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力量对比

各国带着18世纪的传统观点和体制卷入战争，这些观点和体制仅仅因为19世纪发生的事情而稍事改变。

从政治上说，他们认为这是敌对联盟间的斗争，这种联盟基于传统的外交同盟体系建立；从军事上说，他们觉得这是专业军队间的对抗，欧洲大陆的征兵制形成的军队相当庞大，这是实情，但从本质上说，全凭军人在战场上厮杀，广大民众只是坐在圆形剧场的座位上，看着他们的勇士流血牺牲。德国人已窥见真相，他们在19世纪期间逐渐形成的“全民皆兵”理论，把整个国家想象成水库，蓄积的水（援兵）源源不断地涌入军队，而不是把整个国家想象成一条强大的河流，诸多支流（军队）汇入其中，国家军队只是其中一股——但一两种先知先觉的理念除外。德国人倾向于“全民皆兵”，而不是“举国参战”。即便到今天，“举国参战”这个基本真理仍有待于彻底把握，完整的含义还需要各国充分理解。1914—1918年间，各参战国逐渐向科学家的研究、工程师的发明力和技术技能、产业的手工劳动、宣传人员的笔杆寻求帮助。长期以来，多种力量的融合，产生了在军队内部制造混乱漩涡的倾向，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还没有形成。初步合作的确逐渐出现，可即便到最后阶段，各种力量的配合是否达到了更高的协同水准，也就是多样性的统一方向，仍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

1914年的德国军队诞生于拿破仑战争时期，幼年受到格奈泽瑙和沙恩霍斯特培育，青春期又得到老毛奇和罗恩指导。这支军队通过1870年的战争走向成熟，他们当时面对装备拙劣、领导欠佳、服役期过长的法国军队，在这场考验中成功地脱颖而出。每个身体健全的公民都有义务参军服役，国家征募到需要的兵员数量，训练他们成为军人，让他们短期、全职服役，这些军人服役期满后回归平民生活。这种体制的特点和目的，是形成一股庞大的预备力量，从而在战争中扩充现役军队。根据军兵种的不同，士兵全职服役2 ~ 3年，然后在常规预备役干上4 ~ 5年，接下来就要在后备军服役12年，最后转入民兵，从39岁干到45岁。另外，德国还有一支补充预备队，由那些没有征入军队的有色人种组成。

这种组织，以及训练的彻底性，蕴含着战争中第一个重大意外的秘密，事实证明，这一点深具决定性。德国人没有把他们的预备力量视为素质可疑的部队，只适合从事辅助任务或驻军勤务，他们在动员期间完全能以预备队军加强几乎每个一线野战军，相关事件证明，他们有勇气在战争爆发时立即使用这些力量。这种意外打乱了法国人的如意算盘，致使他们的整个作战方案陷入混乱。

太多误判让德国人备受批评，可他们的许多直觉都是正确的。他们独自意识到今天已成为公理的东西：由于他们有训练有素的指挥人员，军事机器可以通过短期征兵快速建成，就像钢液倒入模具那样。这部德国模具，就是军士和军官长期服役机制，他们的技术知识和技能水准，在欧洲大陆无人能比。可是，如果说军事机器是靠训练打造的，那么，这部机器的坚固性则通过其他方式来加强。心理因素在国家军队中发挥的作用，甚至大过对专业军队产生的影响。仅有团队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强烈的道德冲动，这种刺激对作战行动非常必要，也就是说，对国家政策根深蒂固的信念，要求公民为之奋斗。为激发民众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信念，几代德国领导人付出了不懈努力。尽管他们的对手1914年参战时，对本国事业怀有强烈的信念，可这种炽热的爱国主义，根本比不上德国多年来稳定施加的热量，因而来不及巩固那种纪律严明的组合。不仅军队纪律严明，德国民众还与他们关系亲密，并对这些士兵深感自豪，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是几乎见不到的。

这件独特的工具由德国大总参谋部掌握，经过严格挑选和培训，大总参谋部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无与伦比，但受制于心理“惯例”，这些惯例具有所有职业的特征。执行技能是实践的结果，但持续练习或重复，必然会减弱思维的创造力和灵活性。专业团体中，按资历晋升也是个难以避免的惯例。不过，德国人喜欢采用的指挥体制是参谋掌控一切，实践中往往让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那些年轻的总参军官手中。就像战争回忆录和档案文件揭示的那样，集团军和军级部队的参谋长经常做出重大决定，甚至不愿装模作样地征询一下指挥官的意见。但这种体制存在严重缺陷，随之而来的“沙砾”经常损坏原本运转顺畅的战争机器。

德国人投入战争时，在战术方面有两个重要的物质优势。诸交战国中，只有德国确定了重型榴弹炮的潜力，为他们的军队大量配备了这种兵器。如果说没有哪支军队充分意识到机枪是“步兵的精髓”，进而大力发展这种压倒性火力来源的话，那么，德军对机枪的研究比其他军队更深入，因而能利用机枪的固有威力，比其他军队更快地主导战场。预估重型火炮和机枪的价值时，德国大总参谋部似乎深受霍夫曼上尉敏锐分析的影响，这名年轻武官当初跟随日本军队驻扎在中国东北。在战略上，德国人对铁路交通的研究和发展，也比任何一个对手做得更透彻。

奥匈帝国的军队，虽说模仿德国模式，可作为战争机器相当拙劣。这支军队不仅历来败多胜少，还因种族混合削弱了精神方面的一致性，这与他们的德国盟友完全不同。因此，他们以一支基于普遍服役制建立的军队替换过去那种专业军队，效力标准不仅没得到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帝国境内的军队，通常与境外那些军队同宗同族，这种状况迫使奥地利根据政治而不是军事配置军力，以免发生同种族厮杀的情况。人员方面的这种障碍，还因为地理状况而加剧，换句话说，他们的边界线太长，很难妥善防御。

除了极少数例外，奥匈军队的领导者，专业水准难以同德国人相提并论。另外，尽管奥地利比协约国更加理解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可他们还是不太愿意接受德国人指挥。

虽说存在各种显而易见的缺点，可这个不同种族混合而成的松散集团，经受了四年的战争冲击和压力，这让他们的对手惊讶而又沮丧。原因是这种复杂的种族结构，缠绕在坚固的日耳曼和马扎尔框架上。

我们把话题从同盟国转向协约国。法国的潜在兵员只有德国的60%，也就是594万对975万，这种“借方差额”迫使法国几乎把每个身体健全的男性都征召入伍。一名男性20岁应征入伍，全职服役3年，然后在预备队服役11年，最后两个阶段是在本土自卫队和本土预备队各服役7年。这套制度让法国在战争初期获得近400万受过训练的兵员，德国有500万；但法国几乎不依靠预备役人员的战斗力。法国统帅部预期和准备的是一场短暂、具有决定性的战局，所以他们只依赖第一线的半职业部队，这股兵力约有100万。另外，他们估计敌人也持类似观点，这就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可除了战争初期的这种出乎意料，更大的障碍是，法国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扩充军队的能力较弱，这是因为他们的人口偏少，只有不到4000万，而德国有6500万。后来成名的芒然上校曾建议在非洲发掘兵源，组建一支庞大的土著军队，可法国政府认为这种政策的危险大于好处，日后的战争经历表明，此举既有军事也有政治风险。

法国总参谋部，尽管从技能上说不如德国大总参谋部那般完美，可也产生过一些欧洲最负盛名的军事思想家，而他们的情报水准完全能媲美德方。不过，法国的军事思想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获得逻辑性的同时，丧失了创造性和灵活性。战前几年，法国的军事思想出现了严重分歧，没有采取联合行动。更糟糕的是，法国新的战争哲学专注于精神因素，越来越偏离不可分割的物质因素。强烈的意志无法弥补武器方面的明确劣势，第二个因素一旦成真，势必影响第一个因素。物质方面，法国人的重要资本是他们的速射型75毫米野炮，堪称世界上最好的兵器，但这款火炮的优越性让他们对运动战过于自信，因而忽略了针对这种即将到来的战争样式的装备升级和训练。

俄国的资本在物质方面，心理和精神方面存有缺陷。虽说他们的初期力量比不上德国，但其人力资源庞大。另外，俄国士兵的勇气和耐力也很出名。可是，俄军领导层充斥着腐败和无能，普通士兵缺乏从事一场科学战争的智力和主动性，他们构成极为坚固但缺乏灵活性的军事工具，而俄国的装备和弹药制造资源，远不及那些工业强国。该国的地理位置导致上述障碍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结冰或敌国水域把俄国与盟友隔开，而且，俄国不得不掩护庞大的陆地边境。另一个根本缺陷是，俄国严重缺乏铁路交通，要想在军事上取得成功，不得不依靠兵力方面的优势。俄国在精神范畴的情况不太明确。这个国家的内部麻烦远近皆知，这种麻烦肯定会妨碍他们付出努力，除非他们的事业足以对俄国蒙昧、一盘散沙的民众发出圣战式的呼吁。

德国、奥地利、法国、俄国的军事制度存在密切的关系，差别在细枝末节，而不在根本。这种相似性与另一个欧洲大国，也就是英国的军事制度形成更强烈的对比。近代以来，英国基本上一直是个海上大国，通过传统外交政策和为盟友提供财政支援介入欧洲大陆事务，同时以一支专业军队的影响来加强他们的军事行动。英国维持这支常备军，主要是为保护和控制海外属地（特别是印度），为此，他们总是把这股军力保持在最低限度。英国决心维持一支实力超级强大的海军，向来忽视陆军，这支陆军实际上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之所以形成这么奇怪的对比，部分原因在于英国是个岛国，故而把海洋视为基本生命线和主要防御圈；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从本质上对陆军有一种不信任感，这种不合逻辑的偏见，源于几乎被遗忘的克伦威尔军政府。英国陆军规模较小，但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战争，实战经验丰富，这是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军队无法比拟的。但与他们相比，英国陆军明显的专业障碍在于领导者，虽说在率领小股纵队从事殖民远征方面表现得得心应手，可他们从来没有为指挥大编制兵团从事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不过，门外汉很容易高估英国陆军实战经验的价值，以及他们的缺点。因为以往的经历表明，军队越是庞大，指挥空间越小，发号施令的次数也越少。与马尔博罗公爵或拿破仑在会战前和会战期间发挥的各种个人主动性相比，1914—1918年间的集团军司令，做出的决定少而宽泛，他的角色更像一家大型百货商店的总经理。战争中，所有领导者很快会产生力不从心感，而且短时间内难以适应，通过实战获得的敏锐意识，远比和平时期演习期间掌握的理论技巧更重要。这些军队，特别是法国陆军，经常产生错觉，认为只要从遥远的后方下达命令，这些命令就会在前线得到执行。

最初投入战场的小型英国陆军，个性一度有较大的发挥空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靠这一点。很可惜，他们的选拔程序没能让那些最适合指挥工作的军官脱颖而出。值得注意的是，英军开赴法国途中，黑格对查特里斯（黑格的军事秘书，日后成为他的情报负责人）谈起他对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疑虑，他在南非期间一直是弗伦奇的得力助手。查特里斯写道：“黑格今天在我面前一吐为快。他非常担心英国远征军司令部的构成。他认为弗伦奇完全不适合在危机时期担任最高统帅职务……他说弗伦奇的军事理念不合理，此人从不研究战争，还很顽固，容不得部下指出哪怕是最明显的错误。黑格称赞了弗伦奇出色的战术能力、巨大的勇气和决心。他还认为默里除了赞同弗伦奇提出的一切建议，什么也不敢做。不管怎么说，他觉得弗伦奇不会听取默里的意见，更看重威尔逊，这更糟糕。黑格认为威尔逊是个政客，而不是军人，在道格拉斯·黑格看来，‘政客’就是坑蒙拐骗和错误价值观的代名词。”这番评价与另一位将领的说法相似，此人是个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很难找到比我们投入南非战争和1914年战争时更糟糕的总司令部了。”

可除了人选方面的错误，还有另一个问题：部分军官担任的职务是不是分配有误？1912年，弗伦奇本人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黑格，可能还有格里尔森，的确“比其他人更出色，从其表现出的才干来看似乎更适合担任高级参谋，而不是指挥官”。由于对德国陆军的了解无人能及，与弗伦奇的关系也很密切，又能同下级军官打成一片，格里尔森本来会成为弗伦奇特别称职的参谋长。可是，“演习期间担任参谋长的格里尔森，对弗伦奇指出，他的某些方案无法实施，结果，格里尔森立即被阿奇博尔德·默里替换了”。格里尔森奉命赶赴法国担任军长职务。55岁的格里尔森身材肥胖，习惯于久坐不动，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案牍劳作损害了他的健康，结果病逝于赶赴前线的途中。这对英国陆军固然是个重大损失，但默里8月26日病倒造成的直接危害更大，当日适逢勒卡托交战的紧要关头。更糟糕的是，默里恢复后觉得自己可以履行职责，实际上，他的身体状况仍不适合投入工作。这只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充分说明了相关体制造成的麻烦，这种体制下，晋升到高位的军官年事已高，不仅精力下降，对战争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敏感。幸亏交战另一方也受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困扰，实际上，指挥德国军队的毛奇，近期一直在接受治疗，开战头几日，他那种病恹恹的状况让身边的随从担心不已。

英国远征军的另一位军长黑格，一向注重健康问题，所以没有引发此类焦虑。53岁的黑格，身体状况非常好。南非战争期间，做事认真细致、有条不紊的黑格成为弗伦奇理想的参谋人员，但黑格后来指挥一支快速纵队，仅有这些品质就不够了。值得回顾的是，沃尔斯-桑普森上校“这位杰出的情报官和战斗侦察员”，获知黑格出任纵队指挥官后评论道：“他很不错，就是——太谨慎了！他是那么坚定不移，不给布尔人任何机会，甚至不给自己机会。”十三年后，沃尔斯-桑普森的看法得到证实。一代人过去后出版的1914年官方史修订版，披露了黑格担任军长后，首次遭遇的严峻考验：部队在黑暗中与敌人发生小规模遭遇战，他一时间惊慌失措，向上级报告“情况极为危急”，还一再向真正备受重压的友邻军队求援。书中透露，黑格率部赶往埃纳河期间过于谨慎，白白浪费了充满机会的一天，敌人趁机在河对岸建立阵地，一直坚守了四年之久。不过，尽管黑格在指挥方面能力欠佳，可他具备其他人欠缺的一些品质，一旦战线陷入静止状态，战争环境往往把指挥官变为超级参谋军官。

和执行方面的一切错误相比，观念上的错误通常会招致更大的代价。南非战争的教训一直被忽视，其实这远比选拔指挥官更重要。对比1914—1918年的情况，再看看《皇家委员会关于南非战争的资料》，就会发现这份资料提供了惊人的证据，充分说明专业眼光也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太多迹象表明，在下一场大战中成为指挥官的那些人，已经认识到日后的根本问题：火力防御将成为主导力量，以及穿越子弹横扫区时将面临最大困难。只有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给予这个问题应有的重视，可就连他也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过于乐观了。不过，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他不仅敦促利用突然性和渗透战术抵消防御优势，还认为必须以重型野炮支援步兵。更具预见性的是，他还建议，也许应该为步兵提供“装在车辆上的钢制护盾”，以便他们穿过中间地带，在敌军阵地上站稳脚跟。

《泰晤士报战争史》的作者埃默里先生，探寻了欧洲目前盛行的军事理论的缺点，认为出色的技能比数量优势更重要，而出色技能的相应价值会随着物质进步而增加。巴登-鲍威尔将军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竭力主张，发展这种思想的正确道路是在那些军官年轻时就赋予他们责任，因此，他在童子军运动，而不是在陆军中寻求证明这种理论的渠道。

佩吉特和亨特将军设想了机动车辆在战争中的价值，以及日后的使用问题。而黑格也指出，与其让步兵骑马，他宁愿让他们“搭乘汽车”。鉴于1903—1914年间汽车的发展，下一场战争爆发时，甚至到战争结束时，在战场上使用的汽车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实在很奇怪。

但皇家委员会这份资料最显著的特点是，弗伦奇和黑格探讨了马刀的重要价值，暗示只要维持骑兵冲锋，就能顺利地从事战争。同样惊人的是，黑格低估了火力的作用，他预言“火炮似乎只对新兵真正有效”。他在开头处自信地宣称：“日后的战争中，骑兵会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他继续指出：“除了像迄今为止所做的这样，骑兵用于战役之前、战役期间、战役之后，我们必须预见到，骑兵的战略使用，规模会比以前大得多。”这种预期与实际情况的反差实在太大了！战争爆发时，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奥地利人的确集结了史无前例的庞大骑兵力量。可开局阶段，这些骑兵给己方带来的困难，多于给敌人造成的麻烦。从1915年起，除了给本国的补给工作造成压力，骑兵的影响力式微：尽管英国骑兵的规模相对较小，可草料成为运往海外的补给物资中最大的类别，甚至超过弹药，这就构成了加剧德国潜艇威胁的最危险因素；而权威部门得出结论，因为要供养大批骑兵马匹，草料运输造成的麻烦是导致俄国最终崩溃的重要因素。

英国陆军同样如此，这种错误观点造成的不幸结果是，战争爆发前几年，骑兵学校发展到顶峰，提出更现实想法的军官，职业生涯往往会大受打击，这导致大批军官缄默不语。更令人遗憾的是，骑兵的机动意识如日中天时，他们的机动手段却日落西山，过度强调旧有手段，妨碍了重新创造手段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南非战争的惨痛教训也带来好处，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僵化的思维和形式主义的做法，这些问题随着军队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剧。1914年前的几年内，霍尔丹勋爵为改善英国陆军的组织形式立下汗马功劳，英国以受过部分训练的公民组建二线本土军队，这一点同样归功于霍尔丹。罗伯茨勋爵曾建议推行义务军事训练，但自愿原则深深植根于英国国民心中，这份提案没能通过，而霍尔丹非常明智，全力在传统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寻求英国军事效力的发展。结果，英国1914年建起一支拥有16万名官兵的远征军，是世界上最训练有素的打击力量，堪称一堆镰刀中的利剑。为维持这股力量，原先的民兵转入特别预备役，随时可供征召。这股一线军力身后，伫立着本土军队，尽管只用于本土防御，可他们依然是个常备战斗组织，与他们取代的那种缺乏组织的支援部队完全不同。英国陆军在战争兵器方面没什么突出的资本，可他们开发了一种步枪射击标准，在世界各国的军队中堪称独一无二。

改革后的英国陆军纳入欧洲大陆模式，此举造成了一个缺陷，而协约国体系建立后，英法两国总参谋部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反而加剧了这种缺陷。欧洲大陆的思维习惯对英国总参谋部产生了强烈影响，让他们对自己承担的任务产生先入为主感，实际上，他们薄弱的力量并不适合执行这种任务，也就是与联军并肩作战。这种先入为主感导致英国陆军放弃了他们的传统做法：利用英国的制海权赋予的机动性展开两栖行动。一支规模较小但训练有素的军队，出人意料地打击某个重要地点，能取得与其薄弱的兵力完全不相称的战略效果。

借助这一点，我们就势谈谈海上力量，这个问题关乎英国与德国舰队的实力对比。长期以来，英国拥有毋庸置疑的海上霸权，但近年来受到德国挑战，德国人认为，殖民帝国要想为国内的商业和不断增加的人口找到出路，关键在于掌握一支强大的舰队。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这个危险的天才，打造德国舰队这件工具的同时，也培养起上述野心。面对海军军备竞赛的激励，英国民众终于做出回应，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他们的“两强”标准。尽管这种反应更多地出自本能，而不是理性，可潜意识中的智慧，比不无道理的口号，甚至比抗击入侵的防御需求，具有更好的基础。不列颠诸岛的工业发展，导致英国不得不依靠国外供应的粮食，还得为现有工业的进出口确保海上运输安全畅通。对海军而言，这场竞赛起到改善作用，促使他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重要问题，不再重视擦亮军舰上的铜饰物，而是发展舰炮射击技术。战舰的设计和配备的兵器获得改进；“无畏”号战舰开启了巨炮战列舰的新时代。到1914年，英国有29艘这种主力舰，另外13艘正在建造，而德国有18艘主力舰，还有9艘在建。除此之外，英国海军力量的部署一向比较合理，主要集结在北海。

鉴于几个海军部门的预测，更容易接受的批评是，英国相对忽视了潜艇的威胁。德国在建，而不是已列役潜艇的数量，充分说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值得称赞的是，虽说德国缺乏海洋传统，可他们的舰队是一支人为制造，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力量。德国海军的技能让他们成为英国海军的劲敌——可能还包括他们在舰炮射击技术方面的优势。

但斗争第一阶段，海上力量对比远没有陆地力量对比那么重要。因为舰队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他们只能在海上活动，无法直接攻击敌对国家。因此，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本国海上交通线，同时切断敌国海上交通线；虽说赢得海战的胜利可能是必要的前奏，但封锁才是最终目的。封锁是一种奏效缓慢的手段，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陆地上能否速战速决，只有在陆军无法速胜的情况下，海上封锁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

持有这种短期战争的想法，也是各国不太重视经济力量的原因。很少有人相信，一个现代国家能承受大规模冲突的压力达数月之久。食物和资金供应、弹药补给和制造，各国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基于短期战争的估计。各参战国，除了英国和德国，都能在粮食方面实现自给自足，德国国内出产的粮食不够，但这种情况仅仅在战争持续数年的情况下才会日趋严重。而英国呢，倘若外部供应遭切断，不出三个月就会被饿死。

弹药和其他战争物资方面，英国的工业能力首屈一指，不过，转入战时生产是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另外，一切都取决于英国能否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畅通。法国的工业能力较弱，俄国更差，但法国与俄国不同，只要英国控制海洋，法国完全可以依靠海外运来的物资。相互敌对的两个集团，英国是其中一方的工业枢纽，德国则是另一方的龙头老大。作为制造业大国，德国也有丰富的原材料，特别是因为他们通过1870年战争吞并了洛林铁矿。但是，外部供应停止势必给德国从事长期战争造成妨碍，战争拖得越久，这种妨碍就越大，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饱受橡胶这类热带产品短缺之苦。另外，德国主要的煤矿和铁矿，危险地靠近边界，位于东面的西里西亚，西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洛林。因此，一场速战速决的进攻性战争，对中欧同盟国而言，比对协约国更重要。

财力的计算，同样是以从事一场短期战争为前提的，欧洲大陆的所有强国，主要依靠专门为战争目的积累的大量黄金储备。只有英国没有这种战争基金，可事实证明，英国银行系统的力量，以及大批商人掌握的财富，以经济学家战前没有想到的方式提供了军费。

如果说各国的战争计算忽略了经济力量，那么，除了纯粹的军事方面，心理力量也是个未经开发的领域。相对于物质因素，我们在这里不会过多地研究精神因素。1870年战争中阵亡的阿尔当·迪皮克是个军人哲学家，揭去了英雄小说中的战争光环，描绘了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反应。几位德国评论家也通过亲身经历，阐述了1870年战争中展现出的战斗士气的真相，还推导出战术该如何建立在恐惧和勇气这两种长期存在、相互平衡的因素之上。世纪末，法国军事思想家福煦上校指明了精神因素对高级指挥范畴的影响有多大，尽管他的教学关注的是强化指挥官的意志，而不是粉碎对手的意志。不过，这仅仅触及问题表面，没有研究民众的心理，开战头几周，新闻媒体受到管控，表明政府完全误解了民众心理——在英国，这种情况主要归咎于基奇纳，同样愚蠢的做法是发布那些隐瞒真相的公报，这导致公众舆论不再相信一切官方消息，谣言大行其道，造成的破坏也更大。精心策划的宣传，以及宣传武器的应用，其真正的价值只有在犯过多次错误后才能领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