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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吗？
这些暴民，我们必须愚弄他们
看哪，他们是多么懒惰愚昧！多么野蛮！
所有亚当的子民，当他们遭受你的愚弄之时，
他们依然懒惰愚昧、野蛮无能，
而你始终要满怀真诚，
只为令他们焕发人性的光辉！
——歌德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当前这场战争，无暇他顾。但我认为，勤于思考的人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文明这个大问题上来。所有文明都源自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并征服自然中那些可怕的外在力量，才能保护人类。必须承认，在征服自然这条路上，现今的欧洲现代文明无出其右。然而，世界上还有一种力量，比自然界的外在力量更可怕，那就是人性的狂热。人性的狂热对人类所带来的伤害，远比自然所带来的伤害更大。因此，除非人性的狂热这一可怕力量得到适当的约束和抑制，否则不仅人类文明难以为继，人类本身也可能陨灭。
在社会的原始和初级阶段，人类只能依靠外力来约束和抑制人性的狂热，用暴力去征服野蛮人部落。但随着文明的演变，人类发现了一种比暴力更强大、更能有效抑制人性狂热的力量，那就是道德的力量。过去，欧洲人将基督教作为压制内心狂热的道德力量，但眼下这场战争及战前的军备竞赛似乎都已说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成为历史。在缺失有效的道德力量来抑制人性狂热的情况下，欧洲不得不再次借助暴力来维持文明秩序，正如卡莱尔所言：“欧洲无政府，但有警察。”借助暴力来维系文明秩序必然会导致军国主义，事实上，有效的道德力量的缺席才使得欧洲迫切需要军国主义，可军国主义引发的战争势必会带来破坏和损耗。由此，欧洲陷入两难的境地：若远离军国主义，其文明将毁于无政府状态；若坚持军国主义，其文明也会在战火中焚毁殆尽。英国人说，他们决意击溃普鲁士军国主义。基齐勒勋爵也相信，给他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国军队，就能粉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然而在我看来，伴随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灭亡而来的便是英国军国主义的诞生，毫无疑问的是，英国军国主义也会被消灭。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似乎不存在任何出路。
那么，真的就无路可走了吗？不，我相信一定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早就说过：“我将轻易地看到滑膛枪崇拜的破灭，纵然那些大人物都是滑膛枪的信徒，何况确实如此。以上帝之名为证，战火只会引燃更多战争，唯有爱与正义的定律能实现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如果欧洲人真的希望消灭军国主义，就只有一种选择：依据爱默生所说的，依靠那种无须暴力相抗的法则——爱与正义的定律，也就是道德的力量。有了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会因无用武之地而自动消失。问题是，在作为道德力量的基督教已然失效的当下，欧洲人去哪里再找一种新的、有效的道德力量来取代军国主义呢？
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这种足以令军国主义自动消失的道德力量，就是中国文明中的“好公民宗教”。当然，有人会反驳：“中国也有战争啊。”确实，中国发生过不少战争，但自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时代至今，我们中国就从未发生过今日欧洲人所经历的战争。在中国，战争是偶然的；而在欧洲，战争却成为必然。中国虽然战事偶发，但人民不会一直活在战争阴影之下。其实，在我看来，欧洲战事中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并非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带来的终日胆战心惊：害怕不断强大的邻居终有一天会掠夺和残杀自己，害怕陷入无尽的相互攻讦。人人身处恐惧与担忧之中，不得不武装自救或雇人来保护自己。因此，与其说让欧洲人不堪重负的是战争，毋宁说是持续的武装冲突对生命造成的极强压迫感。
在中国，因着“好公民宗教”的存在，人们并不觉得有暴力自救的必要，甚至极少需要警察和政府的保护。保护中国人的是邻居之间的正义感，以及同胞们对道德责任的共同坚守。正因为人人都遵守公理和正义，同时也确信公理和正义的力量要高于暴力，所以中国人觉得并不需要暴力。现在，如果你能令全人类达成共识：公理和正义是一种比暴力更强大的力量、人人都应当遵守公理和正义，那么暴力就毫无存在的必要，世界上也就不会有军国主义了。当然，每个国家都还是会有一些罪犯，也会有一些野蛮人，鉴于他们对道义力量的无知且难以驯化，世界各国仍有必要保留一定规模的军队或警察力量，乃至军国主义。
有人会问我，怎样才能使人类认识到公理和正义的力量远远高于暴力呢？我认为，首要之事就是让人类相信公理和正义是有效的，相信公理和正义是一种善的力量。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中国，当孩子刚开始识字时，“好公民宗教”便教导他们：人之初，性本善。
在我看来，如今欧洲文明本质上不合理之处，在于错误的人性观念，即人性本恶。也正是由于这一错误观念，整个欧洲的社会结构就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欧洲人依靠宗教和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换句话说，是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敬畏使得文明得以维系。而敬畏，便意味着暴力的使用。因此，为了维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首先要供养一大批行事铺张的闲人，即所谓的牧师。别的不说，单是高昂的花费已令人民难以承受，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实际上就是欧洲人为摆脱牧师所做的尝试。摆脱牧师之后，如何维持人民的敬畏之心来保证社会稳定呢？欧洲又试图以对法律的敬畏来维护秩序。为此，他们不得不供养另一批花销更为铺张的闲人阶层——军队和警察。如今，他们发现供养军队和警察的开支比供养牧师更为巨大。确实，就像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战争是为了摆脱牧师一样，在当前的大战中欧洲人真正希望摆脱的是军队和警察。但是，如若欧洲人摆脱了军队和警察，他们仍将面临两难抉择：要么召回牧师，以维持对上帝的敬畏；要么找到另一种事物能替代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敬畏，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说白了，所有人都得承认，这就是战后欧洲将面临的关于文明发展的最大问题。
在体会过供养牧师的不易之后，我相信欧洲人不会想要召回牧师。俾斯麦曾说：“我们永远不回卡诺莎。”换言之，即便现在想召回牧师也无济于事，欧洲人对上帝的敬畏早已成为历史。所以，想要摆脱军队和警察，欧洲人只有一个选择，找到另一种有益于他们维持文明秩序的敬畏对象。我相信，中国文明能为欧洲人提供他们想要的，即我反复强调的“好公民宗教”。归功于好公民宗教，人口众多（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当）的中国即使不依靠军队和警察，也能维持国家的和平与秩序。每一个到过中国的人都知道，牧师、军队和警察在维持公共秩序上的作用非常小。
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牧师，只有最险恶的犯罪分子才需要军队和警察的管束。因此，我认为，如果欧洲人真想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扫除令人民陷入困境和流血冲突的牧师和军队，就必须来中国，追寻我所说的“好公民宗教”。
总而言之，在文明遭遇冲击几近崩溃的当下，我希望欧洲人和美国人意识到，在中国还存在一笔无价的、至今不为人知的文明财富。它并非中国的贸易、铁路、金银铁煤等矿产资源，而是中国人——尚未变质的、原生的中国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好公民宗教，就是当今世界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拥有无比珍贵的文明财富，无须世界耗费多少成本便能自觉保持秩序。在此，我衷心地告诫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掉这一无价的文明财富，不要像现在这样，妄图用新知识去改变和侵蚀真正的中国人。假如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侵蚀了真正的中国人，破坏了中国的典型人性，将他们变成了欧洲人或美国人那种需要牧师和军队监管的人，势必会增添宗教或军国主义的负担。而后者此时已构成对人类文明和人性的极大威胁。反之，假如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欧美人的人性，把欧洲人或美国人改造成不需要牧师和军队就能维持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那将会给世界解除多大的负担啊！
现在，我们先大致概括一下这场战争所引发的、欧洲文明面临着的大问题。我想，当初欧洲人的本意是借助牧师来维护文明秩序，不久后却发现牧师挥霍无度且麻烦不断。于是，他们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遣走了牧师，继而任用警察和军队来维持文明秩序。如今却发现，警察和军队比牧师花费得更多、招致的麻烦也更多。欧洲人该怎么做呢？遣散军队召回牧师吗？不，我不信他们还愿意召回牧师，就算召回也是百无一用。那么，欧洲人究竟该怎么做呢？剑桥的罗斯·狄金森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战争与出路》的文章，献言道：“召回民众。”可我担心的是，一旦召来民众取代牧师和军队，会招致更大的祸患。确实，牧师和军队导致了欧洲的战争，但召回民众引发的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只会令情形比以前更糟糕。为此，我给欧洲人提些建议：不要召回牧师，也不要去召回民众，而只要召请中国人，引进真正的中国人才具备的“好公民宗教”，学习那种无需牧师和军队也能维持两千五百年和平的经验。
事实上我有信心，欧洲人会在这里，在中国，找到解决战后欧洲所面临着的巨大文明问题的办法。在此我重申，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最无价的文明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掌握着欧洲人在战后所急需的新文明的奥秘，这种新文明的奥秘便是我所说的“好公民宗教”。“好公民宗教”的首要原则，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的爱默生提倡的“爱与正义的法则”。什么才是爱的法则呢？“好公民宗教”会说，爱的法则即爱父母。那什么又是正义的法则呢？好公民宗教会说，正义的法则就是真实、守信、忠诚，每个国家的妇女都必须无私地绝对忠于丈夫，每个国家的男人都必须无私地绝对忠于君王，忠于他的君主或皇帝。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好公民宗教的最高职责就是忠诚，不仅是行为的忠诚，更应是灵魂的忠诚。有如丁尼生所言：
崇敬君主
如同崇敬众人的良心
崇敬良心
如同崇敬众人的君主
破除异教，追随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