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该病的发病率在世界各地存在极大的差异。亚洲地区报道的IgA肾病发病率最高,在我国北方和南方,IgA肾病在肾活检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中的占比分别为54.3%和45.2%;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数据也显示IgA肾病分别占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47.4%和43.2%。欧洲地区IgA肾病的发病率稍低,大多介于20%~40%(比如英国39%、意大利35.2%、波兰29.8%)。而在美洲地区,IgA肾病的发病率则要低得多,在美国和加拿大仅为2%~10%。虽然不同地区之间医疗政策(特别是转诊至肾脏内科专科政策)及肾活检指征差异可对IgA肾病报道的发病率产生影响,但来自同一地区不同种族人群的调查研究仍显示IgA肾病发病率具有极大的种族差异性。在美国,非洲裔黑种人IgA肾病的发病率(1.3%)要显著低于欧洲裔白种人(7.7%),而土著印第安人的IgA肾病的发病率则更高(38%)。近期,Kiryluk K等的研究,通过对2 228例IgA肾病患者和2 561例健康对照人群进行全基因组范围的遗传分析,建立了IgA肾病的遗传性危险评分模型,在此评分体系中,亚裔黄种人的遗传性危险度最高,其次为欧裔白种人,而非裔黑种人最低。这与IgA肾病发病的地域和种族差异趋势类似,提示遗传因素参与影响IgA肾病发病率的地域和种族差异。
1978年Tolkoff-Rubin首次报道一个家系中2例同胞兄弟患IgA肾病。之后,陆续出现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和中国等地多项IgA肾病家系和家族聚集性的报道。在此基础上,Schena FP提出:家族史调查三代以上,所有家庭成员均经过尿筛查或肾功能检查,同一家系中至少有2个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经肾活检证实为IgA肾病,则定义为家族性IgA肾病;若家系中有1个明确诊断为IgA肾病,其他家庭成员有持续的镜下血尿/蛋白尿/慢性肾小球肾炎/无其他原因的肾功能减退,但未经病理证实,则定义为可疑的家族性IgA肾病。家族性IgA肾病患者的临床、病理表现与散发性IgA肾病类似,意大利学者通过比较39例家族性IgA肾病患者和25例散发性IgA肾病患者后发现,家族性IgA肾病患者20年的肾生存率仅为41%,显著低于散发性IgA肾病患者的94%,因此提出家族性IgA肾病疾病进展更快,远期预后更差,但后继缺乏其他地区的独立研究证实。
循环IgA1分子的O-糖基化异常,特别是其中半乳糖的缺失,是引起肾系膜区IgA沉积,并导致IgA肾病发病的始动因素。半乳糖缺失的IgA1(galactose-deficient IgA1,Gd-IgA1)分子水平在IgA肾病患者中显著升高。近年来的研究发现人群中Gd-IgA1水平有高度的遗传性。英国学者通过对148个同卵/异卵双生子的Gd-IgA1水平进行检测,利用双生子模型计算出Gd-IgA1水平的遗传率(heritability)为80%。Gharavi AG等通过对2个欧裔IgA肾病的家系进行研究,在2008年率先报道了IgA肾病患者的血缘亲属中携带糖基化异常IgA1分子的比例较正常对照人群显著增高。其后,来自亚裔人群和非裔人群的研究也先后证实了IgA1分子糖基化异常的高度遗传性,表现为IgA肾病患者的一级亲属存在较正常对照人群显著增高的IgA1分子糖基化异常水平,而与IgA肾病患者共处同样环境的配偶则与正常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除高度遗传性外,Gd-IgA1水平还具有显著地域差异。Gale DP等的研究,通过比较欧裔和亚裔人群的Gd-IgA1水平,发现虽然在2个人群中IgA肾病患者的Gd-IgA1水平较同种族的健康对照群体显著增高,但总体欧裔人群的Gd-IgA1水平高于亚裔人群,表现为欧裔的健康对照群体的Gd-IgA1水平甚至较亚裔IgA肾病患者人群的还要显著增高。这些观察性研究表明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影响IgA1分子O-糖基化状态,参与IgA肾病的发病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