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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过程中，治疗师和咨询师作为变量历来都被研究者所关注，因为这些变量会对治疗和咨询的过程和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治疗师和咨询师的人口学特点就是研究内容之一。那么，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有怎样的人口学特点呢？
为研究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现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十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的规范与示范研究（编号：2009BAI77B07）”于2010—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从业人员现状调查”。该研究的调查对象是我国目前正在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从业者，设计为横断面调查，采用分区、分层、分系统的多级分层方便抽样。其中：
“分区”是指：依据我国行政区划，将我国大陆地区分为6个行政区：东北区、华北区、中南区、华东区、西北区和西南区。
“分层”是指：依据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水平，将各个行政区所包含的城市划分为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发展水平为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三个层次。由于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相关，所以，发达城市通常为省会城市或大都市，中等发达城市为中等城市，欠发达城市为小城市或城镇。
“分系统”是指：依据我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从业者的从业部门，分为如下三个系统：①教育系统：包括大、中、小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以及附属于学校的各种培训机构；②医疗系统：包括精神专科医院、综合医院精神科和临床心理科，以及由医院所提供的热线咨询服务等；③其他社会系统：包括社会私人从业心理机构、监狱系统的心理工作者、企业和政府等非教育、非医疗部门的心理从业者，以及附属于上述机构的心理培训机构和热线服务等。
依据既往同类研究的经验和本研究的条件，样本量定为至少1 200人，等比分配到6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至少200人；由于在行业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从业人员人数不同，故发达城市的抽样人数占样本量的60%左右（即每区120人），中等发达城市占30%左右（即每区60人），欠发达城市占10%左右（即每区20人）；三个从业系统的样本量在各区和各层均各占约1/3。调查工具为自编的“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现状调查问卷”，调查项目包括从业者的人口学资料和治疗取向等问题，调查方法主要为面对面的现场调查。最终抽样调查了1 325位正在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从业者，其中1 232位完成调查问卷。依据此次调查，我们得到我国从业者具有如下人口学特点，见表1-1~表1-4。
表1-1 我国6个行政区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性别、年龄、学历、从业时间、专业背景、专/兼职、有/无职业证书、有/无督导的比较（%）（ n =1 232）
1）1区：东北，2区：华北，3区：中南，4区：华东，5区：西北，6区：西南
2）[ ]中所示为指定的代表该列的字母
3）下标有字母则表示该列的构成比大于下标字母所代表的列的构成比，检验水准为α′=0.05÷15=0.0033
4）专业背景可多选
表1-2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性别、年龄、学历、从业时间、专业背景、专/兼职、有/无职业证书、有/无督导在三个城市分层和三个从业系统的比较（%）（ n =1 232）
1）ED：教育系统，MD：医疗系统，OD：其他社会从业系统
2）[ ]中所示为指定的代表该列的字母
3）下标有字母则表示该列的构成比大于下标字母所代表的列的构成比，检验水准为α′=0.05÷3=0.0167（双侧）
4）专业背景可多选
表1-3 全国6个行政区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继续教育途径和继续教育学时的比较（%）（ n =1 232）
1）1区：东北，2区：华北，3区：中南，4区：华东，5区：西北，6区：西南
2）[ ]中所示为指定的代表该列的字母
3）下标有字母则表示该列的构成比大于下标字母所代表的列的构成比，6组间比较，检验水准为α′=0.05÷15=0.0033（双侧）
表1-4 三层城市和从业系统中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选择的继续教育途径和继续教育学时（%）（ n =1 232）
1）ED：教育系统，MD：医疗系统，OD：其他社会从业系统
2）[ ]中所示为指定的代表该列的字母
3）下标有字母则表示该列的构成比大于下标字母所代表的列的构成比，检验水准为α′=0.05÷3=0.0167（双侧）
我国从业者中女性从业者约占70%，明显多于男性。这种性别差异在全国6个行政区，发达、中等发达城市，以及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中结果都是一致的；在欠发达城市，男性从业者超过40%，比例显著高于发达和欠发达城市。除华东和西南区外，全国其他行政区的女性从业者均超过2/3。在教育系统，女性从业者几乎是男性的3.5倍。
分析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人口学特点，女性占大多数，这种性别构成与众多国外的调查结果类似，譬如美国、澳大利亚、波兰和俄罗斯，尤其是波兰，女性接近80%。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由于近年来入行的女性逐渐增多，男性逐渐减少，导致女性明显较男性从业者多且年轻。而我国则与俄罗斯比较接近，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起步时就是女性从业者比较多，所以男女性从业者的年龄没有显著差异。
西方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是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俄罗斯，并出现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职业化，这个过程与我国的情况比较类似。对于女性为什么会成为俄罗斯心理行业的主体，俄罗斯的研究者认为：首先，在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正式从业之前，有很长的一段“无收入时期”，这个时期需要持续为教育投资以提高从业资格；另外，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作为职业，能获得事业成功的前景并不明朗，正式从业后也不能马上得到经济回报，与其他商业活动相比，收入也不高。男性在传统观念上被认为要担当挣钱养家的责任，所以，鉴于上述原因，这个行业可能对男性相对缺乏吸引力。其次，很多从业者是经过再教育而拥有心理学文凭的，正是由于女性通常不必完全承担养家糊口的角色，社会也普遍接受女性在学习时可以由丈夫、男友或者家人负担费用，且不必马上得到经济回报，所以女性更有可能接受第二甚至第三再教育，这就导致心理学行业的女性从业者比较多。上述观点也许也可以作为我国心理行业从一开始就是女性占多数的参考解释。
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是随着经济发展而繁荣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欠发达城市的行业现状代表了行业发展初期的状况，而中等发达和发达城市则代表了行业开始发展然后渐趋成熟的时期。在欠发达城市男性从业者的比例超过40%，而到了中等发达和发达城市则均不到30%，也许可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心理行业开始发展时即为女性从业者较多，但随着职业的发展，似乎女性从业者会越来越多；其次，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入行的女性会越多，这可由男性的平均从业时间比女性长得到支持。结合俄罗斯女性从业者多的原因，可以说明心理行业对女性更具吸引力，并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女性在家庭中承担重要经济角色的必要性就会越低，女性就更有时间和经济条件进入心理学行业。
除此之外，也有其他的原因使得女性从业者多于男性。首先，是职业的适合性，美国劳工部的职业展望手册中，在描述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的核心要求时，提到这项工作旨在理解和研究人类的情感、情绪、感受和行为，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要有强烈的助人精神，能够启发他人的信任感、尊重感和自信，也许，女性作为细腻和感情丰富的群体，更适合从事有这样要求的职业。在对男女性咨询师咨询效果的评定中也发现，女性咨询师的咨询效果似乎优于男性咨询师，因为女性更加敏感，更容易与来访者产生共情，同时，我们的调查发现女性从业者心理学背景者明显更多，均反映出女性对从事心理工作有性别优势。
其次，很多人选择成为心理治疗师，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经历了创伤，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学习心理学，希望找到解决问题和缓解痛苦的方法，然后，他们拥有了治愈的力量和启发、鼓舞别人的经验。那么，这是否与女性从业者多相关呢？国外的研究提示，几乎1/3的男性治疗师和2/3的女性治疗师至少在生活的某一阶段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创伤，例如虐待，在此次调查中，也有很多女性从业者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创伤，比如家庭和婚姻的危机，尤其是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她们在那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现并开始学习心理学，这不仅帮助她们化解了自身的痛苦，也深深地被心理学吸引，同时，强烈地希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解决痛苦的经验传授给他人，以帮助别人走出痛苦。这样的人生背景也许会增强从业者的共情能力，然而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既往经历的总和，通过内化过程，构成了一个人独特的情结和人格，进而会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动机、情感和行为，所以这也会带来部分的问题。例如，曾有严重创伤经历的心理治疗师与没有这些经历的治疗师相比，会体验更严重的负性情绪，同时，可能会因为自身的经历而对来访者的个别问题带有偏见，例如来访者的婚姻问题。为了维持和恢复情感能力，有创伤经历的从业者更需要接受督导的帮助，但是，在目前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中，很多从业者获得督导很困难，尤其是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所以，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我国从业者整体比较年轻，平均年龄为37岁，且一半从业者在36岁及以下，1/4从业者在30岁以下。其中，东北区从业者最年长，平均年龄超过38岁，西南区从业者最年轻，平均年龄为36岁；相对于医疗和其他社会系统，教育系统从业者最年轻，其1/3的从业者小于30岁；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的从业者平均年龄没有差异；男女性从业者的年龄也没有差异。
2008年的调查中，美国从业者平均年龄53岁，其中，56岁及以上者近一半；澳大利亚2010年的调查中，从业者的年龄中位数也为47岁；同时，美国心理从业者的平均从业时间为17年，从业≤5年者仅占1/5。相比之下，我国的从业者50%在36岁以下，25%在30岁以下，从业者的平均从业时间为5.8年，从业5年及以下者占3/5，说明我国从业者很年轻，这种年轻的状态提示了我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与既往30岁以下者约12%的结果相比，年轻的从业者明显增多，提示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对年轻人充满吸引力，正在有更多的年轻人入行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工作。
我国从业者半数拥有本科学历，近1/3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其中，半数东北区从业者以及教育系统从业者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5%的发达城市从业者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超过2/3的中等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从业者拥有本科学历；就从业者的平均年龄来看，拥有大专及以下学历者最年长，平均年龄约40岁，而拥有硕士学历的从业者则最年轻，平均年龄不足35岁。
本科学历者是我国从业者的主体，占被调查者的一半，本科以上学历者占85%，与1996年以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居多的情况相比，显示出我国从业者的学历已有明显提高；不过，大专及以下学历者仍占15%，尤其是在欠发达城市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均超过了20%。虽然我国从业者学历已有明显提高，但与心理治疗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要求心理咨询师和社会工作者至少需要硕士学历，而心理治疗师则需要博士毕业的要求相比，差距还很明显，比如，美国99%、波兰98%的从业者有硕士及以上的学历。另外，我国发达城市从业者拥有硕士和博士学历者均显著高于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反映出从业者受教育的条件会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社会经济条件也影响对人才的吸引力。就从业系统来说，与2004年相比，教育系统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增加，大专及以下学历者的比例降低了。医疗系统本科学历者近60%，远高于2001年北京地区的综合医院中仅17%的心理卫生从业者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这反映出医疗系统从业者的受教育水平在快速提高。
我国从业者的平均从业时间为5.8年，从业5年及以下者占60%，与其他国家从业者相比，从业时间比较短。比如，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的调查结果提示美国45%左右的从业者从业25年以上；2012年波兰从业者平均从业时间为9.8年，其中约60%从业时间大于7年。我国从业者的平均从业时间在全国各行政区，以及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三个从业系统中，医疗系统从业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最长，超过7年；其次是教育系统，平均约5.5年；而其他社会系统平均从业时间最短，不足5年；近半数欠发达城市从业者和其他社会系统从业者的从业时间≤3年。男性平均从业时间为6.5年，女性平均从业时间为5.5年，男性长于女性；博士学历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最长，接近9年，大专及以下学历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最短，约为5年。
我国从业者半数有心理学背景，1/3有医学背景，有“其他”专业和教育学背景的各占约1/5（注：一人可拥有多个专业背景）。2/3的华北区从业者拥有心理学背景，这个比例是西北区的2倍，中南区和西北区医学背景者比例最高，均超过40%。超过半数发达城市从业者拥有心理学背景，中等发达城市医学背景的从业者比例最高，超过40%，而近1/4欠发达城市的从业者为教育学背景，这个比例高于中等发达城市，显著高于发达城市。半数女性从业者有心理学背景，显著高于男性，而不足1/3的女性从业者有医学背景，则显著低于男性。30岁及以下从业者有心理学背景的比例显著高于另外三种背景，31~39岁的从业者有心理学背景者的比例低于有医学背景者，而40岁及以上的从业者心理学背景的比例则同时低于有医学背景和“其他”专业背景者。结合学历比较，拥有博士学历者几乎均为心理学和医学背景者，硕士学历者心理学背景者最多，本科学历者心理学背景和医学背景者的比例接近，各占约1/3。医学背景者从业时间≤3年比例显著低于“其他”专业背景者，而从业时间为≥7年的比例则显著高于“其他”专业背景者。
我国的心理咨询起步于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心理咨询门诊，所以医疗系统平均从业时间最长，例如，武汉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开始的时间最长就可达到20年。随后高校兴起了心理咨询，而社会从业是在2001年《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试行）》颁布，2004年职业标准正式出台之后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所以就专业背景看，医学背景从业7年及以上者近40%，而“其他”专业背景者则是从业3年及以下者超过40%，这也反映了心理咨询与治疗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同时，从业时间的长短也可以反映职业的稳定性，所以可以说明医疗系统的从业最稳定，而社会从业者则最有可能改换职业。
我国从业者的教育背景与早期70%~90%均为医学背景，而心理学背景者不足10%的调查结果相比，从业者心理学和教育学背景的比例逐渐增多。这种教育背景的改变与心理学教育在中国开始较晚，所以心理学毕业生进入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也较晚相关。从三个年龄段从业者专业背景的比例中，低年龄组心理学背景者比例高于其他背景者，也可以反映出心理学背景者在逐渐增加。
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设置与心理学教育水平高度相关，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院校越多，心理学教育水平越高，心理咨询机构开设的数量就越多，从业人员也越多，这可以反映在目前心理学背景从业者增多的结果当中，也可以反映在西北区心理学背景比例最低，医学背景者比例最高的结果中。因为目前心理咨询与治疗在价格和需求层次方面尚不属于大众消费，所以可以推断，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时，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可能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当地的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就可能具有该行业初期的特点，即：起步于医院，医学背景者较多，且开始时从业者学历偏低。西北区就是这样的状况：医疗背景者的比例在6个行政区中最高，大专及以下学历者的比例也最高。
发达城市从业者心理学背景相对较多，中等发达城市医学背景比较多，欠发达城市则是教育学背景相对较多，这反映了心理学学科的发展水平在经济发达地区较高，而教育系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所以在欠发达地区也得到重视。上述结果结合三个心理服务从业系统的职业稳定度，可以反映出政府和政策的支持对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和成熟非常重要。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心理服务的发展速度和行业水平在整个亚洲地区都是领先的，这归功于当地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大力支持心理行业的发展；同样的，美国1963年颁布了《社区心理健康中心法案》（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s Act ），使得各个社区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心理健康中心，直接促成了2 000个心理健康中心的建立；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在心理学领域的科研水平一直遥遥领先，这也与政府的关注和大力投入密切相关。在我国，正是由于政府政策将心理健康教育列为规定课程，对学校心理咨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199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教师要使用包括心理干预在内的不同策略帮助学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1995年《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也指出要加强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所以，在1995年，就有20%~30%的高校提供某种形式的心理咨询服务，在一些大城市，比例达到60%~70%。目前，我国发达城市中学和大学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比例接近100%，同时，在欠发达城市，从业者也以教育学背景者多。
我国从业者的继续教育途径中，培训班是最主要的途径，然后依次是自学、进修、案例督导、会议和网络培训。东北区从业者选择会议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西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从业者选择培训班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西南区；华东区选择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东北区和西北区。按城市分层比较时，发达城市从业者选择会议、培训班和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均显著高于欠发达城市，选择案例督导的比例显著高于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城市，而网络培训的比例则显著低于中等发达城市。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选择会议的人数比例高于欠发达城市。医疗系统从业者选择会议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教育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其他社会从业系统选择案例督导和网络培训的人数比例则显著高于教育和医疗系统。大于30岁的从业者选择会议、培训班和网络培训的人数比例高于30岁及以下者；大于40岁的从业者选择进修和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也高于30岁以下的从业者。从业7年以上者选择会议、培训班和案例督导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从业3年以下者。
培训班和自学是我国从业者最主要的继续教育途径，网络培训使用最少。国内目前的培训班主要包括了各种心理治疗流派或技术的短期和连续培训、国家心理咨询师执业资格培训、研究生课程班和全国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等形式。然而培训内容方面常常存在一些缺点，首先，培训项目通常缺乏基础理论和技术的培训，导致学员在缺少基础的情况下学习高级的咨询和治疗理论及技术；其次，培训通常不考虑学员的人格特征、个人成长特点等可能对培训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会影响培训的质量。目前，我国的一些大学提供心理学培训，但培训课程主要集中在发展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方面，有少量也提供临床心理学的课程，然而，关于咨询的课程大多只是一般介绍性的咨询课程，在学科范围上大体是普通心理学的知识，所以，咨询技巧方面的训练、针对特殊群体（儿童、大学生等）的咨询训练也许是高校心理咨询从业者最需要的培训。同时，阻碍心理咨询与治疗发展的障碍大多与培训缺乏和资源匮乏相关，各个系统的从业者也普遍感受到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不足。对于这些培训的不足之处，很多从业者均表达，缺乏基础技术的培训和找不到合适自己特点的培训班是他们的重要困扰。一些从业者坦言，这种缺乏基础技术的情形让他们的临床实践有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同时，部分培训班由从业者自己开办、自己授课，通常都是短期培训，有时也没有与培训内容相关的专家或权威人士参与，部分心理机构则将举办培训班作为增加经济收入的方法之一，所以，培训班的举办尚待规范，质量也需要提高。由此可见，提高培训班的培训质量是提高我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从业者从业能力的核心途径之一。
自学是另一个重要的继续教育途径，在对中小学心理健康服务从业者的调查中，近60%的从业者依靠自学和通过实践总结经验来获得心理健康专业知识，仅约30%通过培训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然而，依靠自学来掌握治疗方法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自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学习的理论可能与该理论实际的含义相差很远；其次，无论一本教材将操作的流程写得多么详细，都很难让学习者有立体和生动的体会，同时，学习者也难免根据主观来理解每一步的含义，这也可能导致学习者的理解与这些步骤的真实意图不符；再者，培训等学习途径比自学省时间，且重点突出，而自学者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将某本教材学完，所以学习不全面。因此，虽然自学是必不可少的继续教育途径，但如果自学是主要的继续教育途径，就反映了从业者获得培训存在一定的困难，这会对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发展产生不良后果。
网络学习和培训具有快速性、交互性和超越时空性等使用便捷的优势，为每一个学习者创建了宽广、开放的学习平台，在网络环境下，师生可以更好地发挥、发展自身的主体性，满足学习者不同的需要，是很具优势的学习和培训途径，但目前是使用最少的途径。
除了网络培训和自学，欠发达城市所有的培训途径被选择的比例均明显低于中等发达城市和发达城市，这在反映出欠发达城市培训途径的选择有限的同时，也反映出在培训机会不足时，网络是可行的培训方法之一。即使在美国，欠发达地区的从业者，例如乡村治疗师，也面临继续教育选择机会少的难题。对于乡村地区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所面对的继续教育的困难，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中描述得很详细：地理位置孤立，培训可获得性差；找图书馆或者杂志困难；去外地参加培训需要花费更多的费用和时间；外出参加培训时找合适的人接替自己的工作也不容易；只能参加短时培训班导致得不到有深度的信息；缺乏获得临床督导的机会；缺乏专业组织所提供的专业发展和督导的机会等。显然，所有这些澳大利亚乡村治疗师所面临的问题也都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从业者所面临的问题。
除从业地点外，结合从业者的年龄和从业时间分析，可见新手治疗师在继续教育途径的选择上比年长的和资深的治疗师要少。与之相似，低学历从业者在培训途径的选择上也很受限制，仅网络培训是例外，再次反映出在培训机会不足时，网络是可行的培训方法之一。
我国从业者的继续教育学时差距很大，为0~1 200个学时/年，平均不足70学时/年，1/3从业者每年继续教育学时在25学时及以下。不同行政区从业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显著不同，西北区平均学时最长，约80学时/年，而东北区则最短，不足60学时/年，同时，东北区超过40%的从业者少于25学时/年。发达城市从业者的平均学时最长，近78学时；其次是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近60学时；欠发达城市从业者的平均学时最短，约50学时。三个从业系统从业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也显著不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平均学时最长，平均约95学时；其次是教育系统，约60学时；医疗系统的平均学时则最短，平均约50学时。
将学时分组后可见，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都有近40%的从业者每年少于25学时，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则相反，近45%的从业者每年继续教育超过65学时。男性从业者继续教育时间显著少于女性，比如，每年少于25学时的比例显著高于女性，而每年超过65学时的比例则显著低于女性。从业4~6年的从业者每年超过65学时的比例最高，医学背景者继续教育的时间少于其他非医学背景者。结合继续教育途径，选择以案例督导和网络培训为继续教育途径者，继续教育≥65学时的人数比例高于选择会议、进修、培训班和自学者。
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有时是重叠的，部分从业者一边从业一边接受培训也是我国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行业的特点之一，因此，继续教育对于部分从业者尤为重要；然而，从最短继续教育学时为0学时可见，部分从业者可能存在从业但是不参加继续教育的问题，所以，提高继续教育的可获得性是需要得到重视的问题。另外，继续教育的地区差异很大，发达城市和欠发达城市的平均学时差异接近25学时，欠发达城市的平均学时也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了近20学时。所以，如果在调查中没有考虑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影响，会掩盖欠发达城市的真实状态。
我国从业者中有督导者约占2/3。华东区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高于西北区从业者，其他区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70%的发达城市从业者有督导，而半数的欠发达城市从业者无督导，差异非常显著；70%的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有督导，该比例显著高于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女性从业者比男性更有可能有督导。有/无督导者的平均年龄没有差异，但30岁及以下和40岁及以上的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均接近70%，高于31~39岁的从业者。约70%有硕士学历者有督导，比例高于其他学历者（均为约60%）。有/无督导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没有不同。约40%医学背景者无督导，无督导比例高于心理学背景者。继续教育途径方面，有督导者选择进修、培训班、案例督导、自学和网络培训的人数比例均显著高于无督导者。无督导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不足50学时，有督导者则超过80学时，差异非常显著；同时，近半数无督导者继续教育时间少于25学时/年，而2/5有督导者继续教育的时间则长于65学时/年，差异也很显著。有/无督导者之间专/兼职人数比例无显著差异，所以专兼职没有影响有无督导。80%有职业证书者有督导，比例显著高于无职业证书者。
既往的调查中，我国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均没有超过30%，此次调查有督导的比例超过60%，差异可能来自于此次调查包括了过去和目前有无督导，而既往调查仅包括目前工作中有无督导，所以比例明显低于此次的调查结果。既往的调查结果也支持这种解释，当过去和目前有督导的从业者达到58%时，目前有督导者也仅占29.5%。同时，这种差距可能表明部分从业者很久没有接受过督导了。另外，在没有为“督导”做严格的定义时，可能使得调查结果包含了简单的“指导”，从而可能增加了有督导者的比例。然而，对于部分从业者，“有指导”就等于“有督导”是他们真实现状，这本身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西北区无督导者的比例最高，在欠发达城市，无督导者超过一半，这个比例几乎是发达城市的一倍，这与国外欠发达地区心理从业者有较明显的差距，例如，82%美国乡村地区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有督导。这些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面临着众多学习及培训的困难。
其他社会从业系统、女性和低年龄组从业者有督导的比例高，这也许与这些从业者群体对督导评估培训需求高相关，因为社会从业系统中“其他”专业背景者明显更多，专业基础可能相对薄弱，且他们就业压力比较高，而女性更容易表达求助意图，所以更需要督导一类的培训。
在澳大利亚，对于心理学专业的毕业生，通常都把在公共部门，例如医院、学校等工作当做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公共部门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督导。而我国的情况则不同，两个公共部门，即教育系统和医疗系统的督导比例都显著低于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例如，只有约20%的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者有固定的督导师，这本身就反映了督导缺乏的现状。既往的调查提示，我国只有1.7%的心理专业机构为专业人员聘请督导，超过45%的机构从来没有聘请过督导，且有1/3~2/5接受督导者对督导的效果不满意，这种督导的现状，对于心理行业发展，是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我国的从业者中，约47%为专职从业者。在全国6个行政区中，专/兼职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半数发达城市从业者为专职，高于中等发达城市从业者（40%），显著高于欠发达城市从业者（35%）。比较三个从业系统的从业者，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专职者的人数比例接近55%，高于教育系统从业者，显著高于医疗系统从业者（约40%）。专/兼职从业者在性别、年龄和学历方面均没有差异。专职者的平均从业时间约6.5年，长于兼职者（约5年）；同时，近40%专职者从业时间≥7年，比例显著高于兼职者。心理学背景者近60%为专职，人数比例高于医学和教育学背景者。专职者90%选择培训班、约50%选择案例督导为继续教育途径，人数比例高于兼职者。专职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约为75学时，兼职者的平均学时不足65学时，同时，有1/3专职者每年继续教育时间长于65学时，比例显著高于兼职者。
兼职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是普遍现象，但我国从业者兼职比例明显高于国外。例如，美国兼职工作者约24.7%，澳大利亚有近30%的从业者有两个工作地点，约10%甚至有三个工作地点。我国目前从业者专职从业者占47.2%，较之前专职者占40.1%，甚至不足20%的调查结果有明显提高。
国外很多从业者在社会私营机构兼职是为了将所学习的技术应用于实践，因为在他们的专职工作中，有些技术不是必须使用的。目前在我国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从业系统从业者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比如，在社会心理机构从业人员的专职工作是教师，但医疗系统则比较少，也许是因为医务人员工作非常繁忙，很难有时间在其他机构兼职。
专职意味着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且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者的兼职与国外的兼职有部分不同，例如，澳大利亚从业者的兼职通常是基于工作地点，而不是职业种类，所以，他们是在不同的心理机构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而我国的兼职，部分指的是同时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譬如同时担任老师和心理咨询师，所以，专职者的比例增加，对于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发展是可喜的现象。
我国从业者中有77%拥有职业证书。东北区有职业证书者的人数比例显著高于华北区、西北区和西南区，中南区和华东区有证书者的人数比例也显著高于西南区。各层城市中从业者有/无职业证书的人数比例没有显著差异。医疗系统无证书者的人数比例约是教育系统的2.5倍，是其他社会从业系统的5倍；同时，教育系统无证书者的比例约是其他从业系统的2倍。女性从业者有职业证书者显著高于男性从业者。有/无职业证书者的平均年龄没有差异，各年龄段有/无职业证书者的比例也没有显著差异。结合学历分析，有职业证书者中，本科学历的人数比例高于无证书者，博士学历的比例则显著低于无证书者。有/无职业证书者的平均从业时间没有差异，但有职业证书者从业4~6年的人数比例高于无证书者，而从业时间≥7年的人数比例则低于无证书者。医学背景者无职业证书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三种专业背景者，同时，心理学背景无职业证书的比例又高于教育学和“其他”专业背景者。无职业证书者倾向于选择会议为继续教育途径，而以进修、培训班、案例督导、自学和网络培训为途径者则显著减少。无职业证书者继续教育的平均学时为不足50学时，有职业证书者的平均学时则超过75学时，显著短于有职业证书者；同时，近半数无职业证书者继续教育不足25学时/年，比例显著高于有证书者，而继续教育大于65学时/年的比例则显著低于有证书者。4/5的专职者有职业证书，显著高于兼职者。
美国2008年的调查中，94.6%的从业者有职业证书，没有职业证书的5.4%是因为工作岗位不需要职业证书，而我国有职业证书者的比例为76.8%，这是因为目前在我国，职业证书尚不是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必要条件，所以部分从业者没有职业证书，同时，有职业证书者并不一定在心理部门从业，例如，澳大利亚有20%注册的心理治疗师不在心理部门工作，而在我国，有职业证书者仅有约1/3从业。我国职业证书和从业者的情况与俄罗斯类似，即：取得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职业证书不仅仅是为了从业，而是有多种“用处”，例如：学习心理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因为找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不容易，而且找心理医生会有羞耻感；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是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获得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是改善目前就业状况的工具之一。
目前我国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考试的培训包括基础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心理学入门知识，对于“其他”专业背景者，考取职业证书的过程是对心理学基础知识的入门学习过程，并且，如果没有职业证书，他们很难称自己为“心理工作者”，所以，“其他”专业背景从业者有证书者的比例最高，但也有10%的“其他”专业背景者没有职业证书。其他社会从业系统有证书者的比例最高，部分原因是由于该系统以心理学和“其他”专业背景为主，这两种背景者有证书的比例均高。医学专业背景者主要在医疗系统从业，精神科医生似乎自然地就被认为是心理工作者，并且，医生是以持有医师执照为主的，所以医学背景者有职业证书的比例低。西北区和西南区是心理学教育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而心理学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心理咨询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数量成正比，同时，心理咨询与治疗师资格考试的培训也可能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使得参加考试的人数下降。同时，这两个区，尤其是西北区，从业者医疗背景者高，这也使得有职业证书者的比例偏低。
（刘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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