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教师的角色

无论老师是否愿意，无论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早已陷入学生与他的权力之争中无法脱身。我们的学校正展开着一场场权力之争。

过去，教师的角色任务就是“教书”，传授孩子们应该学习的知识。如果孩子不肯吸收，学习的过程也就无法进行下去。不过，外界的压力可以督促孩子用心学习。在专制社会，这种做法的确曾带来过很好的效果，因此，大多数进入学校的孩子，都能学到一些知识，能有所进步。

而今，这些做法已经无法起到预期的作用了。学校开始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白丁”，因为学生们根本就不肯学习。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还需要懂得课堂知识之外的知识。过去，教学材料几乎一直是以同样的方式呈现给学生的，孩子也是被逼着学习的。然而到了今天，要不要学习成了孩子自己决定的事情。逼着他们学习，用心良苦，不但不会有好结果，反而会增加他们对学习的抗拒。

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普遍现象，并且正在努力地纠正。教学方法上的改进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远远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学生对所学内容突然有所领悟的愉快体验，在现在的课堂上已经很难见到。我们对学习过程的认知显然尚且不足，不过，有迹象表明，学习理论即将发生重大突破。与孩子上学之前吸收知识缓慢相反，他们入学后能轻轻松松地吸收知识，这一新的认知很可能极大地促进教育理论上的新突破。我们目前的做法浪费了孩子幼儿期巨大的学习潜力，因此，有必要对教学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并且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开始实行。 ^[1]

毫无疑问，好的教学方法的确能增强教师传授知识的能力。但是，没有任何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孩子克服对学习的抗拒心理，除非教师能理解孩子的心理动机，并且知道在必要时如何改变他的心理动机。任何一位教师都可以通过学习心理学和群体心理学来获得这些能力。不过，有些人也不需要学，他们有一种所谓“天生”的能力，只凭自己的直觉和同理心，就能知道孩子需要什么、想要得到什么。然而，我们不能只依靠有这种天生能力的教师，毕竟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所有的教师都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知识，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增加教师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内容。

我们经常能听到针对上述建议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教师的工作已经不堪重负，我们怎么能再要求他们承担额外的责任呢？毕竟，养育孩子是家长的责任，让孩子有努力学习的动力、有得体的良好行为，都是家长的职责。可是，站在老师面前的孩子，是因为不同家庭教育而各有优缺点的孩子，他们在早期成长阶段已经形成了各自固定的行为模式。老师是否有能力消除孩子在家庭和社区中已经受到的、并且还在继续受到的不利影响因素呢？根据我们的经验，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名教师，如果没有时间去理解孩子，去改变孩子的错误行为、目的，那么他必定要在一个个令她头疼的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而且他不一定有能力从根本上影响那些孩子。如果他经过培训，已经掌握了相关的知识与技能，那么她不但能缓解孩子的抗拒心理，还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孩子身上来自校外的有害影响因素。

我们不能责怪老师教不好学生，因为他本就不曾获得合适的知识和工具。他作为一个老师其实已经很优秀了，只要孩子肯学习，愿意好好表现，他就能教好他们。但是，一旦孩子不肯合作，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除此之外，他还面临着许多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的压力和要求。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老师面临的五个主要方面的冲突——与孩子、家长、校长、社区以及与自身的冲突。

与孩子的冲突

大多数教师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愿意付出心血激励学生学习。当他接到教学任务时，心中都会制定出一个明确的目标。过去，进入学校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必须”好好学习。今天“必须”二字对他们还管用吗？可以肯定地说，不管用了。孩子们从过去对权威的顺从，到如今日益加剧的反抗和自主，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而且与民主的进程有关。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上学？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那是法律上的规定，还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朋友在那里。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上学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让老师的日子尽可能地不好过。对这些孩子来说，这是一场挑战老师权威的游戏。也有些孩子的确是去学习的，但是他的目标却并不正确。他只想要出人头地，可以有资格看不起那些不如他成功的人；或者只是为了取得好成绩，上大学，以便能赚更多的钱。也有些孩子是真心喜欢学习，为了快乐而学习，这种情况在低年级的孩子中较为常见，但是到了五年级前后，第一个抗拒学习的高峰期就来了，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孩子们对学习不再是真正感兴趣，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考试及格而已。之后，对学习的抗拒情绪会一再增加，直至最终辍学。他们如今已经学会了如何不学习的技巧。

无论老师是否愿意，无论他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早已陷入学生与他的权力之争中无法脱身。我们的学校正展开着一场场权力之争。

两代人之间的战争，与我们的文明一样久远。但是，由于社会一向维护成年人的权力，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控制的反抗，便一直在暗中进行。随着民主意识的日益进步，随着人人平等信念的延伸，权威者对位卑者的控制权在不断地缩减，每个人都在争取自己做主的权力，都不愿再对专制统治者卑躬屈膝。二战之后，以前所有被迫屈居人下的群体都开始要求平等待遇，包括女性、有色人种、劳动人民以及儿童。如今，冲突已经公开化，只要我们还没学会如何平等相处，冲突就会变得越来越激烈。目前只有少数教育工作者意识到，这是我们与孩子打交道时往往会陷入困境的原因所在。

维内肯，德国教育家，威克斯多夫“免费学校社区”的创始人，早在1910年就已经指出，我们的校园生活经常陷入战火中，教师和学生分裂成两大武装阵营，相互敌对，尽管在敌对程度上各个学校会有所不同。 ^[2] 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德国的事情，美国也不例外。1950年，玛丽亚·蒙台梭利在去世前不久，向成年人和孩子们提出了感人肺腑的恳求，希望双方能就此休战。她看到教育领域已经处在一种战争状态中，那是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战争。 ^[3] 教师变成迫害孩子的人，尽管这种迫害是无意识的行为。这种冲突也不仅局限于校园内，而是无处不在，甚至是在家庭中。

科瓦拉希亚斯谈到孩子有“犯规的惯性”。这个惯性的一方面是孩子早上不肯起床，晚上不肯睡觉，是从不愿收拾和爱护自己的东西，是与兄弟姐妹没完没了地打架，是太贪吃或者不肯吃，是不肯洗澡，不爱写作业，等等。 ^[4] 换句话说，这些是美国孩子的“惯有”行为。而惯性的另一方面则是青少年犯罪，是他与整个社会的公然开战。这“犯规的惯性”与“青少年犯罪”的区别，只不过是抗拒程度的深浅不同，后者更加激烈。

老师在课堂上遭到抗拒，他无法实现最善意的目标，也破坏了他进入教师行业时崇高的理想，他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却遭受挫败。与孩子的冲突可能从一年级就开始了，甚至是幼儿园。如果老师遇到一个不能安静地坐着或者集中注意力的孩子，那便意味着冲突已经开始。（其实不该说孩子“不能”安静地坐着，老师其实知道，他只是“不肯”安静坐好或用心学习。）

教育工作者很少有人接受过理解孩子不当行为背后动机的培训，由于解释孩子的行为是每个人的天性，所以，用贴标签来解释孩子的行为便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于是，我们给孩子贴上各种标签，幼稚、懒惰、消极怠工、喜欢做白日梦、只有三分钟热度，等等。然而，这些标签并没有解释孩子的行为，只是描述而已。

最近的研究成果，又为老师增添一些可以帮助他理解“问题孩子”的“解释”。首先是对低智商的担忧。智商测试仍然是评估孩子能力的最常见的方式。常规智商测试表面上提供了一些貌似重要的信息，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事情。假如测出一个孩子的智商数太低，可能人人都不会再对那个孩子抱有太大的期望，结果只会加强孩子的挫折感。假如测出一个孩子的智商数很高，一旦这个孩子不肯发挥他应有的能力好好学习，老师就会灰心丧气。实际上，我们目前的测试方法，很难衡量孩子的真实能力，包括创造力和自由发挥能力，甚至无法对孩子的智商水平做出准确的评估。只有真正地理解这种测试的局限性，并能明智地加以采用，智商测试才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还有一些研究结果为老师无法教好某些孩子提供了一定的“安慰”。比如，有研究表明，男孩子比女孩子发育慢一些，因此到了六岁，男孩子还没到识字启蒙时期。于是，有人开始考虑将男孩儿的阅读启蒙推迟到八岁。实际上，在欧美文化之外的一些文化中，男孩儿基本在四岁开始接受启蒙，但我们对此的解释是他们并不知道男孩儿的发育比女孩儿慢！然而，现在我们已经发现，孩子识字启蒙的最佳年龄，很可能是在两岁半到三岁之间。

有些一年级老师成功地教会了全班学生识字，可有些老师却没这么幸运，于是，“阅读障碍症”的说法，尤其是“左脑为主”和“右脑为主”对学习能力的影响，也给老师带来些许安慰。如果孩子过于好动而且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可以将这种行为解释为“多动症”，有轻度脑损伤，老师对此无能为力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一种新解释，因为从小的“文化剥夺” ，大量贫民子弟患上了“学习障碍症”。不过，一旦老师们学会了如何理解孩子的心理动机、个人逻辑、行为目的，以及如何改变它们，这些诊断孩子是否有学习障碍症的做法能否继续下去，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如此一来，老师就不再因为孩子的抗拒而感到沮丧，反而会发现自己有能力给孩子带来正面的影响，不论孩子是否有学习障碍症，老师都有能力帮他克服。

老师在与学生打交道时经常会遇到进退两难的困境：他对学生应该多严格？应该多宽容？我们会在两者之间不停地左右摇摆，并认为这样可以找到最为恰当的折中办法。然而，这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正确答案在于民主，一个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民主式课堂，既不需要在严格和宽容之间不断左右摇摆，也不需要寻找折中办法。关键在于，老师要学会如何配合孩子的需要。这样，孩子们就不会把老师当作斗智斗勇的对象了。

目前，教师的做法仍倾向于遵循旧有的专制原则，也就是说，用“分而治之”的方式操纵学生。他们跟听话的学生一起打击不听话的学生，跟“好”学生一起打击“坏”学生，于是师生之间的对抗一步步地扩大。而“好学生”与课堂上某些“不良因素”的冲突，也导致学生之间越来越多的仇恨与敌意。

许多教师担心的是，如果他们不强制学生听话，课堂就会陷入无序状态。但是，强迫孩子顺从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老师越是尽心竭力，就越会制造出更多的抗拒。孩子们不会因为被羞辱、被压制就甘愿合作，相反，他们只会变得更叛逆，更充满敌意。不知不觉中，老师不再一心为学生着想，而是要一心捍卫自己的权力和权威。他内心充满沮丧、恼怒乃至怨恨，不再是学生的指引者和教育者，而是变成了一个“角斗士”，为他的权力、地位、脸面、优越感而战。这种情况下，他已经认不清自己，也认不清眼前的局面，更不可能明白正是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了学生的糟糕行为。

与家长的冲突

每个老师，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的老师，会尽量跟每个学生家长都见见面。如果孩子表现良好，这样的会谈自然是愉快的；如果孩子表现不好，老师与家长之间可能会出现对抗战。一方面，老师可能会责怪家长，要求他们多多管教孩子，促使孩子在学业上或行为上做出改进。他还经常要求家长承担起帮助孩子学习的任务，尤其是督促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这样要求的结果，不但会大大加剧学生家庭内部的矛盾，还会加剧孩子对学习的反感。毕竟，父母若是真的知道如何用有效的方法给孩子造成有益的影响，他们就不至于陷入如今的困境中了。父母通常是最不适合承担改造学生这一重任的人，他们的做法往往会使状况更加糟糕。

另一方面，家长则认为是老师不称职。他们认为老师该知道如何教好孩子，最重要的是，他们指望老师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孩子取得好成绩。他们还期望老师能够知道该如何应对孩子的不当行为。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相互踢皮球的老把戏。有一条在父母身上常见的普遍规则是：母亲越是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孩子，她就越是“知道”父亲应该怎么应对孩子。这条规则同样适用于老师和家长之间。如果老师在教导学生上能够卓有成效，他就不需要抱怨父母没能好好配合她的工作了。可是，他又能指望得到些什么配合呢？

很不幸的是，老师固然可以对父母提出要求，但他却无法告诉他们该如何成功地完成他交代的任务。除非老师已经接受过有关家庭教育体系的培训，否则他无法向家长提出真正可行的建议。一旦老师懂得父母有效影响孩子的方法，他将是最适合把家庭教育知识传授给家长的人。文化已然变迁，传统的育儿方式已然过时，家长需要掌握在民主环境中养育孩子的有效方法。帮助父母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没有谁能比老师更为合适，因为他已经熟悉了用新的、有效的方式来影响孩子 ^[5] 。

我们不难理解，老师为何经常抱怨家长不肯合作。我们也不难想象，老师越是希望家长能好好地配合他的工作，家长越不愿意与他有更多的接触。最容易让家长对老师产生反感的事，是老师频频给家长递字条，美其名曰“爱心条”，“乔尼没有把作业带回来。”“乔尼不肯安安静静地坐着上课。”“乔尼总是在那里做白日梦。”“乔尼又和其他孩子打架了。”等等。

老师向家长递字条的做法，早已司空见惯。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您问老师，他会告诉您，因为父母想要得到这些信息。但是，老师做的都是家长想要的吗？当然不是。于是，他又会说，这些是父母应该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呢？老师真的希望家长能促使孩子做出改变吗？如果老师诚恳地扪心自问，他其实明白，这些字条并不能给学生带来任何改变，毕竟他之前早已不知递过多少次字条了。那她又为什么要递字条呢？在我们与老师的讨论中，这一点已经得到了非常明确的答案。老师觉得在课堂上有些孩子让他倍感挫折，因此要给他们在家里制造点儿麻烦。这点儿小心思倒是达到目的了，但这么做完全无益于改善他和家长的关系，尽管父母会在老师的逼迫下不得不教训一下自家孩子。

与校长的关系

校长除了行政方面的工作之外，还必须监督课程安排和教学进展。对老师来说，校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帮老师处理令他头疼的学生。每当他觉得实在应付不了时，他就会把学生送到校长那里去。但是，校长又会怎么做呢？

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大多数校长能起到的作用实在令人担忧。因为没有接受过儿童心理学方面的训练，也不熟悉有效影响学生的恰当方式，校长大多会用传统方式来维持纪律，也就是责骂、说教、威胁以及惩罚。这样的校长，看上去很像是最后的独裁者，他有权利也有责任发号施令，执行规则。许多校长也认为自己担当的角色就是这样的“最后独裁者”，而且确信不听话的孩子就该挨顿板子。

毫无疑问，这种激进的方法有时会产生不错的效果，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孩子果然改进了，乖了一小段时间，但这种教育方法的危害性却往往无人留意。很显然，所谓的改进仅仅是表面上的效果，否则的话，类似的挑战就不会一再重复了。更糟糕的是，这种权力的展示只会强化孩子已经得出的结论，即权力和力量才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见识了强大的力量之后，孩子就会用自己的力量跟老师对战，而且卓有成效，直到老师满心绝望地再次把他送到校长那里去。

很明显，校长也需要参加驻校心理辅导员接受过的那种培训，才能在理解孩子、纠正孩子行为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过去，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属于驻校心理师和辅导员的职责。孩子出问题时，就请他们出面去帮助那个问题孩子，也帮助老师懂得那个孩子需要他怎么做。但在我看来，校长和教务长比辅导员更需要培训。如果校长、教务长能充分地掌握引导孩子的有效方法，他们就能给老师也掌握这些方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这样一来，每当老师奈何不了学生时，他无须害怕上司会给他差评，而是可以坦然地期待上司给他几条真正有用的、好的建议。

校长常常会被夹在老师和孩子中间，虽然他自己可能还没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此时的处境，类似于一位因孩子行为不当、被老师揪住告状而倍感苦恼的母亲。这时，母亲要么跟孩子站在一边共同对抗老师，要么站在老师这一边共同对抗孩子。不论站在哪一边，他的影响都只会使情况更加糟糕。校长也是如此，他会倾向于支持其中一方，尽管他的态度可能更含蓄、更隐晦。他也可能会做出类似父母在和孩子吵架时常常会做的事情，也就是当法官，找出谁对谁错，好像这样就能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然而，任何一场类似的战争，往往双方都是有道理的，也都是有错处的，想要找出究竟谁对谁错并不能消弭双方之间的战火。

这就让我们回到了校长最关键的职责上。他会营造出整个校园的氛围：让学校充满祥和或者冲突。正如老师需要全班同学同心协力，校长也需要全体教职员工目标一致、齐心协力。不光老师需要掌握利用集体力量的技巧，校长也同样需要掌握这些知识。他需要与教职员工定期会谈，否则就很难对他们有效地施加影响。在教导不愿学习的孩子、满心敌意的叛逆少年时，老师肩负重担，他需要来自上司的理解和支援，而不是横加指责。

如果没了支援，老师独自一人承担起教学和纪律两方面的任务，遇到困难时，老师往往会害怕遭到校长和教务长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会希望校长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假如校长解决不了老师与学生和家长的冲突，老师可能对校长感到失望和不满。于是，在老师与学生、家长的矛盾中，校长成了所有人都会瞄准的靶心。虽然他会尽最大的努力解决这些矛盾，但由于他缺乏应有的培训，结果往往只能使事态得到暂时的缓和，而冲突各方之间的矛盾会变得越来越深，彼此之间的对抗和不信任也越来越深。结果，校长也不禁对令他陷入困境的老师和家长心生怨恨，更别提从他们身上汲取到鼓舞的力量了。

与社区的矛盾

大多数情况下，社区各方的期望与教师的教育目标并不冲突。然而，在不少社区里，尤其是在种族繁多或是家境条件差异很大的社区中，老师很少会被社区各方视为朋友，相反，他往往被看作是爱挑剔、耍威风的掌权者。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与课堂上类似的情形。老师本身是优秀的，但不断遭遇抗拒和敌意，往往会变得很无助，甚至是愤怒。对学校能够取得的成果，社区各方可能抱有并不现实的过高期望，如果学校想要实施新的观念和教育方法，也往往会遭到社区各方的反对。

学校的权利与义务，社区的权利与义务，这两方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不平衡。按照法律规定，父母有义务送孩子上学。但如果一个学生令学校无可奈何，学校就会自行开除他。那么，父母是否有权利要求学校为那个孩子提供必要的教育呢？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即使家长有权利要求学校这么做，学校也很可能会让他们失望。因为不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家长，都缺乏应有的培训，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应对陷入困境的孩子。我们还看到，仅仅指责校方或者社区孰对孰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双方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既能统一认识又能协调利益的方法。可是，各方都不知道这种技巧，都还没学会如何通过协商而不是对抗来解决矛盾。

通过学生家长的种种反应和行动，老师也感受到来自社区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老师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屈从，什么情况下要坚持，这是非常难以抉择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老师如何才能在不触发更多的对抗、不让情势更加恶化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立场。而这些，同样取决于老师的态度：他能够化解压力，还是感到愤怒；他是得意于自己的高高在上，还是觉得遭到了别人的轻视；他是只想随波逐流，还是愿意担当起领导者的责任。他能做出多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他怎么看待自己。

与自己的斗争

摆在老师面前的，是事业之路上的障碍。他的权威常常受到学生的威胁，让他觉得有必要严加捍卫。殊不知，在我们这个年代，越是想捍卫自己的权威，就越是会成为众矢之的。每当他没有办法“驱使”孩子好好学习或者好好表现时，他就会深感愧疚，觉得每个孩子在学业上或行为上的失败都是他的责任。他千方百计想要激励孩子迎头赶上，但他能找得到的有效方法却寥寥无几。更糟糕的是，虽然他缺乏的只是知识，但他认为自己缺乏的是能力，他注定失败。

对失败的恐惧是他事业上的另一个障碍。当今社会处处充满焦虑，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人都担心自己还不够好，害怕自己不如他人。这种一切以成败论英雄，优胜劣汰的衡量标准，在当代的教育体系中根深蒂固。老师几乎是不得不把优劣的“尺子”强加到学生的头上，他自己又怎么能从中解脱出来呢？

如果他想要自由自在地发挥所有的能力，他就必须首先从这把“尺子”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若一味追求完美，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否则就会出错。如果老师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必须紧盯着每一个瑕疵，他又怎么可能鼓起敢于不完美的勇气呢？

如果不允许老师犯错误，那么他就不能随机应变，而这种能力是与孩子打交道时必不可少的能力之一，毕竟孩子天生就富有创造力，特别善于自由发挥，包括拿自己无尽的创造力来对付老师。老师也经常任自己成为孩子的攻击目标，而孩子也的确有本事让他一败涂地。

只要他很在意自己作为一名老师是否已经足够好，他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实际上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很出色的好老师，能引导学生与他合作、好好学习、服从纪律。然而，如果他在一番努力之后倍感挫折，发现自己不能成为一名好老师，他就有可能会成为一名糟糕的老师，跟学生对抗，向学生施暴。此时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开除那个学生，或将他调换到另一个班级去。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现象，我们在老师身上常常看得到。这是老师自己心气儿太高的结果。大多数老师会心气儿太高，不能容忍有天赋却不好好发挥能力的孩子，认为人人都应该全力以赴。

出于这个原因，老师很难做到对每个孩子都不偏不倚。然而，要对孩子的行为做出正确的分析和理解，需要有局外人的心态。若是老师任由自己陷入愤怒、烦恼或挫败等情绪中，作为教育者难免会冲动行事，而且开启防御心态，以守护自我为中心，而不再以教导孩子为中心。

类似的矛盾与冲突也会出现在与其他教师、校长、家长或社区人员的关系中。如果老师把自己定位为权威人物，认为别人都应该听从他的指令，那么，但凡有人对他提出批评，都可能被他看作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矛盾牵扯到个人价值、名声和地位，那就注定无法妥善解决。若是这时他能不把心思全放在捍卫自身利益之上，而是能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那么他是可以从自我恐惧中解脱出来的。如果他能放下恐惧，不论发生什么都从容以对，那他就不再囿于自我防卫，可以专注他完成自己的工作。要做到这一步，对老师来说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然而，一旦他能从内心解放自己，他就能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学生，也传授给他们一种健康的生活哲学理念。

[1] 我们目前的课程形式很可能也需要修改。卡尔顿·沃什伯恩（Carlton Washburn）所著的《活生生的教育哲学》（ A Living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纽约，约翰时代出版社（John Day），1949。］一书中，认为在教学中减少“朽木不可雕”者的最佳做法之一，是对所有课程内容严格考核，以检验孩子吸收了多少有价值的内容，激发他们对成就感的热情追求，从而促使学生主动学习。

[2] 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学校与青少年文化》（ Schule und Jugenkultur ），德国耶拿，迪德里希出版社（Diederich），1920。

[3] 玛丽亚·蒙台梭利，文章《教育中的休战》（ Disarmament in Education ），《蒙台梭利》杂志（Montessori Magazine），第4卷，第9—12页，1950。

[4] 威廉·科瓦拉希亚斯（W. C. Kvaraceous），《违法行为》（ Delinquent Behavior ），华盛顿特区，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59。