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的内容，是试图阐明中国人的精神，并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最终必须要问的问题，不是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否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与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否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种文明，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它造就了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一种文明所造就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既如此，那么这一文明中的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也表明该文明中男人和女人的本质、个性和灵魂。法国人谈起文学作品时说“文如其人”，即是此意。因此，在本书中，我以“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妇女”和“中国语言”为主题，组成前三篇，以此说明中国人的精神，揭示中国文明的价值。

此外，我还添加了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里，我力图说明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比如阿瑟·史密斯牧师，他曾著过《中国人的特性》一书，我力图说明他并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不够深沉；还有那个被认作大汉学家的翟理斯博士，我认为他实际上并不真懂中国语言，因为作为英国人，他不够博大——没有哲学家的洞察力及其所能赋予的博大胸怀。起初，我本想把之前写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的文章也收进此书，他们那本书讲的是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于约四年前发表在上海的《国族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那位已故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人不够淳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事实上，要想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淳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

在此，我可以指出，美国人很难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美国人一般说来博大、淳朴，却不深沉。英国人也无法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英国人一般说来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一般说来深沉、博大，却不淳朴。在我看来，似乎只有法国人最能理解也已经理解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固然，法国人既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淳朴；但是法国人却拥有一种非凡的、为上述诸民族通常说来所缺乏的精神特质，那就是“灵敏”。这种精神特质对于认识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为此，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征，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这种灵敏的程度无以复加，恐怕只有在古希腊及其文明中可望找到，在其他任何地方概莫能见。

从我上述所谈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研究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深沉起来；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起来；德国人将变得淳朴起来，而美、英、德三国人通过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的典籍和文学，都将由此获得一种精神特质——灵敏。恕我冒昧，据我看来，一般来说他们都还远没有达到像中国人这般程度的灵敏。至于法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明，他们将由此获得一切——深沉、博大、淳朴和较他们目前所具有的更完美的灵敏。所以，我相信，通过研究中国文明、中国的书籍和文学，所有欧美人都将大获裨益。基于此，我在本书中还收入了一篇关于“中国学”的论文，讨论了如何研究中国人的程序纲要。这份纲要，正好是三十年前我从欧洲回国、下决心着手研究祖国文明时为自己制定的。但愿我的这个纲要，会对那些想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人有所帮助。

最后，我还收录了一篇关于现实政治的论文作为本书的附录，这篇论文是讨论“战争及其出路”问题的。我深知谈论现实政治问题的危险性。然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证明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说明，研究中国人、中国书籍和文学，即研究中国文明，不仅仅是汉学家的事，而且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揭示导致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因为如果不了解并清除这个根源，是不可能找到战争的出路的。在我看来，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就是大不列颠的群氓崇拜和德意志的强权崇拜。但公正地看，前者对后者又负有责任。所以，在本文中，我把论述的矛头重点指向英国的群氓崇拜。事实上，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导致了人人憎恶、个个谴责的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现在，让我先来谈谈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正是德国人的道德禀性——其对正义所具有的强烈之爱，以及因此导致的同等的对不义、分裂和混乱的极度之恨——使德国人迷信强权。所有挚爱正义、憎恨不义的人，都容易成为强权的迷信者。苏格兰人卡莱尔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具有德国民族的那种道德禀性，强烈地憎恶不义。可是，为什么说英国的群氓崇拜应该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呢？这也正是由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决定的。德国人痛恨不义、分裂和混乱，这使得他们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群氓、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者。当他们看到英国的群氓和群氓政客们发动了对非洲的布尔战争之后，出于对不义本能的强烈憎恨，他们甘愿为消除这种不义而付出巨大牺牲，整个德意志民族因此准备勒紧裤腰带建立一支海军，盼望能打倒英国的群氓、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者。事实上，德意志民族，可以说，当他们发现自己在整个欧洲被英国怂恿的邪恶势力包围时，他们就越来越相信强权了，越来越迷信只有强权崇拜才是人类救赎的唯一途径。这种出于对英国群氓崇拜教的憎恨而产生的强权崇拜，最终导致了人人憎恶谴责的残暴可怕的德国军国主义。

我重申一遍，正是欧洲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群氓崇拜、群氓崇拜教，应对德国的强权崇拜负责，是它导致了当今欧洲德国军国主义那种畸形变态的残暴和凶恶。所以，如果英国人和整个欧美人想要扑灭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首先打倒本国的群氓、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对于欧美国家乃至中国和日本的那些爱奢谈和向往自由的人，我愿在此冒昧告知，要想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看看革命前的中国吧——那里没有教士，没有警察，没有市政税和所得税——那时的中国人享有较世界其他各民族更多的自由。为什么？因为革命前的中国人循规蹈矩，懂得如何约束自己，如何按照“良民”的标准去办事。然而革命以后，中国人的自由不多了，这是由于在当今中国有了那些剪了辫子的时髦之徒、那些归国留学生的缘故。这些人从欧美人那里、从上海的欧美群氓那里，学会了怎样放荡不羁、怎样不按“良民”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北京，他们成为一群被英国外交官和海关总税务司怂恿、纵容和推崇的乌合之众。事实上，我强聒不舍，只是为了说明：假如欧洲人、英国人想要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他们就必须先在本国国内打击群氓，使之就范，也就是说，必先打倒本国的群氓崇拜教和群氓崇拜者。

但是，在谈到英国的群氓崇拜和怂恿者对德国的强权崇拜及军国主义应负有责任的同时，我必须公正地指出：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对这场战争比谁都负有更直接的责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我来谈谈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宗教改革运动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民族因为具有自己的道德禀性——挚爱正义，痛恨不义、分裂和混乱，所以，当他们一旦紧握军国主义利剑，就成了欧洲文明的正统捍卫者，也就是说，德国人担起了恢复欧洲正统秩序的责任——事实上，欧洲的道德盟主权可以说一直掌握在了德意志民族的手中。宗教改革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和英国的克伦威尔一样，挥舞着德国军国主义之剑，力图恢复整个欧洲的秩序和统一，至少他成功地恢复了欧洲北部的秩序和统一。然而，在腓特烈大帝死后，他的后继者却不懂如何使用这把利剑来保卫欧洲的文明。事实上，这些后继者是不适合掌握欧洲的道德盟主权的。其结果就是：整个欧洲，甚至德国的王室，都只是虚饰着一件文明的外衣，而实际却沦入了被憎恨的无底深渊，以致那些饱受痛苦、本性淳朴的法兰西人，也不得不揭竿反抗。可是，这些起来反抗的法国人却很快就变成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找到了一位伟大而又能干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在他的率领下，群氓们抢劫、谋害、残杀并蹂躏了整个欧洲，直到各国最终团结在军国主义德国周围，才于滑铁卢一役打败了这个群氓领袖，并结束了他的暴政。此后，欧洲的道德盟主权本应回到德意志民族的手中，回到德意志民族的脊梁普鲁士人的手里，但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出于忌妒，进行了阻止。结果，没有了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和军国主义利剑的制裁，欧洲的群氓于1848年再度暴乱，疯狂地破坏欧洲文明。后来，依旧是德意志民族的脊梁普鲁士人，以他们的道德禀性和军国主义利剑，再度把欧洲、欧洲王权（俾斯麦称作“王朝”）及欧洲文明从群氓手中拯救了出来。

可是这次，奥地利人又犯了忌妒心，他们绝不允许普鲁士人去享受整个欧洲的道德盟主权。为此，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和毛奇，对奥地利人诉诸武力，终于在1866年重新获得了欧洲的道德盟主权。此后，路易·波拿巴唆使巴黎的群氓追随自己，去同德国争夺欧洲的道德盟主权。他可不像其伟大的叔父那样是个领袖，而是一个流氓骗子，按爱默生的说法，即是一个成功的小偷。结果，色当一役，威廉皇帝的军国主义利剑，终于戳破了这个可怜虫的美梦。淳朴的巴黎人相信群氓和这个流氓骗子，可抢劫和焚毁他们房屋的，不是德国军国主义，不是普鲁士人、德国人，而恰恰正是他们所信任的群氓和那个流氓骗子。1872年以后，德国人不仅在道德上，而且在现实政治上，都最终取得了欧洲的盟主地位。他们的心灵里蕴藏着德意志民族的道德禀性，他们的手中握有军国主义的利剑，他们以此镇压群氓、维护欧洲的和平。从1872年开始，欧洲人享受了整整43年的和平生活，这都得感谢德国人的道德禀性及其军国主义利剑。所以，憎恨和谴责德国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人应该记住：正是这种他们憎恨、谴责的军国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为欧洲的和平立了功。

以上，我不厌其烦地叙述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概况，只是为了使德国人明白：我之所以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德意志民族对于这场战争负有更直接的责任，并不是出于偏见。我认为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对这场战争比谁都负有更直接的责任，为什么？因为能力就意味着责任。

在我看来，正是德国人身上那种对正义强烈的爱和对不义、分裂和混乱极度的恨，使得他们迷信并崇拜强权。可是，当他们这种恨一旦恶性发展并失去控制的时候，也会变成一种不义，一种可怕且恐怖的不义，其罪孽甚至远为分裂和混乱所不及。古老的希伯来人，那个曾给欧洲带来过知识与正义之爱的民族，正是由于这种恶性发展的恨——狂热偏激的、冷酷刻毒的、失去控制的恨，从而毁灭了他们的国家。被马修·阿诺德说成“无法形容的、拥有最高理性”的耶稣，也正是为了将其子民从这种憎恨中拯救出来，才谆谆告诫他们：“要记住，必须和善、谦卑，你们的灵魂才会安宁。”然而，犹太人不仅不听他的教诲，反而将耶稣钉死，结果犹太国灭亡了。耶稣对曾是欧洲文明保护者的罗马人，也有过警告：“拔剑者必亡于剑！” 可罗马人不仅置若罔闻，反而还纵容了犹太人对耶稣的迫害。结果罗马帝国土崩瓦解，古老的欧洲文明也随之消失了。无怪乎歌德要这样感叹：

要经过多么漫长的历程，人类才能学会温和地对待罪人，宽容地对待违法者，人道地对待野蛮人啊！可以断言，最先这样教导，为把此种可能变作现实而推动它的实践并为之献出生命者，一定是具有神性之人。

在此，我想引用德意志伟人歌德的这几句话，来呼吁德国人和德意志民族，除非他们设法改变那种对不义所抱的偏激、冷酷、刻毒和无节制的仇恨，除非他们铲除由此而产生的对强权的迷信与崇拜，否则，德国就会像犹太国一样灭亡，甚至欧洲的现代文明也将因失去强有力的保护者同其古代文明一样走向毁灭。我认为正是这种恶性发展的憎恨与仇视，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强权崇拜与迷信；而这种崇拜与迷信，又使得德国的外交官、政府官员和一般百姓在与其他民族的国际交往中，变得那样不识轻重和蛮横无理。我的德国朋友曾要我拿出证据来证明他们对强权的崇拜和蛮横无理，我只简单地以北京的克林德牌坊为例。北京的克林德牌坊是德国人强权崇拜的纪念碑，是德国外交蛮横无理的纪念碑，也是德意志民族在其与他国的国际交往中蛮横无理的纪念碑。正是这种对强权的崇拜和外交上的蛮横无理，激起了俄国沙皇的不满，他愤而言道：“我们已经容忍七年了，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德国外交上的无理行径，迫使真正热爱和平的统治者沙皇以及欧洲最优秀、最高尚、最可爱、最仁慈和最慷慨的俄国人，站在英法群氓和群氓崇拜者一边，并同他们缔结了三国协约。最后，俄国人甚至还支持了塞尔维亚的无政府主义暴徒，战争也就由此爆发了。总之一句话，正是德国在外交上的蛮横无理，或者说是德意志民族的蛮横无理，直接导致了这场战争。

因此，我认为作为目前欧洲现代文明真正的、合法的、正统的保护者，德意志民族要想不被毁灭并挽救欧洲现代文明，就必须设法克服那种对不义所抱之狂热的、偏激的、冷酷的、刻毒的和无节制的仇恨。因为这种仇恨会导致对强权的迷信和崇拜，而这种迷信和崇拜又正是德意志民族不识轻重、蛮横无理的根源。可是，德意志民族要到哪里去找医治其顽疾的灵丹妙药呢？我认为，对这一切，他们伟大的歌德其实早就准备好了答案：“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和平的力量，即义与礼。”

这里所说的“义与礼”，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的“良民宗教”的精华。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希伯来文明曾授予欧洲人以“义”的知识，但没有授之以“礼”；希腊文明曾给欧洲人以“礼”的知识，但未兼及“义”；而中国文明，其教化是“义”与“礼”并重的。欧洲人以希伯来《圣经》为蓝本，建立了现代的欧洲文明。这部《圣经》教导欧洲人要热爱正义，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要行得正。而中国的四书五经——孔子为拯救中华民族而设计的文明蓝图，虽然也这样教导我们中国人，但它还补充了一句：“要识礼。”简而言之，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而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而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这种“义”“礼”并重的宗教，我称之为“良民宗教”。我相信，对于欧洲人，特别是那些正处于战争灾难之中的欧洲人，他们要想制止这场战争，要想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良民宗教就是他们需要的新宗教。而这种新宗教就存在于中国——在中国的文明中。因此，在这本小书里，我力图阐明并揭示它的价值——中国文明的价值。我希望所有受过教育的、善于认真思考的人，在读了这本书以后，都能够对这场战争爆发的道德根源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帮助制止这场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残酷、野蛮、无益，乃至是最骇人听闻的战争。

然而，要想制止这场战争，我们所有人首先必须消除的是当今世界上的群氓崇拜，其次便是强权崇拜。因为正如前文所言，它们是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源。可消除群氓崇拜，又要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做起，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做起。它要求我们所有人考虑问题不应从个人的私利和权宜出发，不应去想我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报偿，而应当以歌德所说的“义”为出发点。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外，我认为只有当我们鼓足勇气，不计个人私利，拒绝参与和追随群氓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消除群氓崇拜。伏尔泰曾说：“正人君子最大的不幸，就是缺乏勇气。”我以为，正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导致了今天世界上的群氓与群氓崇拜。这是因为，自私使我们见利忘义，而怯懦则使我们不敢独自反抗群氓。人们认为今日世界的敌人和危险是德国军国主义，我则以为真正的敌人恰恰是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这二者结合，产生了商业主义。这种商业主义精神笼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为最，它成了当今世界的真正大敌。所以我认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我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德国军国主义。这种由自私与怯懦结合而生的商业主义精神，造成了群氓崇拜教；而又正是英国的群氓崇拜教，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教和军国主义，并如我适才所言，最终促成了这场战争的爆发。因此，我要说，战争的根源不是军国主义，而是源于自私与怯懦的商业主义。所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我们就得首先消除商业主义精神，克服我们自身的自私与怯懦，简而言之，我们必须首先见义非利，树立孤军奋战以抗群氓的勇气。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消除群氓崇拜和群氓崇拜教，从而结束这场战争。

一旦我们消灭了群氓崇拜，强权崇拜以及普鲁士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就不难消除了。要清除强权崇拜，打倒普鲁士、德国或世界其他任何军国主义，我们只需牢记歌德所说的另一个字——“礼”，时刻想着它，以它束缚自己的行为。一句话，循规蹈矩即可。这样一来，强权、军国主义，甚至德国军国主义，都将变得无的放矢。因为在懂得如何严格以礼行事的人面前，它们的存在既没有用也没有必要。这种“礼”就是“良民宗教”的本质，就是中国文明的奥秘，同样也是德国人歌德教给欧洲人的新文明的奥秘，即不以暴抗暴，而应诉诸义礼。事实上，要想清除强权以及这个世界上一切不义的东西，都不能依赖强权，而只能靠我们每个人优雅得体的举止。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我在这本书中要加以阐明和解释的，也正是这一点。

最后，我想以法国诗人贝朗瑞的几句诗作结。这几句诗，我也将其用在中国庚子事变后所写的《总督衙门论文集》一书的结尾。我觉得此时此刻，把它们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我目睹和平徐徐降临，

她把金色的花穗撒满大地；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

她抑制了使人昏厥的战争霹雳。

啊！她说，同样都是好汉，

法、英、比、俄、德人

为结成一个神圣同盟，

拉起你们的手吧！

辜鸿铭
北京，1915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