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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被定义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运用心理学原理和方法，帮助来访者解决认知偏差、情绪困扰、行为不当、促进成长和成熟的过程。通过治疗师和来访者建立职业性的关系，使来访者达到对自身认知、情感、言行、意志根源有所了解；修正错误的、不合理的认知模式，改变自我挫败或不适应社会的行为，扭转固着的不能成长的幼稚意志；对自身过去经验的重新认识，批判地继承过去的自己、链接未来更好的自己；使个体能与他人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调整内心环境和外界大环境的冲突，达到相对理想的稳态；在稳态的基础上，整合自我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整体。自20世纪初作为一场新兴的运动发展至今，心理治疗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众多精神问题和个人危机不可缺少的干预方式，其疗效获得了多数心理工作者、临床医生以及来访者的认可。
随着收集信息的广泛化，新的问题被不断提出，比如心理治疗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起效的？来访者改变的路径是什么？究竟怎样的治疗对怎样的来访者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一个经验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能否被复制？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对心理治疗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从而增进人们对其作用机制的理解，并做出恰当的医疗决策。
本章将综述心理治疗的临床研究方法，包括心理治疗的效果研究、量化和质性过程研究，以及过程-效果研究。虽是管中窥豹，也希望从零星之中给读者以启示。
“效果”被定义为作为治疗过程的结果所发生的变化。自从Eysenck（1952）对心理治疗的效果提出质疑后，引起了学术界和临床医生的争论。横亘在心理治疗领域实践者和研究者之间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很多实践中的技术操作未接受过系统的检验；而经检验的方法技术其结论却往往与实践经验背离。为加强心理治疗学科实践操作和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2005年美国心理协会（APA）提出“循证心理治疗”（evidence-based practice psychotherapy，EBPP）的概念。即治疗师在意识到来访者的人格、文化与偏好的情况下，将最好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证据与临床的专业操作整合起来。这一理念，一方面倡导心理治疗的研究应以临床实践为取向；另一方面，要求心理治疗的实践遵循研究证据而开展。如Joyce等人（2006）综述大量荟萃分析（meta分析）发现，予以心理治疗优于不予心理治疗，无论被试是否服用药物，不同方法的心理治疗倾向于产生相同效果，而实证支持的治疗（empirically supported treatments）则认为特定的心理治疗可能只适合于特定的疾病或来访者。量化实证研究在心理治疗研究的标准化方面的确有着自身优势：其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可以进行相对准确的检验，其研究流程可以固定化、模板化，以利于不同的研究者进行验证，其研究结果可通过客观的数理统计进行判别。
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金标准，在心理治疗的效果研究中也被广泛运用，用以控制潜在的不易控制的变量对结果的影响。RCT强调内在效度（指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明确解释的程度），因而关注其实证效度（指符合实际情况的程度）。遵循RCT的设计原则，效果研究需要设置对照条件。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心理治疗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活动中人的一系列内在的心理活动，以及外在的行为表现，不同于一般科学实验的物化的实验对象，选择哪种对照条件使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仍然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在现有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采用的对照条件包括：空白对照（no treatment）、候诊对照（wait list）、关注安慰剂对照（attention-placebo）三大类。
空白对照组的被试并不接受心理治疗，只是在同等长度的观察时间内与治疗组接受相同的重复评估，治疗组发生的每一个变化都要与对照组的改变相比较。如果治疗组的改善被证实明显优于对照组，那么这种改善可能是治疗所导致的。这种对照设置可以排除诸如同时缓解、历史背景、自然痊愈等干扰因素，但是对于心理治疗来说，它并不能排除其他潜在的混杂因子，如来访者对治疗和改变的预期、治疗师的关注等，而在伦理学方面，空白对照同样面临诸多质疑，对怀有问题甚至是需要接受干预的人群，仅仅是评估他们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是否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候诊对照是指采用那些等待参与心理治疗的来访者作为对照条件，在治疗开始之前以及结束之后对两组进行评估。假设候诊被试和治疗组在一般人口学特征、问题的严重性、治疗动机等方面齐同，研究可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治疗组表现出优于对照组的改变，很可能是由于治疗产生的，从而排除了在两组中均起作用的因素，如来访者对治疗和改变的预期等。然而研究中对照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治疗持续的时间，而在候诊对照条件下对治疗持续时间的规定必将冒着伦理学的风险。例如一项治疗持续的时间定为每周1次，那么完成该项治疗如果需要15次候诊，患者可能需要等待4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在候诊期内一名患者有可能经历一场需要及时干预的生活危机，此外也要排除来访者参与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之可能。
关注安慰剂对照主要考虑到心理治疗中的非特殊因子，如与治疗师联系、治疗师的关注等，对照被试不接受实质上的心理治疗，而是在研究开始时治疗师详细描述了实验治疗的基本原理，旨在调动被试对阳性获得或者积极改变的预期，就像药物安慰剂或者精神安慰在某种情况下有效一样，它有利于研究者识别在非治疗因素以外的治疗策略所产生的变化。然而有关关注安慰剂的定义，在实践中如何操作的问题尚不明确。这种对照主要考察治疗策略以外的非治疗因子，如期望与治疗师保持联系（实际上是治疗关系的一部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因子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治疗的活性成分，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在心理治疗研究中，不应使用这种对照方法。
效果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测量来访者由于参与治疗而产生的变化，如何明确评估某项治疗有效的指标是什么，如何进行量化的评估，同时，如何排除治疗中的混杂和干扰因素。
通常对心理治疗疗效的评估措施包括：来访者的自我报告、来访者问卷、治疗师判定和评分档案或文档记录（医疗记录和花费、工作和学校记录等）、受过训练的独立观察者的评定、来访者生活中重要人物的评分等。由中间人员作的评判比治疗师或是来访者单方面的评定更具有可靠性。有研究指出虽然生活质量是评价心理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其强调的是患者对于治疗的自我评价，其内容可能不够客观，因此需要将来访者自评和临床医师的评定结合起来，共同反映治疗的效果。
一项心理治疗随访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治疗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并倾向于不明显，因此排除时间、自然缓解，以及其他混杂因子的干扰对效果研究亦尤为重要。以明确变化幅度的、有意义和确定性保证效果评价的确切性，即临床显著性（clinical significance）。
因此，具有说服力的研究常采用多目标、多维度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例如，考察全面的心理适应能力、专门的人际沟通、心理疾患症状、自我报告的情绪、认知功能或生活状况等。由于没有任何一项指标能够反映全部的潜在治疗作用，使用多目标测量有利于在改变产生时考察阳性的治疗改变，并且记录治疗不成功时改变的缺失。
研究显示，有5%~10%的来访者对心理治疗效果不佳，甚至在治疗过程中症状加重。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随时对结果进行反馈有益于减少恶化、提高心理治疗的疗效。然而反馈的时机（治疗过程中及时反馈抑或治疗后延迟反馈）、方式（反馈的对象是治疗师抑或来访者）不同，起到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通过中间评判者，将治疗的进展情况反馈给治疗师有利于改善那些具有负性结果风险的来访者的疗效，直接将治疗进展反馈给来访者则没有类似的效果（关于心理治疗的不良效应参见本书第三十六章）。
研究人员发现，在效果研究中简单地将数据推导为数学公式或方程模型，对于心理治疗的实践应用帮助甚微。同时，人为控制的实验环境与现实心理治疗情景设置的本质不同，也让大量实证结果和结论只能停留在实验中理想化条件的温室而无法接受自然的洗礼。
比如，假设拟采用RCT设计，做一项药物和心理治疗的疗效对比研究，通常要求不同干预组的治疗时间必须一致，即排除时间这一干扰因素。例如，在认知行为疗法与某药物对焦虑症的治疗效果比较研究中，为确保两者作用时间一致，把本应进行24周的认知行为疗法缩短到12周。如此一来，严苛的研究设计即对临床实践产生了干扰。机械的实验流程破坏了治疗师本应基于来访者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治疗策略的操作。并且，RCT的设置通常只能提供少量的治疗机制信息。因为不可能将产生疗效的隐性因素一个个剥离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因此RCT所得结果的内部有效性值得商榷。但隐性因素又恰恰是心理治疗中相当重要的因子，如治疗联盟、来访者依从性、治疗师技术水平等。因此，当这些因素无法标准化设置时，所谓心理治疗试验中RCT设置往往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对照试验。
此外，即使某心理治疗方法通过RCT实验证实有效，仍有足够多数量的来访者是不能获得任何临床意义的治疗效果的。心理学家Cooper认为这是RCT结果解读的硬伤。比如，RCT结果显示某疗法效应度为0.8，数理学的解读反而提示了20%的来访者即便接受该治疗，也会与根本没参加治疗的路人一样，毫无斩获。并且，由于研究者倾向于重视 P <0.05或 P <0.01的研究结果，造成数理意义的差异无法带来现实来访者获益的同时，还导致了报道偏倚。尽管通过量化研究得出的“渡渡鸟”效应确立了心理治疗不同流派并不会造成治疗结果的差异，但对于来访者在不同流派治疗过程中的改变机制，量化研究却一直未能给出满意的回答。
Fournier等心理学家试图对治疗机制的相关因素，如发生变化的介导因素或中间因素等，进行多变量研究，却因无法解释个体差异的复杂性劳而无功。而治疗过程中诸如治疗师的技术操作是如何贯彻的、治疗师和来访者的治疗联盟是如何建立的、双方的人际沟通和信息交流特点如何、是否存在促发治疗成败的关键点等一系列问题，则更是超出了量化实证研究力所能及的范围。
之所以该方法论不适合回答此类问题，是因为量化实证数据难以描述具体变化的细节信息。即使采用时间序列重复测量某个或某几个时间点的治疗效果，也无法真实还原治疗室中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面对上述困境，Baker等心理治疗专家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唯一标准是是否最合适回答所要研究的问题”。每一位心理治疗从业者应致力于找到最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实践操作。同样，每一位心理治疗研究者应尽可能地以实际操作场景作为研究对象，减少人为的干预，摒弃不现实的固化实验设计，转而以开放的、多元的思维来探寻心理治疗过程中的秘密。这种思想既承认基于证据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也承认“基于实践的证据（practice-based evidence）”。
效果研究回答了心理治疗是否有效的问题。大量文献显示大多数来访者通过参与心理治疗，确实产生了某些积极的改变。然而，当一种干预方法被证明有效之后，这些改变是怎样产生的？何种干预方法效果更好？干预方法中哪些成分最有效？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凸显出来。探索这些问题需要从心理治疗过程入手开展研究。分析诸如治疗关系、治疗技术卷入与抽离、治疗方式插入、治疗目标达成等治疗过程中各因素。
“过程”是指发生在治疗会谈中的事件，包括治疗师的行为、来访者的行为，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这些行为可以是外显的（表现为可观察到的行为），也可以是内隐的（表现为想法体验等）。
治疗过程可能包括若干次的会谈。会谈记录的方式通常有两种，文字记录或者称之为手稿记录，以及录音、录像。当研究者需要对会谈的言语内容进行评估时，用文字记录治疗的每一部分均甚为重要。手稿精确描述了言语过程，以确保评估的准确性，此外手稿允许研究者将会谈分成有意义的单元。Perepletchikova（2009）等研究者发展出了有关拼写、暂停、辅助语言和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完全的表达方式、标点符号等将录音、录像资料转化为文字记录的一整套标准。对治疗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便于研究者随时对治疗进行复习，从中获得更丰富的细节内容。但是录音、录像是否改变了会谈的本质尚有争议。
过程研究方法包括量化的过程研究和质性的过程研究。
过程研究中的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经常使用描述性方法、相关分析、序列分析（sequential analysis）和模式分析（analysis of patterns）四种方法。
描述性方法是指研究者以频率、百分比等数据为基础简单描述发生了什么。相关性分析是在治疗结束后考察过程变量出现的频率、百分比与其他过程变量或者结果的关系。序列分析是一种分析交互数据的方法，它不仅仅是一种数据统计技术，而且是一种对于社会进程的全新的思考方式。研究者可以借此展现交互数据的时空连续性，即明确治疗师何种行为引起来访者何种反应。尽管被广泛用于过程研究，但是序列分析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用于确定的、稳定的、即时的效应，而且它不能够将过程和长期的结果联系起来。模式分析方法可能有助于打破序列分析的局限性，它考察了更长的序列，这些序列不必具有时空上的连续性，要求把治疗过程分成单元（units）或阶段（stages），进行编码，从中发现规律以及模式，如Davis（1968）对患者依从性的交流模式分析。
量化的过程研究大多遵循实证主义的原则，以自然科学的科学观作为标准，努力量化、客观地评价心理活动及其治疗。但心理活动具有独特性、复杂性，用单纯量化的方法尚无法解释个人经验相关的生活事件意义，因此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重视。
“质性”是一个对多种方法的广泛性描述。这些方法用于回答在具体情境中理解给定现象的研究问题，它关注的是人们解释自己的经验以及生活事件的方式。不同于量化研究假设-检验的研究范式，质性研究则是通过现场观察、分析资料来建构理论。
质性资料的形式通常是文字而不是数字，其研究方法具有多样性，包括现象学、释义学、人种志研究、现场观察、话语分析、无结构式访谈等多种。资料分析通常具有三种取向：诠释取向、社会人类学取向、协同式社会研究取向。在研究分析中，可以单独使用某一种方法或取向，也可以采用多种不同形式的方法。在诸多的方法中，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四种：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话语分析、叙事分析等。
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目标是对个体详细的个人和实际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并考察研究对象如何思考和理解其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包括对研究对象的意义生成（meaning-making）和解释的关注、对身份（identity）的关注，以及对自我感受和对生活经验中躯体感的关注。扎根理论分析是一个迭代和递归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识别产生被研究现象的社会过程。可以考察结果相同的事件以了解其共同的条件，因而找出可能的原因；亦可比较在许多变量相似却具有不同结果的各种事件，以了解其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扎根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持续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尤其适用于对主题所知甚少或较熟悉但需要新方法的领域等。话语分析考察的是人们运用语言建构其世界的方式，以及从这些建构起来的事实中发现些什么。并强调语言的建构功能是社会生活中基本的、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在对话语分析进行解释的同时，分析者应尽量呈现相关的话语文本，并展示是如何根据文本对资料作出分析的。叙事分析重点考察一些事件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性，关注建构和探索身份的过程、关注人们怎样利用个人和文化资源去理解一些创伤事件和生活中的转折事件等。
质性研究使用录音、录像、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登记簿、调查表、评估报告等作为研究材料，重在考察人的因素。并且，此处所指“人”的因素，不仅仅是被研究对象中的人物，还包括研究者本身；即质性研究注重研究人员的“参与性”以彰显人文关怀。
由于质性数据大多是带有个人色彩的信息摘取和颇具个人特色的信息解读，因而，无法如同量化研究那样提前设置假设检验；质性研究也没有高度标准化的方法步骤、可供重复的结果、推而广之的结论。同时，对现象的解释可能因不同的质性研究者而异。但是，质性研究的魅力在于其尊重人性、尊重天性、尊重研究者的个性、尊重被研究者的本性，因此，任何涉及性格、心理、思维、逻辑、动机、愿望、意图等人的因素的研究，都能在质性研究中获得尊重。尤其是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需要涉及抽象理论的具体化操作，或解读病态的心理动力学机制，或重建受损的内在动力学体系。这些功效均系量化数据无法企及的。
认知任务分析（cognitive task analysis，CTA）亦是过程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广泛。它通过一系列的访谈和观察，致力于发现一个完整的理论或模式，用以呈现该领域专家如何在复杂、动态、即时的环境中作出决策、完成某项任务的认知过程，描述专家在执行任务时的行为目标、需要的条件设备、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行为标准、发现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制定培训项目，从而完善系统中从新手到熟练工再到专家之间的转变接口。将该方法引进心理学领域，通过对专家完成心理治疗的认知任务分析，有利于发现治疗师成功实施治疗的经验或理论，从而为治疗师的培训、心理治疗规范化操作指南的制定提供科学可行的依据（关于CTA的详细内容参见本书第九章）。
一万个人眼里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在治疗师眼里，每一个来访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样，在来访者看来，每一个治疗师都是不同的。甚至面对同一个治疗师，来访者对两者实际关系的判断也是随心理治疗进程而变化的。只是实际关系的变迁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课题。实际关系受客观条件制约，如医患双方的性格、年龄、性别；同时也受到主观互动因素的影响，如治疗过程中治疗师态度、来访者领悟能力等。基于这些复杂因素，心理治疗的过程研究常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以单一实体（单一个案研究）或多个实体（多重个案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个案信息的深刻挖掘，获得对某个事件、情景、人物、组织、经验等充满独特性的经验。个案研究可以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亦可两者兼而有之。在研究中要注意全面地调查被研究者的社会条件、教育与家庭的影响，活动、工作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的心理活动和人格品质的发展变化，从而找出心理活动发展、变化的规律（个案研究详见本书第十章）。
不同的心理治疗流派之间，关于传统的疗效和过程研究之间的区别可能会阻碍未来在该领域内的研究。得益于系统化的效果研究和过程研究，过程-效果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用来考察过程变量和效果变量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识别心理治疗的活性成分并进一步解释其作用机制过程，效果研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过程和效果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换言之，治疗中的事件如何影响来访者当下和将来的生活以及人格。
研究变量包括两部分：过程变量和效果变量，评估治疗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价值大小的标准与其效果变量之间的关联程度。Horvath（1991）对24个有关于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工作同盟（work alliance）的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好的工作同盟和积极的治疗结果之间存在中度但是可靠的联系，基于来访者的测评显示工作同盟的质量最能预示治疗结果。但有研究者认为考察两变量之间的关联，即相关分析，倾向于考虑过程-效果之间为直线关系，忽略了包括来访者对过程组成部分的需求以及治疗师对这些需求的反应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变量。来访者的变化可能是非线性的、动态的、突变的，对此，Stile（1998）等人提出了心理治疗的“反应”（responsiveness）理论，将其描述为“受到新出现的情境影响下的行为，包括对他人的性格和行为新出现的看法”，采用评价的方法、系统的方法、质性和叙述性的方法来研究心理治疗过程-效果中的反应。
Orlinsky等（2004）归纳过程-效果研究中的相关内容，提出心理治疗过程阶段的通用模型（generic model），包括6个方面：治疗的组织方面；治疗合约、治疗的技术方面；治疗操作、治疗的人际方面；治疗关系、治疗的个人内省方面；自我相关内容、治疗的临床方面；会谈期间产生的影响、过程的渐进方面-时间形态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前5项并非独立存在或者迥然不同，它们在治疗过程中并存，在功能上互相连接，随着时间的进程共同描摹出完整的心理治疗。
量化的过程-效果设计（quantitative process-outcome design）是最早、最经典的研究治疗过程和治疗后效应之间关联关系的方法，它常选取一个或多个治疗过程中的关键过程，用这些关键过程变量来预测疗效。有关关键过程的研究非常多，研究者从治疗师、来访者和观察者等多个维度获得变量。量化过程-效果研究方法以其逻辑性强、直观明了的特点备受研究者的青睐。
过程-效果研究方法的最大优点是非常受治疗师和来访者的欢迎，应用广泛。被试很容易理解研究的目的，合作性比较好。其次，很多治疗过程的评估工具和方法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如治疗关系评估、来访者探索深度的评估，所以其结果被广泛认可。国内外有相当多的此类研究文献。
“黑箱”效应是很多学者提出的首要问题，即我们虽然测量了一些过程变量和结局指标，但是中间的微调节过程如内部翻转变量、第三变量的问题，都可以导致过程和结果之间的效应不能真正反映出剂量-效应曲线之间的关系。所以随机对照试验（RCT）研究不承认过程-效果研究的证据，在循证医学也就很少采纳过程-效果方法的结果。很多研究者对过程-效果研究中众多中间变量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心理治疗就像发射导弹一样一切都是预先设定的，在治疗的开始已经预先设定好了最终的疗效。如我们常见到那些自我内省能力差的、内部资源比较少的来访者，效果比内部资源多的人要差，因此，有经验的治疗师接诊这类患者时，会主动实施更多有治疗价值的活动，如提供更多的解释，实际到最后的结果看，两组之间的疗效就没有区别了。
Stiles提出的回应理论（responsiveness theory）认为，如果治疗师经验丰富，对来访者的问题有足够的敏感性，并积极回应来访者的问题，那么，所有的来访者都会有同样的效果，理论上的治疗成分和疗效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治疗师只能感受到来访者的部分问题，对来访者部分问题有回应，来访者的问题就不能完全缓解，就会导致应用更多的治疗有效成分反而疗效不佳。
治疗师的共情一直被认为是心理治疗效果的最强预测指标，但Bohart的meta分析显示，治疗师共情的效应值仅有0.32，不支持Rogers提出的共情关系是心理治疗起效的充分必要条件一说。
第一，用多个信效度较好的评估工具，更精确的评估过程和结果，减少测量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例如：我们要研究来访者的资源和结果的关系时，首先，用多重测量的方法评估过程-效果变量，用信效度较好的工具评估潜变量，再把来访者的资源作为抑制变量，也用多重测量的方法进行评估。如果治疗师对来访者资源的回应是可控制的，我们就可以在研究中设立对照组，来控制这些因素。这样，就可以明确过程-效果之间的关系了。这些设计理论上是科学的，但是，实践中需要上百人的大样本研究，在心理治疗研究中很难达到，即使满足了大样本的要求，实际操作中也很难对来访者的资源进行精确的界定。
Anderson的一项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更精准地测量过程变量和效果变量。在研究中，他们使用治疗模拟工具，让治疗师回忆自己如何回应来访者的问题，然后，将这些回应和来访者症状量表分进行比较。该研究在方法学上进行了改进：①评估人员必须受相应的培训；②用多个预测因素评估关键治疗过程的难点；③采用大样本；④评估工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由于过程变量和效果变量之间复杂的关系，目前倾向于认为，一个过程组成部分可能是一个成功治疗的活性成分，尽管它与效果测量缺乏直线联系，基于此序列分析质性研究的方法被广泛应用在过程-效果研究中。总之，过程-效果设计对验证现有的理论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以回答心理治疗中哪些治疗有效，哪些治疗无效。此种方法最适合大样本、关键变量变异大研究。
作为一位杰出的量化研究者，Fred Kerlinger曾说道：“没有什么东西是质的资料，任何东西不是1，就是0。”无独有偶，Berg（1989）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质性的，我们可以将原始经验不是归于文字，就是数字。”这个问题曾引起激烈的战火。量化研究者曾被人冠之以“吃数字的老虎（number crunchers）”，而质性研究者亦被人取笑为像是“偷窥肚脐者（navelgazers）”。不过，最终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如果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个世界，数字和文字均是不可或缺的。正如Kaplan（1964）所言：“数量乃属于性质，而深究一种性质也确有必要采用它们的度量单位来表示。”
量化研究，大多遵循实证主义的原则，以自然科学的科学观作为标准，努力量化、客观地评价心理活动及其治疗，亦有利于发现治疗中很少出现的事件，量化研究由于数字的可靠性、有效性和可信性，研究结果可以相比较并汇总。而这些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很难调查。但由于心理活动具有其独特性、复杂性，用单纯量化的方法尚无法解释个人经验相关的生活事件意义，因此质性研究的方法日趋受到重视。质性研究的样本选择常常（即便并非总是如此）是非随机的、目的性强的，并且比较小，这与要求样本量大且随机性强的量化研究的抽样不同。质性研究者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自然的场景中与参与者深入接触，同时，质性研究判定数据的信度及效度也比较困难，且给跨研究之间的结果汇总造成了困难。
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虽各有千秋，但各自又有短板。两者其实是“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并非对立，两者不仅仅表现在特定资料组中，即使是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亦是如此。研究者们需要考虑的是两者究竟可否并用，如何并用，为了什么目的而并用。质、量兼取受到赞誉，一方面，量化研究在于它降低对个别判断的注重，而强调采用广泛接受的程序，由此可获得较高的精确度和概括性；另一方面，质性研究得益于它丰富的描述，以及策略性地进行跨个案比较研究，因而克服了量化研究抽离脉络的问题。在研究设计中，量的资料可帮助质性研究者寻找有代表性的样本；在资料收集中，量的资料可提供背景资料，获得大概的信息，而质的资料可使量化研究的资料收集更为便利；在资料分析中，量化研究可显示某特定观察的普遍性（generality），修正“整体谬误（holistic fallacy）”，避免以偏概全，也可对质性研究发现予以查证，而质的资料可加强量的发现之有效性，并予以诠释、澄清与阐述，同时强化与修改理论。
通常，质、量的资料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得以结合。
计量层次（quantizing level）。
将质性资料直接计算，如在与来访者晤谈时，治疗师打断来访者谈话的次数。或先将质性资料转化成等级资料，再转换编码成数值，如来访者对治疗的熟悉程度是“中等的”，若编码“不熟悉”“中等熟悉”“非常熟悉”三个等级分别为“1”“2”“3”，则该赋值为“2”。
连接不同形式的资料。
即将质性资料与数字资料作一比较。如由开放式访谈得到的质性资料，以及同一来访者所填的问卷资料作对比。
整个研究设计的层次。
可以将个案研究、调查、实验以及非介入式测量研究（unobtrusive-measure studies）等，进行有机结合。
当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偏重于效果研究和量化研究，矫枉应对之策是，在进行效果研究的同时加强过程研究，在进行随机对照式量化研究的同时加强发现式的质性研究，在研究治疗与效果简单的线性关系的同时加强复杂的非线性研究，将这些相辅相成的研究方法并重，可能发现大量新的信息、新的结果、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技术流程的完善将带来革命性的进步。
（曹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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