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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以单一实体（单一个案研究）或多个实体（多重个案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个案信息的深刻挖掘，获得对某个事件、情景、人物、组织、经验等充满独特性的经验。其最早被应用于社会科学，虽然其并不产生普遍性的结论，但可呈现带有个案特色的结果和结论，从而做到从个体化角度来理解总体可能有的特征。并且，个案研究允许研究者针对个案考察对象进行全方位研究，并摘取个案的各种特点、个案产生的需求和愿望等特点，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
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活动，个案研究涵盖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范围覆盖不同层次（如个人、团体、组织、领域或政策）的研究内容。其目的可定位于个案本身或抽象大命题的先导理论基础。研究者可根据需要自由变化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的意义不在于简单地将个案的结果叠加，而在于从个案带来的研究方式到研究结论等得出各层级上抽象出的价值。
在进行个案研究之前，需要思考以下5个部分：
（1）研究的问题。该问题是抽象的，难以用清晰的界定来进行总体的研究，但可通过个案研究获得有启发意义的解释。
（2）研究的命题。相当于量化研究中假设的作用和地位。个案研究的命题是基于个案信息所携带的内涵和外延确立的。
（3）分析单位。比如，在心理治疗个案研究中，如果按照不同次数进行分析，则分析单位为“次”。如果按照来访者变化主题内容进行分析，则分析单位为“主题1，主题2，主题3等”。如果按照特定症状改善进行分析，则分析单位为“症状1，症状2，症状3等”。
（4）数据到命题的逻辑联系。建立个案数据到返回研究命题间的路径需要结合理论背景、上下文语境等因素。
（5）结果的选取标准。个案研究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只有与命题相关的结果才应被筛选进入后续的分析。
这5个问题的思考还有助于确定该个案研究到底是描述性还是解释性的，到底应该基于单一个案还是多个个案。
在回答完上述5个前提问题后，则可开展个案研究。其步骤如下。
（1）证据收集：
个案研究可能的信息来源非常广泛：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等。事实上，个案研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具有一个完整的个案信息搜集系列。这些信息可以是质性的也可以是量化的；尽管定量数据也常常出现在案例分析，但定性数据居于主导地位。
（2）证据分析：
Haterly将个案证据的分析过程描述为“在循环往复中共同开发”。其涵义为，将个案信息的分析围绕某一主题展开，将关键的内容或中心问题组织起来，再对数据进行检查，看看是否符合预期类别。因此，通过个案证据的分析可以推进抽象理论发展，而置于其中的行为或过程也就成为抽象理论的基础。
证据分析的主要步骤包括“检查、分类、制表、测试”。因个案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发掘模式、确定含义、构建结论、建设概念；因此，个案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现有命题理论的推动或对构建出相应的案例框架。
（3）个案研究数据属性：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个案研究一直深得心理治疗大师们喜爱。精神分析鼻祖弗洛伊德通过“少女杜拉”案例揭开了梦境流露潜意识，为窥探心理世界开了一扇窗。人本主义大师罗杰斯在示范性会谈中遭遇“不说话的来访者”，作为经典案例写进他的每本教科书。女性精神分析大师卡伦•霍妮通过观察一个个神经症来访者，分析出社会文化对人类心理的作用。达尔文以其子为观察对象，通过一个婴儿的传略来研究初生个体的变化历程。
个案研究之所以在心理学界备受簇拥的另一个解释是，个案研究一方面包含对个体经验的抽取和分析，因此符合科学中归纳法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可将规则投注到观察对象中去运行，因此又符合科学中演绎法的逻辑。将归纳和演绎通过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往来，可以有效地形成对人类心理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的认识。
作为一种研究策略，个案研究法可与各类方法论重组建构，这可以是量化方法论、质性方法论，或质量结合的混合路径。例如，Breem提出将质性信息和量化信息均作为针对同一个案的考察信息，从而将两者看作互补而非敌对的阵营。当个案研究的某些信息可以通过量化手段进行测量或评价时，则使用量化实证的方法分析；相反，如果某些信息更适合用质性的办法去衡量或分析，则考虑用质性研究的分析框架。
然而，量化研究的信徒与质性研究的拥趸之间的范式之争从质性和量化研究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被冠以严格对位的二分方式。Alan和Simon对质性研究的定义为：
“重点诠释，而非量化；强调主观性，而非客观性；研究过程中无限灵活，而非提前设置严格步骤；重在形成经验，而非得到数字结果。”
这一定义提出角度是从“而非”入手——质性研究不是什么。比如，依靠数字计算和量化实证材料研究就不是质性研究。Renner M给出的定义更加详细：
（1）在研究开始就设定分析类属的不是质性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逐步被分离和划定的才是质性研究。
（2）有限的类属之间计算相关系数的不是质性研究；在研究中寻求各个类属相互关系和整体作用模式的才是质性研究。
（3）封闭问卷、统一度量衡、对研究假设有着坚定明确回答的不是质性研究；开放式的需要情感投入的多样化回答的是质性研究。
（4）样本要求足量、有代表性，甚至随机双盲以期从样本估计推断到总体参数的不是质性研究；样本个数单一或少量，但各个样本信息都深刻挖掘的是质性研究。
另一种是定义模式是：质性研究是什么。
Denzin NK和Lincoln YS认为“质性研究是观察者置身于生活世界的情景化活动。该活动通过一系列的解读和研究工作使得人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研究者通过把人们的生活世界转化为实地研究的笔记、访谈、对话、照片、录音和备忘录等形式，再现世界的面目”。质性研究在此意义上，运用解读和自然的方法来认识世界。这意味着，质性研究者在自然的情景设定下展开研究；也就是说，对现象的解读和意义理解基于自然呈现。
Ritchie J和Lewis J进一步补充质性研究应有以下特征：
（1）通过了解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环境、生活经验、立场和历史等方面，实现试图理解其社会生活世界的目的。
（2）挑选样本的标准显著，样本选择量少且带有目的性。
（3）在资料收集中，研究者以互动的、发展的眼光探究问题。
（4）研究资料翔实，信息载有量丰富。
（5）对可能产生的细节描述、分析类属、模式定位，或关于某种解释或概念的意外发现均保持开放。
（6）以描绘或再现被研究者的社会生活世界为手段，强调在分析和解释中生成具有社会意义的目的。
从定义的纷繁复杂就可知道质性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定义中透露出对研究者自由度的放松，与量化研究客观严格尽可能摒弃研究者干扰的理念大相径庭。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崇尚个体角色的学科而言，质性个案研究作为体现个别价值进行初探性试验或展示独特性的研究取向，在上述学科中独领风骚。因其对考察对象倾注的极大耐心，而非横断面调查的一刀切或统计学差异下的谋杀个性；因此特别适合于研究现象或环境之间的边界不是显而易见，或研究问题的细节尚未清晰、机制犹如薛定谔的黑箱猫，或复杂问题的初步调查时使用。
另外，质性个案研究的灵活性使其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可根据目的变化实时调整个案观察内容、修改演绎或归纳等研究逻辑，甚至鼓励一切超出初始拟题的细节存在，这一点恐怕是横亘在必须严格进行“假说-检验”的HP一族[假说（hypothesis）和P值]面前的难题。需要注意的是，个案研究并非通过研究个案之后，再进行个案样本的统计叠加成为总体；而是通过个案研究，进行分析概括。将个案的“现象-问题-答案-结论”抽象为一系列的理论命题。因此，为了产生假设和建设理论，先探索性地进行质性个案研究，然后再扩大到更广泛的领域，将之前个案的结果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成了水到渠成的研究策略。
综上，质性个案研究天然地把质性研究的细腻、细节、灵活和个案研究的个体化、尝试性、试错本质完美融合。其将描述性和解释性融于一体，充分尊重现象的细节本源的同时，深度挖掘细节证据的逻辑链。因而具有时间历程、主题历程、因果历程纵深追踪的能力。
其中，描述性个案研究（descriptive case study）的优势为着墨于事件的描述，带来细节的强大体验。比如，在戒烟运动对环境的变化个案中，空气中PM2.5含量的下降，环境中气味的改善，置身其中的人患呼吸道疾病的减少，都属于描述性表达。即“何时”“何地”“发生何事”的信息。描述一方面可以作为事实阐述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作为后续现象解释的推理基础。
而解释性个案研究（explanatory case study）的优势则在于阐释事情发生、发展转轨结局的内在逻辑。比如，针对医患纠纷个案，医患矛盾愈演愈烈的原因，矛盾双方各自的问题和解答，矛盾是否能解决，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等。即“为什么”和“怎么做”的信息。通过解释，一方面可以将蕴藏在描述路径中的内在逻辑勾勒出来，另一方面可以由此及彼地将此推广模式应用到其他领域突破个案的内在限制，而达到外在延伸。
显然，这种描述和解释的融合非常适合以“人”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当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搭建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理论命题时，可通过个案研究获取相关质性内容分析的描述性和/或解释性证据，结合研究者观念及语境基础，进行系统的素材分析。甚至，可借助质性内容分析，可以将抽象命题中的素材以某种形式的量化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可以保留定量研究的优点；另一方面，又不会遗漏对数据源的质性信息本身的诠释。
上述内容亦构成了个案研究中质性内容分析的原理。内容分析的经典模式本质属“在质性倾向下最靠近量化分析”的一种模式。如圣经注解、早期报纸分析、笔迹鉴定、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等形式作为内容分析的早期前体。经典内容分析是其最简单模式为，计算出现每个类别的信息数量，由此假设研究主题和出现内容频率之间的关系。升级版的模式，可关联两个独立的测量变量、使用不同的事件索引，并加以更复杂的程序。其本质是一个编码操作，通过先验编码，即在数据搜集之前就已经确立好编码类目，或急诊编码，即操作过程中进行编码；将原始质性数据转换成标准格式的量化数据，再进行后续量的实证模式的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者们掀起了一番有关内容分析的战略之争。当时的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学研究的首要方式就是频率分析。然而，很多学者认为，内容分析只注重频率评估、忽视文本特定语境和特定功能是一个重大缺陷。此外，量化内容分析法无法探索文本内在逻辑事件链条，也无法表现出被分析单位的独特性；由此削弱了大部分关键信息。
针对以上批评，质性内容分析开始蓬勃发展。Mayring认为发挥研究者角色应该是质性内容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的个人经历、考察眼光、思维方式、个人喜好应该作为质性研究报告的主线索进行剖析。Bryman则认为质性内容分析应该成为对文本分析最为常用的定性方法；它应该强调涌现出的数据和上下文的意思之间存在的意义联结；内容分析应该伴有理论进展或逻辑编译，而不仅仅被当作一个机械地收集处理数据的过程。
相对于传统的定量内容分析而言，质性内容分析的主要特点是加入了内容背景，即对材料的上下文解读和分析。质性内容分析关注的不仅仅是质性材料的内容，也包括材料的形式、语境中的功能、位置特征等信息。这也符合个案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不仅仅留意出现的数据，而是强调过程的理解，强调数据被截取时发生的语境。因而，研究者不仅能回答“多少”，更能回答“是什么”“如何做”和“为什么”的问题。
在质性内容分析中，对于个案质性分析的描述性或解释性数据进行编码是分析的基础。对应相应的质性目的，可展示灵活的编译办法，在研究框架需要限制时，或研究者较确定研究主题时，可采取先预设编码，再行信息归纳。
例1，“你的职业是什么？”——编码成数字类别为：
（1）专业人员。
（2）秘书和经管人员。
（3）技术工人。
（4）无技术工人。
（5）失业人员。
例2，“你为什么献血？”——编码成数字类别为：
（1）社会因素。
（2）支持因素。
（3）理解因素。
（4）价值使命感。
若推测感兴趣的研究点可能存在不可预测、超出单一内容分析编码时，或需要重新拟合构建新主题时，则在原有质性内容分析编码框架下行多手段互证。在使用质性内容分析的个案研究中，三角互证（triangle method）的测量思路尤为适用。其源于研究者期望发展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捕获资料信息，以实现更准确的素材分析和解释。
三角互证法的设置其实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即通常意义的三角互证，利用不同的材料和证据的整合、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进行资料处理。第二个层次，是将质性内容分析和个案研究法进行整合：由个案研究提供“过程的整体视图”，而由质性内容分析提供“研究者视角和语境内容”。由此作为不同研究框架的整合，这也符合三角互证的理念。三角互证的测量，通过整合不同的材料/证据收集方法和分析方式、加以不同理论基础的解释，从而使得研究者更加确信自己的成果，也可导致理论的融合或新理论的构建。
三角互证法可收集承载在相同的现象中的不同类型数据，提高研究者判断的准确性，并能通过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信息累积方法以获得尽量翔实的数据。其关键点在于，每个方法的缺点最终都可被另一个抗衡强度来补偿。其优势在于：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的一手资料，避免考察对象数据来源的单一。通过对材料多角度、多手法的分析，捕捉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质性工具所收集的信息。通过多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信息提取、信息归纳、抽象整理；避免了个案信息萃取中的一叶障目或过度偏倚。通过基于不同理论的解释，为问题的剖析和回答提供了丰富的层次。因此，“三角互证”可大幅提高质性研究可靠性（表10-1）。
在质性个案研究中，利用三角互证法是由个案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个案报告都不可能解释个体的所有信息；因而，只能部分地摘取、理解、分析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执行事件的过程和背后的原因。以三角互证的理念完成信息的摘取、分析、整合、解释，将来自多渠道的有效信息，经由多种研究方法萃取，通过多位研究人员分析，使得与个案相关的信息素材变得更加丰满。因此，质性内容分析应用于个案研究可以通过其开放性研究范式和理论根基的指导，处理复杂性的命题。正因为每一步开放的研究都来自同样的对象所产生，确保其结果具备了天然的联系和一致性。
表10-1 常见的三角互证类型和定义
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语言既是思想的外显载体，又是推进治疗变化的催化剂。正如Rubin H所言，“言语是人类最好的良药”。同时，语言具有鲜明的专属性，是个体独特性的反映。
现实生活中的言语交流形式多种多样，不同场合存在相应差别。例如，叙说（narrative）是心理治疗过程互动交流的主要言语交流形式。其最常见的方式为讲故事（story-telling）。但诸如引用、典故、比喻（明喻、隐喻）、类比等特殊言语交流形式则相对少见。这是因为，特殊言语交流要求参与个体具有较高的抽象思维和表达能力（表10-2）。
表10-2 特殊言语形式的种类和定义
目前绝大多数质性心理治疗研究都集中在一般言语交流形式层面寻找所需信息，少有研究探讨治疗过程中特殊言语交流形式所携带的信息。即使与特殊言语形式相关研究，也往往集中在语义观察上，如利用福柯的符号学理论构建语素模式。还有一小部分研究集中在治疗过程中的比喻信息，认为来访者的隐喻涉及其抽象理解、自省、默许的一致性等特点，是病情改善的必备素质。比喻可分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某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作比较；并且，以“像是”或“比较”等字眼明示主体与载体之间的关系。而隐喻或者暗喻则是为了比较两个看上去无关的事物而制造的一个修辞的转义，并非直接比较。因此，隐喻有较强的宣示意涵，即将主体与载体画上等号，较可能造成意义上的混淆；而明喻则因明白易懂，较少引起理解上的分歧。
过去的30年中，研究隐喻的学科，主要集中在语言学、哲学、人工智能、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有认知的功能，实际上，认知类的隐喻其实更接近“类比”的定义。计算机学家认为，人工智能突破的关键在于模仿大脑的隐喻功能，而非简单的大脑对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心理学家则发现大脑的功能和隐喻的设置非常相似。而精神分析学家所总结的精神病理机制，更是与隐喻的功能和应用出奇地一致。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人脑是以隐喻模式进行工作的。
心理治疗恰恰讲究来访者的自省、领悟和修通。因此，恰如其分地运用比喻、类比等特殊方法的进行领悟修通是来访者发生治疗性转变的关键因素，也是预测治疗效果的重要依据。然而，几乎没有完整的个案报告或质性研究报告将来访者在治疗中应用的各种特殊言语形式进行记录-归类-分析。因而，丢失的特殊言语形式与治疗过程中沟通内容的关系也不得而知。因此，对个案进行质性解析重拾曾被忽略的特殊语言形式研究，进一步拓展为包含隐喻在内的各种特殊语言模式，如引用、象征、典故、类比等方式进行考察，重视与来访者发生治疗性改变紧密联系的特殊语言形式则尤有意义（见表10-2）。
另一方面，尽管在心理治疗中，语言是心灵的创可贴，但语言也同样可能是阻抗的保护伞，是防御机制的排头兵。同样的一段话，由不同的治疗师叙说；或同一个治疗师说同一段话，用不同的语气、声调，伴随不同的动作，传递给来访者的信息就有可能大相径庭。这些因素都隶属于非言语信息。
非言语交流（non-verb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以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作为载体，即通过人的眼神、表情、动作、空间距离、身体移动、姿势、穿着、打扮、发型、文身等进行信息交流。
在普通人际交往中，非言语交流承担了约65%的交流任务。它表达的内容比言语交流更丰富，它展现的形式比言语交流更多彩。同时，它还比言语交流更真实，常常不自觉地就泄露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
Gorden提出的非言语交流“四位一体”模型包括：①空间关系，即交流对象间站位、空间距离、朝向等信息；②话语节奏，即说话的语速和停顿间歇的长短；③体动情况，即身体运动和姿势动作；④附属语言，即说话时的声调、腔调、音色。如此强大的四位一体模型，几乎涵盖了除语言本身之外的一切有效交流信息。
Ekman提出的神经文化模型（neuro-cultural model）则是一种探测面部表情的有效方法。Ekman将与面部表情有关的6种基本情绪抽提为判别因子，分别为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厌恶、惊讶。这六种表情-情绪判别都是经历过长期跨文化跨种族研究后得出的通用标准。用表情-情绪模式判别非言语信息的优势在于，这种判别成立与否可与同时发生的言语信息互为佐证。
Ekman和Friesen制作的面部动作编码系统（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FACS）可用于测量所有可见的面部动作。理想情况下，FACS系统可以区分表情肌的每一个变化。并且，该系统检测出的结果可以与社会交往检测到的社交信号互为对照。
McNeill的兴趣在肢体语言，包括姿势、动作等携带的信息。其语言分类模型包含五大类信息：形象姿势、隐喻姿势、节奏姿势、指示姿势及象征姿势。
其中，形象姿势用于描述具体物体或模拟非抽象情状，诸如描述物体形状、运动等。日常生活中，形象姿势是最容易被接收领会的姿势，也是最能描述说话者正在叙述的事物的姿势。
隐喻姿势通常用于个体进行抽象表述之时。捕捉隐喻信息常常要结合同一语境内的抽象表述，因为经过个体诠释的隐喻涵义因人而异。比如，一边说“我又把握住了人生的方向”，一边双手做开车状。
节奏姿势，在语义学中代表词句间的间隔；在非语言信息的考察中代表信息正在被强调，跟其他信息需要区别对待。说话的同时出现同节奏的重复的拍手、跺脚等动作。例如，一边强调“这个问题很重要”，一边手指有节奏地上下运动。
指示姿势也是用于辅助表达抽象的内容，而非上下左右的具体方位指向。比如，一边说“走进了我的心里”，一边把手掌贴到胸壁，掌心向内，代表抽象意义的“向里”。或者，一边说“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可是父母却要把我从家里独立出去”，一边做往外推的手势。
象征姿势是最常见的姿势，在一定文化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如“点头”代表同意、肯定，“摇头”代表反对、否定，手势“V”代表胜利、喜悦等。
事实上，面部表情、姿势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系最早由West W提出。他发现情感发生伴随着身体的特征性感知。Teeters推测每种情绪也许都匹配了相应的面部、声音、肢体动作、生理反应。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面部表情确实可以对应某些事件或情况，但并未提出从面部表情去推测情绪的反馈模型。
要想准确地将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与个体情绪挂钩，需要对个体进行持续性考察，才能获得其非言语信息个人特征。即通过反复大量非言语信息的摘取和对照，摸索出适合单个个体的面部表情-姿势动作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定义出独特的肢体语言是与独特的情绪相对应的。但这种研究方式工作量极大，如果尝试计算机辅助判断，则存在机读误差；要纠正该误差，则需要人脑在语境中重新审视肢体带来的信息。
若将Ekman的面部表情辨识与Mcneill的姿势动作辨别联结，即可获得个体同时发生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信息。此种“非言语信息矩阵”，即是“McNeill姿势语言分类模型”和“Ekman面部表情神经文化模型”的综合体（表10-3）。在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中，来访者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姿势仪态、音质腔调、与治疗师在治疗室的空间位置关系等都可当作具有治疗意义的非言语交流信息。因此，非言语信息应被当作心理治疗过程研究的重要部分。
表10-3 非言语信息矩阵
a 其他，如“蔑视”“惊恐”“激动”等。因不属于6种基本情绪，在某些研究中常不予考察
（曾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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