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欧洲爆炸的过程耗时50年，引爆却只需要5天。研究炸药的制造，也就是构成冲突的根本原因，完全不在这场世界大战短暂历史的范畴和空间内。一方面，我们必须追溯普鲁士对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影响、俾斯麦的政治理念、德国的哲学倾向、当时的经济形势，德国原本指望商业出口，不幸的是，这一点难以实现，上述多种因素的混合，促使德国的本能欲望转变为一种世界强国的愿景。我们还应当分析奥匈帝国的种种中世纪遗俗，理解这个国家复杂的种族问题，统治机构的虚伪造作，肤浅的勃勃野心掩盖了他们对内部分崩离析挥之不去的恐惧，以及他们为推迟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不顾一切地采取的种种行径。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审视主导俄国政策的野心和理想主义这种奇特的混合物，它在俄国境外引发了恐惧之情，尤以那些日耳曼邻邦为甚，这可能是导致最终爆炸的最致命因素。我们必须了解法国自1870年遭受侵略以来，面对新的侵略不断发出的警报，研究法国重建信心加强了他们抵抗进一步威胁的决心，还要牢记德国攫夺阿尔萨斯—洛林给法国留下的创伤。最后，我们还应该追溯英国从奉行孤立政策变为加入欧洲体系、慢慢认识到德国对自己构成现实威胁的渐进过程。

对半个世纪的欧洲历史做出上述研究，我们这次得到的概括结论，可能比最翔实的历史更加精准。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点：恐惧、饥饿、傲慢。除此之外，1871—1914年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只是症状而已。

总之，在战争起因的线索中探寻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不仅能做到，而且是明智的做法。这些线索贯穿了俾斯麦1871年后建立的联盟结构。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俾斯麦原本打算以这个联盟为保护，确保他缔造的德意志帝国和平崛起，而不是让这个联盟成为火药库。这是因为，虽然俾斯麦1868年说的“弱肉强食”这句话概括了他的理念，但通过1870—1871年战争这三顿饱餐，他消除了饥饿感。我们不能指责俾斯麦贪心不足蛇吞象，因为就像他说过的那样，他觉得德国现在已“吃饱喝足”，今后的执政理念是巩固而不是扩张。为了给巩固新德国争取时间与和平，他的目标是让法国永久处于无力发动复仇战争的状况。可结果证明，削弱法国并不等于加强了德意志帝国。

除了频频对法国构成直接威胁，俾斯麦还采用间接手段，让法国失去朋友和支持者，企图以此抵消对方令人不安的快速复苏。为此，他先是拉拢奥地利和俄国，与德国缔造一条共同的纽带，同时竭力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以免给三国联盟纽带造成任何危险。多年来，俾斯麦的政策是不为任何派别效力，仅在欧洲的外交往来中充当“诚实的中间人”。但俾斯麦与俄国首相戈尔恰科夫的摩擦，以及1877年俄土战争造成的并发症，促使他1879年与奥地利缔结了防御同盟，年迈的德皇威廉一世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俄国的“背叛”，甚至以退位相威胁。这种明确的承诺日后造成了无穷的恶果。不过，俾斯麦1881年巧妙地采取外交手段，通过缔结著名的“三皇同盟”，暂时恢复了自己的中心地位，俄国、奥地利、德国承诺，在涉及巴尔干的所有事务上同进共退。虽然这份协定1887年废除，但德国以秘密的《再保险条约》为补偿，加强了与俄国的关系，通过缔结这份条约，两个大国一致同意，缔约一方与第三国开战的话，另一方保持善意的中立。但这份条约不适用于德国进攻法国，或俄国入侵奥地利这两种情况。俾斯麦第二次施展高明的外交手腕，尽管这份条约的执行完全表里不一，可它还是避免了俄国与法国结盟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

在此期间，德国与奥地利的联盟，因为意大利1882年加入而扩大。拉拢意大利加入联盟，目的是确保在奥地利与俄国开战的情况下，不会挨上背后一刀，作为回报，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进攻，两个新盟友会为她提供援助。但意大利为维持与英国的老交情，同时确保本国海岸线安全，要求在条约中添加一道特别协议，声明这份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直接针对英国。1883年，罗马尼亚通过国王个人的秘密斡旋，也加入了新的三国同盟。就连塞尔维亚和西班牙也暂时加入，两国分别与奥地利和意大利单独缔结了条约或协定。

对英国，俾斯麦的目标似乎是让这个国家与德国友好地隔开，与法国保持不友好的分离状态。他对英国的观感，在友好与鄙视之间摇摆不定，支点是英国的政党体制。他对迪斯雷利这个“老犹太”抱有真正的敬意，却无法理解格莱斯顿自由党的观点，他很鄙视自由党来回动摇的行径。迪斯雷利掌权时，俾斯麦不太看重拉拢英国加入己方联盟，虽然维多利亚女王哀怨地声称“相信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可靠的盟友”，但她对俾斯麦是否值得信赖不那么确定，迪斯雷利也有同样的顾虑。于是，俾斯麦继续奉行他的政策，挑唆英国先后与俄国和法国为敌，借此坐收渔翁之利。他精明地算计后，支持英国占领埃及，因为这让英国与法国产生纠纷，还构成德国同英国日后发生冲突的威胁，这就抑制了德国国内甚嚣尘上的殖民扩张呼声——“我们的殖民沙文主义者，贪婪度超出了我们的需求，根本无法满足。”不过，俾斯麦以支持英国占领埃及为手段，换取对方在海外做出让步，然后又以这些小小的让步安抚德国利益集团的殖民渴望，这些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他们的要求就连俾斯麦也无法置之不理。保守党重新掌权后，英国与法国的摩擦不断加剧，促使英国加强了与德国的联系，俾斯麦发出正式结盟的呼吁，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内阁热烈响应，他们似乎完全是因为担心议会反对与外国纠葛，这才退缩了。不过，俾斯麦还是能通过一份非正式协议获利，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换取英国出让赫尔戈兰岛，一代人之后，这座岛屿对德国海军的作战行动无比重要。

就这样，19世纪80年代末，俾斯麦的宏大格局似乎已告完成。德国获得三国同盟支持，而俄国和英国的半独立姿态对德国有利无弊。借助这种安全之本，德国准备从事商业扩张。俾斯麦已把法国置于孤立而又局限的政治“隔离病房”。

但90年代初，这个格局出现第一道裂缝，几乎到了免除缔造者职务的地步。1888年继位的年轻德皇威廉二世，非常厌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既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友善”，也怀疑对方的意图。可造成裂缝的不是亚历山大，而是威廉。俾斯麦事无巨细的掌控激怒了威廉二世，大总参谋部也对俾斯麦极为不满，威廉二世是在军队里长大的，自然在军人中找到了盟友，可他没有意识到，与这些人的联系，实际上是给自己锻造的新的桎梏。

“亲俄首相”俾斯麦被解除职务的第一个影响是，他的继任者没有同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第二个影响是前者的自然延续，沙皇强忍着对共和制的厌恶，在1891年与法国缔结协议，一年后，这份协议发展为军事协定，规定两国遭受进攻时相互提供援助。这份军事协定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三国同盟的任何一国动员武装力量，法国和俄国就立即动员。沙皇至少不能抱怨，说他不明白这条规定的含义，因为法国谈判代表布瓦代弗尔将军煞费苦心地解释道：“动员意味着宣战。”

沙皇担心英国即将同德国结盟，因而喝下了与法国缔结军事协定这剂汤药，可他的肠胃深感不适，所以，这份协定很长时间内没有给法国带来任何外交价值。

尽管如此，法国还是摆脱了“隔离区”。从这之后，欧洲大陆的政治集团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虽然一个集团较为松散，另一个集团更加紧密，但双方至少形成了一种均衡，尽管彼此的实力还谈不上势均力敌。

德国废止了与俄国的秘密条约，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负责审查德法协议的柏林议会决定反对两国缔约，理由是此举不仅对奥地利不忠，对英国也不诚实。不管威廉二世有哪些缺点，他都比俾斯麦更真诚，他那些矛盾的话语流露出的伪善，似乎是因为他过于坦率，并且拥有一颗善变的心。俾斯麦与威廉二世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以一贯的不诚实寻求安全，而后者报以间歇性的诚实，换来的却是不安全。英国对此的考虑与德皇的观点相一致。这是因为，虽然威廉二世改变了俾斯麦对待俄国的态度，但他继续秉承俾斯麦对英国的友好政策，这一点也许归功于他更多的真诚和更少的政治动机。可是，威廉二世与亲舅舅威尔士亲王（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相互厌恶，这种个人因素造成了两国间的嫌隙。奇怪的是，俾斯麦家族居然致力于扩大这种私人恩怨。

不过，要是没有更大的原因发挥作用，私人恩怨肯定不会发展到两国分裂的地步。更确切地说，个人恩怨只是原因之一，还有各种累积因素。这些因素的根源在于德国的政策从内部发展改为对外扩张。德国的商业和影响力拓展到全球范围，势必导致德英两国的利益在许多方面产生接触。要是以俾斯麦圆滑、甚至诡计多端的手腕处理问题，这种接触也许不会造成摩擦引发火花，因为英国的政治家很不敏感。最看重大英帝国疆土的政党，恰恰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国的党派。可俾斯麦已离职，继任者缺乏他那种圆滑。就像经常发生在伟人身上的事情一样，俾斯麦的门徒忘了他的原则，只记得他的手段——武力威胁。不过，德皇本人也发挥了魅力，尽管一再触怒大英帝国，可他还是在英国保持了自己的声望，另外，他还牢牢控制了新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是个软弱、和善的君主，因此，威廉二世一度获得了影响力，却不承担任何责任。

德国与英国的首次摩擦发生在土耳其，这给往后的日子投下一片阴影。英国自由党1892年再次执政，当时，就像格雷 说的那样：“柏林突然发来份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要求我们在土耳其的铁路特许权方面停止同德国竞争。”接下来几年，德皇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强调扩大的德国商业网中央盘踞着一只长着利牙的蜘蛛。1895年，他的干预让俄国从日本人手中攫夺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战利品。1896年，德国与英国发生了更严重的摩擦。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起摩擦的根源是一个英国人对俾斯麦式的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 。这位罗兹先生也很钦佩威廉二世，可德皇并不领情，而罗兹主导了英国在南非的扩张方案，挫败了德国的计划，这就让威廉二世愈发恼火。他发出几次酸溜溜的抱怨，又受到德兰士瓦布尔人甜言蜜语的怂恿，而詹姆森突然袭击德兰士瓦，终于为他提供了深具诱惑的借口。1896年1月3日召开的会议上，威廉二世建议德国宣布为德兰士瓦提供保护，并把军队派去那里。首相霍恩洛厄表示反对，声称“这会导致同英国发生战争”，德皇率直地回答道：“没错，但只是在陆地上。”诸大臣赶紧奉劝他采取不太激烈的做法，建议他给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留格尔发一封贺电，使用的措辞不仅要大骂英国，还要否认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

英德两国民众群情激愤，一个原因是怀有难以抑制的妒忌之情，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骤然发现传统的朋友成了新的对手，不免惊怒交加。德国人觉得自己的气愤合情合理，拥有那么多殖民地的英国，居然还想攫夺新领地，完全不考虑迟来者分一杯羹的期盼。而英国人早就对殖民一事习以为常，平静地认为这才符合“约翰牛”的形象，根本不知道除了传统对手法国和俄国，竟然还有其他国家这么渴望获得殖民地。虽然日常交往中发生了一些无意识的挑衅之举，但英国人的冷静堪称危机中的镇静剂，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场危机继续加剧。好战的措施实际上是德国下令实施的，德国还建议法国、俄国共同采取行动反对英国。但法俄两国没有回应这种呼吁，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政府也保持冷静，而德国意识到自己的海军力量薄弱，因而有所克制，这才暂时驱散了和平面临的紧迫危险。

可是，由于缺乏力量而推迟危险，不等于危险已消除。从这一刻起，德国海军的野心开始增长，德皇1897年的话表明了这一点：“三叉戟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他召见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要求打造这柄“三叉戟”的做法同样证明了这种野心。次年，德国海军首个扩建方案出台。访问大马士革期间，德皇宣称自己是全世界所有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这是对英法两国的直接挑衅。情况不只如此，德皇还公然宣布自己担任土耳其的守护神，这就给他与俄国的协议造成了致命影响。现在，他的身影遮挡住俄国投向君士坦丁堡的目光，那是俄国梦寐以求的目标。与拿破仑嘲笑过的那些对手一样，德皇的政策失败了，因为他“同时想做到的事情太多”，致使受到俾斯麦耍弄、相互争斗的几个大国只见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德国的拳头，无论他们望向哪里都是如此。不过，英国在南非问题上蒙受羞辱后，张伯伦1898年提出与德国缔结同盟 ，这是俾斯麦当初孜孜以求，却一直没能实现的目标。可现在轮到德国对这项建议心存疑虑了。英国一方，这份方案受到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孤立和虚弱感推动，同时，该方案建立在英国与德国的自然亲和力这种旧有意识的基础上。某种程度而言，这份方案看上去就是承认英国虚弱无力，而虚弱是无法吸引新德国的。俾斯麦给他那些继承者留下的少量遗产之一，就是低估英国的实力、高估俄国的力量这种习惯。

1898—1901年间，德国一再拒绝张伯伦的提议，起主导作用的是个人因素，来自置身幕后的人物荷尔斯泰因。这个急躁、多疑而又吝啬的德国外交部官员，喜欢深藏不露，因为此举遮人耳目地扩大了他奉行“实际政策”的实权。他虽然也利用自己掌握的官方消息从事私人投机，但从来不给自己增添新行头。他以俾斯麦的门徒自居，却在背后大搞阴谋诡计，竭力让他的老师下台。现在，旁人怀着敬畏之情，把荷尔斯泰因看作俾斯麦的衣钵传人，可他只是继承了俾斯麦不道德的手段而已。最重要的是，他缺乏俾斯麦那种自信 。

因此，荷尔斯泰因虽然本来想接受英国的提议，可又担心德国充当替英国火中取栗的猫爪，沦为对方抵抗俄国的减震器，故而退缩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从德国的利益考虑，现在可以利用英国的虚弱，办法就是同英国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竭力迫使对方做出让步，同时继续让英方对两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保持希望。荷尔斯泰因的观点至少得到比洛首相和德皇支持，威廉二世对比洛说的话，准确地概括了他的看法：“尽管英国人扭动挣扎，可我现在还是逮住他们了，这正合我意。”1900年重新扩充的德国海军，成为拧紧螺丝的工具。

接下来几年，特别是南非危机和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不是为寻求德国支持，只是乞求德国不要把威胁和欺辱付诸实施。在葡萄牙殖民地、萨摩亚、远东问题上，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的政府一再表现出让人轻视的软弱，几乎印证了德皇对他们的评价：“一群十足的笨蛋。”那几年的外交档案实在让人不忍卒读。的确，这些人对最终的冲突负有间接责任，因为德皇和他那些顾问的意图，不难通过他们惯用的武力威胁手段来确定。不能说威廉二世想把武力威胁发展到实际战争的程度，不仅因为有证据表明他厌恶战争，还因为他具有通过肤浅的表象判断问题的倾向。有限的威胁带来战争的收益，却没有真正发生战争的危害，对德皇而言，这种做法很有吸引力，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推论。

近年来确认威廉二世对战争负有责任。这的确是个很大的责任，甚至可以说应该由他承担最大的责任应。他的好战叫嚣和态度，在各处制造不信任和惊慌，导致欧洲沦为火药桶。可是，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最终激起火花的那些人，就像调查战争的起源，却把重点集中于点燃火花的那个短暂月份，显然是不合理的。

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宣传，把德皇描绘成寻求战争，甚至策划战争者，这种做法完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承认德皇不稳定的善意，不会让我们低估他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基本上源自这样一个事实：他对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深感满意。他觉得自己披挂着“锃亮的盔甲”，实际上穿着套调皮的精灵装。他身体力行地证明，挑拨离间是能引发战争的。

德皇和比洛迟迟不接受英国的提议，两人觉得很安全。他们低估了对方草草选择盟友后，一种常见的不安感很可能造成的影响。两人还做出不恰当的保证，声称“鲸和熊”不可能结为真正的联盟，可他们却以自己的行为迫使对方缔结了这种联盟。回顾往事，那段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德国几次拒绝了英国的结盟建议，迫使对方尴尬地投入“两国同盟”的怀抱。德国至少收到了充分的警告，因为张伯伦1898年和1901年两次提醒德国：“英国光荣孤立的时期已过去……我们更愿意加入德国和三国同盟。可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也会考虑与法俄两国 和解 。”

德国人坚信这不可能，可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大谬不然。荷尔斯泰因的话总结了德方的观点：“威胁与俄国和法国达成谅解，这纯属英国人的欺诈……依我看，必须等英国人与我们结盟的强烈冲动变得更加普遍，我们才能同他们缔结合理的协定。”他聪明过头了。他说的“合理协定”，指的不是结成地位平等的联盟，而是形成主子与仆人的关系。英国政府的表现相当软弱，而在受到“铁血”哲学灌输的荷尔斯泰因这种人看来，对方简直是软弱至极，可这种软弱不足以解释荷尔斯泰因惊人的傲慢。的确，这说明德国真正的麻烦和麻烦的根源，不是出自真正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而是源于愤懑，用小学生的话来概括，就是“骄傲自大者的怨气”。

英国在其他方向加强自身地位的首个措施，是1902年与日本缔结同盟。此举对欧洲事务的重要意义是，虽然英国没有就此与德国分道扬镳，但这份盟约相当于在英国与两国同盟之间建起一道新的屏障。英日同盟源于张伯伦最初关于英国、德国、日本缔结条约，并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建议。德国犹豫不决，日本差不多也是这样。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侯爵本来更倾向于同俄国结盟，完全是因为他到访圣彼得堡获得的成果，远不及日本驻英公使林董男爵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道恩勋爵在伦敦举行谈判取得的进展，他才改弦更张。尽管如此，接受英日同盟前，日本贵族院那些政客还是在伊藤博文施加的压力下发生动摇，此次结盟的间接结果是促成了日俄战争，这是英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也不可能使之满意。

这是因为到1904年，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在五年前，法国还因为法绍达事件对英国充满仇恨 ，甚至差点忘记阿尔萨斯—洛林。不过，他们对德国的忌惮更加根深蒂固，因此，张伯伦1901年提醒德国后，法国政治家开启了和解的大门。第一步是法国大使保尔·康邦与兰斯道恩展开一连串谈判，意图解决最敏感的海外殖民地问题，消除两国摩擦的根源。最大的障碍是埃及，雄心勃勃的法国人最看重这个目标，因此，法国承认英国对埃及的实际占领，以此换取英国承认法国占领摩洛哥的权利，不是什么外交上的重大成果。两国1904年4月签署协议。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一力促成了两国间的协议。这纯属传说，而德国盛行的说法更不靠谱，说他编织了一张狡猾的大网来包围德国。不过，爱德华七世到访巴黎，的确为英法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创造了气氛。英国国王起初受到的接待很冷淡，但他的老练和对法国人的理解之情，再加上法国民众对王权抱有真正的共和挚爱，让坚冰迅速消融，随后的一连串访问找到了两国的一致之处。因此，就算爱德华七世确实没有达成新协议，他也无疑促成了两国间的谅解。

实际上，德皇也助了一臂之力。一再向德国求爱却备受冷遇的老情人，居然敢另结新欢，这让威廉二世深感懊恼，于是他加大了搬弄是非的力度。他竭力破坏英法协约。此时爆发的日俄战争提供了机会。威廉二世的第一个举措失败了，因为爱好和平的沙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无视大英帝国的存在，派遣黑海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可是，俄国海军的最后一张王牌，波罗的海舰队，驶往远东期间收到一份假情报，据说日本人的鱼雷艇埋伏在北海等待他们，俄国人后来声称这份情报来自德国。俄国海军惊慌失措地朝英国拖网渔船开火，事后也没有努力补救错误，导致英国与俄国一度陷入战争边缘。一连数日，英国海峡舰队尾随俄国人，直到沙皇违背俄国好战派的意愿，发出致歉电函，紧张的气氛才得到缓解。令德皇高兴的是，倍感屈辱的沙皇现在提议俄国、德国、法国结盟，“打击英日两国的嚣张气焰和傲慢无礼”。德皇迅速递上一份德俄两国缔结条约的草案，但他叮嘱沙皇，暂时不要对法国透露此事，他认为“这份条约一旦成为 事实 ，我们的联合力量就会对法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还补充道：“打击英国的傲慢和霸道还有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波斯—阿富汗边界展示军力……”但沙皇再三考虑后冷静了下来。

德国的下一个举动极不妥当，但责任却不能归咎于德皇。此时，他想拉拢法国，而不是以威胁迫使法国与英国保持距离，但这为时已晚。比洛和荷尔斯泰因请他去丹吉尔，在那里发表了“威胁法国”的讲话，以此挑战对方在摩洛哥的权利要求。比洛随后召开会议，审查摩洛哥的日后归属问题。这场挑战来得不是时候，法国军队正面临他们的周期性危机，俄国卷入与日本的战争，法国总理鲁维埃对英国提供支持的保证和价值深感怀疑。于是，法国牺牲了外交部部长德尔卡塞 ，接受了德国的要求。武力威胁再次得手，但这个警告促使法国和英国走得更近。

第三个举动完全是德皇自己做出的。1905年7月，威廉二世在比约克岛乘坐沙皇的游艇时，突然取出一份协议草案，用他混合了“维利-尼基” 的英语问道：“您会签字吗？这可以说是我们此次会晤非常好的礼物。”德皇后来回忆道，尼古拉二世说“我会签的”，“我的眼中噙满喜悦的泪水，兴奋感油然而起”。他觉得包括“爷爷”在内的所有祖先和“昔日普鲁士的天神”都赐福于自己。这一阶段的皇家外交，无论意义多么重大，都不失幽默的轻松。德皇写给“亲爱的尼基”的一封信中，就带有令人愉快的商业广告风格：“复兴您那支舰队的方案现已公布，我希望您别忘记提醒贵国相关部门，记住我们在斯德丁、基尔等地的大公司。我敢肯定，他们会提供一系列战列舰的精美样本。”而他满怀委屈写给比洛的信中，则充满夸大其词的味道，比洛发现这份条约与他在摩洛哥的反法目标背道而驰，就以辞职相威胁。德皇在信中写道：“您递交辞呈的第二天早上，皇帝就不在这个世上了！想想我可怜的妻儿吧。”

沙皇那些大臣见到这份条约，认为无法同俄法同盟和谐共存，故而坚决反对，他们还故意泄露了许多情报，引起法国强烈抗议。于是，这篇“杰作”被悄然丢入了外交废纸篓。

德英两国间的龃龉，固然很大程度上是威廉二世以威胁手段达成目的这种长期习惯造成的，可说句公道话，他个人对英国的不满不是没有原因的。他那种强烈的冲动遇到个对手，这就是刚刚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约翰·费希尔爵士，此人不断谈及预防性战争，还直言不讳地提出，倘若德国不限制扩充海军力量，英国就应该以纳尔逊的“哥本哈根”模式消灭德国舰队。这种疯狂的建议，对柏林造成的影响自然远远强于伦敦。

英王爱德华七世生气的原因，同样来自社交和个人方面，而不是出于政治问题。要是他对外甥的无礼多一点宽容，可能会让两国的关系更加和睦。兰斯道恩勋爵记录道：“国王谈到、写到他的外甥，使用的词语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个人憎恶和芥蒂，对英国一方无关紧要，因为英国国王是立宪君主，也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而对北海另一侧的德国影响更大，因为德皇能明确影响政策，而且毫无幽默感。这种个人嫌隙怂恿德皇继续从事挑拨离间的阴谋和威胁，最终激起英国做出应对，就连坎贝尔-班纳曼领导的自由党新政府也无法对此视而不见，很不情愿地被迫投入法国的怀抱。

虽然英国政府拒不承诺与法国缔结正式联盟，但他们抱有这样的希望：如果法国遭受攻击，英国的民意可能会赞成干预。法国人合情合理地争辩道，除非想出应对办法，否则，紧急援助毫无用处。于是，坎贝尔-班纳曼授权两国总参谋部商讨研究。这些探讨虽说对诉诸战争的最终决定没起到什么作用，但极大地影响到战争的进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1905年的新战争方案，考虑了一支10万人的英国远征军（这是法国人提出的兵力数）站在法国一方参战的可能性。

德皇拉拢法国和俄国共同反对英国的企图落空了，现在他又回到就摩洛哥问题对法国采取行动的想法上。不过他觉得，“从专业军事角度看”，条件并不合适，如果与土耳其结盟，“就能让伊斯兰教徒的力量，在普鲁士军官领导下，最大限度地为我所用”。另外，确保国内安全也是必要的准备工作。威廉二世1905年12月31日写给比洛的信中，明确表露出他错乱的神经，他在结尾处写道：“先枪毙社会主义者，砍掉他们的脑袋，让他们无法兴风作浪，必要的话来一场血洗，然后再出国作战！但先后顺序不能乱，也不能回到原有速度。”

可是，欧洲局势的下一个变化，减弱了德皇对以沙皇为代表的俄国的影响力，所以，非但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他的行动基础。最大的讽刺是，这种变化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发生，竟然是英国新政府与他们向来厌恶的、专制的俄国走到一起造成的。英国自由党政府继续奉行兰斯道恩的政策，努力消除英国与俄国传统的摩擦根源，部分原因是受到普遍的和平主义推动，也是面对德国的威胁做出的自然反应。1907年，双方通过协商，消除了若干方面的歧见。虽然两国没有达成明确协议，但自然而然的结果是，此举为他们在欧洲的合作铺平了道路。尽管英国没有通过任何正式协议与法国或俄国绑在一起，可忠诚的纽带无疑让她站在两国一方，这样一来，英国再也无法压制这个国家，否则就有不忠之嫌。因此，英国昔日在危机中的独立影响力就此消失。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意识到了这种窘况，他在1906年2月20日的备忘录中深刻地总结道：

我认为，世界各国会得出共识，认为我们行径卑劣，弃困境中的法国于不顾。美国会鄙视我们，俄国会觉得犯不着与我们就亚洲事务进行友好磋商，日本也会把寻求再保险的目光投向别处，我们会失去所有朋友，而且再也无力结交新伙伴，德国会兴高采烈地利用对我们不利的整体形势……另一方面，欧洲战争和我们卷入其中的前景太可怕了。

从这之后，欧洲各大国，虽说名义上没有，但实际上分成两个敌对集团。德国好斗、不明智的政策创造了一个对抗集团，接下来几年，他们与奥地利相互帮助，加强了这个奇特的联盟，就像个受到挤压后越来越硬的雪球。可德国也因自己缔造的东西而受害。英国加入新集团，这就削弱了旧集团，导致意大利成了靠不住的伙伴。因此，德国被迫更紧密地依靠另一个旧伙伴奥地利，以前，奥地利唯德国马首是瞻。如果德国想要战争，这种束缚是有利的，可如果德国想要和平，就会和英国一样束手束脚。

欧洲建立的新集团，不是昔日的力量均衡，而是各大国间的一道屏障。而且，这道屏障填满炸药——各国匆匆加强军备，不是出于雄心壮志，而是源于恐惧。另一个不良后果是，由于害怕突然发生爆炸，那些专制国家危险地授权“武器保管员”便宜行事。1914年7月前很久，恐惧就已替代了理智。

第一道火花1908年出现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爆发革命，保加利亚趁机摆脱土耳其这个宗主国，奥地利也抓住机会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若干省份，实际上，自1879年以来，这些省份一直由奥地利统辖。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曾与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讨论过这种吞并，伊兹沃尔斯基愿意赞同此举，以换取奥地利支持达达尼尔海峡开放。可没等伊兹沃尔斯基告知英法两国，吞并一事已通告天下。意大利合情合理地认为自己受到侮辱，塞尔维亚也觉得面临威胁。而俄国的处境更加不利，德国大使蛮横地要求俄国承认这场吞并，否则就会遭到奥地利和德国联合进攻。

俄国孤掌难鸣，面对德奥两国的威胁，不得不满怀愤懑地屈服，而这种怨恨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巴尔干地区颜面尽失而加剧。伊兹沃尔斯基认为自己不仅受到恫吓，还被愚弄了，不久后就辞去职务，跑到俄国驻巴黎大使馆任职，就此成为几个日耳曼大国的劲敌。这又是个个人因素。而奥地利效仿德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外交手段大获成功，兴奋之余决定继续从事此类勾当。

埃伦塔尔就波斯尼亚问题施展的诡计，在战争的直接起源中，具有相当突出的重要性。这种意外波折很不幸，因为1906—1914年间，德国与英法两国的关系已获得改善，至少在官方层面是这样。要不是德国海军力量不祥地继续增长，三国的关系改善本来会更显著。现在很容易理解，德皇之所以鼓励蒂尔皮茨大力发展海军的反英野心，很大程度是出于虚荣心，可随后看上去更像是一场预有图谋、始终如一的挑战。在设法修补英德关系的裂缝时，就连德皇本人也对自己当初的做法感到不快。他安抚英国人感情的方式是，1908年接受著名的《每日电讯报》采访时宣称，英国人“像三月的野兔那般愚蠢”，竟然不接受他的友谊，他可是“一片对英国不友好的国土上”的少数派。这番话没能消除英国人的恐惧，反而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强烈抗议，比洛公开予以否认。所以，此举削弱了德皇本人对国内主战派的控制力。

不过，这起事件至少让德皇以好心眼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替换比洛，出任帝国首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更渴望和平，哪怕这种和平难以维持。他迅速展开谈判，力求达成英德协议，通过1910年大选重新掌权的英国自由党政府，对此做出热烈回应。但这场谈判在结出实际果实时遇到阻碍，首先是蒂尔皮茨反对调整德国海军的扩军方案，其次是德国提出要求，一切协议必须明文规定，英国不得支援法国。

很明显，这是一项战略举措。爱德华·格雷爵士只能回答道：“为结交新朋友而抛弃老朋友，这太不值得了。”

尽管如此，两国的紧张关系还是得到了缓解。德国民众、媒体、德皇（就像他批阅的文件表明的那样）仍抱有仇英心态，很大程度上源于没能达成目标的受挫感，以及大肆宣扬的说法：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打算对德国实施一场庞大的敌对包围。最能说明问题的反应也许是德国民众坚信，英国国王1908年访问奥皇弗朗茨·约瑟夫是为了拆散奥地利与德国，而我们现在通过奥地利档案资料获悉，英王实际上是恳请奥皇协助减少英德间的摩擦，他还把联盟看作共同的纽带。不过，德国与英国进行的谈判，有助于两国外交大臣缓和关系，促成他们共同解决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法国与德国顺利解决了摩洛哥问题，这一点也有助于缓和英德关系。

一如既往，法德两国解决摩洛哥问题后，新的危机接踵而至。奇怪的是，这场危机是在其他方面都很温和的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挑起的，还遭到德皇反对，这是双头政治殊难逆料的另一个例子，而双头政治是德国政策非常危险的特点。为迫使法国在非洲做出让步，基德伦-韦希特尔1911年6月派一艘炮舰前往阿加迪尔。作为回应，布尔战争的反对者、英国内阁的主要和平主义者劳合·乔治，发表公开讲话，谴责此举对和平的威胁，以此警告德国。这番讲话，再加上英国准备支持法国的明确迹象，扑灭了战争的火花。但愤恨之情导致德国群情汹涌，甚至到了一触即燃的地步，他们还热烈支持另一份加强德国海军的方案。不过，摩洛哥问题随后获得解决，这消除了法德两国严重摩擦的根源，从而为营造更好的官方气氛做出了间接贡献，这种情况下，霍尔丹代表团1912年到访德国 。可就连霍尔丹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精神家园”已沦为“火药库”，尽管他只把这种忧虑之情告知了内阁同僚。不过，德国国内主战派势力越来越大的同时，和平力量也得到加强，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者当中最为显著，更何况还有一位心系和平的首相，这就为进一步谈判保留了一条可行通道。

但此时，新的导火索已埋下，这次是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的软弱，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的榜样，鼓舞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提出马其顿自治的主张，以此作为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第一步。土耳其人被迅速击败。塞尔维亚分得的战利品是阿尔巴尼亚北部。但奥地利早就对塞尔维亚的野心心存忌惮，不想让一个斯拉夫国家接近亚得里亚海。奥地利动员军队，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自然遭到俄国类似准备的回应。幸亏德国、英国、法国联手阻止了这场危机。可惜，他们的解决方案反而成为一场新危机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把阿尔巴尼亚列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破坏了战利品的瓜分。塞尔维亚现在要求获得马其顿的一部分；保加利亚不仅严词拒绝，甚至诉诸武力，结果被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军打垮；罗马尼亚加入后，土耳其趁机以这场“狗咬狗”卷起的尘埃为掩护收复失地。

结果，塞尔维亚成了大赢家，保加利亚输得最惨。奥地利对这种情况极为不满，1913年夏季建议立即进攻塞尔维亚。德国阻止了这种莽撞的行为，劝奥地利保持克制，而德国自己却因为扩大了对土耳其陆军的控制权，又一次触怒俄国。俄国人觉得他们的达达尼尔海峡梦正在破灭，众大臣得出结论，只有欧洲爆发一场全面战争，这种梦想才有可能复活——这是个危险的心态。他们的当前目标是恢复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摇摇欲坠的影响力，力图争取罗马尼亚，以此作为构建新巴尔干联盟的第一步。这种前景让奥地利警惕起来，此时，这个国家已被多民族问题造成的内部压力弄得心烦意乱。

奥地利采取的办法是诉诸武力，压制他们吞并的省份内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臣民的不满。奥地利还想对外国及时采用同样的手段，外国指的是塞尔维亚，那里已成为各种不满分子的聚集地。奥地利领导人认为，在国界线外从事一场战争，是消除国内不和的最佳办法。持这种想法的不仅仅是奥地利。俄国的骚乱此起彼伏，皮鞭和流放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在德国，要求普选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让两国的主战派把战争视为宣泄民愤的安全阀。

一年来，方方面面的煽动倍增，好战的演讲、文章、谣言、边境事件层出不穷。威尔逊总统的挚友豪斯上校，离开柏林时确信，德国军方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发动战争，要是德皇反对，他们就会强迫他逊位。面对德国陆军的近况，法国为扭转己方的兵力劣势，通过了《三年制兵役法》，此举无疑加剧了德国军方的兴奋之情。但德国大使报告贝特曼-霍尔韦格：“尽管这里的许多圈子抱有沙文主义态度，也存在收复丢失的省份这种普遍的梦想，不过，整个法国可以说是渴望和平的。”充其量就像法国总统庞加莱说的那样：“法国不想打仗，但也不怕战争。”可是，欧洲大陆其他地方遍布火药，四处弥漫着听天由命的气氛。

1914年6月28日，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终于点燃了致命的火花。首位受害者的遇害标志着命运的讽刺。狂热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刺杀了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企图以此推动他们的事业，这帮民族主义者选定的目标是弗朗茨·约瑟夫的继承人，他在奥地利深具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朋友。因为弗朗茨·斐迪南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想重建帝国，把多个民族以联邦的形式联合起来，而不是强行捆绑在一起。但在大多数波斯尼亚斯拉夫人看来，他完全是压迫者的象征，而对那些刺杀他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位皇储更可恨，因为他在帝国内部达成和解的希望，可能会妨碍他们脱离帝国、加入塞尔维亚、建立一个更大的南斯拉夫国的事业。

少数年轻的密谋分子寻求，并获得被称为“黑手社”的塞尔维亚秘密社团的帮助。“黑手社”主要由军官组成，他们抱团对抗塞尔维亚目前的文官政府。那些大臣似乎听到了阴谋的传言，他们命令边境地区拦截密谋分子，可边防军人也是“黑手社”成员，这种防范措施自然落了空。另一个不确定的说法是，维也纳也收到了含糊的警告。可以肯定，奥地利当局在斐迪南大公的安保方面粗心得令人震惊，他们对降临在这位极不受欢迎的皇位继承人身上的厄运，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冷漠。波蒂奥雷克是波斯尼亚军事总督，也是日后率部进攻塞尔维亚的指挥官，他所做的一切似乎是竭力为刺客提供方便，就算他确实纵容了刺杀行动，恐怕也无法做到更多了。因此，外界一直怀疑他参与了此次事件。

斐迪南大公前往市政厅途中，密谋分子实施的第一次刺杀失败了，于是，波蒂奥雷克笨拙地指挥车队调头，这样一来，大公的座车不得不停下。两声枪响后，大公和他备受王室轻视的平民王妃身负致命伤。斐迪南大公死于上午11点，这是个具有预见性的时刻。

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在世界各国引发了恐惧和愤慨，但奥地利和塞尔维亚除外。塞尔维亚的报纸几乎毫不掩饰兴奋之情，塞尔维亚民众自不必说，而塞尔维亚政府被巴尔干战争折腾得筋疲力尽，正竭力争取和平，以巩固战争既得利益，结果却愚蠢地疏忽了对此次事件的同伙进行或提出调查。

奥地利警方的调查工作同样拖拖拉拉，事发两周后，奉命查案的维斯纳提交报告称，虽说这起案件涉及塞尔维亚的社团和官员，“但没有塞尔维亚政府参与共谋的证据……相反，有理由相信，塞尔维亚政府与这起事件无关”。

但奥地利迅速做出决定，虽然相关行动表面上看拖延了很长时间。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给埃伦塔尔遗留下的这种鬼蜮伎俩传统添加了一丝优雅的气息，他温文尔雅、心存感激地抓住机会，希望挽回奥地利和他本人下降的声望。斐迪南大公遇刺次日，贝希托尔德就告诉总参谋长，彻底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机已到，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听来，这句话不啻对自己一再要求发动战争的呼应。但蒂萨伯爵给贝希托尔德制造了意想不到的障碍 ，他强烈反对，这主要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道德问题——“需要的时候，找个合适的开战理由不是什么难事”。康拉德同样考虑到权宜问题，他告诉贝希托尔德：“我们得先问问德国，看他们是不是愿意保护我们免遭俄国攻击。”贝希托尔德也不想再像两年前那样搞得声望扫地，在德国面前碰一鼻子灰。于是，他说服年迈的奥皇，签署了发给德皇的备忘录，还附上一封私人信函。

但德皇根本不需要恳请，因为德国大使奇尔施基已呈交报告，汇报了他6月30日与贝希托尔德的会谈内容，奇尔施基说他已警告奥地利不要贸然行事。德皇在报告空白处潦草地写道：“谁授权他这么做的？简直是愚蠢。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奇尔施基决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我们必须肃清塞尔维亚人，而且就是现在。”可怜的奇尔施基，完全跟不上主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立场。他过去积极从事煽动，这次大概想起主子两年前要求保持克制的呼吁，于是改变态度，以期迎合上意，却没料到德皇一改初衷。这该如何解释呢？最有可能的是，德皇担心自己再次受到“软弱无能”的指责，皇室成员流血殒命让他出离愤怒，也许还有个值得称赞的动机：彰显他与遇害者的友谊。

因此，德皇7月5日对奥地利信使霍约斯伯爵保证，奥地利“可以依靠德国的全面支持”，“在德皇看来，此事决不能拖延……如果奥匈帝国与俄国发生战争的话，贵国可以确信，德国会站在贵国一方”，虽然他又补充道：“俄国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他确信德国已做好了准备。德皇与陆海军顾问匆匆进行了一连串磋商，随后下令采取各种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德皇按计划出访挪威。几天后的7月17日，第一军需长瓦尔德泽 向外交大臣报告：“我留在这里准备行动。我们都准备好了。”

这张空白支票由德国首相背书，可以说在开出时就充分意识到了后果，在战争的直接起因中具有突出的主导性。奥地利急于兑现这张支票，而奇尔施基也忙着弥补自己先前奉劝奥地利谨慎行事的过错。与后来的各种决定不同，目前这个决定是在平静（如果不能说冷静的话）的气氛下做出的，这个事实在评估战争意愿方面，赋予了此项决定特殊的重要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奥地利行事谨慎，以免外界对即将发起的一切行动产生怀疑，用康拉德的话来说：“应当伪装成和平的意图。”虽然德国政府没有建议奥地利把相关要求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但德国力图确保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支持自己从事战争，焦虑的心态可见一斑。德国没有就打算采取的行动暗示意大利，但敦促奥地利做好准备，一旦开战，就得支付意大利提供支持的酬劳。

德国的支持已是板上钉钉，贝希托尔德的下一个问题是起草发给塞尔维亚，而对方绝对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思忖一番后，贝希托尔德7月10日对奇尔施基坦承，他仍在考虑“应该提出哪些塞尔维亚完全无法接受的要求”。唯一的反对声来自蒂萨，但他被告知：“外交上的成功毫无价值。”蒂萨威胁保留自己的支持，贝希托尔德提醒他“延误会造成军事方面的困难”，还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不会理解我方居然不利用眼前机会发动打击的任何疏忽。”于是，蒂萨改了主意。的确，奥地利如果表现得软弱无力，可能会丧失与德国的伙伴关系。

最后通牒起草完毕，年迈的奥皇读罢后说道：“俄国不会接受的……这意味着一场全面战争。”但这份最后通牒推迟到各项战争准备完成后才送交，此时，谒见沙皇的法国总统庞加莱已从圣彼得堡启程归国，派驻维也纳的俄国大使获得和平保证后欣然度假去了。但德国轮船公司已获知奥地利呈交最后通牒的日期，还收到警告：必须为事态的“迅速发展”做好准备。

7月23日下午6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呈送塞尔维亚政府，塞尔维亚首相不在。这份最后通牒提出的条款，不仅要求塞尔维亚镇压一切反奥宣传，还提出奥地利有权下令解除让他们心生顾虑的任何塞尔维亚官员的职务，并以己方提名、派遣的官员入驻塞尔维亚。这种要求直接侵犯了塞尔维亚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奥地利要求塞尔维亚48小时内接受这份最后通牒。次日，德国政府向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发出照会，声称奥地利提出的要求“适度而又恰当”（实际上，德国政府轻描淡写地撰写照会时，甚至没看过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还在这份照会中发出威胁：“任何干涉之举……都有可能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伦敦方面对这份照会深感震惊，而俄国对此义愤填膺。

离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还有最后两分钟时，塞尔维亚政府向奥地利大使递交了回复。遵照自己接到的指示，这位大使根本没有阅读这份回函，立即宣布与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随后搭乘火车从贝尔格莱德回国。三小时后，正式命令下达，奥地利在塞尔维亚边界实施部分动员。与此同时，德国和俄国也为动员展开准备工作。

实际上，除了绝对侵犯塞尔维亚独立性的两条外，塞尔维亚政府接受了奥地利的所有要求。回国后，德皇在7月28日读到这份回函，他批注道：“仅用48小时就取得这么辉煌的成就……对维也纳来说，这是一场重大的精神胜利；可这样一来，开战的所有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对奥地利的部分动员，他补充道：“鉴于他们动员的力量，我就不必下令实施动员了。”武力威胁又一次赢得胜利，德皇向所有怀疑者表明，他是个强人，但他渴望安于现状，毕竟皇家的荣誉得到保全。可他却不明智地建议，奥地利也许应该占领塞尔维亚部分领土，直到全部要求获得满足——这种行径是俄国绝对不会允许的。贝特曼-霍尔韦格赞同德皇的观点，7月28日上午把这个建议发给维也纳，但补充道：“要是奥地利继续拒绝一切调停或仲裁的建议，在德国民众看来，一场世界大战的责任就会落在德国政府头上。”

可是，语气的这种变化来得太迟，因而深具致命性。时机最有利的时候，德国却没有提出这种建议。德国7月24日发出照会后，俄国立即得到法国支持，他们还敦促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赶紧宣布英国与他们团结一致。但英国议会的职责、内阁的意见分歧、公众是否支持的不确定性，导致格雷无法发表此类声明。他还担心这种做法可能会加强俄国和德国主战派的声势。相反，他设法开辟一条调停之路。格雷7月24日采取的首个行动，是通过柏林敦促奥地利放宽最后通牒的时限。柏林方面没有支持这项建议，直到离最终期限还有2个小时才姗姗来迟地把英国的呼吁告知维也纳。果然，奥地利一口回绝。7月25日和26日，格雷又提出进一步建议，呼吁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联合调停，而奥地利、俄国、塞尔维亚应当放弃军事行动。巴黎和罗马立即接受了建议，圣彼得堡的萨佐诺夫 一开始就提出过这种想法，现在原则上同意，但希望先设法与维也纳直接商讨。柏林没有接受。德皇在收悉的报告上，以他一贯的煽动性语言草草评注道：“这是英国式傲慢的一篇杰作。没人请我按照格雷的规定，告诉奥地利皇帝陛下如何维护他的荣誉。”许多证据表明，德国的观点受到英国政府所持态度的鼓舞，寄希望于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对方保持中立。但英国政府7月27日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称为演习而集结的舰队，已奉命暂不解散。这种暗示，加之塞尔维亚所做回复的本意，致使柏林的官方语气发生变化。就在一天前，德国大总参谋部已经把他们起草后准备交付比利时的最后通牒转呈外交部。

因此，7月27日晚些时候，德国政府决定把格雷的建议告知维也纳。他们转述了格雷的话，此举暗示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你（格雷）的希望联系在一起”。可是，奥地利大使拜望德国外交大臣后发电报给维也纳：“德国政府提供的保证极不可靠，根本不是认同对方，恰恰相反，德国坚决反对他们的如意算盘，进行沟通仅仅是为了让英国满意……德国政府这般行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目前不能让英国与俄法两国联合起来，这一点至关重要。”7月28日，德皇读罢塞尔维亚的回复，如前文所述，他的语气进一步降温。但贝特曼-霍尔韦格当天发给维也纳的首封忠告电函，时机太晚，也太过冷淡。

这是因为7月28日上午11点（又是11点），奥地利发来电报，宣布已对塞尔维亚开战。同一天，贝希托尔德拒绝了萨佐诺夫直接对话的提议，给出的理由是现在宣战已成既成事实！这个黑色幽默潜藏着奥地利轻率做出决定的原因和手段。从军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推迟实际宣战，因为军队要到8月12日才能做好出动的准备。但从德国发来的电报一直在煽动奥地利尽快行事；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担心，如果己方磨磨蹭蹭，可能会失去德国的支持和开战的机会。贝希托尔德7月27日冷嘲热讽地向奥皇总结了当前形势：“依我看，只要宣战没有引发新的情况，协约国继续付出努力，实现和平解决还是有可能的。”为了让奥皇在宣战书上签字，他添加了塞尔维亚人已对奥地利军队发动进攻这个理由，从而消除了奥皇的一切疑虑。目的达成后，贝希托尔德删除了与这场虚构的进攻相关的字句！

奥地利在“军事需要”这部马达驱动下，朝战争深渊狂奔的速度已快到无法遏制的程度。构建庞大而又笨重的战争机器时，欧洲各国总参谋部忘记了战争的基本原则——灵活性。整个欧洲大陆在实施动员和使用应征军队方面，几乎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相关事件很快表明，这些军队可以开动，但得不到有效指导，他们的转向角度不足。这种缺点现在对和平构成威胁，这些庞大的军队和当前的舰队，与过去那种小型专业军队形成了对比。

关键的这几天，那些将领一心想启动他们的战争机器。渴望战争，却又害怕陷入不利境地，两种矛盾的心态相互作用。因此，德国、俄国的情况与奥地利如出一辙，政治家对和平的诉求，受到急于求战的将领掣肘，这些军人还断言，如果忽视他们的技术性建议，就会造成可怕的后果。而在奥地利，那些将领和贝希托尔德共同跨过了发动战争的昏暗界线。

军人的意见在俄国也占据上风，那同样是个军事上没太大作为的国度。奥地利宣战的消息导致俄国的态度发生决定性变化，萨佐诺夫此前一直牢牢控制着鹰派将领。面对无法避免的情况，他现在不得不屈服，并建议实施部分动员，也就是说，只动员部署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军队。俄国总参谋部认为，出于“技术原因”，这是行不通的，他们主张，只有实施全面动员，才能避免军事机器失效。萨佐诺夫不愿对军方意见低头，但也不想推翻这些观点，于是做出折中。他拟制了两道敕令让沙皇签署，一道是部分动员，另一道则是全面动员，而选择哪一道敕令的决定暂时推延。

但俄国总参谋部忙着研究第二份方案。次日上午，动员处处长接到沙皇临时签署的全面动员令，于是四处寻求各大臣会签，其中一位大臣直到晚上才找到。在此期间，德国大使下午6点左右拜望萨佐诺夫，传达了贝特曼-霍尔韦格的信息：“如果俄国继续采取动员措施，德国也会动员，而动员意味着战争。”贝特曼-霍尔韦格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这绝非威胁，而是个友好的主张。”可在萨佐诺夫听来，这更像威胁，听上去，就连俄国军队在奥地利边境实施部分动员，对方也是不允许的。萨佐诺夫对大肆叫嚣的俄国总参谋部的反对减弱了，与总参谋长亚努什科维奇商谈后，他显然同意实施全面动员，并获得了沙皇批准。

我们暂且把目光转向柏林。那里的气氛同样紧张，意见不统一的各方也在“拔河”。但德皇和他那些政治顾问现在非常惊慌，因为奥地利采取的行动，让他们看上去成了有罪的一方，不仅失去了意大利的支持，还导致英国加入反对方。因此，他们否决了大总参谋部立即实施动员的要求，当晚晚些时候，贝特曼-霍尔韦格接见英国大使。他讨价还价，力图争取英国保持中立，还提出建议，作为回报，德国绝不侵吞法国任何一处领土，但对法国的殖民地，“他不能做出这种保证”。英国大使告诉他，英国不太可能接受这种建议，事实证明，这位大使的确有先见之明。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从伦敦发回警告，称英国的舆论日趋强硬，这让德皇惊惧不安，继而勃然大怒。他用潦草的笔迹写下“英国式伪善”这种侮辱性话语，称格雷是个“卑鄙的骗子”，还大骂英国人是“一群低贱的贩夫走卒”，鉴于贝特曼-霍尔韦格向英国大使提出的建议，德皇这种说法实在很奇怪。不过，利赫诺夫斯基的报告中谈到格雷的新调停方案，这至少促使贝特曼-霍尔韦格给维也纳发去一连串电报，奉劝奥地利人不要再公然拒绝调停，以免把德国拖入一场明显不利的战争。德皇也致电沙皇，说他正竭力说服维也纳同意进行“坦率的谈判”。巧的是，沙皇也发来类似的抚慰电报，于是，德皇在第二封复电中建议：“把奥国—塞尔维亚问题交给海牙会议较为合适。我相信您的智慧和友谊。”实际上，德皇在电报空白处的批示是“废话”两字，表明他对沙皇的诚意心存怀疑。但德皇的第二封电报的确呼吁停止采取军事措施，因为这会“招致灾难……”，这封电报产生了实际效果。

当晚10点左右，沙皇打电话给总参谋长，尽管亚努什科维奇震惊地抗议，声称全面动员令已下达，可沙皇还是指示他取消命令，改为部分动员。

俄国总参谋部狼狈不堪，但不愿就此罢手。次日上午，为挽回局面，他们提出新论点并指出肩负的重任。他们先是打算觐见沙皇，为避开咄咄逼人的压力，沙皇没有接见战争大臣。亚努什科维奇随后找到萨佐诺夫，坚称进一步延误总动员，会“打乱”军方的组织工作，必然危及俄国的安全。他进一步指出，部分动员会给法国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战争来临时，俄国无法帮助法国抵抗德国的猛烈进攻。萨佐诺夫现在已对必然到来的战争听天由命，他答应下午就去觐见沙皇。萨佐诺夫见到忧心忡忡、脸色苍白的沙皇，就安慰地做出保证，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会让他良心不安，沙皇这才答应让步，并下达了命令。萨佐诺夫通过电话把动员令告知亚努什科维奇，还建议他“赶紧躲起来”，以防沙皇反悔。萨佐诺夫起初不打算发表任何声明，尽可能秘密地实施总动员，可他发现，从技术上说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次日上午（7月31日）发布了沙皇的敕令。几小时后，奥地利下达了总动员令。此后，这些政治家的电报往来仍在继续，但已沦为废纸。军事机器主导了一切。

实际上，这种情况7月30日就已经发生，不仅仅是在俄国。当日下午2点，德国总参谋长毛奇 通过奥地利武官，给奥地利总参谋部发出信息，认为俄国的军事措施继续发展，“促使德奥同盟生效……削弱了大英帝国为争取和平取得的新进展”，“一场欧洲战争是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准备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地利”。随后，毛奇直接发电报给康拉德：“立即针对俄国实施动员。德国也会动员。提供相应的补偿，说服意大利履行盟友的职责。”就这样，毛奇的举动抵消了贝特曼-霍尔韦格那些优柔寡断的电报的效果。奥地利军方和政府文官不需要敦促，需要的只是德国提供支持的保证，他们也不打算接受任何调停建议，除非德国以撤回支持相威胁。“德国”这个词现在指的是德国大总参谋部。

俄国实施全面动员的消息刚一传到柏林，德国立即宣布进入“战争的危险状况”，还采取了第一部动员措施，这是个巧妙的军事策略，意图在不放弃阴谋诡计的情况下掌握先手。与此同时，他们向圣彼得堡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呈送俄国的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必须在12小时内停止针对奥地利和我国的一切战争措施……并把结果明确无误地告知我方”。萨佐诺夫在回函中指出，从技术上说不可能停止动员，但只要谈判继续进行，俄国就不会发动进攻。为强调这种说法，沙皇给德皇发去另一封电报：“完全理解您必须实施动员，可就像我对您保证的那样，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战争，我们会继续进行谈判，我也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同样的保证。”可是，8月1日傍晚，规定的时限过后，没等俄国回复这份最后通牒，德国政府就给派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发去正式宣战的通告，责成他递交俄国政府。几乎是同时，德国进行动员。

但冯·切利乌斯将军从圣彼得堡发回敏锐的报告：“这里的民众实施动员，是因为担心即将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出于侵略目的，他们被这种结果吓坏了。”德皇批示道：“没错，这是实情。”可德皇同样惊恐不安，他的意愿已无法阻止他的军事机器，因为毛奇坚称，“这是个异常有利的局面，应当用于进攻”，他还指出：“法国的军事处境相当尴尬，俄国毫无信心，另外，一年中的这段时期非常有利。”俄国总参谋部的鲁莽，也许至少可以解释为“神经紧张”，可毛奇轻率行事就无法原谅了。如果要挑出三个人，为战争的爆发承担主要的个人责任，目前这三人就是贝希托尔德、康拉德、毛奇。但毛奇代表的是一家有限公司，也就是德国大总参谋部。

可是，如果说他们的举措是蓄意而为，那么，恐惧就是他们的思想背景，战争不仅仅源于军事野心。凭借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在领土方面大获其利，他们的军队也借此实力倍增，这让奥地利总参谋部深感恐惧，而德国大总参谋部害怕的是，俄国陆军在苏霍姆利诺夫领导下 ，出人意料地从1905年的虚弱状况中迅速恢复。毛奇就像个纤道上负重前行的英雄，先把奥地利推入战争，随后自己加入其中，全力救援奥地利，再要求奥地利提供帮助，以此作为回报。

德国发给法国的最后通牒，想知道法国是否会在“德国与俄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不仅要求对方18小时内做出回复，还添加了一句威胁：“动员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战争。”德国大使接到的指示是，如果法国宣称保持中立，就提出对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法国必须交出凡尔登和图勒要塞，以此作为保证。因为毛奇的作战方案是针对一场两线战争制定的，如果只出现一个目标，那就打乱了他的方案！可这种军事上的愚蠢行径能走得更远吗？

德国大使8月1日收到回复，对方只是告诉他，法国“会依自己的利益行事”。当日下午，法国下令动员，但共和政体的法国，文官政府仍高于总参谋部，而且自7月30日起，法国边防部队从边界线后撤10公里，以此作为和平姿态，也是为避免发生边境冲突，从而为战争提供借口。虽然这场后撤在军事方面造成些妨碍，但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可以看出此举的政治智慧：德军巡逻队7月30日跨过边界线，获得上级批准后，7月31日再次越境。因此，德国8月3日对法国宣战时，只能牵强附会地找个具体借口，声称一名法国飞行员“朝卡尔斯鲁厄和纽伦堡附近的铁路线投掷了炸弹”。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德国宣战前，这种传言早已被驳斥过。

德国为什么拖延了两天才递交宣战书呢？首先是因为格雷提出了新建议，认为只要俄国与奥地利之间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德国和法国就不应当发动任何进攻。这项建议措辞含糊，因此，渴望和平的利赫诺夫斯基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详述了一番：“这似乎表明，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就会保持中立，还保证法国的中立。”德皇和他的首相紧紧抓住这根稻草。前者对毛奇说道：“我们前进，然后集中全部力量，只向东进军。”毛奇像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回答道：“这是不可能的。数百万将士组成的军队的进军……是多年艰苦工作的结果。一旦制定方案，就无法改变。”德皇严词驳斥道：“您的叔叔就不会这样回答我。”毛奇得逞了，继续集中力量对付法国，但奉命把跨过法国和卢森堡国界线的行动暂停24小时。毛奇悲哀地写道：“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的内心宛如遭到重击。”但他的心痛很快就缓解了，因为当晚晚些时候，从伦敦发回的更多电报表明，英国没有答应保持中立。刹车松开了。尽管暂停令确实给毛奇的部署造成些影响，可他的部分先遣部队，实际上比计划时间提前一天进入卢森堡。

尽管如此，英国内阁还是犹豫不决。大部分内阁成员非常渴望和平，也无法确定英国民众的态度，因而没有发出明确警告，而这种警告本来也许能加强贝特曼-霍尔韦格为阻止国内主战派而付出的微弱努力。现在为时已晚，军事机器掌控了一切。7月31日后，已没有什么能阻止战争了。英国内阁一直犹豫不决，这种态度无论多么情有可原，都加剧了法国的焦虑，担心英国抛弃自己。

德国赶来“营救”了。他们早就写好了发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允许德国军队按照己方很早以前就制订好的战争方案自由通行，这份最后通牒8月2日晚递交比利时。比利时政府严词拒绝，因为此举严重侵犯了他们的中立。8月4日晨，德国军队发动入侵。实际上，采取具体行动前，德国人的威胁已起到决定性作用，促使英国下定决心插手干预，而德国大总参谋部早就正确地估计到，英国的干预不可避免。英国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贝特曼-霍尔韦格收下这份最后通牒，可怜巴巴地抱怨道，英国“就为了一纸空文”参战。德国时间当晚11点，这份最后通牒到期，英国投入战争，意大利没有参战，因为他们7月31日已决定保持中立。

因此，最后的举动与先前那些行径一样，“专业军事理由”起到决定性作用。德国军队必须穿过比利时，哪怕此举肯定会促使英国加入反对德国的一方。军事技术在和平时期挑起战争是多么胜任，在战争中赢得胜利又是多么力有未逮，这一点很快就会得到证实！ McTrz14RBO1SRGUIlRa+7VmNU/q92H/5tFRtczfVT/s2RG2kBptXP9n6Eopd/5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