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Preface

创作此书，意在阐明中国人之精神与中华文明之价值。从根本上说，一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已然建造或能够建造多大规模的城市，多少恢宏的建筑，多么齐整的道路；不在于它所造出或能造出的家具是如何雅致舒适，仪器、工具和设备又是如何精妙实用；甚至也不在于它所发明的制度、所创造和发展的科学与艺术。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最终要看：这个文明塑造了什么样的人，塑造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唯有一个文明所塑造的男人和女人，才能真正展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这个文明的灵魂。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则又展现他们的本质和个性，即这些男人和女人的灵魂。有句关于写作的法国谚语这样说：“风格即人。”正是此意。为此，我将三个主题——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女性，中国的语言——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阐明中国文明之精神并彰显其价值。

除此之外，我又加了两章，用来说明，那些被视作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对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却并不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使得亚瑟·史密斯 享有盛名，可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中国人的理解缺乏深刻性。翟理斯 博士被公认为“真正的汉学家”，但他也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身为英国人，他缺乏哲理洞察的能力，没有远见，知识也不够广博。我本想把我之前在上海《国家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收入本书，但可惜的是，稿子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布兰德和白克豪斯合著的、关于慈禧太后的那本书所作的评论。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布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不够率真淳朴——他们都过于精明，跟其他现代人一样，容易歪曲事实。所以，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女性，更无法理解中国文明所造就的女性最高典范——慈禧太后。想要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必然要具备深厚、博大和淳朴的人格。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就是：深厚、博大和淳朴。

在我看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缺乏深度，英国人深厚、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深厚、博大，却不淳朴，他们都很难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只有法国人，能够真正理解并且已经很好理解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法国驻华领事西蒙所著的《中国城》是用欧洲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最好作品。剑桥的罗斯·狄金森教授亲口对我说，他正是受此书启发，才写出著名的《“中国佬”信札》）。法国人，尽管缺乏德国人与生俱来的深度，缺乏美国人的博大和英国人的淳朴，但却拥有一种有助于他们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超凡的思想品质——优雅。而优雅正是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除前述三种特质之外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很大程度上，除了在古希腊文明中可窥一斑，很难在欧洲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

因而，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会变得深厚，英国人会变得博大，德国人会变得淳朴。并且，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通过研习中国文明、中国的典籍和文学，他们都将获得那种心灵特质：优雅。而法国人学习中国文明，不仅能收获深厚、博大和淳朴，他们本已拥有的优雅也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深信，研习中国文明、中国的典籍和文学，对欧美各国人民都大有裨益。因此，我在本书中增添了一个章节，专门针对学习中国语言的方法做出论述。这篇论述是三十年前我从欧洲归国后立志学习中国文明时所作，但愿能对那些想要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明的人有所帮助。

最后，我将《暴民崇拜宗教或战争及其出路》这篇讨论时政的文章收作本书附录。讨论时政是一种危险行为，但我之所以执意如此，是因为它能够展现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证明，学习中国语言、中国典籍、中国文明不应该只是汉学家的爱好，它也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挽救欧洲文明于危难当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致力于揭示这场战争爆发的道德诱因，因为除非找出导致战争的道德根源并加以修正，否则就很难找到解决的方法。我试图证明，英国的暴力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是这场战争的道德诱因。并且，我更着重强调了暴力崇拜，因为暴力崇拜最终导致了强权崇拜。事实上，正是英国乃至整片欧洲大陆的暴力崇拜，才滋生了如今人人愤恨、极端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首先，我要说的是，就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品性来看，他们对正义的热爱，对非正义的同等憎恨，对所有混乱与无序的憎恶，才使得德国人信任且崇拜强权。所有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的人都愿意信任和崇拜强权，苏格兰人卡莱尔就是一例，因为他有着与德国人相同的道德品性，他对于非正义的憎恨也异常强烈。为什么说英国的暴力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正是由于德国人的道德品性，对非正义、混乱和无序的极端恨意使得他们无法忍受英国的暴力崇拜和暴民。当看到英国崇拜暴力的政客们蓄意挑起非洲的布尔战争时，德国人天性中对非正义的憎恶使得整个德国甘愿做出巨大牺牲，集体挨饿也要建造一支海军去镇压英国的暴民。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当德国人发现自己在欧洲大陆被英国怂恿的暴民团团包围时，他们内心对于强权的信念愈发根深蒂固，更加相信强权崇拜就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因痛恨英国暴力崇拜而导致的强权崇拜，最终发展成为人人愤恨、邪恶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我要重申，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力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进而导致了如今欧洲大陆上异常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因此，如果英国人和其他所有的欧美人民想要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他们最先制止的应当是本国的暴民和暴力崇拜者。对于现今那些向往并呼唤自由的人，在此请恕我直言，无论身处欧美国家还是中国和日本，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方式便是每个人都遵循规矩，适当地规范自身行为。回看革命前的中国，拥有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多的自由，没有来自牧师、警察、地方税和所得税的烦恼。为什么？因为在革命之前，中国人都遵循规矩，知道如何规范自我，如何做个好公民。但是革命之后，自由却在中国稀缺了。为何？因为那些盲目追求现代新潮的中国人、那些欧美归国的留学生，从上海的欧洲暴民那里学会了不守规矩，放弃做好公民，转而成为英国外交官及海关税务司怂恿、包庇与扶植的暴民。再次重申我的看法，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想消灭德国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必须先让本国的暴民懂得如何按规矩行事，全力弹压本国的暴民和暴力崇拜者。

但是，尽管我认为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是由英国的暴力崇拜所致，但同时也必须客观地承认，这场战争的直接责任主要在德国，而非他国。

为了便于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对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追根溯源。在被宗教改革引爆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日耳曼民族以其热爱正义、憎恶一切非正义及混乱无序的道德品性，手握军国主义这把利剑，变身捍卫欧洲文明的正义之士。换句话说，担负起制定规则、维护欧洲秩序的重任，从而掌握了欧洲的道德霸权。宗教改革后，腓特烈大帝效仿英国的克伦威尔，开始以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横扫欧洲，至少是维护了北欧的秩序和统一。可他死后呢，继任者不懂如何用军国主义之剑护卫欧洲文明，欧洲的道德霸权旁落。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司法界都陷入仇恨的无尽深渊，文明只是徒有其表。于是，深受其害的劳苦大众——法国的普通百姓奋起反抗，英勇地投身于反仇恨反压迫斗争。然而这些法国反抗者很快沦为暴民，并找到一个才能卓著且伟大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他带领暴民们一路烧杀掳掠，以摧枯拉朽之势洗劫整个欧洲，直到欧洲各国团结在军国主义德国身边，以滑铁卢一役击败这位伟大领袖，中止了他的军事宏图。及此，道德霸权本该归还给日耳曼民族，交还到德意志的脊梁——普鲁士人的手中，可是，建立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心有不甘，因嫉妒而加以阻挠。结果，由于缺乏德国高水准道德的约束和军国主义利剑的压制，暴民们于1848年再度发动暴乱，令欧洲文明岌岌可危。又一次，日耳曼民族的脊梁——德国的核心——普鲁士人凭借高水准的道德和军国主义利剑，拯救了君主政体（也就是俾斯麦口中的王朝）和欧洲文明。

但奥地利人——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再生妒意，不允许普鲁士人接管欧洲的道德霸权。直到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毛奇发动对奥地利人的武力镇压，德国才重新收回霸权。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之后，不追随他的叔父做个伟大领袖，却像个骗子似的教唆巴黎的暴民们拥护自己，妄图夺取德国人手中的欧洲道德霸权，正如爱默生 所言，他只是个成功的小偷。结果，威廉大帝持德国军国主义利剑远征讨伐，在色当驯服了这个成功又可怜的小偷兼暴民骗子。信任暴民和骗子的巴黎百姓方才醒悟，洗劫和毁灭他们家园的，不是德国军国主义，也不是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正是他们所信任的暴民。自1872年起，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德国人都掌握了欧洲的实际霸权，他们凭借天生的道德力和手里把持的军国主义利剑，压制暴民，维护和平，欧洲和平得以延续四十三年。所以，尽管如今人们谴责辱骂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但也不得不承认，欧洲最当感激的恰恰也是军国主义。

以上，我煞费苦心地阐述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是为了让德国人明白，我并非是出于偏见才将战争的直接责任划归到他们身上。这场战争最直接的责任就在于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民，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权力意味着责任。

我说过，德国人对强权的信任和崇拜源于他们骨子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对非正义、混乱以及无序的极度憎恨。当这种憎恨过分猛烈势不可当之时，其本身也变成一种恐怖的非正义，甚至比混乱和无序更为邪恶。古希伯来人便是如此。他们能够在欧洲播撒知识与爱，对正义的爱却因愈演愈烈而成为执念，演化成对非正义的过度憎恨，这种强烈、狭隘、刻板的恨意不断升腾燃烧，最终吞噬了犹太王国。耶稣基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拥有难以言表的温柔与理性，为了解救他的子民于仇恨的深渊，曾谕示：“效仿我的柔和与谦卑，你们的灵魂必得安息。”然而，犹太人——他的子民不听他的，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亡国。当罗马人成为欧洲文明的守卫者，基督也曾告诫：“执剑者与剑俱毁！”奈何罗马人非但充耳不闻，还允许犹太人对基督施加迫害，最终罗马帝国覆灭，古老的欧洲文明毁于一旦。所以歌德才会说：“人类肯定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宽容罪者，善待犯人，以人性开化野蛮。最先如此教导、践行并为之而献身的人，是真正具有神性的人。”

及此，我想借德国的伟大作家歌德之言向德意志民族呼吁，除非摒除自己对非正义的狭隘、刻板、过分强烈的憎恨，摒除自己对强权的盲从和崇拜，否则德意志民族会同犹太人一样覆灭。而失去德国的有力护卫，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会像欧洲古代文明那样崩溃、消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对非正义的狭隘、刻板、过分强烈的恨意，致使德国人迷信和崇拜强权；又正是这种对强权的盲从，使得德国外交官、政府、民众乃至整个民族采取了轻率无礼的对外交往。德国朋友若要我就此番言论提供证据，只需将北京的克林德纪念碑指给他们看即可，没有比它更好的明证了。（在中国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期，德国公使克林德被一名狂热的军人失手杀害。作为对这种暴民行为的惩罚，德国外交官坚持要求在中国首都最主要的大街上建立这座克林德纪念碑，欲在整个中国的额头上烙下无法消除的耻辱烙印，以达到羞辱整个中华民族的目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的俄国驻华公使、已故的喀西尼伯爵，在与一位美国报界人士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是有礼节的，而英德两国公使却缺乏教养，——尤其是驻京的德国公使，蛮横至极！”）德国的强权崇拜和无礼外交，令俄国沙皇都不禁直言：“我们忍了七年了，该做个了结了。”是多么霸道无礼的外交，才能让真正热爱和平的俄国沙皇，让欧洲诸国中最善解人意、可爱、亲和、善良、慷慨的俄国人，选择与英法的暴民和暴力崇拜者统一战线，结盟签订《三国协约》；甚至令俄国人投向塞尔维亚的无政府主义暴民，直接引爆战争。总而言之，德国外交、德国人及整个民族的强横无礼，是致使战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

如果，德意志民族——如今欧洲现代文明真正的、公正合法的卫士——不想就此湮灭，并想拯救欧洲现代文明，他们就必须想方设法摒除对非正义的极端强烈、狭隘、僵化的仇恨，摒除那由恨意滋生的对强权的盲从与崇拜。那么，德国人又要如何自救呢？我想，伟大的歌德早已为之指明方向，他说：“世上有两种和平力量：正义与礼法。”

正义和礼法，是孔子提炼出的好公民宗教的精髓，对中国人而言，礼法更是其文明的本质。希伯来文明教导了欧洲人正义之道，却忽视礼法；希腊文明教导了欧洲礼法，却忽视正义；只有中国文明同时重视正义和礼法。希伯来《圣经》启发了欧洲人对文明的设想并据此建立了现代文明，它教导人们热爱正义、做正直之人、行公正之举。而孔子为中国人保留的文明范本、中国的“圣经”——“四书五经”也曾这样教导我们，并且补充了一点：要合乎礼法。简而言之，欧洲宗教倡导的是：“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提倡：“做一个守礼的好人。”基督教教义是：“爱人类。”而孔子则教导：“以礼爱人。”我相信，这种既教人守义又教人守礼的宗教，即我所称的“好公民宗教”，正是欧洲人尤其是各交战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它不仅能结束战争，还能拯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这种新宗教，可以在中国和中国文明中找到。因此我尝试在这本书中阐释和展现中国文明的价值，希望所有受过教育、善于思辨之人，借由阅读此书洞悉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共同努力，结束这前所未有的残酷、野蛮、无意义、骇人听闻的战争吧。

要想结束这场战争，我们首先必须扫除当今世界的暴民崇拜，继而清除强权崇拜，如我所言，它们正是战争的根源。要扫除暴民崇拜，唯有从日常生活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人人都摈弃私心、私利，时刻谨记歌德所说的“正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除非我们不为利益所动、敢于拒绝与暴民为伍，否则无法扫清暴民崇拜。伏尔泰曾说：“不幸的是，所谓的善者皆懦弱。”见利忘义谓之自私，面对狂热群体和暴民不敢挺身而出谓之懦弱，正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自私又懦弱才导致了当今世界的暴民崇拜。人们常说德国军国主义是当今世界的敌人和威胁，要我说，今日世界的真正敌人，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私与懦弱。此二者相糅合就产生了重商主义。如今弥漫全球，英美尤甚的重商主义精神，已经成为今日世界最大的祸患。我认为，这种根植于每个人内心的重商主义，而非普鲁士军国主义，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最强劲的敌人。自私和懦弱杂糅而成的重商主义，诱发了暴民崇拜之信仰，后者又引发了德意志民族对强权崇拜的信仰，军国主义诞生，最终导致战争爆发。追根溯源，这场战争就是重商主义、是杂糅于我们所有人内心的自私与懦弱引起的。所以，要想结束战争，我们首先就要消除由个体的自私和懦弱杂糅而成的重商主义精神，秉持正义、勇于反抗，才能彻底消灭暴民崇拜。暴民崇拜被消除，战争才会真正结束。

只要我们消除暴民崇拜，德国的强权崇拜、普鲁士军国主义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对此，我们唯一要思索的是歌德所说的另一个词：礼法。简单来说便是按规矩行事。因为，当人们都遵纪守法时，无论是强权、军国主义，还是普鲁士军国主义都将无计可施。这就是“好公民宗教”的本质，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秘密，也是歌德给予欧洲人的新文明的秘密：不可以暴制暴，要诉诸正义和礼法。因为暴力无法压制邪恶，唯有正义和礼法能与之抗衡。也就是要有正义之心，同时按规矩办事。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人的精神本质，也是我将在此书中力求阐明的。

最后，我要用我在中国义和团运动后发表的《尊王篇》一书的结尾之言作为本序的结束语，同时这也是法国诗人布朗吉的几句诗。我认为用在当下尤为贴切：

我看到和平在慢慢降临

她把花朵和果实的种子撒向大地

气氛一片祥和

她吹散了战火中升腾不息的硝烟

啊！她呼喊，

同样勇敢的英、法、比、俄、德人

结成神圣的同盟，

拉起彼此的手吧！

辜鸿铭
北京，1915年4月20日 ZaxMg41AcyuaXntFeSNh0B0l7Ywhkk6nZDK/lQaDh80jbS7eCc6AQhnQj9yHzv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