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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庙虽然漂亮，但却是个“上得了厅堂，下不了厨房”的“花瓶媳妇”。说起作为藏书楼的大庙，乔世国老人皱起了眉头：“大庙啊，说实话并不具备藏书的条件。通风很不好，窗少。没有暖气，又不能生火。冬天特别冷，夏天又特别的热。”
那些年，冬天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整理图书，个个哆哆嗦嗦，人人手上都有冻疮，好不容易挨过了三九，又到了三伏。“夏天，进书库得穿罩衣、戴口罩，就剩个大眼睛，每次都整得大汗淋漓，一身臭汗。”说起那段在大庙的日子，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真的是苦不堪言。“当时，屋顶就漏水，不仅人遭罪，这些珍贵的古籍也扛不住啊。”
苦中也有乐，当年在大庙里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至今让人津津乐道。那是三年困难时期，馆员们生活很艰苦，大家便在大庙周围开荒种地。一个馆员种地瓜，一镐头下去，刨出了惊喜。先是惊现一个钟柄，大家呼啦啦围过来，七手八脚，刨到两米多深，一个一人高的大钟轰然而出。“那个大钟上写的都是梵文，当时，我们分析这个钟是日本人投降时埋在这里的，应该是大谷光瑞侵华的罪证。一听说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馆员一生气，便用镐头在钟上刨了个洞。这就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劳动公园里的那个祈福钟，钟上那个洞就是我们馆员留下的印记。”王守昱介绍说。
1976年，一位意外访客改变了大庙藏书楼的命运。这位客人具体是谁已无从查起，王守昱只知道那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来大连海事大学找自己的同学，两位教授不知来大庙查阅什么资料，之后，这位爱书的上海教授便给国务院写信，说起这些珍贵的书籍在漏雨的大庙里得不到好的保护。再之后，于光远同志亲自来大庙视察，文物局、文化部，直到国务院，各级都很重视。
从1977年开始，大连图书馆开始了新馆的选址、设计和建设，直到1989年，新的图书馆落成，大庙里的藏书有了新家。1989年、1995年，大庙藏书经过两次搬家，大庙就此告别了藏书楼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