（图2-3）。“三其凌”是要求采冰必须达到预计用冰量的3倍。如果来年计划用冰10m 3 ，那么，藏冰至少30m 3 。到了春天，便要开冰出窖。
由于生产力低下，西周的藏冰业还没有市场化，所藏之冰专供皇家御用、供王公贵族享用，一般的平民百姓根本就无法享受。周代人用冰，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给祭品保鲜。由于周代崇尚祭祀，每次祭祀都要杀大量的动物，为了防止这些动物腐坏，人们就将这些肉和冰放在一起，保证可以用最新鲜的祭品来祭祀祖先。第二是给食物、饮料降温。到了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当时的人也会食用一些冰凉的食物和饮料以达到消夏的目的，他们会把食物和饮料放在一种叫缶的容器里，再将缶放在一种叫“冰鉴”的大盆里，以达到降温的目的，因此冰鉴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古代的冰箱。除此之外，周人还会在人死后，将尸体和冰放在一起下葬，保护尸体在葬礼过程中不腐烂。
图2-3 陕西省凤翔先秦凌阴遗址图
三国时期人们把专门藏冰的大冰窖叫作“幽馆”。曹子建的《大暑赋》中就有“积素冰于幽馆，气飞结而为霜”的诗句。
汉代进步的疫病观认为，疾疫的发生是天地之道和自然规律，主张用医药救治抗疫，并指出得了疫病后让患者喝符水和祈祷，无益于治病，是愚蠢之举。曹植《说疫气》对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的事件描述后，指出“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说明民间盛行悬符厌胜，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个行动并没有采取实际的医疗方法，但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防疫。
当时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方相氏大傩逐疫礼仪。先秦古人尚巫，《太平御览·礼仪部》卷九引西汉《礼纬》云：“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魅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
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他们认为疫情的产生是颛顼死去的三个儿子中其中的一个化成瘟鬼所致，而方相氏可以驱疫避邪。《礼记·月令》云：“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秦汉都继承了大傩舞驱逐疫病的活动。《周礼·夏官司马·虎贲氏/道右》：“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汉代在腊月会举行傩戏，以驱逐恶鬼，迎接新的一年。《续汉书·礼仪志》云：汉宫“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今天河南南阳地区还可以见到以傩戏为主题的汉代画像石。1957年，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了一件陶方相氏俑，该俑仅剩头部，从残破的身躯得知，俑高约1m，瞪目龇牙，口中吐出的长舌悬至腰下约有56cm长。这类俑多出现于四川地区东汉崖墓。不仅如此，民间还有诸多送瘟的习俗。
像石墓、嘉祥宋山、嘉祥村汉画像石中，多刻有羽人为披发患者针灸的内容，患者多排成一行，其他石刻还有蟾蜍抱臼、玉兔捣药的内容，被认为与其说是求神仙道德的体现，更不如说是疫病流行时人们祈盼神医仙药的思想流露。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好多虫子害怕莽草，想到通过燃烧草药来熏，以实现预防。如《周礼》：“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现代研究认为，莽草有杀虫止痒、祛风止痛、消肿散结的功效。
除了用莽草，先秦时期还发现，炭灰也能杀死虫子。《周礼》：“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
佩戴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薰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香药，《史记·礼书》亦有记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这些香药含有挥发油，气味芳香。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熏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病原微生物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除佩戴外，还焚烧香药，如返魂香的故事——晋代张华《博物志》：“汉武帝时，西域月氏贡返魂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葚，值长安大疫，西使请烧一枚辟之，宫中病者，闻之即起，香闻百里，数日不歇，疫死未三日，薰（熏）之皆活。”
生活措施上还有清洁。从发掘到的汉代文物“箕帚俑”来看，至少在汉代，城市中就已有了专门从事清洁卫生的职业人员。又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在东汉时有毕岚“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翻车渴乌即是一种抽水洒水的器具，可以减少路面的尘土飞扬，保持道路的清洁。《庄子·外篇·天地》云：“疠（麻风病）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焉惟恐其似己也。”《仪礼·既夕礼》云：“疾病，外内皆扫，彻亵衣，加新衣。”由此可知，当时已经认识到母婴传播、近距离传染、及时去除感染衣物的防治思想。《论语》《墨子》中亦载有清洁居所、饮用洁水、不吃生食等内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常有“拥慧”立门的侍人像，体现的就是打扫屋子再请客的道理。
早起盥洗、漱口。《礼记·内则》云：“鸡初鸣，咸盥漱。”古代童蒙教育也非常注重这一卫生习惯，如《管子》卷十九《弟子职》描述“少者之事，夜寐早作，既拚盥漱”。盥字甲骨文，是一上下结构的会意字，上面是手的象形，下面为一有水的盆，两者相合，像一只手放在盆里承水冲洗；造字表意就是在盆里洗手。《说文解字》曰：“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那时洗手的器皿主要有两件，且是配套的：一件叫匜[yí]，用来往手上浇水；一件是盘，用来接洗手洒下来的水。匜和盘都是盥洗用具，前者注水，后者承水，两者相互配套。先秦时期，匜、盘多以青铜制作，十分精美，这在先秦乃至秦汉的墓葬中常有发现。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其形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底部常铸有三足或四足。青铜器中的盘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到战国时才逐渐消失。
祓[fú]禊[xì]是汉代的特色习俗之一，反映了人民对于消除疫病、驱除不祥的美好愿景。正如《后汉书·礼仪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东汉张衡的《南都赋》也有说明：“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在春天三月上旬的巳日，人们在水边举行祓除不祥的祭祀礼仪，通过洗濯身体以达到消灾祈福的目的。东汉时期的祓禊还借鉴了古代女巫用香草洗浴的传统，以香药沐浴，祛除疾病，辟鬼邪。
先秦时的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和传染病的关系，因此开始实行人畜分离，为牲畜设立单独的“圈”。
卫生设施方面，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圂[hùn]”字，即为厕所，说明当时已有厕所的设立。又据东汉邯郸淳《笑林》记载，当时城市中，设有公共厕所“都厕”，这对于保持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粪便，减少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古人对于饮用水源的保护也极为重视，例如为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在疫病暴发时，也会将药物直接撒入井中用来防疫。东汉时，人们已养成不食病死牲畜的习惯，如张仲景《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中便有“肉中有如米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的记载。
“马援南征载薏苡。”东汉光武帝时期，一次著名的冤案使得军队预防瘴疫的药物薏苡载入了史册。建武十六年（40），交阯造反，光武帝派大将马援出任伏波将军讨伐，天气炎热，瘴雾弥漫，等到马援大胜回朝的时候，已经是4年以后。“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每十个人出征的士兵中，就有四五个死于瘴疫。而马援最终能够带领过半士卒安全返回，其重要原因就是依靠一种特殊的中药——薏苡仁。《后汉书·马援列传》说：“援在交阯（即今越南），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薏苡仁用药，最早载于《神农本草经》，言其“味甘，微寒，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薏苡仁有清热渗湿健脾的功效，正好适合岭南的湿热气候，可以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至今，岭南一带仍然用薏苡仁煲粥、煲汤，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马援的军队服用这些，用来胜瘴气是很有效果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因为不适应南方气候而患病的士兵来说，可以起到良好的效果，即使对于感染了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的士兵，在早期也有改善症状的作用。这就是马援的秘密武器。马援发现交阯本地所产的薏苡仁特别大，饱满犹如珍珠，疗效也特别好，视为珍宝，出于长远考虑，在返回京师的时候，特意满载了一车，准备尝试在北方栽种。世事难料的是，由于这些薏苡仁形似珍珠，居然有人以此来状告马援，说他带回来的一车是掠夺来的珠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薏苡明珠之谤”。而马援62岁时再次讨伐武陵造反的叛军，尽管取得了胜利，但终于也感染了瘴疟，不幸殉职。死后，由于“薏苡明珠之谤”甚至一度被剥夺了爵位，直到30年后才被平反昭雪。
除夕又称除夜，是古代人民驱除疫鬼的良好心愿。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季冬纪》云：“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nuó]。”按岁除驱鬼，今各地有行有不行。汉时于腊前一日举行。如《后汉书·礼仪中》云：“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迄，设桃梗、郁儡、苇茭。”中国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据东汉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沧海度朔山上有棵大桃树，伸展三千里，其枝的东北曰鬼门，有万鬼出入；树上有神荼、郁垒兄弟俩，拿着苇索，有恶鬼就捆起来喂老虎；黄帝请他俩驱鬼，以桃木梗削神荼、郁垒的形象立在门上，并在门上悬挂苇索，称做“悬苇”。
《三辅黄图·桥》：“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在我国民间，柳枝向来被视为降除瘟疫的象征，古典小说中的南海观音便是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拿柳枝为人间播洒甘露、祛病消灾的；战国时，医学家扁鹊就用柳叶熬膏治疗疔疮痈肿；三国时的“神医”华佗用柳枝治疗骨折。有一家医堂的秘传紫雪散用于治热病，处方很独特，需要黄金百两、滑石三斤、石膏二斤、磁石三斤，加清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渣加沉香、升麻、元参等再煎，煮至一斗五升，去渣再加元明粉等用微火煎，用新鲜柳木搅拌，至水变墨，最后加入羚羊角、牛黄等细料，才算制成。柳枝搅拌并非故弄玄虚，因为柳枝中含有水杨酸，也就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医学工作者发现，阿司匹林发挥解热镇痛的作用是因为其可抑制前列腺素的生成。在春天，不管顺插，还是倒插杨柳树枝，都可存活，正因为柳树具有顽强的适应能力，所以我国古代有折柳送客的礼仪，用柳祝福远行的人。
医学史上“橘井泉香”这一故事典出西汉刘向所撰的《列仙传》之《苏耽传》。清代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将其收入《医术名流列传》之中，流传甚广。苏耽在汉文帝的时候受天命为天仙，天上的仪仗队降落苏宅迎接苏耽。苏耽在辞别母亲、超脱凡俗时告知母亲：“明年天下将流行瘟疫，咱们家庭院中的井水和橘树能治疗瘟疫。患瘟疫的人，给他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吃下橘叶、喝下井水就能治愈了。”后来果然像他所说的那样，前来求取井水、橘叶的人很多，都被治愈了。（图2-4）
图2-4 橘井泉香
关于汉代的人物还有一个邳彤。目前全国药王庙里，供奉的汉代药王是一位不会看病的将军的，就是河北安国。河北省安国市，自宋代起就是著名的中药材集散地，故又有“药都”之美称。“药都”自然少不了“药王庙”。可是，与别处的药王庙不同，此庙供奉的“药王”，却不是什么“医圣”，而是一位不会看病的将军。这是怎么回事呢？安国药王庙坐落于安国市城南，相传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庙里供奉的药王是邳彤。邳彤出生时间无史载，但他卒于公元30年有史可查。他是信都郡信都县（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是东汉初期赫赫有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用800余字介绍了邳彤的生平事迹，称赞他是“一言可以兴邦”的俊杰，为刘秀打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对于邳彤生前到过哪些地方、去世后又葬在何地，史书上却没有明确记载，对其是否精通医术更是只字未提。这不禁让人产生了疑问，邳彤身为东汉开国初年的一名武将，怎么就成了安国药王庙的药王了呢？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卷一百七十五中记载：“邳彤庙在南门外，俗称为皮场庙，即药王也。自宋迄今有疾者，祷之即愈。宋咸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佑王’。”至少到了清代，邳彤才被人为地附会成一名神医——皮场庙和邳彤庙在民间因为“皮”和“邳”音的相近，以讹传讹，再加上有疾者祷之即愈的传说，人们误传邳彤懂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