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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后
就需要适应他所在的小群体，
但是要做好这一步往往困难重重。
父母和老师犯下的每个错误，
都会变成他的一个个障碍。
了解孩子，就是了解人性。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一个人。不过，要清晰而理性地了解一个人的个性，却需要通过深入洞察他的发展过程。这份洞察，需要通过对他的童年进行系统性的心理分析。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分析法可以使训练有素的学者科学地了解一个人，无论对方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1]
在本章，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掌握孩子整体人格的重要意义。在孩子生命的各个阶段，其整体人格的基本结构会基本保持稳定。人格特质的变化只不过是对环境变化的回应，并不一定涉及基本结构的重要变化。认识这些形成孩子主导人格的基本要素，比分析孩子的偶然行为模式更有助于我们具体了解孩子，而孩子在每个不同的成长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这种在不同年龄段所展现出来的具体变化（我们将在第5章中详细讨论）只是基本人格的不同表现形式，我们只有在了解孩子的基本性格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他的这些表现。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将集中在孩子独特的人格结构上。
孩子潜意识中的人生计划
从出生那天起，孩子就开始熟悉他生活的世界；他尝试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各种尝试，去了解所处环境中的一切人和物。简而言之，孩子想要了解这个世界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都发生在他尚不能进行有意识的思维之前，但他的确很早就已经表现出高度的、非语言层次的智慧。从婴儿期开始，他就已经能找到不少克服困难的巧妙方法。例如，我们曾观察到一个上眼睑肌肉无力的五个月大的男婴，他会把头垂向一侧并配合使用他的小拳头，以此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从婴儿期开始，孩子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即使孩子自己没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理解孩子的行为，就必须认清孩子潜意识里的目标。
孩子很早就知道利用他的感知和体验，为他随后的行为制定计划。哪怕他还是个小婴儿，就已经学会了如何转变父母的心态为自己服务。比如，一旦他意识到父母会对他的哭泣做出反应后，他就知道在想要被人抱起来的时候哭泣。即使这么小，婴儿也善于接收某些信息，并迅速根据他刚获得的体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心理能力——我们可以称之为智力——是对他身体弱小无助的重要弥补。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获得的感知和体验越来越复杂，如果不将它们进行整合，他的心灵根本不可能全部吸收。在这里，我们会再次清晰地看到孩子行为的目的性。
孩子会很自然地对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感受做出回应。通过对自己身体的体验，以及运用身体某些功能时的难易程度，他认识到自己身体现有的能力及其局限性。通过这种方式，他接触到了可运用的身体器官、来自遗传的身体天赋，我们把所有这些都称为他的“内部环境”。在他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与父母和其他周围人的互动中，他的心理构成逐渐发展。他与其中某些人的接触越密切，对这些人的依赖感也就越明显，在他正在构成的行为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是，孩子从来不会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外部的影响。
通过对孩子的密切观察，我们发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他的“反应”的行为，其实是有明确目的和计划的“主动”行为。每个孩子，实际上也包括每个人，无论他的年龄多大，这种计划都会各不相同，都会表现出他独有的风格。出于这个原因，每当出现一种新的情况，实施一种新的纪律措施时，每个孩子的反应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一个孩子如何理解和吸收他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要求。如果让孩子一再得到同样的感知，则会推动孩子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他的计划，也就是说，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这种感知。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行为计划是如此的巧妙，如果不用心仔细观察的话，旁人根本意识不到其中明显的一致性，甚至会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因为此时孩子的年龄还不足以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当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揭开这个秘密时，父母面对孩子的这种计划行为会感到恍然大悟。以前父母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怪行为瞬间有了意义，令人费解的矛盾状况也变得合乎情理。孩子的每个行为原来都是他潜意识中的行为计划的一部分。
三岁的彼得，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为他骄傲。他天生拥有魅力，机灵活泼、伶牙俐齿、妙语连珠，使得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可是，他发起脾气来也十分令人烦恼。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常常很固执，乱踢乱踹、号哭尖叫，然而下一刻，他又会露出一个天真的微笑，让所有人都没法再生他的气。他有各种办法能让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他的所有行动都围绕着这个目标。他超前的想象力，他对自己未来前景的构想，都只是为了让自己能继续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比如，他表示要在管弦乐队中演奏大贝斯（那么小的男孩儿，用那么大的乐器，是多么的不同凡响啊！）
这个男孩儿是独生子，从来没有与同龄的孩子一起相处过。因为他很小，所以他存在的价值总是取决于那些比他大的人。通过对他人回应的反复尝试和观察，他很快就发现了可能让他得到机会好好展示自己的策略。然后他“无意识地”但系统性地不断改进着自己的方案。现在他正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提升这种本事。
这样的目标——吸引别人关注，使自己成为众人的焦点——是许多孩子都会追求的目标，尤其是独生子或者最小的孩子。
但是，每个孩子具体的行动计划却各不相同。只是由于语言的匮乏，我们找不到精准的术语，只好笼统地使用相同的词汇来描述孩子们虽有些相似但各不相同的做法。比如，我们在谈及孩子竭尽全力“争当第一”时，我们必须牢记，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每个孩子的具体做法都有些微妙的不同之处。孩子“争当第一”的计划可能有千奇百怪的方式呈现。
在孩子六岁之前，想要改变孩子潜在的、尚且模糊的行为计划，相对而言更容易。当孩子的体验让他明白自己的行为行不通、无法让他获得想要的结果时，他往往会很快开始新的尝试，试图寻找不同的、更为有效的途径。但是，在孩子六岁后，要做出这样的转变就要困难得多。到那时，孩子心智的发展程度，可以让他通过一系列的技巧和策略来维持他原有的计划。他只会通过自己已有的感知和体验选择那些与他的计划相符的部分，作为行动的指示。由此他便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倾向性感知方案”（tendencious apperception scheme），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偏见调整感知的能力。这种偏见或者错误的认知，正是所有成年人的特征，也因此使他们无法从不符合自身人生观的体验中学习。人可以“创造”自己的体验：他不仅会记录符合计划的内容，而且还会激发他预期的或者渴望的体验。
一个孩子在童年特定环境下尝试的且令他满意的计划，将成为他永久的行为指南，也就是他的“人生计划”。即使他长大成人，这个基本计划仍会隐藏在潜意识中。他会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和依据，却不知道潜意识里有一个明确的计划，控制着他的所有行为。
每当生活中的正常逻辑使一个人无法按自己的这套“计划”行事时，他会试图回避问题所在；倘若无法逃避，则可能会完全脱离正常的生活逻辑。
约翰的母亲来找我诉苦，她儿子忽然变了。十一岁的约翰一直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勤奋又好学。可是忽然间，他不再做功课，也不在乎分数，唯一能让他感兴趣的就是体育运动。约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他是一位著名的奥地利企业家的儿子，在父亲的工厂所在的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在那个小村庄里，他享有很高的地位，是“大人物家的大公子”，不仅统治着自己的妹妹，也统治着村里所有的孩子。他还是当地学校里最出色的学生，学校因为他的出现而“倍感荣幸”。此外，在孩子们的各种游戏中，他都是当仁不让的老大。
约翰十岁时，父母决定带他去维也纳，在那里接受传统的中学教育。到了大城市的约翰，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拥有原来的地位。他的那些策略不再奏效。他的新同学们在学业上大多比他出色，毕竟他只上了师资力量差的乡村小学。
新同学们还总是笑话他是个乡巴佬。由于受不了居于人下的地位，他对功课完全失去了兴趣，根本不再朝这个方向努力。幸好他发现自己在运动方面仍然可以胜过城里的孩子，于是便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田径和足球上。这让他的父母感到非常惊讶和遗憾，他们无法理解儿子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约翰简直就是胸无大志。可是，精神科医生却告诉他们说，造成约翰眼下困境的原因恰恰相反，是因为他心气太高了。约翰的父母听后难以置信。
每个人的行为都取决于他潜意识中的明确计划，该计划构成了他“整体人格”的基础，也包含了他的天性与行为上所有明显的不一致性。
人生计划赋予每个人独特的人格，形成他独特的生活方式，他独特的“人生步态”。它决定了每个人的性格和性情，构成了他一切行动的基本动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命运。
遗传不能完全决定孩子的最终发展
如果不了解孩子的行为动机，也没有发现他潜意识里的行为计划，人们可能倾向将孩子的许多独特之处、缺陷不足以及他的突出优点，都看作是“先天”因素造成的。遗传规律控制着所有生物，人类也同样受其限制。但是，在人类世界中，这些规律的作用仅限于某些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无法通过训练和教育而改变的身体特征。因此，身材和体格、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以及许多其他身体特征，才是遗传影响形成的结果。
然而，就心理素质、性格特征和个人能力而言，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品质都会经历巨大的成长与发展，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会变得完全不同。它们主要取决于无数的训练与管教、无数的努力与疏忽、无数的试错与调整。
一个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与最初的遗传基础之间的确存在联系，但是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么简单。通常的观念是从最终结果反向推导出相应的先天因素，因此假如一个成年人具备较多的优良素质，人们便认为这是因为他拥有良好的遗传基础，反之，缺点多则表明他的遗传基础不好。然而，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便有最好的潜力如果不加以开发，仍将被彻底埋没。
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是极其复杂的，不经过训练是无法掌握的；缺乏良好训练的人永远无法发挥出应有的能力，无论他的先天因素原本多么具有优势。
此外，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复杂之处。先天不足或遗传缺陷并不一定会给一个人造成永久的缺陷，反而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他在某一方面获得非凡的成就。
在努力克服自身出现的任何困难时，孩子会专注于与给他造成最大困难的缺陷相对抗。这种专门针对有缺陷的部位或功能进行的高强度的自我训练——无论是内脏器官、感觉器官，还是某种缺失的功能——有可能会促使该器官或功能得到超常的发展。许多人所获得的杰出成就，无论是身体、智力还是艺术上的突出表现，都是由于对自身缺陷所付出的努力而获得的，特别是针对遗传性的器官缺陷的努力，效果尤为明显。
孩子的最终发展不仅是最初遗传因素的结果，在用心培养和忽视培养的相互作用下，孩子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塑造出他的特有能力和品性。
在人格的发展中，遗传基础的重要性比不上后天的构建。孩子有什么天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么运用它。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从以下观察中得到证明。
在绝大多数家庭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在性格、偏好和兴趣方面往往有根本的不同。如果说他们的这种发展完全取决于先天因素，那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任何遗传法则能够解释为何两个孩子在性格、偏好和兴趣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
实际上，这种显著的差异完全是由心理因素所带来的结果。这两个孩子虽然有可能和睦融洽，但通常来说他们会是竞争激烈的敌对关系。老大原本是家中独子，集父母宠爱于一身，自然不愿失去他的这种特权地位。当他看到母亲的爱意和关怀转移到老二身上时，他自然会觉得这个新来的家伙正在抢夺原本属于他的爱。他凭借年龄优势而拥有的地位可能受到了威胁。他眼睁睁地看着年幼的老二侵占了原本属于他的一个个特权，当然害怕自己会被赶超、被嫌弃。
另一方面，老二却是从一出生就不得不始终面对着一个方方面面都领先于他的强劲对手，因为此时老大已经可以自己走路、说话、吃饭和穿衣了，甚至可以读书写字了。在与对手竞争的过程中，每个孩子都会瞄准对方的短处以发展自己的长处，结果便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个性。
一个活泼，另一个则安静；一个不修边幅，另一个则井然有序。凌乱与整洁、小气与大度、漠然与敏锐、野蛮与温柔、感性与理性——诸如此类的反差，都是家中老大和老二这两个孩子之间的典型表现。
通常，一个孩子像父亲，另一个孩子像母亲。这似乎证实了遗传的重要性。但是，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心理因素对孩子朝不同方向发展的影响。
孩子努力更像母亲或者父亲，有的是父母竞争家庭主导地位的结果，是孩子们在父母竞争中选边站队的结果。父母其中一方因为孩子跟自己某种外在相似而有触动，因此特别宣称那个孩子是“他自己的”；还有些是孩子可能因为觉得父亲（或者母亲）特别厉害，因此特意要模仿他（或者她）。所以，各种各样的动机可能会培养出孩子与父亲或母亲相似的性情与习惯。因此，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相似性，并不能作为遗传结果的最终证据。
我们无法确切地判定遗传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孩子的教育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此时，我们几乎无法确定是哪些遗传因素影响着孩子的好与坏；等他长大之后，我们更无法分辨在孩子身上哪些是遗传的结果，哪些是教育的成果。总体上，后天因素的影响完全超过了先天因素，以致后者完全被排除在科学研究之外。
对遗传和先天因素的信念，使得教育者的教育观念受到不少负面影响，引发了宿命论的悲观情绪。父母或老师在遭受挫败之后，不想着改用更好的培训方法，反而以孩子有先天缺陷为借口遮掩自己的无能，“他简直和他父亲一模一样！”
父母越是沮丧和无助，就越是深信遗传的力量不可扭转。可是，这种观念只会进一步阻碍我们了解能影响孩子并决定他行为的真正力量。
孩子的社会兴趣，决定了他的行为是否得体
人性本善吗？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会反映出教育者的基本观点，区分出教育理念的不同。有些父母或老师认为，他们必须“降伏”孩子的天性，还有些人则认为他们的主要职责并非阻拦孩子尝试，而是以各种方式激励孩子发展他的健康天性和自然能力。这两种不同的教育者所采取的措施自然会大相径庭。
但是，我们不必在这一哲学争论中陷得太深。原因很简单，即人性原本是善还是恶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好人这一事实。只不过，如果我们试图定义“好”这个词，我们又会陷入另一个伦理学上的争论。所以，让我们按照传统观念上的说法，遵循大众通俗的看法，知道“好”这个词并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而是根据人们的现实理念建立起来的行为规范。
在日常用语中，“好”的概念是相对的，指的是遵守人们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任何遵守这种规则的人都被视为“好”人。要理解和遵守社会规则需要一种特殊素质，我们称之为“社会兴趣”。几千年来的人类群居生活，使我们早已认识到相互合作、努力适应整个群体、遵守群体要求的必要性。
每个人都会带着一份社会参与感进入这个世界。这是源自长久以来的群居生活的传承，也是每个人生存于世的必要基础。这是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无法脱离的，有了它，小婴儿才能在人世间的第一个小群体中守住属于自己的位置。小宝宝会通过哭声、手势和微笑来表达自己。他学得很快，从生命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学着适应他遇到的各种社会规则。
但是，社会兴趣必须进一步培养，因为孩子能培养出多少社会兴趣，决定了他整个人生能获得多少成功与幸福，也决定了他能有多少意愿与他人合作——他能否赢得朋友并保持友谊；他会让对方反感还是赢得对方的认可；他是否能准确地把握遇到的每一种情况并采取恰当的行动。社会兴趣是人类团结的体现，表现为对其他人的兴趣，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归属感，以及对关系到共同利益问题的兴趣。
一个人在想要与他人共处、与他人合作、为他人做出有益贡献时，内心体验到的冲动就是社会兴趣。因此，一个人有多少社会兴趣，大致可以根据他有多大的意愿与人合作、尊重人类社会的规则来进行衡量，而有时候遵守这些规则可能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命运或者同胞所赋予我们每个人的重任，会不断地考验着我们的社会兴趣。
因为成年人身上所具有的生活的复杂性，我们往往很难对一个成年人的社会兴趣做出准确的评估。而对孩子进行评估却容易得多，因为孩子的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往往更容易辨识。
孩子的社会兴趣决定了他的行为是否得体，比如，是否遵守学校纪律和家中规矩，与其他孩子在一起时的表现如何，以及他独自一人时的表现如何。孩子会不断面临新群体中的各种问题；他的社会兴趣必须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才有能力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礼貌、服从、勤奋、诚实、谦虚和自立等品格，便具有一种新的、更切实际的重要性。
因此，教育者必须充分利用那些能够促进社会兴趣增长的因素，尽量避免那些会阻碍其增长的因素。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对迄今为止对孩子使用过的训练方法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孩子总与父母对抗，可能是缺乏安全感
孩子出生后就需要适应他所在的小群体，但是要做好这一步往往困难重重。父母和老师犯下的每个错误，都会变成他的一个个障碍；所有错误的训练方式——虽然可能做法各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父母对待孩子要么过于放纵，要么过于严苛；要么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要么根本漠不关心。然而，无论父母是过分溺爱还是过分苛刻，无论是不把孩子当回事还是把他奉为小祖宗，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得到的不是孩子的顺从，而是孩子的叛逆和对抗。
这种敌意——奇怪的是，里面可能还夹杂着感情——主要是针对父母或教育者的。在孩子看来，父母和老师是整个社会的代表，因为他们扮演着社会规则执行者的角色。所以，最初是针对父母的反叛，然后不断扩展到变成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抗拒。对教育者的抗拒，总是会发展成针对一切秩序和规则的抗拒。这种反抗首先直指家长或者老师，然后变成针对社会的反叛。这种始终如一的抗拒，其原因是什么呢？
一个人只有确信自己被他人接受，没有被人轻视或忽视，他才会觉得自己与这个群体是属于一体的。刚出生的婴儿首先体验到的可能只是生理上的愉悦或者不适。不过，他并非仅仅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他更是一个人。因此，他很快就认识到与他人的交往（也就是他的社会关系）是他内心快乐或者烦恼的来源。于是，他会调整自己的生理需要，与群体的规则相协调；他会把与身边的人建立社会交往的必要性放在首位，然后才是满足身体机能的需要。从这时候开始，他的快乐程度便主要取决于社会交往的质量。童年时代最大的伤痛、最深的苦楚，不是因为身体上的疾病与不适，被排斥在群体之外的感觉才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每个孩子最痛苦的体验，是得不到归属感，是被身边的人漠视和冷落。
孩子虽然会因此感到格外痛苦，可他却完全意识不到他不快乐的原因。一个人若是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就会觉得他在某方面注定低人一等。这种自卑感虽然是藏在潜意识中的，但可以在他的行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与成年人一样，必须通过相同的方式来抵消其负面影响，那就是提高他的自尊心。孩子对被人轻视特别敏感。他在家中的地位，使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是低人一等的。他比周围任何人都更弱小、更笨拙、更需要依赖别人，而且只能通过这些比他更大、更重要的人的认可来获取他的地位。他的权利必须频频拱手让给其他人，哪怕在他受到宠爱时也是如此——也许更是如此。这让他总感到自己被对方狠狠蔑视了！为了弥补这种不安全感，孩子做出的努力抗争往往导致与对方陷入权力之争，而这正是自卑感所导致的典型行为。不论是谁，只要他感到自己地位低人一等时都会想要寻求优越地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人。
孩子的反抗源于他过分夸大的自卑感，而这也会严重阻碍他进一步发展社会兴趣。感到自卑的孩子不再对参与社交活动感兴趣，转而对提升自己的地位更感兴趣。他融入社会群体的努力方向，变成了追求自己的优势地位。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转变，发展出孩子所有的缺点和弱点，以及所有的坏习惯和坏毛病。
相信每个孩子都有战胜困难的勇气
孩子遭遇到的困难，一种源自他感受的低人一等，另一种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而必须付出额外的努力。这种不足感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既可以是社交上的，也可以是身体上的缺陷。针对自卑感，孩子可能做出两种选择，要么屈服低头，要么寻求优越地位。同样，针对所有身体上的先天缺陷，他也可能做出两种选择，要么忽视有缺陷的部位，逃避运用那种功能；要么格外努力，促成那种功能的特殊发展，从而取得非凡的成就。例如，有些孩子天生协调能力差，他要么任由自己笨手笨脚的，要么通过坚持不懈的自我训练，反而开发出不同寻常的身体机能。天生畸形会导致一部分孩子变得孤僻而不合群，却会促使另一部分孩子获得杰出的成就。眼睛的缺陷有可能导致孩子出现视力问题，而更常见的结果是视觉能力的特殊发展，比如敏锐的观察力、艺术性和视觉的敏感性。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可能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孩子既可以选择在困难面前低头，也可以选择迎难而上战胜困难。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孩子的选择呢？
这里唯一起决定性的因素是，孩子是否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只要他不气馁，相信自己的力量，他就会不断地努力，一心想要克敌制胜。而一个孩子与生俱来的勇气，只要还没有被错误的训练方式所破坏，往往是非常了不起的。出于这个原因，孩子从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的先天缺陷，例如眼睛的先天缺陷，更多的是激发他做出迎难而上的努力，而不是逃避和放弃。毕竟，在年纪还如此幼小的时候，孩子的勇气仍然完好无损。稍微长大的孩子在遭遇身体障碍时，导致长久缺陷的可能性更高。孩子可以做到很多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一显著能力通常是因为他们有更强大的精神活力、更充足的干劲，然而，其原因更可能是，与进入成年时期相比，人们在童年时期往往更加富有勇气。
如果孩子与生俱来的勇气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迎难而上，冲向他们面临的任何障碍，哪怕是遗传或天生的身体缺陷也毫不畏惧，那么他们为什么后来会逐渐失去这种勇气呢？错误的训练方式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在这里再次清晰可见。许多教育工作者、专业人士以及不懂教育的外行们，都没意识到勇气的重要性，因此忽视了孩子对勇气的基本需求。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断地消磨孩子的勇气和自信。教育中的许多（常常是数不胜数的）错误都集中在这一点上。
削弱孩子勇气的做法之一，是小心翼翼地为他清除前进道路上的每一处障碍，但实际上剥夺了他体验自身力量并发展自身能力的每一次机会。同样，如果在孩子前进道路上设置太多的障碍，一再让他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或能力不足，那也会让孩子失去前行的勇气。父母在不知不觉中千方百计地打击着孩子的勇气，而一次次的打击累积起来的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能而自卑。过度保护和过分漠视，过度纵容和过度压制，尽管这些看上去都是完全相反的做法，但是同样能沉重打击孩子的自信心、独立性和天生的勇气。孩子的自卑感和他的实际能力之间并无关联。在孩子人生的最初阶段，虽然那是他最没有能力的时候，可他却很少被自卑感所困扰，反而比年龄稍大后更能充满勇气地面对困难，哪怕长大后的他实际上比年幼时的他更强大，更有能力。一个人如何评价自己，并非取决于他的实际能力有多大或多小，而是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在群体中的相对地位，取决于他如何评判自己所拥有的相对实力和能力，取决于他如何诠释自己行为的成败，他的这种评估又有多大的偏颇，以及他是否认为自己在面对社交问题时有足够的能力妥善处理。勇气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取得一步步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失去勇气、自卑，注定使这个人走向失败与失衡，无法适应社会。
孩子通过外界的肯定获得安全感
当面对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时，仅仅是逃避并不能令一个勇气受挫的人感到满足。他可能可以避免具体的行动，但是内心的卑微感却挥之不去，他忍不住想要找回补偿。没人能对内心的自惭形秽无动于衷。每个人都渴望在群体中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都需要靠自己的重要价值来确保他在群体中的地位，得到大家的认可。人们总是很容易陷入自卑感中。在与大自然的生存斗争中，人类的生理机能很差，一直感受着身体上的劣势。此外，看到自己在宇宙中微不足道，想象到自己的未来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类更是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在宇宙面前的渺小与卑微。
生活在成年人世界中的孩子，犹如处于“巨人国”中，更真切地体验到自身的卑微。虽然人类在面对生物界和浩瀚宇宙时难免会感到自卑，可这也激励着人类弥补自身的缺陷，努力征服自然，追求自己在精神、宗教和哲学方面的成长。然而，孩子在社会群体中体验到的卑微感将他从其他集体成员中区分开。面对着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家族亲人，想要巩固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孩子对此从来无法拥有安全感。竞争氛围更会加剧这种对失去自己地位的恐惧，然而竞争却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之一，已经渗透到我们的家庭中，破坏着家庭群体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只要孩子心怀勇气，他就会通过有价值的贡献和成就来证明他的重要性。唯有当他遭到了挫败，勇气受到打击后，他的社会兴趣才会大打折扣。这时，通往追求正面价值的道路可能行不通了，孩子只好转而朝向“生活中毫无价值的一面”（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语），寻求提升他优越感的负面途径。
对优越感的渴望，会驱使孩子形成他独特的行为准则。这主要依靠他的直觉，因为幼小的他运用理性力量的能力有限。他可能会模仿一个他认为看起来很威严、很有影响力的人。在我们的社会系统中，男性气质一直很受人追捧，而这很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他难免利用每一次机会来提高他的声望。越是深陷入自卑感中的孩子，这种努力寻求他人认可的行为越迫切。孩子对优越感的渴求，体现了他对“安全感”的认知。因为他不敢确定自己是否被人接纳、是否足够好，也因为他自己的力量和能力还不足以成为他的依靠，所以他更希望通过外界的依靠来获得安全感。孩子能被人爱、被关注、被欣赏，自己能有力量支使别人、让别人为自己服务，这些都会给他带来“安全”的感觉。有些孩子认为，除非他做的事情标新立异、能成为他所属群体的领导者、能比其他孩子高人一等，他就不能算是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他也为群体做出了贡献，甚至可能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但并非说明他有社会兴趣，相反他只是对自己感兴趣；孩子的行为不是为了奉献自身能力，而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重要性，获取别人的认可。孩子的绝大多数不良行为，都表明他是一个遭到挫败、没有勇气的孩子，正在努力追求虚妄的优越感。这样的行为，可以是寻求过度的关注、以他的暴力行为和大发雷霆来控制别人，又或者是当他觉得自己被拒绝了、不被喜欢时，便狠狠反击对方、惩罚对方。
孩子的所有缺点、弱点和小毛病，都是为了让自己超越别人而做出的不当努力。他把父母和社会秩序都当成了他要针对的目标。他故意违背明确的要求、逃避应该完成的任务，然后便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种凌驾于父母之上的优越感。在父母、老师与孩子之间的对抗过程中，父母和老师总是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最多只能获得表面上的虚假胜利，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与无奈。结果便是孩子达到了他的目的，而教育者永远解决不了令人头疼的问题。
因此，孩子的固执不仅是为了反抗，同时也是他获得权力的手段。这样的固执足以令所有规则和父母权威都土崩瓦解。孩子在两岁至四岁之间，已经对家庭体系和整体结构有了相当全面的理解。在父母不明智的压力之下，孩子往往被迫产生抗拒心理，并逐渐因一再遭遇挫败而失去勇气。出于这个原因，孩子经常有一个执拗的时期。这时，本应该是帮孩子培养规则意识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我们小家庭的制度和当今教育方式的缺陷，不经过一番艰难对抗，我们很难达到这一目标。
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孩子的行为是无意识的。他的一举一动并非基于语言层面的有意识思维。然而，他的行为仍是有意图的、有目的性的。对于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孩子的各种行为目的都显而易见。但是，孩子本身却很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尤其当这些目的是针对他所在的环境的时候。比如，他意识到自己想要一个球、一杯水，或想上厕所，可是他却意识不到自己想要得到关注、想要展现他的力量。这种意图同样是清晰可见的，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了解孩子，就必须认真地加以辨识。
起初，孩子的行为是自发的、随兴的、凭经验的，而且各个行为之间并无关联。随着他的活动范围和理解能力的不断扩大和增长，他开始更多地理解了他行为中蕴含的含义和重要程度。他逐渐意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开始领悟社交游戏的基本规则。如果他在自己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感觉不到任何敌意，他会自然而然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家庭中的各种规矩。但是，在目前的普遍状况下，孩子觉得捍卫自己的地位比调整自己遵守规矩更重要。为了弥补自己不够稳定的社会地位，他拼命想要获取某种优越感，而他的这些努力最终注定会与社会道德规范冲突。如此一来，他以后的发展只会通往两个方向。
他可能变得非常抗拒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甚至于忽视作为家人的共同利益，并毫无集体感。接下来的后果，便是毫不掩饰地反叛。他会抗拒一切要求、指令、规矩，拒不接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道德意识无法得到应有的成长。他不会接受公认的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如果一个家庭本身就与社会格格不入，父母和家人都不认同何为正当行为的公共标准，那么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类似情形，缺乏应有的道德意识。
孩子另一种表达敌意的可能性更为常见，而且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常态。这样的孩子仍然会依恋父母，也会接受各种法规和秩序的要求。他培养出足够的道德意识，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且也会努力遵从。他的这种“大众常识”表达了他对群体的归属感；他的想法大体上与众人是一致的。但是，这并不阻碍他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哪怕他那么做违背了“更好的判断力”，违背他所接受的常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是按照自己的“个人逻辑”行事的，也可以称为他的“个人意识”。他明明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假如他那么做能为自己赢得想要的，他就会去做，哪怕明知不该那么做。孩子会假装按规矩来，但是只要规矩妨碍了自己获得的地位和声望，他就会把规矩置之脑后。只有在他的声望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他才会循规蹈矩。
这种“大众常识”和“个人意识”之间的冲突，不仅是孩子身上的突出特点，在成年人身上也不例外。我们只承认自己心中那些符合社会规范的意图。某些为了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意图而做出的行为，我们会“相信”那并非出于我们的本意，只是一种没有多少理由或征兆的“冲动”。由于这样的意图是反社会的，所以我们不肯为此承担责任，否则就没法保持我们“善意”的表象。因此，我们会寻找各种借口，为这种令人困惑的行为、冲动或情绪进行辩解。
孩子通过他们的体验发现了借口的价值。无论他做错了什么，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那么来自父母的批评和惩罚就会减少一些。父母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借口，因为他们也需要依赖这样的借口。没有什么能比孩子公开承认他的不良意图更让父母感到糟糕的，他们无法容忍这样的公然反叛。只要孩子肯找个借口，这至少说明他还愿意维持表面的和谐。比如，孩子打碎了某件东西，如果他表示抱歉，并说他是不小心把这件东西从手里滑落的，那么这远比他说，他对妈妈感到生气想要故意砸掉东西要好得多。虽然毫无疑问后者才是他的真实意图，但孩子自己却可能没有意识到是这么回事。如果此时问他为什么要干坏事，他可能给不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很多情况下，他会说他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往往会激怒父母，认为该好好管教孩子，可这的确是孩子的实话。若孩子给出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那无非是他的搪塞之语。他之所以会找些借口搪塞，有可能是为了让父母少责骂自己几句，也有可能他当真是这么以为的。通常，孩子编造借口是为了让父母少生气。但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道德意识也进一步成熟，他会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替自己找借口。
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儿，抗拒霸道、过度保护她的母亲。母亲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不讲信用。比如，她去邻居家找小朋友玩儿时，从来不肯按时回家，母亲去找她时，在她承诺玩儿的地方从来找不到她。小女孩儿非常聪明，也很坦率。我们问她，是愿意按照妈妈的要求做事，还是只做她想要做的事。她令人惊讶地回答，她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问：“妈妈告诉你该做什么时，你会怎么做？”她回答：“那我不会听。”问：“那妈妈要你听她的呢？”她回答：“那我也开始说话。”问：“你妈妈这时会怎么做呢？”她回答：“她会告诉我说，要安静，听她说。”问：“然后你会怎么做呢？”她回答：“然后我会忘掉她告诉我的话。”孩子在坦率承认她的意图时毫不费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她依然热衷于向母亲展示谁才是真正的“老板”，她的良知最终将承受不住她的真实意图。那时，她可能会学会隐藏她的真实意图，并运用她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的“神经失调”为借口。她可能会患上说话强迫症，克制不住说话的冲动；也可能会患上真正的健忘症，而不再是假装忘记。
道德意识和自觉意志只是整体人格的一部分。它们的发育，是与孩子学习说话、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能力同步进行的。道德意识，或者说善恶意识，是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然而，其教育意义往往被家长高估。口头说教往往只针对孩子的道德意识和良知。这样的教育必定把孩子人格的所有其他方面（情绪、习惯、冲动）都划分到他的自觉意志和知识范畴之外。由于孩子本身的行为动机往往得不到理解，孩子也对说教抗拒不从，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不可救药”的缺点归咎于遗传因素、无法说清的本能，或者是深奥莫测的情绪冲动。然而，孩子人格上的这些表现才是他真实意图的体现，孩子不愿承认正是因为他的举动本就违背了自身的道德意识。如果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错了，我们应该指出他犯了错误。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自己其实非常明白，因此用良知来提醒自己是多余的——还不只是多余的，实际上更是有害的。这会加剧孩子“大众常识”与“个人意识”之间的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在孩子做出不当行为时就已经出现了。对孩子说教、跟他讲道理，只会令他内心越发愧疚，这是这个时代最容易被误解的心理机制之一。很少有人认识到内疚感不是悔恨的表达，相反它是为接下来继续不当行为做铺垫。内疚感只会出现在那些假装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抱歉，并打算以后还要做的人身上。不管一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多么后悔，只要他现在愿意做正确的事情，他就不会产生内疚感。我们必须将内疚感与积极悔悟区分开：前者总是关注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考虑接下来应该怎么好好去做。孩子可能意识到他做错了，但他意识不到是哪些意图导致了自身的行为，所以他会继续保持那些不当意图，这又导致他重复相同的错误。因此，增强孩子的内疚感只会阻碍他的进步。我们要做的不是对孩子说教，而是要让孩子意识到他的真实意图。
向孩子揭示他的真实目的，往往能立即改变他实现目标的方式。一旦孩子意识到他的意图是反社会的，他就无法协调这种意图与他已经发展的道德意识。孩子还没有形成复杂的自我错觉，而成年人可以利用合理的借口来欺骗自己，从而安抚自己的良知。我们很难让成年人意识到他们的真实意图，即使他们的行为明显指向相反的方向，他们成熟的合理化模式也依然能使他一直相信自己的良好意图。假如有个小孩子坐在椅子里来回扭动，这时我们告诉他，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吸引关注，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立即停止扭动（如果告诉他扭动不好，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一旦他明白这个动作的真正含义，这个原本用来达到他目的的小动作就不再起作用了。如果他仍然想吸引关注，他会寻找其他引起关注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不过，他仍然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意图，除非我们再次明确地告诉他。
虽然我们应该认识到道德意识的价值是有限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应该认识到培养孩子道德意识的重要性。缺乏充分的道德意识，便不可能适应社会生活，也没法与他人和谐共处。然而，仅凭道德良知仍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善于识别、监督，必要时激发孩子的“个人意识”，促使他改变生活方式。否则，孩子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人生观，选择不利于与人和谐相处、不利于个人幸福的方式来获得他在社会上的位置。
孩子的不当行为，只是让我们看到他形成的错误观念。说教、指责或要求他讲道德，都是徒劳的，无法影响他的冲动情绪。只有当他的意图和观念不再与他的道德意识和良知相悖，而是能与社会责任一致时，这些才会发生变化。正确的社会态度本身足以带来自觉意志和情绪冲动的整合。一旦“个人意识”与“大众常识”相一致，道德意识与情绪冲动之间的所有对立就会消失。
家庭星座
，影响孩子的品格发展
父母和老师的态度是造成孩子自卑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孩子在兄弟姐妹中的地位，对他品格的形成与发展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会对双方的发展都带来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两人竞争，更会造成两人典型的人格差异。两个孩子中缺乏勇气的那一方——可能是被宠爱的、身体较弱的，或者在某些方面被忽视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败主义者。
若父母因为其中一个孩子是男孩儿，或者特别体弱多病而格外予以重视，这会更加雪上加霜。老大往往因父母不能理解他，因为家里新添了一个小孩子而增加敏感与敌意，最终不得不争夺自己的地位。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孩子异常迅速的成长或是掌握某种超凡的能力，在另一个孩子眼中看来，很可能变成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
因此，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会刺激他们做出各种各样的尝试，并激发他们某些特质和品格的发展。第二个孩子通常更活跃，不论好事还是坏事都干得更多，仿佛要弥补与老大相比所欠缺的时间。另一方面，老大可能因为害怕自己以后还会被再次“篡位”而不能释怀，并形成困扰终生的问题。
到第三个孩子出生时，老二就变成了夹在中间的孩子。开始时，他可能以为从此也能享有当初老大凌驾于他之上的那种优越地位，但很快他就会发现，这个新生儿有某些他所没有的特权。这样的结果便是他这个夹在中间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完全被人漠视，而且是个受气包。他既没有老大的权利，也没有小宝宝的特权。除非他能成功地超越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否则他很可能一生都会坚信人们对他不公平，坚信他没有立足之地。
出于这个原因，老大和老三常常会结成联盟，对抗他俩共同的竞争对手。结成同盟的孩子往往会表现出他们在性格、气质和兴趣上的相似性，而属于竞争对手的孩子则往往呈现出性格上的根本差异。第四个孩子往往跟老二更为相似，也就是说，跟老二结成盟友。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因为孩子之间的联盟与竞争往往取决于不同家庭中孩子之间建立和维护关系平衡的不同方式。每个家庭的情况都千差万别。
独生子往往从人生一开始就特别艰难。整个童年期间，他就像“巨人国”中唯一的小矮人一样，在一群能力远超于他的人当中生存。出于这个原因，他尝试和开发各种技巧和能力，让自己在没做出什么成果的前提下获得成年人的关注和赞许。无论是施展他的魅力和优雅、温柔和可爱，还是借助身为弱小者所特有的无助、害羞、胆怯，总之他很容易掌握吸引成年人的兴趣与关心的诀窍。独生子往往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除非他出场时能确保自己的独特地位。
最小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独生子，也有些情况，他的位置类似于老二刚出生时的情形，因此他可能产生一种向前赶超的强烈冲动。这种超越其他孩子的努力有可能非常成功。身为家中的老三，他不得不用一整套的伎俩来掩饰自己作为家中最小孩子的处境，所以常常非常机灵、有创造力。
在有多个孩子的大家庭里，孩子之间显著的年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家庭内部自发形成几个小群体或小派系，每个小群体又会作为一个整体承担着老大、老二或中间孩子的角色。继前一个孩子之后多年才出生的孩子，通常会形成一些与独生子相同的特征。
一个孩子若是因为某种原因而与家中其他孩子截然不同，那么他要想培养出与他们的归属感可能很困难。比如，一家子男孩儿当中唯一的女孩儿，或者许多女孩儿当中唯一的男孩儿，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长相丑陋的孩子，或者体弱多病的孩子，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若一个孩子有格外显著的优势，也可能阻碍他社会兴趣的发展。父母必须明白，给予孩子太多的称赞也可能会造成他的自卑感。比如，一个格外招人喜爱的孩子，在参加需要动手动脑的活动时很容易受到打击，因为对他来说，靠外表赢得认可和青睐，远比靠实际的成果要容易得多。虚荣心导致他期待不断的赞赏和夸奖，若是他无法轻易得到赞赏，或者无法确定自己能得到赞赏，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努力。
每个人的人生起点都是不同的。不可能有发展背景完全相同的两个孩子。因此，养育问题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哪怕是在同一个家庭里也不例外。
父母可能认为，他们养育孩子的做法是一样的，所以孩子后来之所以会长成不一样的人，一定是因为某些遗传上的差异。但是，在这点上他们完全错了。首先，父亲和母亲做不到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想要做到完全公正，总会有某个孩子比其他孩子更亲近父亲或者母亲。
即使父母能够一视同仁对待所有孩子，孩子们也会因为家庭位置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和冲突。因此，每个孩子都会对父母做出不同的反应，对他所处的整体环境做出不同的反应。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童年，并因此建立一个绝对只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计划。家族星座的影响力非常大，两个不同家庭的最小的孩子，他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相似度，比在同一个家庭中的老二和老三更像。
孩子在制定人生计划时的体验各不相同，数不胜数。我们不可能把它们都逐一辨识出来，不过我们却可以努力理解孩子从他的人生体验中得出的结论。想要帮助孩子重新调整他自己、促使他做出真正的改进，那么理解孩子的自我认知，是我们能够对症下药的唯一基础。
[1] 为了更好地帮助你了解我们采用的心理分析术的理论背景，以下书籍可供你参考：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所著的《理解人性》（ 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引导孩子》（ Guiding the Child ）、《孩子的教育》（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亚历山德拉·阿德勒（Alexandra Adler）所著的《引导不合群者》（ Guiding Human Misfits ）；舒博斯和戈德堡（N. E. Shoots & G. Goldberg）合著的《心理失调儿童的矫正治疗》（ Corrective Treatment of Unadjusted Children ）；欧文·韦克斯伯格（Erwin Wexberg）所著的《个体心理学》（ Individual Psychology ）、《焦虑儿童》（ Your Nervous Child ）以及《我们的孩子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Our Children in a Changing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