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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在北京东方学会上宣读的论文
承蒙允许，首先我要阐明今天下午将论述的内容。本篇论文的主题叫作“中国人的精神”，并不仅仅意味着谈论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此前关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已多有论述，但我想各位应有同感，那就是这些论述，不足以描摹出一幅呈现中国人内在精神本质的图画。此外，我们谈及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不能一概而论。如各位所知，中国北方人的性格与南方人的性格就有很大差异，正如德国人的性格与意大利人的性格也完全不同。
我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根植于中国人的思想、脾性和情绪当中，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性精神。它使得中国人有别于所有其他民族，尤其是现代欧美人。也许，我把论述的主题称为“中国式人性”更符合我的本意，或者，再简洁明了些，叫作“真正的中国人”。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呢？我敢肯定，诸位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今日中国，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表明，中国式人性、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式人性，所谓进步的或现代的中国人。在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式人性完全消失于世界之前，我们不妨对他做最后一番考察，看看究竟是什么天性与特质，使得他卓然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也区别于今日的新式中国人。
我以为，古老的中国式人性首先触动你的，是一种完全祛除了野蛮、蒙昧或暴戾的性格。套用形容动物的话来说，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种驯化动物。即使以一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为例，你们也会同意我的观点，就是说，比起欧洲社会同阶层的人，他身上的动物性、野蛮性（即德国人所说的动物野性）都会更弱一些。依我之见，英文中的“Gentle”一词恰好概括了人们对中国式人性的总体印象，即“温文尔雅”。我所讲的温文尔雅，并非是天性软弱或懦弱顺从。已故的麦高恩博士对此早有灼见：“中国人的温顺，并非万念俱灰、任由宰割的那种温顺。”我口中的温文尔雅，是指没有强硬、残酷、粗野或狂暴，没有任何让人感到不安的东西。可以说，在真正的中国式人性中有一种恬静、理智、节制的醇厚气质，如同你在一块历经锤炼的金属身上看到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即便他有什么无法弥补的身体或道德上的缺陷，也会因其本性的温文尔雅而得以淡化。真正的中国人或许粗糙，但粗糙中并无卑劣；真正的中国人或许丑陋，但丑陋中并无凶恶；真正的中国人或许粗俗，但粗俗中并无蛮横和嚣张；真正的中国人或许愚蠢，但愚蠢中并无荒唐；真正的中国人或许狡猾，但狡猾中并无恶意。简而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即便在身体、头脑和性格方面有着种种弱点与缺陷，也并无令人特别反感之处。哪怕是个最底层的传统中国人，也极少令人深恶痛绝。
前面说过，中国式人性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温文尔雅，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温顺。当你对真正的中国人这种无以言表的温顺品质深入分析时，你会发现这是同情和智慧相结合的产物。我曾把真正的中国人比作驯化动物。驯化动物与野生动物区别在哪里呢？主要在于前者更通人性。那人与动物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是智慧。不过，驯化动物的智慧不是指思维能力，既非出于逻辑推理，也并非出于本能——狐狸总知道去哪里找小鸡吃的那种动物本能。狐狸这种出于动物本能的智慧是所有动物都必备的，何况是野生动物。但驯化动物身上那种“人性智慧”，与狐狸那种“动物性智慧”截然不同，前者的智慧不是源于思考，亦非出于本能，而是源自同情，源自一种爱与依恋的情感。纯种的阿拉伯马能懂得它的英国主人的话，不是因为它学过英语语法或者天赋异禀，而是因为它爱主人，对主人有依恋。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智慧”，而不是狐狸那种“动物性智慧”。正是这种“人性智慧”，使得驯化动物与野生动物区分开来。同样的，正是这种饱含同情心的、真正的“人性智慧”，将那份无以言表的温顺赋予了真正的中国人及中国式的人性。
我曾在某处读到一位在中日两国都住过的外国人的话，他说，外国人在日本住得越久就越反感日本人，而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关于日本的这种评价是否真实，但我想，各位但凡在中国居住过，就都会像我一样，赞同他对中国的评价。众所周知，外国人在中国住得愈久，他对中国人的喜欢——毋宁说是对中国人的欣赏——就愈盛。尽管缺乏卫生习惯和礼貌教养，尽管在智识和品格上存在许多缺陷，但中国人依旧凭借着自身难以言表的特质，赢得了外国人的偏爱。这种难以言表的特质，我称作“温顺”，它能在外国人的心目中淡化和减轻——如果不能彻底改观的话——中国人身体和道德上的缺陷。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这种温顺，是我所谓的同情或真正的人性智慧的产物。这种智慧，既非出于逻辑推理，亦非出于本能，而是源自同情——源自同情心的力量。那么，中国人的同情心为何如此强大呢？
针对这个问题，我冒昧给出一个解释，当然，你们也可以称为一种假设。中国人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同情心，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说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中国人的整个生命，是一种感性生命，这种感性不是感官方面的感觉，也不是来自神经系统的激情涌动，而是来自我们的天性深处——心灵或灵魂——的情感，或者说“人性的情感”。事实上，真正的中国人过着如此感性的生活、如此灵性的生活，以至于有时可以说，他忽视了生活中很多该做的事，甚至忽略了一个生活在人世间、身心俱全的人必要的感官需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脏乱环境并无不适，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也不是很在意。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中国人的同情心这么强，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情感丰盈的生活。首先，请允许我用两个例子来阐释这种心灵生活。第一个例子，各位之中或许有人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兼同事梁敦彦
先生，他曾在北京担任过外务部尚书。当梁先生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他非常高兴。这种高兴不是因为他即将拥有的顶戴花翎，也不是因为他从此就能获得荣华富贵——我们在武昌时都很穷——而是因为他的提拔和升迁会让远在广东的老母亲感到欣慰。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所过的心灵生活——一种充满人性情感的生活。
另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的一位在海关工作的苏格兰朋友告诉我，他曾经的中国仆人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撒谎成性、敲诈、嗜赌。然而，当我的朋友因为伤寒发作，病倒在一个荒僻的港口、没有同胞施以援手时，恰恰是这个可恶的中国仆人给予他悉心照料，其周到远胜于他能想到的最亲近的朋友和亲属。我想到《圣经》里描述关于一个女人的一句话：“多宽恕他们一些吧，因为他们爱得更多。”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那个仆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的眼睛会看到、脑袋会记住中国人性格和习惯方面的缺点与瑕疵，但他们的心却仍不免被中国人打动，因为中国人有一颗仁爱之心，或者如我所言，过着一种感性的心灵生活，一种充满人性情感的生活。
我想，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条线索，由此可以追溯中国人富有同情心的奥秘——正是同情的力量，赋予了真正的中国人以真正的人性智慧和难以言表的温顺。接下来，让我们验证这条线索或假设，让我们看看，“中国人过着心灵生活”这条线索除了解释上述两个单独的事例之外，是否还能解释我们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普遍现象。
首先，我们以汉语为例。由于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那么汉语也理应是种心灵语言。众所周知，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里，儿童和文盲学习汉语相对容易，比成人和受过教育者轻松得多。这是为何？在我看来，是因为儿童和文盲借助心灵语言来思考与交流；而受过教育者，尤其是接受过欧洲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习惯运用头脑或智力的语言来思考和交流。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外国人之所以学习汉语会比较困难，就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太高，接受过的智力训练和科学教育也太多了。《圣经》里有一句描述天国的话，用来形容汉语也正合适：“除非你变成小孩，否则你学不会。”
接下来，我们援引中国人生活中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众所周知，中国人的记忆力很好，其中的奥秘是什么呢？秘诀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灵而不是用头脑来记事的。心灵所拥有的同情力，如同胶水般具有黏附性，令其比干硬的头脑或智力都更容易记住东西。出于同样原因，我们所有人在童年时期的记忆力都要远胜于成年后。因为所有孩子就像所有中国人一样，是用心灵而不是头脑来记事的。
再举一例被广泛认可的事例——中国人的礼貌。人们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那这种真正的礼貌，其本质又是什么呢？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中国人有礼貌，其原因在于，他们过着心灵生活，他们知道自己的感受，因此很容易便能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中国人的礼貌虽然不比日本人的礼貌那样面面俱到，却令人倍感愉悦，恰如法语中那句美妙的表达：la politesse du Coeur（发自内心的礼貌）。相反，日本人的礼貌虽然很周全，但却令人略感不适，我曾听过一些外国人对此表示厌烦，因为那是一种排练过的礼貌——类似于戏剧中经过揣摩后所表演出来的那种礼貌，而不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日本人的礼貌就像没有香气的花朵，而真正礼貌的中国人，其礼节发自内心，馨香浓郁有如名贵的香膏。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另一个性格特征——缺乏严谨。正因为揭示了这一特征，亚瑟·史密斯才得以声名鹊起。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中国人缺乏严谨呢？我还是要说，缘于中国人所过的那种心灵生活。心灵是纤巧和敏感的，总是有所起伏和波动，它不像大脑或智力那样，是一种僵硬、精密、死板的器具。当你用心灵去思考的时候，就不可能做到像用头脑或智力去思考时的那么稳定和严密。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用中国毛笔来比喻中国人的头脑。毛笔这种柔软的刷子，用于书写和作画都十分困难，可一旦你掌握它的用法，就能创作出非常美丽和优雅的书画作品，这是西方的钢笔难以企及的。
以上，都是同中国人生活相关的一些简单事实。任何人，即便是对中国人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在生活中观察和理解到这些事实。经由这些事实的验证，我想，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假设，即，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生活，一种孩童般的生活，所以他们在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呈现出原始的状态。中国以如此悠久的历史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国民的生活迄今仍在许多方面保留着一种原始的朴素，这的确是个令人诧异的事实。这一点令很多浅薄的外国留学生误以为中国文明停滞不前、毫无进步。不过，确实应当承认，就纯粹的智识生活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确发展迟滞。各位也都清楚，无论是在物理学还是在纯理论科学，例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等方面，中国人的进展都很有限。就连欧洲语言中的“科学”和“逻辑”这两个词，在汉语中都没有精准的对应词语。如同过着心灵生活的孩童那样，中国人对这些理论科学毫无兴趣，因为这些领域都无须心灵和情感的介入。实际上，任何与心灵和情感无关的事物，例如统计报表之类的，都令中国人反感乃至厌恶。但是，如果说统计报表和纯理论科学都让中国人厌恶不已，那么如今欧洲的自然科学，为验证某个理论而去解剖活体动物之类的事，则更会令中国人感到恶心与恐惧。
我承认，就纯粹的智识生活而言，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发展迟滞的。今日的中国人依旧过着一种孩童式生活，一种心灵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华民族尽管源远流长，如今却还是一个孩童式的民族。但有很重要的一点，诸位须牢记，那就是，这个过着心灵生活的、孩童式生活的民族，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原始状态的民族，却依然拥有一种思想或理性的力量，是在所有原始民族身上都找不到的。这种思想和理性的力量，使得中国人能顺利地处理社会生活、政府事务和文明发展中最复杂、最艰巨的问题。我敢说，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欧洲民族都不曾实现如此成就。这一成就的非凡之处就在于，它切切实实地让亚洲大陆上的绝大多数人口，在一个庞大帝国内实现了和平共处。
我必须指出一点，中国人最奇妙的特质并不在于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生活。如各位所知，所有原始民族都过着心灵生活，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也过着心灵生活。马修·阿诺德
有言：“中世纪信仰基督教的诗人靠心灵和想象生活。”在我看来，中国人最奇妙的特质在于，过着心灵生活、孩童式生活的同时，他们还拥有一种思想和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任你在欧洲中世纪的基督徒或其他原始人身上都不可能找到。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成熟民族，一个理性发展、思想成熟的民族，却仍然过着孩童式的生活、心灵的生活，这才是中国人的奇妙所在。
因此，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发展迟滞的民族，不如说中国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简而言之，中国人最奇妙的特质，就是他们掌握了永葆青春的秘诀。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刚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能够看到，真正的中国人以成人的理性过着孩童式的心灵生活。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兼具成人的头脑和孩子的心灵。因此，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一种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中华民族不朽的奥秘是什么？各位应该记得论述开始时，我提出，正是那富于同情心的、真正的人性智慧，使得中国式人性及真正的中国人拥有了那种无以言表的温顺。真正的人性智慧是同情与智慧相结合的产物，是心灵和头脑和谐共生的成果。一言以蔽之，就是灵魂和智慧的绝妙融合。如果说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民族不朽的精神，那么不朽的奥秘就是这种灵魂和智慧的绝妙融合。
你们也许想问我，中国人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这种民族不朽的秘密？如何获得这种灵魂和智慧绝美融合的奥秘，从而使得一个国家、整个民族都青春永驻？答案当然是：取自他们的文明。不过，各位肯定不希望我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就中国文明再行演讲，但我会就中华文明中的相关主题加以诠释。
首先，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根本上的差异。请允许我引用著名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
先生的一个绝妙见解：“我们欧洲的艺术总是倾向于科学化，几乎每一部杰作都会留下学科分界的痕迹。”贝伦森先生对欧洲艺术的看法，恰好验证了我的观点：欧洲文明本质上是学科分界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分界斗争，另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的战争，实际上这就是头脑与心灵——智慧与灵魂——不断冲突的残酷战场。而在中国文明中，至少是过去的两千四百年里从未有过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与欧洲现代文明之间根本性差异。
换句话说，在现代欧洲，宗教能满足心灵却不能满足头脑，哲学能满足头脑却无法满足心灵。回到中国来看，有人说中国没有宗教。确实，中国大多数人都不具虔诚的宗教（我指的是欧洲语境下的宗教）信仰。中国虽然有道教和佛教，但无论何种庙宇、典礼或仪式都偏向娱乐意义，而不是教化意义。可以说，它们引发更多的是中国人的美感，而非道德或宗教的情感；它们更有赖于想象力，而非心灵或灵魂。但是，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毋宁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没有对宗教的情感需求，才更为准确。
中国人乃至中国的普罗大众缺乏对宗教的情感需求，如何解释这一特殊现象？曾有一个英国人试图给出答案，伦敦大学的汉学教授罗伯特·K.道格拉斯先生在他的儒学研究中提到：“有超过四十代的中国人都绝对听从同一个人的教导。作为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孔子的教导十分符合受教者的天性。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其头脑十分冷静踏实，对于那些超出自身经验的事物有本能的抵触，也没有来生转世的观念。因此，孔子那套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就足以满足中国人的所有需求。”
这位英国教授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的原因在于他们有孔子的教导，这点是正确的。但他又说另一个原因在于蒙古人种拥有冷静踏实的头脑，这就完全错了。首先，宗教属于情感领域，与人的灵魂有关，与思辨无关。即使是非洲原始部落的野蛮人，一旦他们脱离纯粹的动物生活、灵魂被唤醒之后，对宗教的情感需求也会应运而生。因此，虽然蒙古人种的头脑冷静踏实，但属于蒙古人种的中国人，显然是比非洲野蛮人更高级的人，当然也拥有灵魂。而拥有灵魂就意味着有对宗教的需求，除非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取代宗教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人缺乏宗教需求是因为儒教已经建成了一套哲学伦理体系，一套关于人类社会与文明的理论体系，足以取代宗教。有人说，儒教不是宗教，确实，儒教并不属于欧洲语境中的宗教。依我之见，这正是儒教的伟大之处。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还能令人们不需要宗教，儒教的伟大恰在于此。
为了理解儒教如何能取代宗教，我们必须找出人类需要宗教的原因。在我看来，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和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求如出一辙，都基于同一原因：人是有灵魂的。以科学为例，我指的是自然科学，人类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因为人们想要铁路和飞机。但激发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动力显然不在于此。像如今中国的这些改良派，他们为了铁路和飞机才从事科学研究，那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科学。过去欧洲的科学家，那些为了科学进步不懈努力，让铁路和飞机成为现实的科学家，他们所考虑的从来都不是铁路和飞机。促使他们推动科学发展、建成铁路和飞机的，是他们灵魂深处对探索宇宙无穷奥秘的渴求。所以，我才认为，人类对宗教的需求，和对科学、艺术及哲学的需求是出自同一原因，即人类拥有灵魂。拥有了灵魂，人类便不像动物那样只关注眼前，灵魂指引他探索过去和未来，并渴望了解他们置身其中的、奥妙无穷的宇宙。除非人类了解自然界，了解宇宙万物的规律、用途和目的，否则他们会像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孩子，对周围的一切感到危险、不安和不确定。正如一位英国诗人所言，神秘的宇宙，是压迫人类的重负。因此，如同需要科学、艺术及哲学，人类也需要宗教，为了减轻他们——
人生之谜的重负……
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
艺术和诗歌让艺术家和诗人看到宇宙的美和秩序，从而减轻了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像歌德这样的诗人就不需要宗教，他说：“拥有艺术，就拥有宗教。”哲学让哲学家看清了宇宙的法则和秩序，从而也减轻了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因此，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同样不需要宗教，他说：“戴上智慧之冠能让智者圆满，如同戴上宗教之冠能让圣人圆满。”最后，科学也让科学家看清宇宙的规律和秩序，从而减轻宇宙奥秘给他们带来的压力。所以，诸如达尔文和海克尔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也不需要宗教。
可对于普罗大众呢，既非诗人、艺术家，也不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他们生活艰辛，时时刻刻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面临他人残酷无情的欺压，什么才能减轻他们身上那“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磐重压”呢？是宗教。宗教如何减轻这幽晦难明的重压呢？通过给人类一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当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他人残酷无情的欺压而感到迷茫和畏惧时，宗教给了人类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中，人们能找到安全感。这种庇护是一种信仰，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能够对威胁人类的力量有绝对控制的能力。当人类面对生活无常、世事沧桑，面对出生、童年、青年、老年和死亡，并由此感到迷茫和不安时，宗教也给了人类一个庇护所。在这个庇护所中，人们能找到永恒感。这种庇护是一种对来生的信念。因而，我认为，宗教为人类提供了安全感和永恒感，使那些既非诗人或艺术家，也非哲学家或科学家的劳苦大众，得以减轻理解宇宙之神秘的压力。基督曾说：“我赐予你们的安宁，既非世界所赋予，亦非世界可夺取。”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给人类带来的安全感和永恒感。因此，除非你找到一种东西能完全代替宗教给人带来的这种安宁，这种安全感和永恒感，否则，人类将永远需要宗教。
我曾说过，儒教虽然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那么，它一定是有某种东西，可以像宗教一样给大众带来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们就要把这种东西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