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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翻译的是“文化怪杰”辜鸿铭的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名曰《中国人的精神》，亦名《春秋大义》或《原华》。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原籍福建同安，出生在马来亚槟榔屿。他13岁到西方留学，先后游学于英、德、法、意等国十有一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清末时，他曾官至外务部郎中，擢左丞。民国初年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在近代，辜鸿铭乃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化名人，尤其以“古怪”著称于世。敬之者如林语堂誉之为“怪杰”，鄙之者如胡适之称他为“怪物”。他的思想在国内无甚影响，但名声却不小。长期以来，关于他的奇谈怪论和逸闻轶事，总在流传。
在一般人心目中，辜鸿铭无疑属于那种极为顽固的“封建余孽”。他捍卫君主制与纳妾制，维护辫子与“三寸金莲”，已为今人所熟知。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保守的人物，竟然精通英、德、法等近十门语言，在西方世界和近代日本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一事实，至今还没有引起人们普遍和足够的重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西方，特别是20世纪前20余年间，论名头之响，声誉之隆，没有一个中国学人可与辜鸿铭相提并论。
俄国的托尔斯泰曾与辜鸿铭通信，讨论抵御现代物质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问题，公开支持他的文化保守事业；法国的罗曼·罗兰说他“在西方是很为有名的”；英国的毛姆专程拜访过他，称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和“声高望重的哲学家”，承认他“在关心抽象方面的东西的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瑞典的勃兰兑斯赞扬他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曾与之交流思想并合影留念；甘地则称他是一个“可敬的中国人”。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辜鸿铭的影响大得不可思议，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这令当时留德的中国学生惊疑莫名而又感动不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也曾一度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辜鸿铭热”，并且在20世纪20年代，辜氏还应邀在日本讲学三年（1924—1927）。
这种在海外激起的广泛反响，无疑包含着许多复杂而又具体的历史原因。但它起码表明，辜氏此人及其文化思想确有值得研究之处。
事实上，辜鸿铭“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文化之谜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近代文化史问题。深入研究和剖析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更透彻地把握近代中西文化关系，更好地理解那个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时代。
辜鸿铭去世距今已近七十年了。每当我阅读他论著的时候，都强烈感到，对于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怪人，过去将其作为一个顽固可笑的反面人物一味加以诟病和嘲弄的态度，是过于简单化了。
其实，辜氏并非一个完全无功于近代文化和中华民族之人。他偏激、保守的文化思想中仍有可取之处。如对中西文明的比较认识，对西方近代文明弊端的揭露和批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某些特点的揭示就是如此，它们对那个时代乃至今天深入认识中西文明问题，实不乏启发意义。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辜鸿铭也做了一些积极工作：独立完整地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便堪称中国人中的首创；即使是那些鼓吹儒家文化的外文著作，对于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也未尝没有积极价值。诚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从顽固保守的立场出发，向西方不适当地宣扬和维护了中国文明中的一些糟粕，但文化问题十分复杂，往往糟粕与精华互现、长处与短处相连，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效应，难以简单分别。儒家文明作为举世公认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中国传统文明主体，情况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摆脱封建文明包袱，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的历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儒家文明较多地显示出消极的一面；而对于逐渐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世界来说，它却能显现出某种帮助西方反省现时文明之弊，启发人们寻求精神新境的文明价值。辜氏的思想在一战时期及其战后初期的西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他对西方战后文明的重建与发展是有过某种贡献的。
此外，晚清以来，辜氏从爱国爱传统的立场出发，不懈地抨击来自西方的政治压迫、文化侵略和民族歧视，对维护国家权益和民族尊严，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真正有勇气有能力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十分罕见。虽然在评价他这方面的活动时，我们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但总体说来，我们应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与此相关，辜氏那颗火热的中国心，那份自尊自重的情感，也有其可敬可钦之处。与那些一履洋土便觉带回仙气，认定“西方月亮也比中国圆”，从而忘掉根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的洋奴相比，实在是难能可贵。只可惜，他的这种自尊自重，与他那种保守的文化认识紧密相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可悲而又可叹的民族自大，甚至落到不惜为本民族护短的境地。这种不健全的有害的文化心态，不能不说是辜鸿铭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当然，如何认识和评价辜鸿铭及其思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共识的达成，尚有赖于研究的深入。遗憾的是，目前有不少人无法对此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见到辜氏用外文写的大量原著。实际上，学术界对辜鸿铭及其相关问题之所以研究不足，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辜氏一生的主要著作多用英文写成，如《尊王篇》（又称《总督衙门论文集》）、《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国人的精神》等等。此外，还有以德文和日文保存下来的著作，如《呐喊》《辜鸿铭讲演集》等。
在辜氏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影响、较能反映他思想风貌的作品，是《中国人的精神》，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名字为《春秋大义》（原书封面上所题的中文名）。其英文书名为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年由北京每日新闻社首版，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重版。它是由《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妇女》等篇章组成的系列论文集。其中，《中国人的精神》为其核心，故全书以此命名。至于辜氏又称其为《春秋大义》，则是因为在该书中，他强调了孔子在《春秋》里所包含的“尊王攘夷”和“名分大义”等儒教经义的缘故。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主旨，在于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它是一战前后（即“五四”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比之同类著作，如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要早四五年。
该书出版后，立即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引起轰动，各种报刊纷纷摘录和译载，成为“臧否议论之的”。很快，奥斯卡·A.H.施密茨就翻译出版了德文译本（1916），之后又有了意大利著名史学家、作家、反法西斯斗士费雷罗作序的法文译本。日本在二战时期，由鱼返善雄正式翻译出版了日文译本。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西方的影响也曾反馈到国内。1918年，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东亚之光》译载了一篇题为《中西文明之评判》的文章，介绍辜氏此书及其他著作在海外的反响，导致《新青年》实际主编陈独秀的一再“质问”，从而使业已存在于两杂志之间的东西文化论争达到白热化程度。《新青年》派对辜氏复辟论性质的揭示和谴责虽然义正词严，但他们对辜氏文化思想几近全盘否定、缺乏分析的态度，却不尽客观和公正。事实上，无论是杜亚泉，还是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当时都并未认真通读过此书，往往像大钊所自认的那样，只览其“导言纲目”而已。这当然无助于了解辜氏思想的全貌。
在此，我并不想对辜氏此书做全面的评价，只想略略谈谈自己译后的两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辜氏的确不愧是个聪明绝顶之人，他这部书算得上是中国学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应忽视的早期成果。比如，书中对儒教和西方宗教的有关比较和分析，从信仰物、基本教义到传教所在、认识根源乃至社会政治影响等可谓有点有面，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当时的较高水平。如果我们撇开其终极价值判断，不以辞害意，还可以说他的有关见解不乏敏锐和精彩之点。如他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生活，只有社会伦理生活；儒教不是宗教，却能代替宗教感化人，扮演宗教的角色；“在欧洲，政治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自孔子以来，政治成为一种宗教”，西方的宗教与哲学两相分离，造成西方人理智与情感的冲突，等等，这些观点，有的曾受到西方学者极力推崇，有的则为日后的中国学者大加发挥。其中不少观点，现在看来或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的。
书中还有一些看法未必十分浑融妥切，但却有新颖奇特、启人深思之效，值得再三玩味。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妇女具有西方各民族难以企及的“端庄”、“温柔”和“幽闲”三大特征，其典型是“观世音”，西方则是完全不同类、不可亲的“玛利亚”；又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深沉、博大、淳朴和灵敏四大特征，尤其是灵敏程度无可复加。而西方各主要民族则不是缺此，就是缺彼，都不如中国人一应俱全，因此，他们自然无法了解高妙的中国人及其文明。平心而论，这些见解恐怕还是多少反映了中西民族性的某些微妙方面。
其次，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该书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揭示”、关于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价值的阐述，也很有意义。这方面思想更深入精微的发展，是由日后的“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们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辜鸿铭算得上是他们思想的前驱先路。他的有关思想不仅已相当“成熟”，而且别具特色。有些议论还让人颇感奇妙、回味无穷。你瞧，他用毛笔来喻示所谓中国心灵生活与精神文化的智慧，说得多么形象：
中国人写字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心灵的象征。用毛笔书写或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不容易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而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有人开始注意研究辜氏思想与日后“东方文化派”人物之间的思想关系。如“全盘西化派”的急先锋陈序经，就曾专门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与辜氏此书“仔细考研”，并表示：“疑心梁先生是受过辜先生影响不少。……辜先生的思想既如彼，梁先生的中心思想又如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巧合。”的确，在辜鸿铭的思想中，与“东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存在着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应格外注意的方面（可参见拙著《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国内始终没有出版过完整的中译本。“五四”时期，有个名叫陈曾谷的先生翻译过此书，但未见行世，只见其发表过部分文言译文（《亚洲学术杂志》1~4期）。多年来，在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论著中，此书也偶被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有的甚至把《中西文明之评判》那篇介绍此书在西方反响的文章发表的年代（1918），误认为此书发表的年代，从而将其错误地视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扑”之作，其实，该书首版时，《新青年》杂志尚未创刊。这样，该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只能留下一个形象的记忆，如同辜氏那条传奇般的小辫子一样，不过成为他顽固守旧的生动象征罢了。至于说到内容，则大多不得其详。
1987年夏，经龚书铎教授指点，我曾与学友宋小庆合作译完了此书。1991年，我又发表了《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及其世界影响》一文（载《文史杂志》该年第4期），专门对此书加以介绍。去年，海南出版社表示希望推出《辜鸿铭文集》并先行出版此书译本。于是，我们欣然拣出旧日译稿，加以润色，即成此编。为了便于读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此书及辜氏其人，我们还特意加了一些附录，既包括此书其他文种译本的序言，也有辜氏本人此书以外的重要篇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其中，《东西文明异同论》《什么是民主》系姚传德翻译；《中国人的精神》德译本译者序言为杨百成翻译，日译本序言为宋军翻译，法译本译者序言为张德钊和范俊军翻译。在书中所涉及的其他文字的翻译方面，还得到了好友于殿利的鼎力相助，特此一并致谢。
由于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经常夹杂着多种文字，尽管多方请教，仍恐传译有不妥当之处，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海内外朋友批评指正。
黄兴涛
1996年3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